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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殖民體系分崩離析，獨立的亞、非、拉各民族國家構成了蓬勃發展的第三世界；作為20世紀前半葉帝國主義特征的壟斷經濟和帝國主義戰爭已逐漸被世界各國經濟緊密聯系的發展趨勢所代替；另一方面，20世紀后半葉，人類經歷著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大轉型，即在邏輯學范式之外，現象學范式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邏輯學范式將一切思想和敘述概括為最簡約的共同形式，如正——反——合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包羅萬象，構成了具有一致性的“大文本”或“大敘述”。現象學范式與邏輯學范式不同，它研究的對象不是抽象的、概括的形式，而首先是具體的人，它強調對具體經驗到的東西采取盡可能擺脫概念前提的態度，“回到直覺和回到自身的洞察”。原來的“大文本”或“大敘述”被解構了，原先處于邊緣的、零碎的、隱在的以及被“大文本”或“大敘述”所掩蓋的一切，釋放出新的能量：雖然它也導致了某種離散和互不相關，但它所起的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離權威、發揮創造力等的巨大作用，的確對世界文化的多元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加以高科技傳媒的飛速發展，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一般來說已較難受到阻扼：這一切都為文化的多元發展創造了極好的條件。
　　然而，另一方面，當前文化的多元發展也受到多方面的威脅。最明顯的威脅首先是頑固存在的各種文化中心論：首先是西方中心論，而某些“東方中心論”又重復著西方中心論的老路。另外，原有利于文化多元化的文化相對主義也可能轉變為封閉、排他的文化部落主義：只強調本文化的優越而忽略他文化的優點以及自身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強調保持本文化的“純潔”而反對和其他文化交往，甚至采取文化上的隔絕和孤立政策，結果是本文化的停滯、衰微，以至絕滅。加以世界進入信息社會，以某種語言文字為主導的跨國信息流很可能會壓抑他種語言文字，從而限制人類文化的多樣性發展；特別是信息的流向遠非對等，而是多由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時也會發生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整體移入”，以至使其他國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壓抑，失去“活性”，最后使世界文化失去其多樣性而“融為一體”！歷史已經證明任何“文化吞并”、“文化一體化”的企圖都會削弱文化的多樣性，帶來災難性的結局。
　　經濟、科技全球一體化和保持文化多元化的矛盾將是全人類在21世紀不得不面臨的新現實。如何根據各民族文化的豐富資源，化解這一矛盾，使世界文化沿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是人類進入21世紀首先要考慮的問題，而異質文化之間的相互對話和溝通，以達到互相真誠理解和寬容的目的，實在是促進這一矛盾轉化的關鍵之關鍵。千百年來，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知識分子為達到這一目的，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別是在20世紀后半葉（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上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的急速變化，這方面的研究和探討更是蓬勃發展，碩果累累。跨文化研究（或比較文化研究）是促進異質文化間對話和溝通的最重要的一種手段，必將在21世紀文化研究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這世紀末的深處，展望和迎接即將到來的新的千年，系統整理已然逝去的20世紀后半葉中國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討其存在的問題，把握其跳動的脈搏，顯然是面向新世紀的一項十分必要而極有意義的工作。
　　　　　　建國初期的跨文化研究
　　中國自20世紀以來，已逐漸培養出一批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錢鐘書、馮友蘭、湯用彤、朱光潛、吳宓等。他們和他們的學生，特別是他們所建構的學術環境（尤其是清華大學）為中國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在解放初期的15年里，余蔭所及，還出現了相當一批很有分量的跨文化研究學術專著。其中如季羨林的《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齊思和的《中國和拜占廷帝國的關系》、賀呂群的《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朱謙之的《中國古代樂律對于希臘之影響》、王光祈的《東西樂制之研究》等，都是一時難以企及的學術精品。在這一段時間里，各種報刊雜志有關跨文化研究的討論始終不斷。如朱謙之的《十八世紀中國哲學對歐洲哲學的影響》、張軼東的《中英兩國最早的接觸》、何兆武的《廣學會的西學與維新派》、范存忠的《〈趙氏孤兒〉雜劇在啟蒙時期的英國》、朱光潛的《基督教與西方文化——一種重新估價的嘗試》等等，都是材料翔實，立論有據，文風樸實，與同一時期大量存在的、以為“真理”在手因而盛氣凌人的行文作風全然不同。
　　但是，這一時期最突出的文化現象還是向蘇聯“一邊倒”，大量強制性地灌輸蘇俄文化。應該說，這對于幫助中國走出封建文化，培養一代新人起了一定作用；但這種強制性文化灌輸的負面影響也不容低估。特別是作為蘇共中央文件下達的、充滿極左教條主義的日丹諾夫的三個報告更是如此。如他的《關于〈星〉與〈列寧格勒〉兩雜志的報告》將文學定位于“對人們進行政治教育”，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在很長時期內都成為一種獨斷的遏制；他的《在關于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的討論會上的演詞》，提出哲學就是要“以新的、有力的意識形態武器來武裝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的干部、我們的青年”，從此，哲學研究不再有自由思想，一切馬克思主義之外的西方哲學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腐朽意識“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他的《在聯共（布）中央召開的蘇聯音樂家會議席上的演辭》大反西方音樂的“形式主義”，為中國藝術的發展從根本上劃定了條條框框。我國人文學科長期缺乏獨創性，比較停滯，不能不說與此有關。
　　與此同時，從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清算他與西方文化思想的關系開始（1954），中國對20世紀前半葉傳入的、除“蘇式”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西方思想影響進行了全面掃蕩。這種在文化方面的灌輸和掃蕩帶有很強的政治強制性，既不同于本世紀初的自由介紹、自由選擇，也不同于過去宗主國向殖民地進行文化灌輸的舊模式，其經驗教訓仍是今天的跨文化研究中一個必須認真總結和深入研究的課題。
　　1957年“反右”運動之后，20世紀以來曾經蓬勃發展的跨文化傳輸和跨文化研究漸趨沉寂，大批判文章鋪天蓋地。但在60年代初期，也還有一些可讀的文章，即便是批判文章也如此。如賀麟的《朱光潛文藝思想的哲學根源》從7個方面總結了朱光潛文藝思想的哲學基礎， 其學術詞匯雖有某些過度“意識形態化”之嫌，然而畢竟不同于尋常之輩，在批判中卻也能顯示出作者的深厚學養：再如徐典緒的《論太平大國的拜上帝會與基督教的關系》，雖然囿于時見，“愛”“憎”分明，然其所述拜上帝會對基督教的曲解與改造，則充分顯示了接受者的傳統文化在中西文化之影響中會留下怎樣深刻的印痕。
　　60年代，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的是1961～1964年前后，史學界圍繞世界歷史的撰寫問題展開的對“歐洲中心論”思想的反思與批判。周谷城先生在《歷史研究》1961年第2 期上發表了題為《論世界歷史發展的形勢》的文章，提出世界歷史“既不應以歐洲為中心，更不應以亞洲為中心”，此文在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西南師范學院歷史系連續召開研討會，圍繞該文著重討論了在世界歷史研究中如何擊破“歐洲中心論”及建立世界史新體系的問題，《文匯報》對此進行了追蹤報道。吳于廑先生發表于《江漢學報》1964年第7 期上的《時代與世界歷史——試說不同時代關于世界歷史中心的不同觀點》，堪稱此一討論的總結性文章。文章開宗明義，指出一部名副其實的世界史，必須體現世界的觀點，即排除地域或種族的偏見。吳先生對古代與近代各種世界歷史著作進行了批判性的審視和比較，對現代世界史上“近東”、“中東”、“遠東”等詞匯的使用及以勢力強弱對比為依托的撰寫策略進行了深刻反思，提出新的世界史必須只有兩重標準：一是它必須體現與世界歷史的一致性，二是必須說明世界歷史由閉塞的、非整體的達到整體性的發展。文章高屋建瓴，代表了當時的史學水平。
　　文學方面的跨文化研究則有錢鐘書先生的《通感》（1962）、《讀拉奧孔》（1962）和《論林紓的翻譯》（1964）。這些論文都是在世界文藝理論的語境中，以中國詩學為本，參較他國學術，廣征博引，縝密入思，具有常人難以企及的廣度和深度，開創了“以中釋西”、“以西釋中”的“雙向闡釋”的先河。《論林紓的翻譯》通過分析林紓譯本前后兩個時期的不同表現，總結出不少有關譯事的珠玉之論，堪稱現代譯介學的典范之作。
　　此外，較多的是有關魯迅對于中西文化匯通的研究。50年中，最早出現的探討外國文學對于魯迅創作之影響的文章，是馮雪峰發表于《新華月報》1949年第12期的《魯迅創作的獨立特色和他受俄羅斯文學的影響》。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曹未風的《魯迅與外國文學》、樂黛云的《“五四”以前的魯迅思想》。它們在魯迅研究中，自覺地以跨文化眼光來審視魯迅作品的內容和思想特色。前者將魯迅與外國文學的關系分為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宏觀把握中有微觀分析；后者則深入探討了“五四”以前魯迅先生的思想遞嬗及其與外國文學的關系，具體剖析中見總體歸納。
　　　　　　在新時期的前夜
　　1977～1979年，短短3年，正是即將到來的改革開放大潮的前夕。在此期間，跨文化研究的文章迅速增加，其中不少論文在研究的領域、范圍、對象等方面都具有開拓性和創造性，昭示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如邢賁思的《哲學與宗教》（1978）、陳元暉的《嚴復和近代實證主義哲學》、馮天瑜的《利瑪竇等耶穌會教士在華學術活動》、楊憲益的《譯余偶寄——安徒生神話里的皇帝的新衣》等等。這些文章多少暗示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松動跡象，但相比于數量方面的收獲，質量方面顯然不盡如人意。
　　作為跨文化研究里程碑的學術巨著是1979年出版的錢鐘書先生的《管錐篇》4卷。
　　《管錐篇》最大的貢獻就在于縱觀古今，橫察世界，從“針鋒粟顆”之間，突顯出互為參照的各種重要文化現象。全書圍繞《周易正義》、《毛詩正義》等10種中國傳統文化原典，引用800 多位外國學者的1000種著作，結合中外作家3000余人，闡發自己對世界各種文化現象的看法。他特別強調“打通”二字，即突破時間、地域、學科、語言等各種界限和壁壘，以新的學術視野來進行新的學術研究。他提出“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聯，交互滲透，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著不同的學科”（《詩可以怨》）。但他認為不必用很多精力去建立什么龐大體系，以為可以用它來限制和約束客觀世界，實際卻無法做到。他認為應重在深邃、鮮明的個人真實體驗。他的這些思想，繼承了中國從具體事物出發的傳統觀念，又與前面談到的現象學思維方式相關聯，為后來的中國跨文化、跨學科研究和其他學術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基礎。
　　同年出版的還有楊絳的《春泥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等等。這些著作都是在多種文化對話的基礎上立論，內力渾厚，絕非一二年時間便可成就，顯然是孕育了相當長的時期，不僅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而且能讓人把握到一種難能可貴的冷靜和洞穿歷史的智慧。
　　綜觀50年來，前30年之跨文化研究，其成就顯然應該更大。所以受到局限，主要是閉門鎖國的直接結果；加以在學術領域過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情況下，跨文化研究總要“涉外”，危險更大。例如朱謙之先生的《十八世紀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發表后，很快被批判者冠以“反馬克思主義主義”和“反愛國主義”的帽子，徐中玉先生的《文學的民族意義、全人類意義和人民性的關系》則被視為“右派分子”向黨射出的“蒙著糖衣”的“毒箭”。在這種風氣中，一批學貫中西、學養深厚的學者不敢輕易涉獵跨文化研究，更談不上作思想深層的參較辨駁了，這對于我國的跨文化研究事業，不能不說是一大損失。
　　　　　　80年代：橫向開拓
　　80年代是一個以文化外求、橫向開拓為主的時代。事實上，可以說中國大陸的整個80年代都是溝通中外、以他種文化為鏡、反思本民族文化、以求奮進、以求新生的跨文化研究蓬勃開展的時代。
　　80年代，人們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走出幾千年的舊傳統和數十年來形成的“新傳統”，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首開風氣之先的是金觀濤等人主編的數十本《走向未來》叢書。這套叢書深入淺出、比較全面地介紹了西方最新思潮，以及西方學者正在思考的問題。這一切對閉門鎖國達30年之久的30歲左右的青年人來說，都是既新穎又刺激，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他們研究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興趣。
　　接著是中國第一個民辦教育團體——中國文化書院舉辦了第一屆中西比較文化函授班（兩年畢業），他們編寫了比較文學、比較教育學、比較心理學、比較哲學、比較史學、比較法學、比較美學、比較宗教學、比較倫理學、比較方法論、馬克思主義文化學、中國文化概論、日本文化概論等14種教材。這個函授班盛況空前，正式參加學習的學員1 萬余人，包括新疆、西藏等邊遠地區。教學除通過教材和函授報進行外，還組織了電視遠距離教學和多次按地區面授，最后，大部分學員寫了有關比較文化的畢業論文，其中有的還發表于報章雜志。在推廣和普及跨文化研究方面，這個函授班無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紀念。中國文化書院還組織編定了《神州文化叢書》100本， 其中包括了《中印文化交流史》（季羨林）、《伏爾泰與孔子》（孟華）、《中國文化在朝鮮半島》（魏常海）、《中國文化在日本》（嚴紹＠①）、《中國文化在俄羅斯》（李明濱）、《利瑪竇與徐光啟》（孫尚揚）等重要跨文化研究著作。
　　80年代中后期，跨文化研究越來越向理論的深度開拓。改進傳統思維方式，更新知識結構的迫切需要大大促進了譯介西方理論，同時又聯系西方理論，反思中國的實際問題。特別是三聯書店組織出版的甘陽和劉小楓等人主編的數十本《學術文庫》、數十種《新知文庫》、十余本《文化：中國與世界》叢刊更是為提高中國學術界的理論水平，進一步促進跨文化研究立下了不朽功勛。
　　事實上，正是《走向未來》叢書、中國文化書院中西比較文化班和以《文化：中國與世界》為核心的青年學術群體，以及稍后由王元化在上海創辦的《新啟蒙》雜志和其他一些贊成并倡導“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學術力量合力掀起了橫向開拓、以跨文化傳輸與研究為主體的中國大陸的“文化熱”。
　　所謂“文化熱”的出現決非偶然，這首先是“四個現代化”提出后的一種積極反響。當時有識之士普遍感到現代化不能只限于經濟和科學技術層面，更重要的是應該與文化深層的現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的更新，對我國新舊傳統的歷史反思等。為達到這一目的，不能不尋求新的參照系，因此急于介紹近世西方思想文化的進展，力求在世界語境中探討我國現代新文化建設的路向。與此同時，人們普遍認識到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其起因正是數十年來形成的極左教條主義與幾千年腐朽的封建舊傳統之間共謀的結果。要徹底改變現狀，鏟除兩者盤根錯節的影響，就必須橫向開拓，借助外來文化的力量。于是，近世西方思潮如存在主義、現象學、分析哲學、科學哲學、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闡釋學，以及文學方面的各種理論在80年代被大量引進，人們再一次掀起了“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熱潮。
　　學術研究在拓展著新的視野，尋求新的方法，建構新的理論。在跨文化研究領域中，比較文學首先吹響了新時期的號角。僅僅1981年一年間就出現了很多倡導比較文學的文章，如《什么是比較文學》（李賦寧：《外國文學》）、《錢鐘書與比較文學》（張隆溪：《讀書》）、《淺談比較文學》（陸凡：《文史哲》）、《漫談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樂黛云：《大學生從刊》）、《比較研究與比較文學》（劉介民：《文藝報》）等等，倡導比較文學的文章一時如雨后春筍。比較文學作為一門長久被遺忘的、既舊且新的學科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興趣。
　　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實踐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收獲，80年代初期，出現了一些重要專著與論文：如錢仲聯的《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1980）、季羨林的《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1982）、唐ｔāｏ＠②的《西方影響與民族風格——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一個輪廓》（1982）、楊周翰的《攻玉集》（1983）、金克木的《比較文化論文集》（1984）、王瑤的《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1986）等。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1984）則第一次使中國比較文學取得了理論與體系的形態，開始了它的學科與理論的建設階段。另外如錢學森、劉再復的《文藝學·美學與現代科學》（1985）開創了跨學科研究的新方向，王佐良的《論契合：比較文學研究集》（1985）討論了異質文化之間文學的契合，曾小逸編的《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學》（1985）等初步總結了“五四”以來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這一時期，比較文學很快成為“顯學”，各種著作風起云涌，但也有一些在開創中難于避免的缺點。例如在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方面，“X與Y”（某中國作家與某外國作家）和“X在Y”（某外國作家在中國或某中國作家在外國）的模式逐漸形成而且泛濫。但這類文章也有頗具深度的，如戈寶權的《普希金與中國》、阿英的《易卜生作品在中國》等。但大部分由于研究方法、視角及模式較為單一，對于雙方的精神、情感、氣質、心理等方面的內在契合較少有深層的開掘。1987年出版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全面追述了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歷史及其在80年代上半葉復興的各種資料與歷程。
　　80年代后期，中國大陸的比較文學研究，較前期更為活躍，也更成熟。學術專著的出版呈現出明顯的加快趨勢。許多出版社都紛紛把目光投向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領域，湖南文藝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套比較文學研究叢書，該叢書12本，分三集，第一集是《比較文學導論》、《比較文學原理》等基本理論建設，第二集是“中日”、“中印”等中外文學關系，第三集是外國學者論中國文學。與此同時，出現了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叢書和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比較文化叢書。一批頗有分量的比較文學專著相繼出現，如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1987）、嚴紹＠①的《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1987）、王曉平的《近代中國文學交流史》（1987）、郁龍余的《中印文學關系史》（1987）、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1987）、劉海平的《中美文化在戲劇中交流——奧尼爾與中國》（1988）、曹順慶的《中西比較詩學》（1988）、李達三和劉介民的《現代中西比較文學研究》（1988）、王麗娜的《中國古典小說名著在國外》（1988 ）， 溫儒敏的《新文學現實主義流變》（1988），以及陳ｄūｎ＠③和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1989）、饒＠④子的《中西戲劇比較教程》（1989）等等。比較文學研究遂成風氣，貫穿了整個80年代的文學研究領域，并刺激了其他學科的跨文化研究的發展。
　　當然，比較文學研究僅僅構成80年代中國跨文化研究的很小的一部分。整個80年代，跨文化研究在各個學科都得到了廣泛的開展。周谷城的《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1981）開風氣之先，接著出現了許多有關文、史、哲、宗教、藝術等各方面的比較研究的篇章和專著。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郎紹君的《艱難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國引入西方美術的回顧與思考》（1987）、陳平原的《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1987）、金丹元的《比較文化與藝術哲學》（1989）等等都是一時之選。
　　與此同時，中國人類學的研究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與當時國內學術界對西方學術的重視是分不開的。當時，我國大量翻譯的西方學術著作中，也包含了許多有關人類學的西方學術名著，如弗雷澤的《金枝》、列維·布留爾的《原始思維》、列維·斯特勞斯的《野性的思維》等。西方的人類學理論進入中國后，不再只限于田野調查或對實證性民族心理結構的分析，而是將西方人類學的成果運用到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解讀中去，在我國形成了一個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即新興的文化闡釋學或文化人類學。1989年出版了蕭兵的《中國文化的精英——太陽英雄神話比較研究》，對東西方神話中有關太陽神世系的神話進行了人類學方法的探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作為中國文化人類學代表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8卷則主要寫成于90年代。 這部數百萬字的叢書用現代的、世界的眼光重新詮釋中國原典，使其真正成為人類共享的思想文化資源。《詩經的文化闡釋》（葉舒憲）、《楚辭的的文化破譯》（蕭兵）、《莊子的文化解析》（葉舒憲）、《老子的文化解讀》（蕭兵、葉舒憲）等都是追求跨文化的融會貫通，超越東西方文化的簡單價值判斷，竭力探尋人類共有的、具有相對普遍適應性的原型、象征模式，一方面使長期以來限于單一范圍內的傳統訓詁——文獻學研究在世界范圍內重新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又借文化人類學的普遍模式的演繹功能使傳統考據學所不能徹底認知的遠古文化“密碼”在跨文化的比較分析和透視下得到破解。《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所進行的研究既發掘了自身文化的特點，又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理解和互補、互利。它正是20世紀后50年跨文化研究結成的一個碩果。
　　　　　　90年代：全球化與本土化
　　80年代的橫向開拓，對西方學術文化資源的大量引進，激起了人們的憂慮和反思。中國數千年古國文明會被覆蓋淹沒嗎？西方學術文化資源真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嗎？再進一步考慮，在經濟全球化、科技一體化的不可避免的大趨勢下，如何才能保持文化的多元發展？中國傳統文化能立足于世界現代文明之外而始終不變，永遠保持“原汁原昧”嗎？如果不能，又如何使之在原有基礎上，適應現代需要，發展為新的中華文明？歸根結底，還是討論了100多年的古今中外的關系問題。 不同的是90年代的討論不能不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新形勢下進行，因此，大部分討論都與跨文化研究直接有關。
　　為回答以上問題，90年代初期出現了目標相同而表現形式不同的兩種潮流。一是引進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平面化、零碎化觀念，沖擊一體化、中心化的獨斷專行。他們認為今天文明所面臨的是“現代主義文化的國際風格正被多元化的、平面化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后現代性所取代”（張頤武：《第三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學》），而“我們正置身于雜語喧嘩中”（王一川：《從單獨獨白到雜語喧嘩》），這是國際大趨勢，而為了“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如何不失去本來文化的同一性”，“加大文化研究的力度，從理論和實踐上看出相應的對策”，無疑成為“知識界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王逢振：《文化交流中文化的同一性》）。他們的目標是通過對一體化、一元化的的對抗達到保存多樣性、獨特性和自身特點的目的。
　　另一種潮流是1992年前后悄然興起的“國學熱”。他們的目標也是保存自身文化的特色并使之發揚光大。但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認為，要達到這一目的，只能從過去的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甚至認為人類文化所有的精華都已存在于我們的民族文化之中，無須外求；而外來的東西并不能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引進也無益。這樣，就必然會逐漸引向排外和封閉，不能很好吸收已經適應了現代化、現代社會的外來文化資源。結果不是走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就是走向使自身文化在封閉中萎縮的文化部落主義。因此，必須把“現代對傳統的超越復歸”與“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化”二者結合起來。正如鄭敏在其《解構思維與文化傳統》一文中所說：“創新的過程必然是從傳統出走，但也必然又對傳統多次回歸……當創新之靈出走而忘返，追隨異國他鄉文化而去，我們需要對它呼喚，呼喚它回歸母體，將它的“新”帶給母體……這正是21世紀漢文化傳統創新與回歸的使命。”
　　要完成這種創新與回歸，就必須“真正把中國傳統文化放在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中來考察，使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和當前時代的要求接軌”（湯一介：《文化熱與國學熱》），也就是要在全球意識的觀照下發展自身的民族文化。所謂在“全球意識觀照”下，就是要關注全人類正在關注的大問題，考慮自身的民族文化對解決這些大問題能提供哪些獨特有用的資源和貢獻。這樣，這個過程就會成為一個雙向發展的過程，一方面，自身文化將有益于世界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自身文化在成為世界新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同時也會相應地改變和更新，發揚自己的優長而得以現代化并重現輝煌。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堅持多元化而不是趨向一體化的過程，一旦不同文化之間的差別泯沒，也就不會再有“獨特的資源和貢獻”可言。因此，“文化交流是在開放、對話的精神指導下，達到更高形態的綜合乃至融合而非走向一體化”（錢鐘文：《新理性精神：文化對話的一種策略》）。也就是一方面要保持自身主體性的“不同”；另一方面，又要與其他“不同”文化和諧共處，“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在相互滲透、參照中“達到新的和諧統一，產生新的事物”（樂黛云：《文化相對主義與“和而不同”原則》）。
　　90年代初期還有一種新趨勢，就是一批資深的西方哲學教授轉而研究中國哲學，將中西哲學的溝通和對話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他們明確提出“對于以西方哲學為專業的學者來說，就是要注意以中國為參照系解釋西方哲學；對于以中國哲學為專業的學者來說，就是要注意以西方為參照系解釋中國哲學。……應該與外國學者直接對話，讓外國學者了解國學，同時也讓國學與西方思想相互撞擊、相互磨擦，以期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張世英：《傳統與現在》）。張世英在90年代初期發表的《西方哲學史上主體性原則的發展和中國哲學史上關于人的理論》（德文，發表于《維也納年鑒》第20卷）、《中西哲學史上的形而上學》、《薩特的“虛無”與王陽明的“人心”》、《朱熹與柏拉圖、黑格爾》、《尼采與李贄》、《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與陶淵明的詩》、研究《天人合一與主客二分》都是他所提倡的上述主張的實績。
　　出版于1991年的《中西人論的沖突——文化比較的一種新探求》（楊適）也是一本具有開創性的專著。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該書“著重研討中西文化、人論和中西歷史中實際存在的人的狀況……進而探討中西分異的歷史條件和根源，包括起源和演進的具體規律性；最后，從上述全部研討中展望未來可能的發展，和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全書仔細分析了以“宗法人倫”為中心的中國人論和以“人與自然”、“靈魂與肉體”、“個人與整體”相分離為特點的西方人論。比較全面地論證了“西方文化中特重個人個性的自由發展和在此基礎上建立相互關系的社會集體性，而中國文化中特重人與人間的人倫聯系的整體性和在此基礎上建立個人個性”，而不是偏廢一方。他認為至今“西方傳統的異化自由和中國傳統的異化人倫仍在彼此沖突中各顯其自身的優缺點”。
　　另外，也有一批原來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努力于在全球化和西方的語境中來重新審視和詮釋中國文化，如王元化、龐樸、湯一介等。
　　在這個基礎上，一批新的有關跨文化研究的、有較高質量的專著陸續出版。如《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張岱年、湯一介編）、《從“西化”到現代化》（羅榮渠）、《多元共生的時代》（王寧）、《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張法）等都在不同方面對跨文化研究有著新的推動和啟發。特別是一些系統出版的“以書代刊”形式的叢刊更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廣泛討論和多元發展的園地，如90年開始出版的《東西方文化評論》叢刊（劉小楓、王岳川編），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國際漢學》（任繼愈編）、《漢學研究》（閻純德編）、《法國漢學》（李學勤等編）、《跨文化對話》（樂黛云等編）等等。這類叢刊都以更靈活、更及時的方式在跨文化研究方面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作為跨文化研究前鋒的比較文學，這一時期更是碩果累累。如曹順慶的《中外文論比較史（上古）》、《比較文學史》、朱立元的（中西古代藝術類型差異之探源》、童慶炳等的《中西比較詩學體系》、范伯群等的《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李萬鉤的《中西文學類型比較史》、嚴紹＠①等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十卷本、葉舒憲的《從比較文學到比較文化》、謝天振的《譯介學》以及多種新編比較文學教材等都為跨文化文學研究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生長點。
　　90年代，在跨文化研究方面出現的一個新現象是歐美各國對異質文化的研究也越來越感到興趣，相互直接對話的愿望逐漸形成熱潮。1991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了“文化雙向認識的策略問題”的國際會議，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多國學者與中國學者一起面對面地就對待跨文化研究的一些根本問題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文化的雙向認識是一種雙向的而又多次往復的詮釋過程”，就“雙向文化人類學”的哲學認識論導向達成了多方面的共識。這次會議的主要論文收集在1993年出版的《獅在華夏——文化雙向認識的策略問題》（王賓、阿讓·熱·比松編，中山大學出版社）一書中。
　　1993年在北京召開了“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國際會議。歐洲最負盛名的學者之一翁貝爾托·埃科（Umberto Eco ）為大會作了題為“他們尋找獨角獸”的主題發言。他指出兩種不同文化的相遇，有三種不同的可能：一、文化征服：A文化成員認為B文化成員非正常人類，對其文化采取教化（按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毀滅（如歐洲文化對待美洲、非洲文化的方式）；二、文化掠奪：A文化可能在政治、 軍事上征服B文化，但贊賞其智慧，對其文化成品加以霸占和掠奪；三、 文化交流：埃科認為這是一種互相影響和尊重的雙向流程，歐洲和中國的最初接觸就是如此。埃科特別強調了兩種文化接觸時往往產生的“誤讀”現象。他認為任何人接觸他種文化之前，“都有一個關于這個世界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它們來自其自身的文化傳統”。例如馬可波羅到東方來尋找西方傳說中的美麗動物“獨角獸”，卻誤認為在東方，那就是丑陋的犀牛。他不可避免地從他自己的文化框架出發來理解中國和東方。埃科指出，文化接觸中的這種“歪打正著”的誤讀卻常常為異質文化中的人們帶來十分珍貴的啟發。例如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茲在探求伏羲的數學意識時，卻對現代邏輯發展作出了貢獻。
　　圍繞著埃科的發言，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法國著名人文學者雅克·勒·高夫、阿蘭·萊伊、著名生物學家安東尼·當香等發表了《作為總體文化中符號及界限的墻》、《從文化的多樣性到人類的普遍性》、《中西對話：潛能的問題》等提出了相同或不同的看法；中國學者也提交了多篇高質量的論文參加討論，如湯一介的《在有墻和無墻之間》、周星的《異文化間浪漫的誤讀》、孟華的《“移花接木”的奇效——從儒學在17、18世紀歐洲的流傳看誤讀的積極作用》、樂黛云的《文化差異與文化誤讀》、孫小禮的《萊布尼茲與中國的易圖和漢字》、孫尚揚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誤讀及其創造性》等。這些論文都收集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獨角獸與龍》（中、法文版）一書中。
　　緊接著，1996年在南京大學召開了“文化：中西對話中的差異與共存”國際學術討論會，進一步研討了跨文化研究中的對話和話語問題。會議論文收入法文版的《Culture:Diversite　et　Coexistence　dansle dialogue Chine—Occident》。1997年5月又在北京大學召開了以“未來十年中國和歐洲最關切的問題”為題的第四次跨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討論了“生物學發展與倫理”、“電腦網絡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等問題。
　　幾次國際跨文化研究會議的實際成果就是中法合辦的《跨文化對話》叢刊的出版，議定該叢刊將以法文和中文在兩地先后發行。這些面對面的“前沿碰撞”常常在看來相去甚遠的不同意見中擦出思想的火花，都是對跨文化研究的直接推動。
　　當然，這只是90年代跨文化研究中的一脈，事實上，90年代以來，在國內外的各種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東西跨文化研究已經成了相當集中和突出的主題。
　　　　　　展望未來
　　然而，20世紀最后一年的世界形勢使許多人原來的思路因而轟毀。看來和平發展并非唾手可得，跨文化研究也不可能毫無阻力地在和平中自然實現。從目前世界此起彼伏的局部戰爭來看，文化沖突（民族、宗教、權力、野心等）似乎已成為引發戰爭的因素之首位（西亞、非洲、中歐、俄羅斯、印度半島、朝鮮半島、巴爾干半島皆不乏實例），于是有了亨廷頓教授（Samuel Huntington ）關于西方文化與非西方的文化沖突將引發世界大戰的預言。亨廷頓及其所鼓吹的“文明沖突論”使人們意識到“文化交流絕不僅僅是一個純文化問題”，其背后是結結實實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對話和沖突。然而，暴力和強權越是猖獗，世界各民族之間的溝通和理解越是重要。90年代中期之后，跨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文化策略日益受到重視。“是增強不同文化間相互理解和寬容而引向和平，還是因為文化隔離和沖突而導向戰爭，決定著21世紀人類的命運”（樂黛云：《文化相對主義與“和而不同”原則》）。跨文化研究，作為不同文化之間互相溝通和理解，避免沖突和暴力的最重要的途徑之一，一定會在未來的新世紀得到空前的繁榮和發展。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53～162G0文化研究樂黛云20002000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發生了急遽的變化，人類對文化多元化的研究和探討蓬勃發展。作者通過對中國跨文化研究50年來歷程的回顧，認為跨文化研究是促進異質文化間對話和溝通的一種最重要的手段，必將在21世紀文化研究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這世紀末的深處，展望和迎接即將到來的新的千年，系統整理已然逝去的20世紀后半葉中國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討其存在的問題，把握其跳動的脈搏，顯然是面向新世紀的一項十分必要而極有意義的工作。樂黛云，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53～162G0文化研究樂黛云2000200020世紀5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發生了急遽的變化，人類對文化多元化的研究和探討蓬勃發展。作者通過對中國跨文化研究50年來歷程的回顧，認為跨文化研究是促進異質文化間對話和溝通的一種最重要的手段，必將在21世紀文化研究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這世紀末的深處，展望和迎接即將到來的新的千年，系統整理已然逝去的20世紀后半葉中國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探討其存在的問題，把握其跳動的脈搏，顯然是面向新世紀的一項十分必要而極有意義的工作。

網載 2013-09-10 21: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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