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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現代文學史與思想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大家，魯迅受人崇仰最多，也議論最多。　魯迅的早逝并未如其所愿的“埋掉，拉倒”，也并非如日本學者竹內好所謂的以死解救　了對立，消泯了論爭(《魯迅》第8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實際上，后世　學人在慨然而生“千古文章未盡才”的浩嘆之時，對其生前身后的命運也一直有“是非　蜂起”的論爭與猜測。作為魯迅的后人，周海嬰的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以大量親聞　親見的一手資料，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隱情，破解了一些困擾魯迅研究的歷史謎團，　意義甚殊。因為，這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史料問題(周海嬰在資料方面自然具有獨特　的優勢)；更重要的是，“事實”的揭示與如何揭示本身就包含著“求是”亦即真理求　索的嚴肅意義。比如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的題目，就需要思想的勇氣。　在我看來，周著更重要的價值就體現在一種“拋棄顧慮”、大膽直書的精神，也正是在　這一點上，周海嬰真正承續了乃父最基本，也最可貴的精神原則。但同時，我們亦須注　意，秉筆直書雖然是歷史書寫的一個最重要的要求和原則，但它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完備　的事實考證。而且，事實也不等于結論，必須經過嚴密的邏輯分析與論證過程，否則，　即使列舉很多的事實，也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結論。如果求全責備的話，我覺得周著的些　許欠缺就在于個別地方的“大膽假設”似乎多于“小心求證”。比如在對魯迅之死的解　釋上，認為給魯迅看病的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有謀害的嫌疑就顯得思慮不周，情感臆測　的成分大于事實分析。不過應該看到，著者畢竟不是學者，其“拋棄顧慮”的“實事實　說”的勇氣，表明只是“懷疑”，“以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的坦誠，已殊　為不易。周海嬰根據個人的意愿來回憶往事，書寫自己心目中的魯迅，罅漏難免，他人　可以批評，卻沒有權利苛責。因而，本文只算是對周著的一種補充和發揮。
　　魯迅的猝然而去是許多人所意料不及的，這甚至也包括魯迅本人。在耳聞目睹了多次　打著民主、共和旗號的“搶奪舊椅子”的革命游戲后，種種漂亮名頭下的黑暗現實使魯　迅對中國社會有了更為深切的觀察，也使得他對中國未來充滿了深刻的悲觀。但魯迅之　為魯迅，就在于以悲觀的勇氣否定了虛妄的“黃金世界”后，又同樣以一種深沉的勇氣　來承担和挑戰心內心外的死亡與幽暗。所謂“自家有病自家知”，學過醫的魯迅對自己　嚴重的病情當然更應該有所了解。但那種“反抗絕望”的亢奮心態與剛毅氣質在很大程　度上影響了魯迅對自己病情的看法。早在1934年，社會上就風傳過魯迅患重性腦膜炎的　消息，魯迅戲擬一詩作為答復：“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謠言雖然是謠　言，但魯迅嘲弄性的反擊卻的確洋溢著一種戰斗的樂觀氣息。因之，到了1936年，魯迅　在自己的日記中已不斷出現“發熱”的危險記錄，而史沫特萊請來的美國肺病專家鄧恩　醫生又確診其病情嚴重后(“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云云)，魯迅雖然“受　了些影響”，但又“不怎么介意”，再加之醫生又有“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　”的話，他反而增強了醫生所譽的“最能抵抗疾病”的信心。所以當茅盾、增田涉等幾　位朋友看望他時，魯迅是笑著將自己的X光片指給他們看，一面還不免將美國醫生贊譽　的話得意地重復一番。魯迅在病逝前所寫的《死》，被許多人驚嘆為先知的絕唱，但如　仔細品味就可以發現，這篇文章其實充滿了慣常的冷嘲熱諷，那種幽默與樂觀洋溢可見　。這種“樂觀”并非超然于死的“達觀”，正如魯迅的自我調侃：還“未曾煉到‘心如　古井’”的地步。魯迅在文末也說：“這些大約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　，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換言之，如果真的意識到死亡，恐怕寫不出這樣樂觀、　從容的文章來，可惜人們的注意力多放在戲擬的幾條“遺囑”上，而忽視了這條重要的　幕后說明。魯迅的這種樂觀似乎也感染了親屬，在給曹白的信中，許廣平就把“再活一　二十年”當成了一個可信的“好消息”。也許正是這種樂觀，魯迅的忽然去世就讓人難　以接受，也在親人們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
　　就像周作人在愛女若子死后對日本醫生痛加指責一樣，懷疑醫生誤診的情感是可以理　解的，但如果就此認為是謀害就有些過頭了。周書提到，日本醫學界的泉彪之助先生后　來專程到上海魯迅紀念館查閱資料，做出了支持須藤醫生的結論，這就否定了周建人在　1949年《人民日報》上的公開質疑。那么，為什么還要堅持懷疑呢?其實，診斷、用藥　這些醫療上的懷疑，最終都歸結到了對須藤這個人的懷疑上，理由是有人說須藤是日本　在鄉軍人團體“烏龍會”的副會長。姑且不論這個“聽說”來的故事是否和有關內山完　造是日本間諜、“皇軍”獵犬的傳言一樣可靠，魯迅在猶豫后還堅持“叫他看下去”，　可見對其是極為信任的。在《死》一文中，魯迅稱其為“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　”，既可看出魯迅態度的尊敬，又可看出兩人能說得來、非常熟識的深厚交誼。事實也　的確是這樣。查魯迅日記，1932年10月20日有“寄須藤醫士信”的記錄(但魯迅日記的　注釋稱其于1933年方在上海設立須藤醫院，疑誤，待考)，其與兼任內山書店醫藥顧問　的須藤的交往最早應該是在這一時期。兩者最初的交往完全是書信、“邀客夜飯”之類　的朋友關系，并沒有看病的往還。魯迅在初期主要請ｘｉǎｏ@①崎醫院的坪井學士為　周海嬰治病和高橋醫院的醫生為自己治齒。和須藤有了看病的往來，始于1933年的6月2　日，不過第一次是代為馮雪峰的夫人(即日記中的“何女士”)延請的，但從此以后須藤　幾乎就成了魯迅家的私人醫生和常客。先是頻繁地給周海嬰看病拿藥，后來又出現了多　次父子并診的情況，及至1934年與1936年兩次持續“發熱”、“肋痛”的大病，兩者的　交往就更加密切了。僅從1934年算起，魯迅日記提到須藤的地方就有近二百處。長達四　年的交往，兩人的交誼即便不如與內山完造深厚，至少已經相當親密了。在魯迅日記中　，與須藤的關系除了提到治病，還有“邀客夜飯”，多次互贈荔枝、糖果、書畫的這種　朋友性交游的記載。魯迅與須藤也是無話不談。須藤在魯迅去世后，也并非如周書所說　的完全銷聲匿跡了，在一篇紀念文章中，他描述了魯迅的病因，并深情地回憶了與魯迅　“為朋友”的日子。在平日的敘談中，他們不僅談中日關系和文學批評、外國科學的大　問題，還談到孩子的身體與教育，“虔心地禱祝著海嬰康健地長大”，有時還開一些玩　笑(《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載《作家》1936年11月號)。須藤對魯迅“正直”、“　堅強”由衷的欽佩之情在這篇文章中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師從魯迅翻譯《中國小說史略　》的增田涉在回憶中印證了這個事實。他說，我認識須藤醫生，在大陸新村魯迅最后住　過的地方，“時時在旁邊聽來診病的須藤醫生和魯迅關于德國文學或日本文學的雜談”　。魯迅對須藤所說的“最討厭的是假話和煤煙，最喜歡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這類推心　置腹的話，同樣出現在增田涉的回憶文中，也證明了須藤對與魯迅之間朋友關系的描述　是真實的(《魯迅的印象》第55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如果再聯系蕭紅在《回　憶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的須藤經常出入魯迅家中，“連老娘姨對他都是尊敬”的情況　，兩人超乎普通醫治與一般朋友關系的互相尊敬、信任的親密程度已足見一斑。從這一　點看，須藤謀害魯迅的猜測不大可能成立。
　　史沫特萊請美國肺病專家給魯迅診病是一個事實，但周著傾向鮮明的陳述方式也導致　其與所述事實有一定出入。書中提到，鄧醫生認為“治療方法極簡單，任何一個醫生都　會做”，“只要照我說的去做就行，無須我親自治療”，“如果現在就開始治療、修養　，至少可活十年”(《魯迅與我七十年》第60頁)。而實際上，魯迅、許廣平等當事人即　使表示樂觀，也沒有這樣夸張，而是相當謹慎的。首先，鄧醫生在診斷出魯迅的病情極　重后，不可能有“無須我親自治療”這樣輕描淡寫、不合邏輯的說法；而魯迅拒絕了鄧　醫生的開方，理由是不相信歐洲的醫學一定會有“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也　至少說明治療方法不會“極簡單”。蕭紅回憶說，美國醫生“只查病，而不給藥吃，他　相信藥是沒有用的”，也與周書的陳述有異。同樣，許廣平在提到“再活一二十年”的　“好消息”時，是有“如果拖得巧妙”這樣小心的假設，而前提也是對“經過幾次必死　之病狀”的嚴重事實的認證。姑且不論醫生的話是否是一種安慰，增田涉在1936年專門　去上海看望魯迅時，看到“先生已經沒有希望了”卻的確是一個悲哀的事實。因為帶著　先入為主的觀念看問題(這種觀念由轉述周建人的看法所致，但周建人是在內山完造最　后認識到魯迅“病勢很重”，為“顧慮萬一”才讓許廣平打電話將其叫來的，應該不是　當事人)，作者對一些事實的分析甚至已不近情理。對鄧醫生提出的休養方案，作者深　以為是，而對須藤在很早就提出的同一方案，卻認定是個陰謀。須藤提出轉地療養從醫　學角度來說是無可懷疑的，錯就錯在地點定到了日本。實際上，到日本療養的并非自魯　迅始，早在此前，左聯作家蔣光慈就因肺病去日本休養過一段時間。況且勸魯迅赴日療　養的也并非須藤一人，日本友人山本實彥(魯迅曾為其主辦的《改造》做《在現代中國　的孔夫子》一文)在回憶中說，他曾三次敦請魯迅“來東京一游”，而魯迅也是“有意　來日本”的(《魯迅的死》，載1936年10月《日日新聞》)。同樣，在致茅盾的兩封信中　，魯迅自己不僅表達過“決赴日本”的心愿，而且也有“今年的‘轉地療養’恐怕‘轉　’不成了”的惋惜，這表明周書中的“斷然拒絕”一事顯系誤說。進一步說，如果請魯　迅去日本療養是一種陰謀，那么又該如何理解請魯迅去蘇聯療養的事?為什么后者偏偏　被理解為朋友的關心而就不可能是一種“陽謀”?魯迅最終哪兒也沒有去，除了家族、　經濟等方面的考慮，我覺得山本實彥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為不愿意染上過厚的政治　色彩”，害怕失去一種精神上的自由吧。
　　至于對須藤不送魯迅住院治療，“拖延”病情的懷疑，看一看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　》就可明白，“魯迅先生當時就下樓是下不得的”。須藤每日數次往返診視，不憚麻煩　，應該說是從魯迅身體的角度著想的。既然謀害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周書所指陳的一些　醫療失誤又是怎么回事，該做何解釋呢?內山完造在《憶魯迅先生》一文中描述了當時　的情景：“這時，須藤醫生來了，說是不但哮喘總沒有好，而且好像已經變成心臟性哮　喘。因為想要請松井博士診察一回，所以就馬上把汽車駛到福民醫院去接松井博士；但　，偏巧博士今為禮拜天的緣故，不在家；問到了他的去處，須藤醫生就親自去接他。”　這段表述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首先，作為“老朋友”，須藤與內山一樣，對魯迅的病　是極為盡心的，所以有“馬上”、“親自”的舉動。但是，盡心未必能夠盡力，從要親　自請福民醫院醫生的另外一面看，須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坦率一點說，須藤的醫術　是有限的(但不能因此懷疑須藤的醫品)。由是之故，先前請美國醫生和拍X片都是在福　民醫院，后來在魯迅病情兇險時首先想到的也是福民醫院。所以，醫療上出現的一些問　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說明：一，如魯迅所說，須藤“不是肺病專家”；二，魯迅日記中稱　呼醫生多用學位，如最初給周海嬰看病的坪井學士、后來的松井博士等，而獨對須藤多　稱“先生”，可見這位退職軍醫學歷并不高。日本女作家河野櫻在《病床上的魯迅》一　文中，談到過與鹿地亙夫人池田幸子一起拜訪魯迅時遇到的須藤印象：“這是一位在虹　口開業的老年醫師，他既不會奉承，又不懂得客套，完全是一個鄉村醫生的類型……魯　迅一面接受注射，一面和須藤先生談著話，他們談的完全是日常生活的事情。我心里卻　在暗忖：‘為什么不找一位更好些的醫生來治療啊!是不相信新的醫學的進步吧!’我內　心甚至還為此感到不滿哩。”河野櫻對“鄉村醫生”的“不滿”，與內山完造此后不再　讓須藤給周海嬰看病一樣，都是從醫術的角度考慮問題的。因而，即使認為須藤對魯迅　的死負有責任，實在也只能從醫術不高明來解釋，蓄意謀害的說法則多少有些是妄做揣　測。
　　如果不纏繞于具體人事的枝枝節節，不僅僅從生老病死的自然現象來看問題，而從諸　如知識分子的命運、社會環境等更重大的問題背景來展開思考的話，也許對分析魯迅的　“病”與“死”更有意義。魯迅的病與死當然有先天的生理素質的問題。從魯迅1912年　的壬子日記查起，陸陸續續就有數百次“腹痛”、“胃痛”、“肋痛”、“齒痛”、“　腹瀉”、“發熱”的記錄，其中發病最頻繁的有四次：兄弟失和后的1923年，“和章士　釗鬧”后的1925年，以及到上海后的1934年和1936年。正如魯迅在給母親的信中所說，　自己的肺病“已經生了二三十年”，“不會斷根”，“全愈是不可能的”。那么，病根　從何而來呢?無獨有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一書中提到父親和弟弟的病“伯宜公　的病以吐血開始，當初說是肺癰，現在的說法便是肺結核”；“椿壽則于六歲時以肺炎　殤”(第29、593頁)。周作人自己也在1920年大病了半年之久，“因為生的是肋膜炎，　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點關系”(第402頁)。可以看出，魯迅的肺病與家族有一　定的關系。不過，承認這個客觀的前提，卻不可過于夸大它。因為先天的生理問題雖然　無法拒絕，但后天的環境可以完全對其進行排解和調節。比如周作人，選擇西山碧云寺　作為清休之地，而且也度過了危機。魯迅也不是不想去休養，他在信中多次表達過“轉　地療養”的意思，但最終實在是“非不為也，勢不能也”。同樣的病因，造生兩種不同　的結果，與其說是環境的原因，不如說是兩人對相同環境的不同態度的問題。而后者的　根本問題在于，如何對待置身其中的環境(社會、文化)，將決定著個體對自我的定位和　人生命運的選擇；這種定位與選擇，也深刻影響著如何看待疾病與死亡的問題。對于病　，周作人選擇了寺廟的清休，這位苦雨齋的“老僧”在病后也果真大徹大悟，深悔過去　的“滿口柴胡”之氣，而欲在十字街頭筑塔，做平和沖淡的隱士文章。魯迅在病初的日　記即有“無日不處憂患中”的記錄，這種不能忘懷于外在環境的敏感與憂慮顯然不利于　清養。所以我想，即使魯迅真的去療養，恐怕也不會有周作人那樣的效果，因為他對環　境的態度已深深地決定了冥神對“死”的這一安排。
　　在《“碰壁”之后》一文中，魯迅屢屢“碰壁”而不悔，坦承自己有到處“看一看”　的“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討苦吃的根苗；明白無論什么事，在中國是萬不可輕易　去‘看一看’的，然而終于改不掉，所以謂之‘病’”。直到生命末期的大病不起，魯　迅還是固執地讓許廣平“給我看來看去的看一下”，就是出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　們，都和我有關”的現實關懷意識，出于只有這樣方才心安與“切實”的“動作的欲望　”(《“這也是生活”……》)。對于魯迅來說，“病后”之于“病”，猶如靜之于動，　只是相對、暫時的現象。魯迅也一度想“靜一靜”，但終于離開了“伏處孤島”的廈門　大學，就是因為那里“無刺激”，感覺如“死海”；魯迅最后定居上海，明知“上海真　是是非蜂起之鄉，混跡其間，如在洪爐上面，能躁而不能靜”(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信)　，“滬上實危地，殺機甚多”(1932年6月5日致臺靜農信)，就是因為一份能夠“看一看　”、介入社會現實的憂患之心。在索爾仁尼琴稱為“癌病房”的制造迫害、屠殺的專制　社會中，“夜正長，路也正長”，現實的黑暗盛滿了魯迅的內心，也剝奪了他的安適與　優裕，憤怒與絕望的抵抗使他時時處在“戰取光明”的“苦斗”的激昂中；而發熱的胸　肺愈是意識到病狀，也愈是有“趕快做”的撲火飛蛾似的念頭。這樣，魯迅似乎總是處　于無日不憂患的“病中”，而不大可能有超然物外的休息與“病后”時候。因而，“怒　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很難“從血泊中尋出閑適來”，如周作人那樣擇寺建齋，修得“　于瓦屋之窗之下，清泉綠茶”、“苦中作樂”的境界(《雨天的書·喝茶》)。
　　知識分子對病與死的態度，實際上也決定了他們對生存環境是回避、隨順還是直面、　反抗的姿態與選擇。莊子曾云，“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順服環境，可得“養生”，反抗環境，則必“滅亡”。無論是莊子“明　哲保身”的存身之道還是近代“適者生存”的進化原則，都是為魯迅所深諳的，但他最　后還是堅持“爭天抗俗”的摩羅精神，“舉起了投槍”，走上了“弄文罹文網，抗世違　世情”的無路之路。深深影響了魯迅早年思想的克爾凱郭爾的“人是精神”的命題，使　他更深切地認識到“生存”之上還要“發展”的精神原則。這種自覺的選擇與承担，同　時意味著在此后的人生歲月中，“華蓋運”將可能像鬼影一樣無休無止地糾纏著他。關　于這一點，我想魯迅也不會不明白。
　　權勢者要統一意識，就要消泯知識者異議、批評的精神，而知識者為了不讓個體思想　的聲音消亡，就不得不直面肉身的“無家可歸”：飄泊、流浪，乃至死亡。正是在這樣　一種普遍的意義上，薩義德把知識分子刻畫為“邊緣人”和“流亡者”：“這些個人與　社會不合，因此就特權、權勢、榮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識分子設定為圈外　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況加以解說”，因為“流亡這種狀態把知識分子刻畫成處于　特權、權力、如歸感這種安適自在之外的邊緣人物”(《知識分子論》，第48、53頁，　三聯書店2002年版)。與強大的專制權勢相對抗，如同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中所說　的“蒼蠅戰大象”的斗爭，不可能指望有“俟河之清”的勝利時候，而且“還要準備著　為它步上塵垢撲面的死亡之路”，“沒有十字架，也沒有花環，記錄他們徒勞無功的犧　牲”(第11頁)。因此，薩義德盡管樂觀地肯定了流亡者的“解放”意義，但他也看到，　知識分子如果“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不被馴化”，堅持“對權勢說真話”，　必然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的悲劇命運。經歷了從北京到廈門、廣州、上海的輾　轉流徙，經歷了政府的迫害與“友軍”的暗箭，經歷了威脅無日不在的病痛與死亡，魯　迅對此有著切實而清醒的體認：“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旗　之下又有‘縲紲之憂’了”(《通信》)。在《關于知識階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這兩次探討知識分子命運的演講中，魯迅指出，知識分子“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　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因而“在皇帝時　代他們吃苦，在革命時代他們也吃苦”。這是因為，道與勢、文藝與政治存在著深刻的　分歧，“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　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　，或是割掉他的頭。”閱讀魯迅與薩義德相差近半個世紀的演講稿，可以想見他們內心　共鳴著的一種深深的悲涼。
　　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曾深有意味地說：“所有的問題都出現在革命的　第二天。”正因為見證過“城頭變幻大王旗”的革命“風波”，被從現實與“夢境放逐　”的魯迅同時也放逐了許多知識分子對革命之后“黃金世界”的虛妄幻想與淺薄的樂觀　(《在鐘樓上》)，也正因為懷著如此深刻的悲觀和識見，魯迅屢次提到葉賽寧等人的死　，甚至表示出自己沒有被殺而足見文章無力的觀念(《答有恒先生》)。即使在因身中左　聯內部“一大把暗箭”而滿心疲憊與創傷的生命后期，魯迅對自己可能“充軍到北極圈　”和“穿紅背心掃馬路”的命運也做好了一定的精神準備。由此看來，魯迅對自己“如　果還活著”的命運其實早有所知，后世好事者實在沒有必要再枉費思量。
　　陳漱渝在魯迅的一次紀念會上曾發言說，魯迅之死是不幸的，“但死得其時，避免了　在中國‘壽則多辱’的命運，又是他的有幸”(《突然想起魯迅之死》，《文藝理論與　批評》2001年第4期)，將很多學者私下的猜疑直接公開了。其實，流傳于民間的魯迅“　如果還活著”的傳說并非空穴來風，劉小楓就曾把它當做“笑話”講過(《圣人虛靜》　，《讀書》2002年第3期)。這倒不是有什么可笑之處，多半是這種可能性因斯人遠逝，　往事成塵，而難以求證吧。周著現在舉出一例孤證，近來已有多人質疑，尤以陳晉文章　考證最為切實(《“魯迅活著會怎樣”》，《百年潮》2002年第9期)。學者的考證自然　更為嚴謹，但魯迅已然“遠行”，事實求證其實早已喪失了“魯迅活著”的大前提，將　文件與講話一路羅列下去并無實際的意義，也難以說明可能性不會發生的問題。魯迅身　后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是鋪天蓋地的整體性思潮，并不是針對個人的，覆巢之下，焉有　完卵。不論是魯迅的弟子胡風、蕭軍，還是揚鞭的“奴隸總管”周揚，最后都是同樣的　命運，便可想而知，何用翻箱倒篋，字字求證?實際上，歷史上的許多困惑是難以用考　古得來的“事實”完全證明的，正常的思維與思想有時反而比知識更重要。
　　我想，用某種意識形態和人為界限來劃分年代，切斷時間之流，是不會有真正的歷史　之同情的。運用所謂現代、當代的分野，站在時代之外來看魯迅，必然難以接受充滿了　死亡、殺戮、血腥與陰暗的魯迅思想與文學，也不會真正了解魯迅“病”與“死”的如　何與為何。在魯迅時期，世界上最大的流亡現象出現在斯大林主義的蘇聯和法西斯主義　的德國。湊巧的是，在劉半農戲贈魯迅并博其首肯的“托尼學說，魏晉文章”一聯中，　魯迅所心儀的學說正是出產在這兩個國度；而其所深慕的魏晉風度，也恰恰是中國歷史　上專制最深的黑暗時期。也許，這不僅僅是一種偶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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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海風L廣州23～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符杰祥20032003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作者：粵海風L廣州23～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符杰祥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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