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謂“灰色女性”這一頗有點學術化的名詞，是近年來研究者用來稱呼那些從事色情行業的女性，包括以謀取金錢為目的作人情婦、小妾（即深圳與廣東謂之為“包妹”“小婆”，香港稱為“二奶”，北京呼為“小蜜”，上海名之為“金絲鳥”者），以及按摩女、三陪女等一切與色情行業有關的女性。她們的“職業”即謀生方式和正常社會不一樣，故此她們被社會視為“灰色”的。但她們的生存卻恰恰與正常社會，亦即“白色世界”里的許多頭面人物有密切關系，甚至可以說沒有那些人千金買笑或萬金藏嬌，這個世界也就沒有她們這一類人的存在。

　　寫這些人并不稀奇，這些年她們的存在已成為不少人的創作題材，但是卻很少有人通過寫這些“灰色女性”去展示當代中國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眾生相：那利用權勢吃喝嫖賭、大把貪污受賄者，如已先后被“曝光”的王寶森、向明序之流，那些利用體制漏洞大發橫財的國營公司“老總”們如管志誠、文石興之類，那些依附于這些權勢者、暴富者，甚至以“拉皮條”為手段來討好主子的“馬仔”之輩，以及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二奶”們，這些社會身份不同、受教育程度不一、職業各異的人，浸泡在一種畸型的生活氛圍中，但卻沒有任何人因他們的生活和賺錢方式而產生半點道德羞恥感。因此可以說，這些人的生活方式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當代一個被大多數研究者忽視的一個方面：社會倫理道德的畸變。通過對這些人生活方式的解讀，不難直觀地體察到這一點：中國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已被扭曲到了何種可怕的程度。

　　二

　　８年前來S 城之初，筆者就已知道“灰色女性”這個階層的大量存在。不過真正引起我注意她們的，倒不是她們那種亙古常新的謀生方式和她們刻意表現出的性魅力，而是她們的價值觀念。記得有一次筆者與幾位朋友去某渡假村小聚，座中一位朋友與該村經理熟悉，那經理來座中聊了幾句，不料竟引起了經理女伴的十分不滿。那位時氅女子（據座中朋友判定“是搞那一行的”）竟嬌聲喝叱該經理：“你理這班農民干什么？！”經理向其女伴解釋：“他們不是農民，是記者，都是有文化的……”，話未說完，就被那女子打斷：“沒有錢，就是農民！”這位風塵女子對金錢意義的如此張揚，從此使筆者特別注意觀察這一階層的價值觀念。好在S 城觀察這類女子的機會很多，因其中不少人還具有總經理秘書、助理、文員之類的身份，在各種社交場合均能碰到這些人。

S 城云集了全國的“靚女”。無論是自古以來就產美女的蘇杭地區，還是在本世紀３０年代曾經紙醉金迷過的上海，或是寶相莊嚴的北京，每年都有大批美女如過江之鯽般來到此地，其情景正如美國的美女到好萊塢尋夢一樣熱鬧。這些從各地飛到S 城來的女子，走上這條道的原因雖各有不同，但除了一部分人確實是在逼良為娼的環境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多半都是一開始就已抱定“舍身賺錢”的想法。說“逼良為娼”，在這里是指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們，確實是將在其公司工作的年青貌美小姐們視之為情婦或權錢交易中的特殊供品的預備隊伍，君不見那些招聘廣告上，對女員工的要求往往是２３歲以下、未婚。這種不正常的用工方式，說明不少“老板”在聘用人時便已有了那么一些不便公之于世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的“白領麗人”，往往用不了多久就或被迫或主動地成為“老板”們的情婦。一些涉世未深的女孩最初可能會感到受辱憤而辭職，但往往在另一家公司又會遇到相同的事情。如此幾次下來，為了生存，這些女孩便會在“到處楊梅一樣花”的想法下就范。其中一些智力超群者更會成為利用本身青春美貌的“高手”。筆者曾親眼見過一位在大學學企業管理的女孩如何走上這一條墮落的“不歸路”：開始滿懷壯志要靠自己的專業知識一展宏圖，但等到在幾家公司“炒”過老板或被老板“炒”過以后，便學“乖”了，最后進化到能發表如此“宏論”：男人利用權勢和關系，女人利用自己的青春美貌，在本質上均是一樣，都是對自身資源的合理利用。女人嫁一個老公，只是將肉體一次性地賣給了一個人，到丈夫功成名就、自己人老珠黃時還有被拋棄之虞；而被人“包養”只是將肉體零售給多個男人，從效益上來說比賣給一個人更好。更何況，青春這資源，你讓它閑置幾年以后，就自然消失，沒有利用價值。

　　做性交易竟總結出如此高論，真令“煙花界”的前輩高人嘆服。婚姻所受到的嘲弄再也莫過于此。但如果這些信念竟成了不少人的人生誡條，那這社會“禮崩樂壞”之嚴重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三

　　這類“灰色女性”中的“上品”，是那些利用本身青春做為交易籌碼，先后結識得一些在某方面有權有勢的“腕”，然后其傍上的“腕”揮動手中的權力魔杖，便可以使這位“灰姑娘”成為公主。現實中的史燕青（王建業貪污受賄案女主角）就是這類人。只是大多數女人沒有史燕青那般幸運，竟在風月場兼商場中遇到一位用情專一的“腕級情人”，多數是彩云易散，恩寵難固。僅是這一條，就足以讓許多女人羨慕史燕青，尤其當女人們獲悉王的落網是因為要搭救史燕青，更讓見慣了男人涼薄，常在男人新鮮感過了后就被棄如敝履的鶯鶯燕燕們感動莫名。這就是王、史這一段貪污受賄加姘居婚外情竟能落一個“較好口碑”的內中緣故──“較好口碑”一語是北京朋友們不解之下問的，并非作者杜撰。

在今年廣州某調查機構進行的一次關于社會地位的調查中，只有S 城將青春美貌列為社會地位的象征之一，這絕不是深圳人異想天開信筆涂鴉，而是現實生活中確實有大量的史燕青之類存在。這些女子利用成功的性交易使自己脫離寒微，一飛沖天，住有豪宅，出有小車，成了萬人仰視的“金鳳凰”。筆者曾認識一位姓劉的小姐，東北人，這位小姐在美女如林的S 城，算不上美艷動人者，但其“媚功”卻堪稱一流。她高明之處在于不專作某一人的情婦，而是以色相勾引了幾位權傾一地的事務官。在房地產高潮時期，這幾位官們都利用權力給自己轄地上的房地產公司打招呼，按五或六折的價格給這位小姐謀了十幾套位于黃金地段的高級住宅，劉小姐轉手以八或九折的價格售出，成了擁資數百萬的富姐，爾后相繼開了幾家酒樓，也都是這些官們給其帶食客，保證客源。至于“黑白”兩道的勢力，也早已被這位劉小姐打點周到，在眾人的“幫襯”下，這位劉小姐財源滾滾，不盡而來。

　　但是史、劉這種作法，已算是這一行中的翹楚了。大多數女子并無這等頭腦和本事，不少女子即便在公司做“白領麗人”，也只是作為擺設的花瓶，其價值體現在作為老總們的情人和候補情人。這些小姐們一旦被老板“收”了后，大多數只會“用青春賭明天”，將她們的未來全系于她們“老公”（南邊女子對丈夫的稱呼，但風塵女子大都用來稱她們的包養人或較穩定的嫖客）對她們的情意或“老公”的運氣了。生了小孩，為女方買了房，算是這類關系中最穩定者。這種模式多是這樣：妻子“開明”，默認丈夫養妾；小妾溫柔可人且有“旺夫”之相，養者可常帶出去在朋友圈中露面（和文明社會習俗不同的是：這里的暴發戶男人出去應酬帶“包妹”“小婆”被視為正常，倒是帶了“黃臉婆”太太被視為不正常，易被人家譏為“怕老婆”）。但大多數女人對未來所抱的希望之微渺，簡直有如游絲。因為南邊舊習是男人在外可以今日一個，明日一個找“小婆”，家中長輩不以為不該，做老婆的只要能生個兒子，便能保持“正統”地位，對丈夫找“小婆”的事一般不聞不問，此謂之為“識做”和“賢德”。這些南邊的男人實際，雖欣賞風月場中的鶯聲鸝語，卻也知道這些女子無非是瞅中自己鼓鼓囊囊的錢包，在一片“老公”聲中未必便認溫柔鄉是家鄉，一旦新歡不滿足于做外室，提出嫁娶問題，便是這關系結束之時。這種情景只要看看那些外逃的經濟犯罪分子在出逃之前，一般都是將自己的“黃臉婆”和兒女們先行安排至海外，情婦們雖受寵愛，卻一般不在“外放”之列，便可知這類游戲有多少感情因素了。筆者曾親耳聽到過一位富翁的“大婆”和“小婆”爭吵，年輕嬌艷的“小婆”譏笑“大婆”說她沒本事，看不住自己的老公；“大婆”則罵“小婆”說“你有本事跟他過到老”？在此風浸染下，南下來此的北方（南邊習稱韶關以北為“北方”）男人們，很快在婚戀問題上“入鄉隨俗”，并將之提升到“理論”上認識，總結出有名的四句風月場中的游戲規則，即大多數S 城男人都稔知的“糟糠不下堂，喜新不厭舊；瀟灑不亂灑，風流不下流。”意謂原來的“黃臉婆”不“休”掉，新歡可以一個一個地接著找，瀟灑地花錢但不會亂拋灑感情（即不會和“小婆”長久廝守）。這種既顧念了結發之情，又不妨礙自己在外尋歡作樂的作法可謂是兩全其美的“風流不下流”。至于這種婚姻是否還有尊嚴，那可是作為當事人的男女雙方都不曾想過的問題。一些從北方來的女子如試圖捍衛婚姻尊嚴，其結果絕不是男人浪子回頭，而是以自己被離棄告終，成了再婚困難的中年怨婦。

　　這類風塵女子過慣了拿金錢鋪就的寄生日子，要想再象正常人那樣生活和工作，事實上已沒有多大可能。因為她們的觀念已變，她們看待世間萬物萬事的眼光已變，這種以性作資本謀生在她們看來只是社會職業的一種。尋常工薪族的工資用她們的話來說，還不夠她們置一套高級時裝，從前任嫖客那里弄來的錢在尋常人手里是筆財富，在她們卻經不起幾下折騰。因此她們的危機感實際上比誰都重，一旦被包養者拋棄，其“出路”不外乎三條，一是趁自己尚年輕貌美再去覓新的主顧，重演昨日的故事；二是從“批發”轉成了“零售”──“包妹”和“路邊雞”之界限原本就不是很分明，可以互相轉化：在嫖宿中嫖客滿意，可以將其“包養”起來，包的期限全視實際需要而定，而包養者一旦出事或另有新歡，包妹又得成為路邊雞；三是去做“媽咪”（即老鴇），走這條道的需要“道上高手”，黑白兩道都吃得開，酒店老板對這些“媽咪”都是奉迎有加，因其帶有客源，可以保證酒店生意興隆。

　　這類灰色女性中的最底層就是“路邊雞”和“發廊妹”及各種“三陪小姐”，這些女子姿色平常，文化檔次較低，多來自小城鎮和農村。她們接待的多是偶然的尋歡客，既是“掃黃”最容易落網的對象，又最容易被黑社會“爛仔”和謀財害命者盯上。她們的青春消逝得最快，筆者見過四川、湖南、廣西等地不少女孩到沿海，操上這種生涯不到幾年，就染上毒癮和性病，最后成了被社會拋棄的渣滓。

　　這些灰色女性一旦踏上這條“煙花路”，也就是踏上了不歸路。筆者曾想對她們其中的一些人進行長期追蹤調查，但她們往往在“風光”一陣以后就化作一縷煙塵隨風逝去，只有通訊錄上的聯系地址和電話號碼才證明她們在這個城市生活過。

　　我一直認為，最可恥的并不是這些女子，而是那些依附在這些女子身上討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在“白色世界”里有一定地位，但卻偏要進入這個“灰色世界”里奢淫無度的人，正是他們的需求和供給能力才使這批女性有了生存基礎。

四

　　從未到過南邊的家長們，也許并不知道她們的女兒是“包妹”，只以為女兒大本事，竟能掙出如此之多的錢來養家。但實際生活中，許多“包妹”的家人其實知道自己的女兒、姐妹是用什么方式賺錢。如前中信實業銀行深圳分行行長高森祥最后一位情婦的母親，明明知道高的情況，但在高的金錢炮彈“攻擊”下，感動得竟直說高是個好人，再三叮囑女兒要“對得起高行長”，哪里還有什么是非觀和廉恥心？

　　這些“包妹”們，一般只能在S 城一些專為她們開的高檔時裝店和美容店里受到表面上的尊重，她們雖然可以和“白色世界”里一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明鋪暗蓋，辦成許多一般人無法辦到的事情，但卻無法得到社會的尊重。畢竟“笑貧不笑娼”、僅以擁有金錢的多寡來評判人的等級標準暫時還無法在“白色世界”里得到法律和道德的認同。在S 城，我曾見到許多號稱“成功”，且有一定社會身份，手拿“大哥大”，駕駛豪華車，金裝玉裹的女人，這些人容光照人，性魅力隨意揮灑在她們所到之處，一大批有頭有臉的男人都拜倒在她們的裙下。她們可以咄嗟立致千金，并通過各種渠道為親戚及家人弄來戶口、房子等一般人竭盡全力也難以弄到的東西。但可想而知，一個女人如果刻意在生活中將性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內心世界之殘破，也就實在令人可嘆；其獲得“成功”方式之古老，則更令人感到可悲。對這樣的女人來說，她們只擁有“現在”，既沒有“過去”，因為“過去”不堪回首；也沒有“將來”，因為年齡是她們的死敵。這類人也深知自己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是什么，因此她們“衣錦還鄉”的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強烈。只有在遠離她們“發祥”之地的故鄉，她們才可以去編織一些自己如何正當賺錢致富的故事，在親朋好友面前露金灑銀，讓父老鄉親看看自己如何從一只平平常常的小鳥成了一只“金鳳凰”，藉此讓自己不平衡的心靈獲得某種虛假補償。但這樣張揚的結果往往是使家鄉人和家人接踵而至，西洋鏡也就隨之拆穿。這時候她們的家人們往往表現了一種可恥的“冷靜”，那是一種怎樣可怕的“冷靜”呵。

　　在這塊土地上，筆者曾見到不少親生姐妹、妯娌、姑嫂聯袂賣淫者，往往是一人先南下，過上了家鄉人想也不敢想的富裕日子，許多沾親帶故者就連翩而至，明白了真相以后，后來者并沒有多少人抽身而退，而是主動要求先來者“提攜入行”。她們其中一些人的丈夫、兄弟甚至父母親，都和她們住在一起，每天花著她們賣身而來的錢而毫無道德羞恥感，仿佛這一“職業”和其他職業一樣具有正當性。一些男人索性就將自己的老婆當成自己的資本，筆者就認識這樣一位男人，他的太太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歌星，嬌柔嫵媚，受到許多達官貴人的青睞，有本事將夫妻兩人家族中大批無文憑、無專長的人調進特區，也有本事弄到許多工程之類轉包出去。這位丈夫不用做任何事，每日里尋花問柳，歌臺舞榭里醉生夢死。他只需牢牢把定一條，老婆不離婚就行。還有一位男人，自己秀色可餐的老婆成了總公司董事長的情婦，那位董事長為了方便兩人幽會并給予這位丈夫“補償”，于是將他外派至香港，作該公司駐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那男人也心安理得、毫無恚色地接受了這種安排，從此在香港過起了出有車、用有錢的瀟灑日子。

　　在這些人眼中，老婆、姐妹、女兒就如商品一樣。最慘的是這些女子，當她們能掙錢時，家里人從未指責過她們的行為，心安理得地花著她們出賣肉體和尊嚴得來的錢，但一旦這些女子不能再從事這些行當，斷了錢路以后，家里人的羞恥感和自尊心似乎一下就復蘇了，紛紛以她們從事過那種不正當的職業為由，拒絕給她們以幫助。我曾見過不少女子淪落為路邊雞以后，被公安部門抓住遣送回老家，當初心安理得接受她錢財的家人，一看她們已沒有利用價值，都避之如瘟疫，誰也不肯收留，仿佛都忘記了當初自己曾接受過她們的幫助。

從來沒見過讓老婆、姐妹、女兒當妓女當得如此心安理得、毫無羞恥感的男人和父母。這些人的生活中，作為現代物質文明象征的物品什么都有，唯獨缺乏一樣：人格尊嚴。

　　五

　　根據對大千世界那些形形色色的嫖客的觀察，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絕非一般人，而是嫖女人用不著自己掏錢的“官”們，以及被社會視為時代弄潮兒的公司“老總”們。

　　這些年來“官”們涉足風月場在中國已不是秘密，每一個落網者都有不少前任及現任“情人”，如高森祥落網時還有四個情婦，王寶森更有高級別墅作為藏嬌及尋歡之所，向明序竟無聊到要在妓女面前吹噓自己如何有權勢。這種情況下，王建業因只結過兩次婚，且只有一個情婦而被不少多情女性視為“情圣”就是理所當然之事了。至于內地那些在香港、S 城兩地因嫖娼曝光而丟官棄職者，他們在內心深處的檢討必然是只怪自己道行不深，運道不佳，決不會認為自己行差踏錯，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錯。

　　“官”們要風流，自然有人奉送美女。君不見早已有民諺將“小車、別墅、美女、叭兒狗”列為九十年代成功男人的新“四大件”──婦女解放了４０多年，到今日美女竟又和叭兒狗并列，成了男人們社會地位和財富的象征，夫復何言？這些人的公費養“小婆”和嫖娼的行為，令那些廣東和溫州地區養“小婆”的前農民們羨慕不已：人家養“小婆”可是不花錢的！你看人家要向情婦討好，根本用不著自己花錢，只要一句吩咐，就有人奉上各種花銷；想送情婦禮物，就讓情婦直接去珠寶廠、服裝廠白拿，想拿多少就是多少，人家老板還得陪笑臉，忍著肉痛，唯恐侍候不周。這種氣派，這份瀟灑，又豈是一些沒有品級的白丁暴發戶能比的？

　　對婚姻尊嚴踐踏得最厲害的也就是這一類人。他們無視自己妻子多年來操持家務，在自己沒發跡之前和自己同甘共苦養兒育女的艱辛。筆者認識一位看上去人模狗樣的雜志主編，此人之好色，使他屬下的正派女員工無法干下去，因為干下去只有一條路：作他的情婦。他那位曾經漂亮的太太在他貧賤之時陪伴他走過一段很長的路，當發現他這類劣行以后對他進行規勸，這位從沒有忘記自己有副處級干部且兼文化人雙重身份的人竟對他的妻子吼叫說：“你也不看看自己現在是什么樣！你那樣現在嫁給誰去？老子沒休掉你算是客氣的……”

　　黑格爾曾將男女兩性關系作了詳盡的分析，他認為這方面比較完美的關系應體現在三個層次：一是法學領域，即婚姻；二是自然領域，即性；三是美學領域，即情感。婚姻使人區別于動物，保持了人的尊嚴。性應追求和諧，是男女兩性關系建立的基礎。而只有情感，才是兩性關系中最動人心魄的力量。而現在中國暴富階層和以權謀私者們的婚姻普遍沒有尊嚴，只有形式。這些人的兩性關系中沒有愛情，對男人來說只有肉體上的占有和物質上的施與；對女人來說，則是把青春肉體作為依附一個男人的資本。這種性的結合，與動物何異？

說到底，這類畸型的兩性關系其實也是折射社會萬象的一面鏡子，是社會治道不佳、倫理觀念畸變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正因如此，一些“灰色女性”面對別人指責自己是“寄生蟲”時，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辯駁：“我是寄生蟲又怎么樣？咱們國家養了那么多的寄生蟲，養肥了不說，還蝕了社會主義的墻腳，……他們躺在國營企業的招牌上，整個企業都吃空了，還在那耀武揚威指手劃腳的，指責別人賺錢是不應該的。……我要是寄生蟲，也只是條小寄生蟲，我除了吃我男人的肉，也沒有害別人，也沒有危害社會。還不至于說我該死吧！”──面對更可怕的污濁，這些“包妹”自然可以說得理直氣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如果僅僅只分析和指責“灰色女性”階層本身，遠遠不能揭示這種現象的內在本質。

　　縱觀中國當代原始積累時期的社會眾生相，就會發現國人中有不少已經徹底喪失了道德羞恥感。但是人們如果只注意從性的角度去描寫灰色女性，而忽視了這一階層存在所包涵的社會意義，那最多只是一種獵奇式的淺層次描寫。

　　救救已淪為經濟動物和那些行將淪為經濟動物的人！

　　（發表于《天涯》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原名為“灰色女性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