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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鞅（古本《竹書紀年》載簡子卒于晉定公十七年，為公元前458年，《春秋左傳》載簡子卒于晉定公三十七年，為公元前475年），世稱趙簡子，又名志父、趙孟。春秋未季晉國六卿之一，戰國七雄之一，趙國的奠基人。

    趙簡子出生于世代為晉卿的奴隸主貴族家庭。先祖趙衰（趙成子），為人足智多謀，處事機靈善斷，早年即為晉獻公次子重耳的私屬，與重耳朝夕相處，關系甚密。晉國“驪姬之亂”時，重耳遭忌于獻公，落魄流亡國外。趙衰舍家棄國追隨其左右，同甘共苦，亡命十九載。此期間，重耳視趙衰如手足，凡事之謀多與趙衰運籌。后來，重耳返國為晉侯后，更視趙衰為股肱之臣，封敕原大夫，委以晉國正卿重任。史書曾說，晉文公重耳所以能返晉得國，繼而稱霸于齊桓公之后，光大晉國霸業，多得益于趙衰。

    趙簡子的祖父趙武（趙文子），便是晉景公初年“下宮之役”中，落難余生的“趙氏孤兒”。趙武成人之后在晉卿韓厥的支持和幫助下，復卿爵，攻殺陷趙氏一族于滅頂之災的景公寵臣屠岸賈，盡滅其族，報了多年血仇。終在晉平公十二年（前546年）重踞晉國六卿之尊“正卿”的位置，復興趙氏。

    簡子少年時代，適值趙氏再興之際。家族的興衰和社會的影響，使他能深切地洞悉到晉國眾卿爭斗，互相傾軋的殘酷。同時也陶冶和造就了他深沉不露，膽識過人，胸懷韜略，腹隱機謀，稱雄諸卿的氣質和能力。大約就是在他3O歲左右的時候，襲爵位于祖上，為晉國卿。

    公元前519年，簡子繼襲卿爵不久，恰遇周王室發生王子朝叛亂。初登王位的周敬王姬 ，被王子朝逼迫流寓于外，回不了成周（東周都城，今河南洛陽）。趙簡子初臨卿位，根基尚不牢固。他瞅準這個建功立業樹立威望的時機，請命于晉頃公，率軍迅速地平息了王子朝之亂，佐定周敬王于成周。

    “挾天子而令諸侯”，是春秋時期諸侯爭“尊王攘夷”，圖霸業于諸國的一個發明。簡子既平王于朝叛亂于一旦，又戍衛周王室，受敬王“王室命卿”之許，這對晉國當時的霸主地位，無疑增添了光彩。同時，也達到他牢固根基，擴大威望的目的，為趙氏下一步加強與其他五卿角逐的實力，稱雄晉國，埋下了有力的伏筆。

    簡子所處的時代，正是所謂“禮崩樂壞”的春秋未季。諸侯挾天子，卿大夫挾諸侯的事件，時有發生。就是當時的晉國，也正處于晉侯大權旁落，六卿未大不掉。公侯之尊，江河日下，風雨飄搖。簡子及時地把握這個時機，利用勤周敬王有功，敬王準他為王室命卿之隙，于晉頃公十三年（前513年）冬，征收生鐵四百八十斤，把范宣子制定的“刑書”，銘鑄于大鐵鼎上，公布了晉國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史稱“鑄刑鼎”。他的這一壯舉，不僅使其知名于天下，而且博得晉國絕大多數新興勢力的支持，成為他登上政治舞臺，最有聲色，引人注目和贏得喝彩的一次精湛表演。為迅速擴大趙氏勢力和影響，爭取晉國正卿的地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晉定公十五年（前497年），趙簡子升任晉國正卿，執掌國政。是年夏，簡子令邯鄲趙午歸還衛國進貢的五百奴隸，擬將他們遷往晉陽。趙午雖然應諾，但在執行命令時，拂簡子之意，沒有把奴隸歸還趙氏。趙午的抗命之舉，使簡子大為惱怒，為挽回影響，遂拘捕趙午，囚禁于晉陽，不久又將其殺掉。消息傳人邯鄲，趙午的兒子趙稷便憑據邯鄲叛亂，并竄通其舅氏中行寅（晉國六卿之一），以及中行寅的姻親范吉射（亦為晉國六卿之一），合謀集兵攻擊趙簡子。簡子因疏于防備，采邑被三家聯兵攻克，倉皇出逃退守晉陽。趙稷、中行寅、范吉射等，窮追趙氏不舍，揮師直趨晉陽城下，困城猛攻，必欲置簡子于死地，以滅后患。按照晉國當時的成法：首先發動禍亂的人處死。就在簡子困守晉陽的危急關頭，晉國其他三卿，即知、韓、魏三氏，請命于晉侯，率兵擊敗首先叛亂的中行寅和范吉射，解晉陽之危，救趙簡子于倒懸。

    這次危難，使趙簡子深刻地認識到結盟的重要，軍事實力的重要。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他曾多次通過盟誓活動，團結宗人和知、韓、魏三卿，進一步孤立和打擊范、中行二氏。1965年在侯馬出土的“侯馬戰國盟書”，就是趙氏當時盟誓的記載。

    晉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趙簡子與范、中行二氏決戰于鐵（今河南濮陽）。這次戰斗簡子運籌帷幄，以少勝多，大敗范、中行聯軍，重創其銳，滅掉其有生力量。翌年，簡子又出奇兵，再敗二氏于朝歌（今河南淇縣）、邯鄲，又傷其精。兩年之后，簡子傾其兵眾，向范、中行大舉進攻，連克邢（河北邢臺）、任（刑臺東北）、欒（河北趙縣）、 （趙縣南）、逆疇（保定西南）、陰人（山西靈石）、盂（山西陽曲）、柏人（河北隆光縣西）諸城。以摧枯拉朽之勢，徹底挫敗范、中行兩家，結束了晉國六角逐的局面，與韓、魏、知三卿瓜分范氏、中行氏之田，重新劃分了勢力范圍。

    趙簡子所以能從困境中得以解脫，并在晉國六卿角逐中日益強盛，直至執晉國諸卿之牛耳，不僅依賴于他的武略，更重要的是他出眾的政治才能。

    簡子求賢若渴，凡有一技之長者，均設法網羅其門下。他的家臣董安于、尹鐸，以及從魯國逃亡來的楊虎等，都是仰慕簡子思賢知賢，任賢信賢，才“士為知己者死”，投拜其麾下。這些春秋之際的名士，在趙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都曾竭盡全力，積極發揮作用，甚至不惜肝腦涂地。

    簡子善于聽取臣下直諫，及時采納。尹鐸治理晉陽時，簡子曾命尹鐸率先拆毀晉陽城的防御設施，以防受人以柄。尹鐸認為他的命令，脫離了當時眾卿之間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戰火隨時可能發生的險惡形勢，是顧虛名而則不圖實的愚蠢之舉，遂置若罔聞，反其道而行之。當簡子再返晉陽時，見防御堡壘有增無減，更趨堅固。于是大發雷霆，屯駐城外，立誓必殺尹鐸才肯入城。追隨他左右的家臣郵無政立即抗顏直諫：“樂則淫侈，憂則警懼，尹鐸增壘意在使主君常懷警懼，勵精圖治，以防不測。”簡子聞郵無政之諫，遂轉憂為喜，知過立改，重賞于尹鐸。而在后來智伯裹脅魏、韓兵犯晉陽時，正是由于堅固的城防堡壘和有備的軍事設施，使襄子有險可恃，挽救了趙氏的厄運。

    簡子還能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積極削弱奴隸主貴族的腐朽勢力，倡導法制。在其領地和勢力范圍內，進行了一系列土地制度、農奴制度和用人制度的改革。如擴大畝計，實行畝大稅輕的薄賦輕徭政策；釋放奴隸，分散荒地，使之轉化為人身自由的自耕農。在戰爭中則實行“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的論功行賞政策。他的這些開明之舉，有效地緩和了階級矛盾，既有利于生產和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使廣大的士兵在戰爭中勇于殺敵立功，以獲人生自由。從而得到了充足的兵源和糧源，為后來的三卿滅智，瓜分晉室，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尤需值得稱道的是，趙簡子針對時弊所推行的田畝制度，即孫武在《吳問》中指出的：“趙氏制田，以百二十步為 （讀冤，土地長度），以百 （四十）步為畝，公元（無同元，即原的意思）稅焉（畝增大，仍收原來的稅）。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儉臣收，以御（治）富民。”他的這種田畝制度，被后來秦國的商鞅所延用，成為商鞅變法的一條重要內容。秦統一六國后，則繼而成為通行全國的畝制。比較客觀地說，這當是趙簡子的又一歷史功績。

網載 2013-09-10 21: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