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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以來，讀了幾位前輩論說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文章和著作，自己也就有所思索　。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講到“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時，有云：“質　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　注：《梁漱溟學術精華錄》第64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這是一個　美好的預言，也是美好的愿望。
　　梁先生所謂“中國文化的復興”，也即是“孔子的禮樂”的復興。這話是他在20世紀2　0年代之初講的。到了80年代，他在《東方學術概觀》中講“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　子”時，曾引前輩夏增佑所著《中國古代史》云：“孔子一身直為中國政教之原，中國　歷史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又引前輩柳貽征《中國文化史》云：“孔子者中國文化之　中心，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　之文化賴孔子而開。”梁先生說：“兩先生之言幾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說卻較明確。”
　　諸公之言，很發人深省，我由此便想到了中國歷代的“尊孔”和“批孔”。記得十來　年前，季羨林先生在《從客觀上看中國文化》一文中講到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時，曾說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注：《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第3頁，中華書　局1992年4月第1版。)我看世人評價孔子，也不免循此規律，這里且從“尊孔”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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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在世時，雖是“圣之時者”，卻似不甚得志，魯迅曾說：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　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并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　人所嘲弄，甚至于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　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窺見那消息。(《且介亭雜文二集·在　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為什么說孔夫子“死了以后”才“做定了‘摩登圣人’”呢?這要從漢代的“獨尊儒術　”說起，而且還要歸功于劉邦和武帝。
　　劉邦本來不是崇儒尊孔的，據《漢書·酈食其傳》記載，有個騎士對酈生說：“沛公　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說劉邦“不喜　儒”，這是一段“嘉話”。
　　但劉邦思想亦有變化，從“不喜儒”到崇儒尊孔，有個過程。這里起關鍵作用的，是　叔孫通。
　　史稱劉邦初做皇帝，與群臣宴飲之時，“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劉邦　“患之”。于是叔孫通獻計，與儒生“共起朝儀”。其后即按此“朝儀”行禮。這一舉　措，立見效果。史稱“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無敢喧嘩失禮者”。于是劉邦　十分滿意，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叔孫通趁此機會，立即向劉邦建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愿陛下官之　。”于是這些儒生都有了官銜，而且各得“五百金”的賞錢，高興地說：“叔孫生圣人　，知當世務。”這是說，叔孫通亦“圣之時者”。(詳見《漢書·叔孫通傳》)
　　從劉邦“不喜儒”到封賞儒生，可見儒者的妙用。
　　再說武帝。武帝時期，“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是為世所稱的　；但汲黯卻說他“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書·汲黯傳》)這是怎么回事呢?這說明　武帝之崇儒術，未必全心全意，這從此后元帝與宣帝的一段對話中也可看出問題。《漢　書·元帝紀》云：
　　(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　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　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　太子也!”
　　所謂“漢家自有制度”，這話很有深度。大概從劉邦開始，即已“霸王道雜之”。漢　朝家法如此，而元帝有所不知，故宣帝慨乎言之。我在50年前寫過一篇《漢代崇儒的真　相》，也談過這個問題。(《益世報·人文周刊》第40-41期)
　　至于漢代以后，歷朝歷代之崇儒尊孔，柳貽征先生的《中國文化史》言之甚詳。(注：　見《中國文化史》第二十五章，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孔子從“至　圣”而逐步上升為“大成至圣文宣王”，連孔子的后裔都封為“衍圣公”，則柳先生所　謂：“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可謂信而有征。與此同時，魯迅先生所謂“孔夫子之在　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云云，也非無征不信。
　　權勢者們之捧孔子，不僅見于古代，也見于近代。這是魯迅親眼見過的。他說：
　　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　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　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　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　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后，也　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　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　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于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　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　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鉆進山東，連自　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　圣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系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后裔的誰來做了自己　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　夫子》)
　　在魯迅先生看來，袁世凱、孫傳芳和張宗昌這些權勢者，也和古代的權勢者一樣，其　崇儒尊孔，都是為我所用。從劉邦到袁世凱，雖改朝換代，而尊孔這一文化傳統，卻歷　久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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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批孔”，也可以從古代說起。這里且不說那與孔子并世的隱者對夫子的譏刺，(　注：見《論語·微子》。)只說漢代的王充和明代的李贄。
　　在“評法批儒”時期，王充曾以“批孔”著稱。他著有《論衡》，寫過《問孔》。但　“問孔”并不等于“批孔”。他只是說，孔子的話不見得句句都對，不認為“圣賢所言　皆無非”。如此問孔，未可厚非。
　　王充又寫過《儒增》，對漢代的儒書，多所批評。但他批評漢儒，也不等于批孔。他　在《正說》中說：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后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　習詞語。茍名一師之學，超為師教授。及時早仕，汲汲競進，不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　。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并失其實。
　　這些話都是批評當代儒生的，不是批評孔子的。
　　還有，王充不但不曾批評孔子，他寫《自紀》，還曾說過：“可效仿者，莫過孔子。　”又說：“鴻才莫過孔子”。
　　不過，盡管如此，正當舉世奉行尊孔之時。王充竟敢“問孔”，仍是“冒天下之大不　韙”的。
　　再說李贄。
　　在“評法批儒”時期，李贄也是以“批孔”著稱的。說李贄批孔似比說王充批孔有些　實據，當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就曾說他“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背戾　”。(注：《神宗實靈》第369卷，轉引自《明實錄類纂》“文教科技卷”第13頁。)李　贄《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中確有關于“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言語，他說：
　　前三代，吾無論矣；后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余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　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　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也　是矣。雖使孔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賞哉!
　　當舉世皆“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之日，李贄出言如此，確實未免“狂誕背戾”。問　題似不在于他批評了孔子，而在于觸犯了官方儒學的統治。這是有害于當代的政教、有　損于世道人心的。
　　但當大金吾審訊李贄時，李贄卻說：“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無損。”李　贄死后，袁中道撰寫《李溫陵傳》，也說他的著作“大有補于世道人心”。(注：《珂　雪齋近集》卷三，1982年11月上海書店重印本。)這樣的話，不知有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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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古代這些尊孔、批孔的事例看來，歷朝歷代的權勢者大抵都是尊孔的；凡是“知當　世務”即識時務的儒生也都是尊孔的。兩千年間不識時務者只有半個王充和一個李贄。　李贄涉嫌批孔，不得好死。歷史昭示如此，耐人尋思。
　　當然，耐人尋思者，更有近世的事。
　　近百年來，世界大勢是發生了空前的變化的，不僅中國自身改朝換代，西方文化也云　涌而來，中國的文化之門也不得不開。面臨西方文化的沖擊，也就發生了新的尊孔、批　孔的問題。“五四”運動本來不是“批孔”運動；但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　，孔子也就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當然，在這幾十年里，有批孔的，有尊孔的，言論也非一律。這同政治主張似有一些　關系。康有為主張變法維新，著《孔子改制考》，建立“孔教”，是尊孔的。章太炎主　張種族革命，著《諸子學略說》，謂“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儒家者流，熱中趨利　”，是批孔的。但章氏批孔，半途而止。他在《致柳翼謀書》中說自己是因為“深惡長　素(康有為)孔教之說”，才“激而詆孔”的。章氏之回心轉意，和他后期“既離民眾，　漸入頹唐”，(注：見《且介亭雜文末集·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許不無關系。
　　此外，劉師培上書端方，有“尊孔”、“讀經”的倡議；(注：劉師培《上端方書》，　引自《劉師培辛亥前文選》第104-105頁。三聯書店1998年6月北京第1版。)林琴南《答　大學堂校長蔡鶴卿書》說到“覆孔孟、鏟倫常”，謂“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挽回之時”　。(注：見《林琴南文集·畏廬三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3月第1版。)凡此種種，也　都是尊孔的。
　　“五四”以后，仍然批孔、影響較大者，有李大釗的《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　動的原因》和魯迅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李大釗說：“中國的勞動(工)運動，也　是打破孔子階級主義的運動。孔子的學說，對于勞動階級，總是把他們放在被統治者的　地位，作統治者階級的犧牲。”他還說：“孔子主義(就是中國人所謂綱常名教)并不是　永久不變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決不是‘萬世之師表’。他的學說　，所以能在中國行了兩千余年，全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經濟，沒有很大的變化，他的學說　適宜那樣經濟狀況的原故。現在經濟上生了變動，他的學說，就根本動搖，因為他不能　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就有幾個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禮，天天戴　上洪憲衣冠去祭孔，到處建筑些孔教堂，到處傳布‘子曰’的福音，也斷斷不能抵住經　濟變動的勢力來維持他那‘萬世師表’、‘至圣先師’的威靈了。”(注：見李守常《　史學要論》附錄第136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說“綱常名教”，“不是永久不變的真理”，從經濟上作此解釋，這在當時是新穎的　。但在林琴南看來，很可能也是“覆孔孟、鏟倫常”的胡言亂語。
　　魯迅的文章，我在前面已經引過，這里不再多說；但有一點要說的是：魯迅的文章雖　然可以說是批孔的，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魯迅立論的根據，不是“經濟”，而是　事實。從袁世凱到張宗昌，都有尊孔的故事，魯迅講的很有意思。這些故事不像是魯迅　捏造的，卻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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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講了“尊孔”和“批孔”，現在要回到“中國文化的復興”。
　　什么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呢?說來說去，不過兩個字：“尊孔”。而“尊孔”也正是　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
　　梁漱溟先生講“世界未來文化”時，還十分肯定地說：“以后世界是要以禮樂換過法　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又說：“我雖不敢說以后就整盤的把孔子的禮樂搬　出來用，卻大禮旨趣就是那個樣子，你想避開也不成的。”(注：《梁漱溟學術精華錄　》第64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這話是說得非常自信的，不容置疑　。
　　但我惑而敢問的是：“孔子的禮樂”是什么模式?梁先生在這里并沒有說，不知他在別　處可曾說過。只有魯迅說袁世凱稱帝之前恢復過孔子的“祭典”，這“祭典”應是“符　合了孔家宗旨”的；孫傳芳也曾復興過“投壺之禮”，這是前面講過的。可惜余生也晚　，都沒有見過。但這樣的典禮，是否可稱“孔子的禮樂”、“符合了孔家宗旨”呢?未　可知矣。
　　
　　
　　
魯迅研究月刊京4～7G0文化研究郭預衡20032003作者通訊處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郵編　100875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4～7G0文化研究郭預衡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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