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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批評中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立場，選用什么樣的角度，確立何種標準等問題，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都鮮有共識。不是偏執于意識形態判斷，而疏離其他價值關懷；就是局限于具體、個案的文本解讀、視像分析，因表層的議論而放棄對媒介本質的探究。在這一情境下，重讀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及與這一理論血脈同源的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對于當今的媒介批判而言，或許能提供一些新的思索視角及理論支撐。
　　　　　　一、“異化/物化理論”與媒介批判
　　馬克思早在1844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異化”與人的“自我異化”的命題。馬克思指出：在對象化的勞動中，勞動結果表現為對人的本質力量的積極確證；而在異化勞動中，勞動結果表現為對人的本質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馬克思還論述了勞動異化的四種形式或規定性：即“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與“人與人的異化”。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則更深入剖析了發達工業社會中人的異化與物化。他的貢獻在于將物化同近現代社會的理性化進程結合起來，從理性特別是技術理性對人的主體性發展的負面效應的視角揭示現代社會的物化現象，并且深刻地指出這種“物化”正在內化，從而成為“物化意識”——這是對異化更深層的揭示。法蘭克福學派無論從理論建構還是現實解讀方面都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在法蘭克福學派眼中，一切束縛人和統治人的異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們批判的對象：“我們自己創造出的物和環境在多大程度上變成了我們的主人，這是馬克思所未能預見到的；可是沒有什么比下述事實更加突出地證明了他的預見了，在今天全人類都成為他自己創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驚膽跳的人類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從自己所創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來……”（注：《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67-6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
　　他們以一種人本主義的精神，通過對異化力量的徹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發展以及社會的全面進步。
　　在今天，異化現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種普遍現象。20世紀以后，異化對人的統治已從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轉向各種普遍的、異己的文化力量對人的自由的束縛。特別是隨著技術革命帶來的大眾傳播的全面繁榮，媒介在某種意義上，扮演著“異化”的幫兇——人們越來越多地借助媒介來了解外界，媒介營造的“仿真環境”成為一種實質意義上的新的異化力量，“媒介真實”代替了“社會真實”，生存在“媒介環境”中的當代人，變得遠離“真實”生活，失去批判精神與超越維度。媒介及其產品制約著人的主體性的發展，支離破碎的媒介信息與五顏六色的媒介產品漸漸迷惑了現代人的“雙眼”，他們習慣于輕軟的“表層娛樂”，而不再追問“深層意義”。媒介在其間一方面“異化”著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覺中經歷著“自我異化”。正是因為媒介在當今社會異化過程中所扮演的這種多重角色，使得研究媒介，不能不關注媒介的“異化”與“自我異化”。而進行媒介批判就必須從“揚棄異化”的立場開始。媒介批判的目的，也正是要找到媒介“異化”他者的方面以及媒介“自我異化”的表現等，以此作為“揚棄異化”的突破口。
　　　　　　二、媒介的“異化”問題及媒介批判的內容
　　異化與異化的揚棄不是一次完成的歷史進程，而是一個開放的歷史進程。對此，馬爾庫塞具體從對象化活動的特征入手加以分析，認為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只有通過“否定之否定”，即通過廢除他的外化和從他的異化中復歸，他才能達到一種普遍的和自由的現實。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只要有媒介活動存在，就有因此而生的媒介異化現象；而對于這些異化現象的“揚棄”與“批判”又不是一次性能夠完成的。隨著媒介不斷地發展，新的媒介活動、媒介現象產生，媒介異化會有新的內容及新的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媒介批判本身也應該是一個開放的、漸進的、長期的、不斷更新的進程。依據馬克思在1844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勞動異化的四種規定性——即“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活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與“人與人的異化”。媒介異化也可以分為“媒介產品的異化”、“媒介活動本身的異化”、“媒介組織與媒介從業者的異化”、“媒介組織與其他參照物之間的異化”。這些都應是媒介批判的主要內容。
　　　　（一）媒介產品的異化
　　媒介產品通常是指媒介制造出來供人們消費的文化產品。媒介產品的異化，指媒介產品在傳者制造過程中或受者使用過程中，背離了初衷，偏離了方向或走向了對立面的狀況與情形。媒介產品，這里我們以新聞作品為例——人們對于新聞的要求是“真實地報道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而現實中，往往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常有這樣或那樣的“假新聞”出現，有的是在傳者制造過程中，為了追求新聞的“新奇性”而有意制造的；有的是在受眾解讀過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受傳情境及心境的影響，從而影響了受眾自身對新聞的準確理解。媒介產品的這種異化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新聞永遠只能摹寫現實。在這一過程中，“傳者——傳播渠道——受者——環境”都直接影響著“新聞”（信息）本身的建構與解構模式，可以說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有可能改變“新聞（信息）”本身的走向，這其間就存在著新聞（信息）走向異化的可能。其他媒介產品也具有相同的規律，比如媒介娛樂產品、媒介教育產品等，媒介在提供一種娛樂形式，灌輸一種教育宗旨時，也意味著剝奪另一種娛樂途徑，削弱另一類教育主張。而這種“剝奪”與“削弱”并不總能夠接近合理。
　　　　（二）媒介活動本身的異化
　　劉建明教授在其專著《媒介批評通論》中曾將媒介批評定義為“對新聞作品及新聞活動的評價”。（注：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媒介活動是媒介批判的一個基本范疇。媒介活動，粗略地定義為媒介從事的各類活動——具體來講，主要是指身兼“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二重使命的媒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及“社會活動（主要是宣傳工作）”。媒介活動的異化，就是指媒介在從事“經濟活動”以及“社會活動（主要是宣傳工作）”過程中，由于媒介自身及外界原因，使這些活動脫離了最初的目的，成為一種否定、消極甚至是破壞性的負面力量。媒介經濟活動的異化，較常見的有，具有企業屬性與市場要求的媒介組織進行“經濟活動”時一味地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向市場屈服，致使媒介應承担的社會責任因過份“親近”市場利益而受到削弱，從而使媒介陷入世俗化的境遇。媒介社會活動（這里主要是指宣傳報道）異化較突出的有“宣傳報道的泛意識形態化”及“宣傳模式的齊一化處理”等——在傳播過程中，一味地夸大階級傾向；一味地在意識形態上做文章；一味地阻擋多元信息輸入，采取“單面灌輸”的宣傳模式等，這樣做往往更容易使受眾產生逆反心理，從而對媒介的宣傳“充耳不聞”，甚至故意曲解誤讀。媒介的宣傳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媒介活動也因此走向了異化的彼岸。
　　　　（三）媒介組織與媒介從業者的異化
　　依照哈貝馬斯的理想，應當有一個“公共領域”作為公眾表達民聲民意的場所，但是，這一“公共領域”在當今卻面臨著一次新的結構轉型。對此，哈貝馬斯指出：“媒介最初的功能都局限于新聞交流與新聞監督。但是，報刊一旦從新聞報道發展成為思想傳播時，當個體文人的新聞寫作相互產生競爭時，一種新的因素——廣義上的政治因素——就與原來的經濟因素結合起來了。對于這樣一個發展大勢，畢希爾用這樣一段話加以概括：
　　報紙從純粹發布消息的機制變成公眾輿論的載體和主導，變成政黨相互斗爭的工具。這就引起報紙行業內部組織的變化……對于報紙發行人來說，這意味著他從一個販賣消息的商人變成了一個公眾輿論的掮客。”（注：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第219頁，學林出版社。）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媒介組織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已越來越多地背離媒介最初的功能。它在與政治及市場的妥協與同流過程中，不斷走向異化，這種異化過程有時甚至影響了媒介真實發布消息的原生功能。
　　媒介從業者的異化，表現在他們背離“把關人”的傳統職責，或為經濟利益，或為政治目的，在新聞的選擇取舍時背離新聞標準與新聞價值。比較典型的“有償新聞”現象——在這一過程中，公眾對事實的知曉權被剝奪，新聞的價值讓位于新聞的使用價值——由此形成了惡性循環，媒介從業者的信用及“把關人”的權威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喪失。此外，媒介從業者的異化，還表現在媒介人員“角色扮演”上的錯位，最為典型的就是媒介人的“光環效應”——即“一些知名主持人因職業原因，長期生活在鎂光燈下，從而產生一種高高在上的角色錯位”——這里媒介職業本身成為媒介人的一種異化力量，媒介從業者在這種異化狀態下，逐漸迷失自我，失去了應有的批判精神與警醒意識。
　　　　（四）媒介與其他參照背景之間的異化
　　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技術力量等共同構成了媒介的參照背景。媒介與參照背景之間的異化表現在多個方面。這里僅舉兩例：
　　一例為“大眾文化”與“大眾媒介”之間的異化。大眾文化與大眾媒介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大眾文化為大眾媒介提供了豐富的傳播內容；與此同時，大眾媒介為大眾文化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但是，他們二者的共生關系如果處理不當，就會走向異化：一方面，大眾媒介為了取悅受眾，取悅市場，大量地傳播媚俗文化，迎合受眾喜好，從而導致大眾文化品質不斷降低；另一方面，長此以往，這種“低品質”大眾文化的大量傳播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受眾的品味與旨趣，進而影響和制約著大眾媒介品質的提高。
　　媒介與其他參照背景之間的異化，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媒介的“越權”行為。最常見的莫過于“媒介執法者”現象。當今社會，隨著大眾傳播日益發達，社會各方對大眾媒介的依賴因而逐漸加強。媒介獲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權力”——與“司法”“立法”“執法”三種權力并行，被稱為“第四權力”。其實，如果按照媒介權力的最初規定性，這一權力應該主要集中在“監測環境”，作為第三方，促進公共信息的順暢流動，及社會意義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并沒有“裁判是非”“公論對錯”，甚至“現身執法”的權力。但是，這種“越權行為”正在成長為新的異化力量，不但對于媒介自身、其他社會組織，甚而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一種負面的、否定的因素。媒介在實現“執法”功能方面頗多參與，造成了人們對于媒介角色的一種“變形”期待——此時，媒介在公眾眼中已是直接左右事件的權力機構了。這種現象客觀上促進了公眾打官司首選媒體而不是法院的不合理狀況，越來越多的案件將會“纏”上媒體，媒介因自己的“越權”行為，將面臨許多不必要的負荷。媒介的這種“越權行為”一方面打破了公眾對于媒介的“正常期待”；一方面影響了其他社會機構組織功能的正常實現。在任何一個運轉正常的社會，社會組織都應該“自行其職”，媒介“越權”行為除了破壞社會的合理分工及整體運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越權”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亂，社會含義模糊起來，媒介的社會定位及存在意義因此將受到質疑與挑戰。
　　實質上，異化理論為媒介批判提供了一種系統的思維與立體的視角，媒介批判因此而得以脫離平面化的“意識形態判斷”及單純性“文本解讀”的境遇；此外，異化理論還為媒介批判提供了批判方向：媒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媒介在當今社會中的異化表現，從異化現象出發，找尋“揚棄異化”的方法與途徑。我以為，媒介批判就是以一種“批判的眼光”加“關懷的胸襟”，在批判與超越中使人們逐漸擺脫被自己創造物“奴役”的狀況，從而實現社會個體與社會整體的自由發展與全面進步。
國際新聞界京G6新聞與傳播欒軼玫20032003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100084，北京 作者：國際新聞界京G6新聞與傳播欒軼玫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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