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推 重耳(獻公子)微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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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子推,重耳(獻公子)微臣。周晉(今山西介休)人。一作介之推(介推),亦稱介子。另有姓王名光之說。生年不詳,卒于晉文公元年(前636年)。縣志云,文公返國,介子推“不言祿”,隱于綿山。晉文公求之不得,放火焚山,他抱樹而死。又據通志,介子推隱“后三十年,見東海邊賣扇”。如是,其卒年可能在晉成公年間(前607年~前600年)。


    介子推的出身事跡見諸文獻的極少,僅有奉公子重耳出亡一事。“驪姬之亂”后,晉公子重耳避難奔狄,隨行賢士五人,介子推即是其中之一。準此,則介子推早年也曾隨重耳在外逃亡19年。風餐露宿,饑寒交迫,備嘗“險阻艱難”。重耳最終能返回晉國,立為晉君,介子推也盡了犬馬之勞。據《韓詩外傳》,謂重耳亡時,頭須(一作里鳧須)偷光了重耳的資糧,逃入深山。重耳無糧,被圍,介于推割下自己臀部的肉供養重耳。在重耳落難之時,介子推能如此肝腦涂地,忠心耿耿,實屬難能可貴。


    重耳返國,時值周室內亂,“未盡行賞”,便出兵勤王,“是以賞從亡者未至隱者介分推”。對此,介子推沒有象壺叔(一名陶叔狐)那樣,主動請賞。他說,晉文公返國,實為天意,狐偃等“以為己力”,無異于“竊人之財”的盜賊,故“難于處矣”。介子推無視狐偃等人的夾輔之力是錯誤的,但其中絲毫沒有對晉文公的怨恨;沒有對功名利祿的艷羨。有的卻是對狐偃,壺叔等追逐榮華富貴的鄙夷。


    《呂氏春秋》云,介子推不肯受賞,曾賦詩一首,“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于中野。”此說顯然不足信。介子推曾對其母說:“身欲隱,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如是,豈有自作詩而懸書宮門之事,當是介子推從者所為。介子推隱居綿山后,文公曾派人多方尋找,并以綿上之田封給介子推,故綿山亦稱介山。


    介子推是否被晉文公燒死,尚待進一步考證。但千百年來,勞動人民以各種形式紀念這位忠義之士;多少文人墨客、達官顯宦,登臨題詠,寓興抒懷,抒發對介子的懷戀思慕之情。清傅山有詩云:“青松白梧十里迥,狴(木字旁)青抵白詞堂幽。晉國園陵迷草木,綿田香火動春秋。名更賣扇傳東海,身隱承顏肖故邱。還慮寒山太枯寂,婉客分到牡丹頭。”對介子的憐惜敬仰,對君主的怨懟忿詈,具蘊之于胸次,發之于筆墨。在介山,有“思煙臺”遺址。傳說文公焚林,有百鴉繞煙而噪,或圍在介子推周圍,用軀體遮擋烈焰。晉人感其功德,在此筑起一高臺,紀念這些義禽。據縣志引《山堂肆考》,文公為哀悼介子推,曾下令全國,三月五日為火禁日。相傳火禁不嚴,就會有風電之變,這便是我國數千年來寒食節的由來。在三晉歷代,人們還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廟宇,以妥介子在天之靈。宋天禧元年(1017年),真宗詔封介子推為潔惠侯。宋王當《春秋臣傳》為介子推立傳;民國《介休縣志》、雍正《山西通志》也為介子推立傳;胡春霖《山西名賢輯要》,介子推被收入《廉介類》。


    君主詔封晉爵,人民祀之誠矣,這種矛盾現象涉及對介子推如何評價的問題。固然,作為春秋貴族,介子推的言行處處滲透著迂腐愚昧的成分,但是,介子推“舍身赴義”的潔芳善行,成為中國傳統觀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淵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種精神孕育和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無數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構成中華民族的脊梁,介子推對功名利祿的鄙棄,對奸偽欺罔、人世謬舉的憤懣,他的割股食君的犧牲精神,正是中華民族淳厚尚儉、信實禮讓的傳統美德的體現;從更深層次上看,在介子推身上蘊涵著對祖國的深沉赤誠的愛戀之情。晉獻公嬖驪姬,殺申生,昏于家,亂于國,而重耳則成為振興晉國的希望。介子推的行為是他篤信愛晉國須愛重耳的自然表露。也許,正是這種對祖國的摯愛,才是人民永遠懷念介子的根本原因。


網載 2013-09-10 21: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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