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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多元化景觀。文學叢書熱依然勢頭不減，長篇小說無震世之作但數量驚人，作家寫專欄和感受式豆腐塊文章仍舊盛行。相對而言，最能體現純文學性質的中、短篇小說創作，在1994年倒是顯出了不同尋常的鮮明特點。這個特點緊扣了一個“新”字，并且是有明確追求、公開標榜和相應規范的“新”。
　　引起文壇普遍注目的這種“新”是與國內幾家刊物的“興風作浪”緊密關聯的。具體說來它們分別是：《上海文學》該年第二期打出了“文化關懷小說”旗號，這一新穎別致的稱謂是由武漢青年作家劉繼明的系列小說《前往黃村》、《海底村莊》和《明天大雪》等新潮作品所引起的；銳意求新的《上海文學》又與《佛山文藝》聯袂攜手，于該年9月共同推出了“新市民小說聯展”，并令人刮目地刊登了“征文暨評獎”的招徠性啟事；讀者可能早已留意到“新體驗小說”，這個由《北京文學》聯合一批著名小說家意在“深入喧器與騷動的社會生活”而推出的小說“新”潮，在該年伊始就行動開來且無疑形成1994年文壇的一個熱點；最后要提到的是《鐘山》和《文藝爭鳴》共同推出的“新狀態”文學，盡管人們至今還對“新狀態”的理論界定頗多微詞，但發起者陸續推出的“新狀態小說”及其一再的理論申辯已是非常的引人注目了。
　　繼“新寫實小說”之后，文壇還沒有哪一年像1994年這樣銳意標新。如果說諸如上述的小說新景觀還無法涵蓋中、短篇小說創作的整體風貌，那么卻可以說它們肯定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事實上，我們在談論1994年的中、短篇小說時，腦海里最強烈的印象便是這些“新”潮的涌動了。
　　對于標新立異的文學舉措，人們常常感情復雜反應多樣。標新立異，雖令人感到生機勃發，但同時也容易招來指責──如說其“浮躁”、“嘩眾取寵”、“不甘寂寞”等等。那么，該怎么看待1994年的“新”潮涌動呢？我以為應該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來綜合審視，結合具體情形及其特點來分析，這樣才能較為客觀地進行評價。由此，我以為這樣一些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一、積極面對社會的轉型變化
　　我們注意到，1994年的所有“新”旗號，都強調了文學應該直面社會轉型期的變化而積極地切入進去。如《上海文學》和《佛山文藝》對“新市民小說”的解釋就是“一個新的有別于計劃體制時代的市民階層”正在崛起，而且“開始扮演城市的主要角色”，因此“處于城市社會生活的現實背景之下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期刊”，應該對“不容回避的人文命題”給予“演繹和闡釋”。而“新狀態文學”宣告的“深入喧器與騷動的社會生活”，也都顯示了“新”旗號的切入社會變遷的強烈意識。
　　二、新的人文精神的尋求
　　讀者不難發現，該年的“新”潮涌動，均有較明確的先行觀念，這就是企盼在商品經濟大潮沖擊下的世俗生活中構新的人文精神原則。這說明“新”旗號的打出不是一種膚淺的追波逐流，而是有較高精神尋覓的文學行動。主要由中、短篇小說構筑和顯示的這種人文精神的尋求，無論它們的實踐產品是否成功地體現了這種尋求，這種尋求本身則是毋庸懷疑的存在。尤其是“文化關懷小說”和“新市民小說”，如劉繼明和張欣的作品，更是直接以尋求新的人文價值為價值的。
　　三、實力派作家的加盟
　　1994年中、短篇小說的“新”潮的興起，得力于一批實力派作家的響應。如《北京文學》推出“新體驗小說”，便是該刊與劉震云、趙大年、陳建功、許謀清、劉慶邦、劉恒、鄭萬隆、母國政、王梓生、劉連樞等10位作家共同發起的，而加入寫作的小說家則不僅于此。對于“新體驗小說”，北京方面看好，上海的作家、批評家則有些不以為然──《文學報》所發《迎合的悲哀　世俗的勝利》及《是文學實驗還是商業行為？》等文章表明了這種態度。但批評意見是由于某幾位作家的作品不佳而引起的，問題并非在旗號本身而在于作家要拿出力作。像許謀清的《富起來要多少時間》和劉慶邦的《家道》還是不錯的。而《上海文學》推出的“新市民小說”如張欣的《愛又如何》和李治邦的《天堂鳥》亦是耐讀的。青年作家劉繼明的“文化關懷小說”，其獨特的寫法與意境的營構，我以為是成功的。“新狀態文學”較為特殊，其理論解釋雖不太令人滿意，但它“畫地為牢”式地規范的那些青年作家，則個個都是較有潛力較具個性的。如韓東、張mín①、何頓、陳染等。
　　1994年中、短篇小說創作，從作家的投入和作品的數量來看，可以說是一如既往的較為興盛。比如說《天津文學》該年辟出的外地作家新作欄目，涉及到陜西、山東、北京、上海、江蘇、河南等不少省份和地區，撰稿者均為當地目前較活躍的小說家，這多少能說明中、短篇小說創作的不衰。《中篇小說選刊》和《小說月報》這年轉載的作品所顯示的風格多樣化，亦是一種證明。從我有限的閱讀中，感覺到從創作勢頭來說，情形還是穩定的。眾多名家仍在筆耕不輟，不少新秀則勤奮可嘉，文學并未怎樣退潮。
　　然而1994年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也還存在著不盡人意的地方。最明顯的遺憾是出類拔萃的作品較少。像周大新《向上的臺階》這樣歷史意識深透、生活涵量豐富的佳作，委實不多；如北村《最后的藝術家》這等寫法新穎意蘊深刻的較成功的探索性小說，似也不多。由此來看“新”潮，雖然有些作家拿出了較有份量的作品，整體上則還是使人感到不那么富有光彩。
　　1994年中、短篇小說創作所以顯出整體的相對平常，“新”潮所以缺乏波瀾壯闊的氣勢，我想這和社會轉型期所引起的文學轉型還未調整好有關。“新”旗號固然主張創作既能切入社會的嬗變和面對世俗的陌生問題，又能超越流俗而構建新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識，但由于這種文學“緊跟”社會潮流，很難在短期內醞釀出清晰的思想與深刻的感悟，“切入社會”與“思考人生”之間就產生了距離。比如加盟“新體驗小說”創作的母國政，他有篇《回避“深刻”》的“新體驗小說筆談”（《北京文學》1994年第4期），將“深刻”打上引號自然是有譏諷意味，有人以為這種回避“深刻”實際是迎合世俗的借口亦未免武斷，但“新體驗小說”有的作品僅僅限于“跟蹤”生活流再加上一些很表淺的“新體驗”，就真的與深刻無緣。“新市民小說”和“新狀態小說”，同樣存在這種問題。切入社會跟蹤生活，直面嬗變抓住焦點，這都是必要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這種切入、跟蹤和直面。處理得好，便會有深刻與博大，反之便難免膚淺狹隘了。而處理如何，固與作家的才氣思想有關，同時也與創作態度的嚴謹程度相聯。匆忙上陣草率應對和仔細審視反復思索，結果是大不一樣的。
　　總的說來，1994年的中、短篇小說創作，“新”潮涌動中固有值得張揚的特點，卻也有值得認真分析的缺憾；整體上一如既往依見興旺但震撼人心的作品則遜于1993年。我想，思想的深邃、氣魄的宏大、歷史的感悟和哲理的尋覓，恐怕還是小說創作所需要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日下加文
　　
　　
　　
湖北日報長沙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運摶19951995 作者：湖北日報長沙⑧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運摶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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