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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連圖書館“大谷文庫”，是由日本學者大谷光瑞的藏書所組成。其中國文獻收藏，因為頗具特色和內容豐富，引起了海內外專家學者的極大關注。這批珍貴典籍的傳奇經歷，也是我們研究中國古典小說東傳與回流的重要線索。
　　　　　　一、大谷文庫的由來
　　大谷光瑞(1876-1947)是日本凈土真宗本愿寺派第二十一世主持大谷光尊的長子，早年留學英國和法國，明治三十六年(1903)接替主持職位，法名鏡如，是日本著名的佛教領袖。據《柯公全集》中的《大谷光瑞師》一文介紹，大谷光瑞對動植物學，博物學以及亞洲大陸的地理非常熟悉，他不僅是位佛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學者，對中國文化有著淵博的知識，收藏有大量的中國古書及西文和日文書籍。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他把這批藏書轉讓給了滿鐵大連圖書館，滿鐵大連圖書館則把這批藏書單獨建庫存放，形成著名的“大谷文庫”。
　　關于大谷文庫建立時間問題，學術界有著不同說法。日本著名漢學家伊藤漱聘教授認為，大谷文庫建于1930年（見日本汲古書院編《汲古》雜志，1986年第九、十號連載的《大連圖書館藏“大谷本”的來歷及其現狀》一文）。這個說法的主要根據是文庫中所藏的《鼓掌絕塵》一書中鈐有日本昭和五年(1930)七月十八日滿鐵大連圖書館藏書印。此印確是大谷文庫藏書中所蓋的入藏時間最早的藏書印之一，但我們認為，尚不能以這枚藏書印鈐蓋的時間來斷定大谷文庫建庫的時間。因為大谷文庫的藏書印系后來整理時所鈐印的，而且整理的時間也比較長。例如：文庫中所藏明清小說《杜騙新書》中也蓋有“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昭和五年七月十八日”的藏書印，而同樣是清代小說《遍地金》所蓋滿鐵大連圖書館藏書印的日期是昭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端也有“大谷光瑞氏寄贈”的朱文小長方印。再如：《藝文類聚》中所蓋滿鐵大連圖書館的藏書印的日期是昭和十年（1935年）八月二十五日，而《大明一統志》藏書印的鈐蓋日期為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月二十二日，《明季南略》中所鈐藏書印的日期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們不可能說，大谷文庫從昭和五年七月十八日一直建到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才告結束。這因為大谷文庫的藏書雖不是分批存放于滿鐵大連圖書館，但卻是分批進行整理的，因而其時間跨度比較長。所以，我們認為還是以大谷光瑞把這批藏書轉讓給滿鐵大連圖書館的時間，作為大谷文庫建立的時間較為合適。據文獻記載，大谷光瑞把這批藏書轉讓給滿鐵大連圖書館的時間，為大正十四年(1925)十一月。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出版的《滿鐵附屬地沿營沿革全史》第一部第十四章介紹：“大谷光瑞的藏書，最初是委托滿鐵大連圖書館保存的，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寄贈給大連圖書館收藏”。當時的《滿蒙年鑒》在“社會教育”欄內，也作了同樣的記載。就是說，大正十四年十一月，滿鐵大連圖書館已經對這批藏書擁有所有權。因此，我們把大谷文庫建立的時間定在大正十四年十一月，即滿鐵大連圖書館真正接收了這批藏書的時間，當不致有誤。
　　前引《滿鐵附屬地經營沿革全史》一書中所說的話，自然會使人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大谷光瑞最初只是委托大連圖書館保存這批藏書，而大正十四年才寄贈，亦即轉讓給滿鐵大連圖書館呢？《鏡如上人年譜》一書，給了一個較清楚的答案。據該書介紹，大正三年(1914)，因為西本愿寺在財政上的一些問題，大谷光瑞被迫辭去了教團主持的職位，到南洋及中國等地傳教，并經營農場等事務。大谷光瑞是大正四年(1915)八月遷到旅順新市街居住的，后來因為經費不足，向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借了一筆巨資，于是便用自己的藏書及其它財產作担保，并將其藏書寄放在滿鐵大連圖書館作抵押，后來由于無力償還借款，便于大正十四年十一月，正式將這批書轉讓給了滿鐵大連圖書館。鑒于這批藏書的特殊性，該館沒有分散上架，而是集中存放，并命名為“大谷文庫”。
　　　　　　二、大谷文庫所藏中國古典小說
　　大谷文庫藏書十分豐富，其不僅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也有著很高的版本價值。中國古典小說，可以說是大谷文庫的精華所在，共有中國古典小說一百五十種（不包括戲曲）。很多小說不僅刻制年代早，刻工精良，而且不少已成為海內外孤本、稀見本。
　　比如，明刻本《警世陰陽夢》，清初刻本《后水滸傳》，日本抄本《珍珠舶》以及存卷較多的《連城璧》，已被公認為稀世之珍。另如《鳳凰池》《醒名花》《醒風流》《金蘭箋》等三十余種清刻本小說，也系鮮見。如《醒名花》除了大谷文庫外，僅美國哈佛大學存有一部殘本。《醒風流》也僅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還有不少小說，海內外雖有收藏，但遠不如大谷本刊刻年代之早，刻工之精良。初刻本多，也是大谷文庫藏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大特色。
　　系統收藏一個作者的作品，是大谷文庫的又一特色。如清代著名小說家天花藏主人所創作的小說現存十六種，即《人間樂》四卷十八回，《梁武帝西來演義》十卷四十回，《濟顛大師醉菩提全傳》二十回，《王支硯小傳》四卷二十回，《錦疑團》十六回，《玉嬌梨》四卷二十回，《平山嶺燕》二十回，《兩交婚小傳》四卷十八回，《金云翹傳》四卷二十回，《幻中真》十二回，《后水滸傳》四十五回，《飛花詠小傳》十六回，《麟兒報》四卷十六回，《畫圖緣》四卷十六回，《賽紅絲》十六回，《定情人》十六回等。除《梁武帝西來演義》《錦疑團》《幻中真》外，其余十六種，該文庫中皆有庋藏。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大連圖書館大谷文庫，是收藏天花藏主人作品最多者。
　　再如，《世說新語》一書，很早就傳入日本，由于它的藝術性很高，以及在歷史、語言、文學上的價值，在日本流傳很廣，而且出現了各種譯本及研究著作。大谷文庫中不僅收藏有漢文刻本，日本刻本，且搜集了大量研究著作和注釋本。大谷文庫中所藏該書的幾個版本都是比較早的刻本。其中漢文本《世說新語》是清初刻本，日文本《世說新語補》是元祿七年(1694)林九兵衛刻本。日本刻本《世說逸》是寬延二年(1749)刻本，該刻本可以說是在日本譯的《世說新語》中，頗有特色的一種。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傳入日本后，劉義慶的古《世說新語》反而被淹沒。因此，該書搜集了《世說新語補》所刪去古《世說》中二百五十二篇文章，對《世說新語》在日本的流傳起到了促進作用。大谷光瑞似乎也受了《世說逸》的影響，在元祿七年本《世說新語補》中，用朱筆作的很多校勘，也常常是用古《世說》作依據，同時也參校其它版本。如該書卷一“陳仲舉為豫章太守”一句，他校曰：“古《世說》‘為豫章’上有‘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四句”。又如卷九有“體中佳時，晚復看耳”句，上欄有注曰：“一本‘佳’上有‘不’字”。顯然是從幾個不同版本比較來讀此書的。另外文庫對《世說新語》的研究著作也十分重視，不僅收藏有日本刻本《世說箋本》，也有寶歷十二年(1762)刻的《世說鈔撮》和寶歷十三年浪華書肆刻的《世說新語補國字解》等書。《世說新語補國字解》共五卷，該書是用日語寫成的詮釋《世說新語補》中詞語的著作。該書流傳很少，即使在日本也不多見。
　　大谷文庫中何以擁有如此眾多的中國古典小說珍本，這個問題涉及如下重要課題。
　　　　　　三、中國古典小說的東傳與回流
　　中國典籍東傳日本歷史久遠，規模較大的有兩次。第一次是奈良、平安時期日本派遣唐使及留學生、留學僧將漢籍帶回國。如吉備真備帶回日本的漢籍就有《唐禮》《太衍歷經》《樂書要錄》等多種。日本寬平年間(889-898)編的《日本國見在目錄》著錄了日本國藏書處遭祝融之災后保存下的一千五百七十九部漢籍，可見隋唐時期，中國典籍東傳日本數量之大。
　　中國典籍第二次大規模涌向日本，是在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基本上實行鎖國政策，但對中國仍大開門戶。寬永十六年(1639)至安政元年(1854)間，將通商口岸限定在長崎港。此時正值我國明清之際，印刷術處于發達時期，這時由中國商船帶到日本的漢籍，數量之大，勝過往昔。《文政九年遠州漂著得泰船資料》（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年版，第50頁）中記載中國商人余柳橋回答日人曰：“我邦典籍雖富，邇年來裝至長崎，已十之七八。”此語雖為推測，但卻真實地反映了中國書籍傳入日本的盛況。黃遵憲《日本雜詠》自注中說：“長崎與我通商，既三百余年。每歲舶以八九月至……近世文集，朝始上木，夕既渡海。東西二京文學之士，每得奇書，則珍重篋衍，夸耀于人。而贗鼎紛來，麻沙爭購，亦所不免。修好之后，得之較易也。”黃氏此注中“朝始上木，夕既渡海”一語，雖有夸張，但大致說明這些中國書籍的出版地在江、浙一帶。王士禎《居易錄》卷十四中說：“近則金陵、蘇、杭，書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復過嶺，蜀更兵變，城郭丘墟，都無刻書之事，京師亦鮮佳手。”葉德輝《書林清話》中也認為：“吾按文簡時，金陵、蘇、杭既遠過閩蜀。”可以證明從中國運載書籍往日本的船多是從江、浙一帶出航的。
　　江戶時代，正是我國明清小說創作和出版的高峰期，而出版明清小說的書坊又大多在江浙一帶，那么，通俗小說的大量東傳，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正是由于中國通俗小說在日本的傳播，大約在享保初年(1716-1735)，激發了日本人對中國白話小說的極大興趣，很多日本人借此學習漢語會話。當時很多著名的漢學家學習漢語，都是從讀白話小說入手的。1797年皆川淇園在日譯本《通俗平妖傳》中介紹了中國通俗小說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余與弟章幼時聞家大人說《水滸傳》第一回‘魔君出幽將生世之事’，而心愿續聞其后事，而家大人無暇及之，余兄弟請其書，枕籍以讀之，經一年后粗得通其大略。乃十八九歲，得一百回《水滸》讀之。友人清君錦亦酷好之，每會可舉其文奇者以為談資。后又遂與君錦共讀他演奇小說，如《西游》《西洋》《金瓶》《封神》《女仙》《禪真》等諸書，無不遍讀……此距今四十余年前事也。”序文中例舉了數種通俗小說，可見通俗小說在日本流傳之廣。江戶時期究竟有多少通俗小說傳入日本，尚無精確統計。但寬政三年(1791)大阪書林曾編了一部著名的《小說字匯》，是一部俗語辭書，以幫助日本人讀懂中國小說。該書共征引了流傳日本的中國小說一百五十余種，是研究中國通俗小說東傳問題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字匯》中所征引的一百五十余種小說中，與大谷文庫藏本相同的有九十六種。大谷文庫藏中國通俗小說共一百五十種，有五十多種《小說字匯》中亦未收入。排除一些刻本較晚的小說，可以斷定，1791年以前東傳日本的中國通俗小說在二百種以上。
　　現在我們對大谷文庫藏書的淵源作一介紹，以弄清其與中國通俗小說東傳與回流的關系。大谷文庫的藏書，是大谷光瑞從日本六甲山腹地二樂莊舊房運到中國的。關露香在1916年出版的《大谷光瑞》一書中說，大谷光瑞來中國時帶了萬卷書籍，二樂莊為之一空。從大谷文庫中的藏書印來看，主要有四枚印章。一種是“寫字臺之藏書”朱文長方印，一種是“寫字臺之藏書”橢圓印，一種是“寫字臺之藏書”大字雙行長方印，一種是“大谷光瑞藏書”方印。“寫字臺之藏書”印，當是“寫字臺文庫”的藏書印。寫字臺文庫是西本愿寺的藏書處，已有數百年歷史，沿用至今。不同的印章，可以表明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鈐蓋的。如寬文十年(1670)刻本《三國志》鈐有長方印，日本抄本《珍珠舶》則鈐有橢圓印。所以我們認為大谷文庫藏書是多年積累的，可以反映出中國通俗小說東傳的歷史。據考證，就中國通俗小說而言，大谷文庫所藏之數量超過了日本所有藏書機構，而且其質量之高，也遠在其他藏書機構之上。尤其文庫中的許多日本刻本及抄本小說，足以反映該種小說在日本的傳播情況及影響。
　　中國通俗小說大量東傳日本，對日本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很多書籍反而在中國失傳。這一文化現象，引起了諸多有識之士的注意。于是，在中國近代史上，不少學者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尋訪，以使其回流中土。如清末學者楊守敬在出使日本期間(1880-1884)便遍訪失傳珍籍，撰有《日本訪書志》，還影印出版了《古佚叢書》。近代著名藏書家李盛鐸，也在出使日本期間遍尋佚書，尤其對日刻漢籍進行潛心地研究。許多和刻本中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尤其一些日本漢學家對漢籍的校注，記錄了漢籍在日本的傳播及在日本研究的狀況。他大量購買和刻本，使中國古籍的回流具有了雙向交流的意義。《世說新語》古寫本在日本發現，中國學者羅振玉在1915年至1916年頃，多方奔走，從神田、小川、山田、小西四位收藏者手里借到他們分別珍藏的唐寫本殘卷，遂加以刻印出版，使這些珍貴的小說文獻回歸中國人手中。再如，在日本流傳最廣的《剪燈新話》及李昌祺(1376-1452)仿作的《剪燈余話》，反而在我國很早就沒有文本流傳，1917年，董康搜集了日本慶長年間(1596-1614)的話字本《剪燈新話》和元和年間(1615-1631)版的《剪燈余話》加以翻刻，使中國人又重睹二書的芳容。著名小說研究家孫楷弟先生，也曾專程赴日訪書，撰寫了《東京所見通俗小說書目》，為中國通俗小說的回流，做了大量工作。
　　大谷文庫本中國通俗小說，經歷了數百年流傳日本的歷史，最后又傳奇般地回到中國，雖然有著特殊的歷史原因，或者說純屬偶然，但客觀上確為我們保存了很多珍貴的版本，這批書的東傳與回流，應該稱得上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日本研究沈陽88～9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本義20002000 作者：日本研究沈陽88～9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本義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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