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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斌因《雙魚星座》而獲魯迅文學獎，又因第十一屆莫斯科電影節獲特別獎的《孤光》而聲名大震。對于一位女性作家來說，如果她不被撲面而來的成就打倒，不被自己原有的創作視域拘束，那么她就有希望在文學的路徑上留下令人矚目的足跡。
　　中國的大多數女性小說家，往往是先給自己貼上性別的標簽，然后再從反男權的角度抒寫女性的情懷，這種與男性文化對立的心態，使得女性創作一直呈現一種抗爭的姿態，也使得女性寫作本身遭受到男性文化的低視與指斥。徐小斌身為女性作家，卻大度地站在這二元對立的中間，消解了女性的悲劇是來源于男性的抑制這一流行的說法，用自己小說里的故事告訴人們：這個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既然上帝沒有創造第三性，那么兩性間的相吸與相悅是最美妙的安排。對任何一方而言，把對抗情緒作為主導意識，必然傷害的是自然與天性。如果她的創作深度僅限于此，也許只會成為一個流行作家，徐小斌的深邃在于她在真摯地謳歌純天然的情感的同時，不斷地叩問女性悲劇的原因，并開始反思女性自身的缺陷。這一舉動，對于女性文學的主色調，無疑是一種有意的涂抹。在她作品中流露出的對女性難以克服的弱點的焦慮，富有獨創性。魯樞元曾說：“文學創作中不可能完全清除掉屬于作家個人的東西，如果有人要用人類迄今為止歸納出來的所有卓有成效的藝術真理來除某位優秀作家的文學創作，那也一定是除不盡的，剩下的余數，對于文學來說則可能是最可珍貴的。因為它是由這位作家獨創的。”（注：《上海文論》1992年第1期。）徐小斌的獨創性還表現在她根本無意于去說服什么人。然而，在她睿智、明朗而又輕快的風格中，我們可以捕捉到負面破壞影響的積累效果，注意力從一個個女性故事本身轉移到女性擁有太多悲劇的誘因上來。給定了這樣的寫作基調后，徐小斌開始收縮自己的目光，慢慢地將作品的聚焦點投放到女性自身問題的區域。下面，我們對徐小斌近期創作的系列女性小說進行分析，探詢女性悲劇的根源：
　　《天生麗質》——女性多情的悲劇
　　尼采曾經說過：“迄今為止，男人像對待鳥兒一樣對待婦女，鳥兒由于在高空迷路而下降到男人的懷里，作為某種較纖巧的東西，較敏感的東西，較野性的東西，較奇特的東西，較甜蜜的東西，較富于感情的東西——但是作為人們必須加以囚禁的某種東西，不能讓它從這里飛走。”（注：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善惡之彼岸》，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天生麗質》中的蘿蘿，無疑是一個鳥兒一樣的女性。她作為現代都市的少女，盡管渴望飛翔，渴望理想的愛情，但仍能在現實中為自己找一個并不愛的書商生活在一起。如果書商的愛不那么專制，不那么野蠻，也許這只鳥兒會認同這只籠子。然而書商在精神上遠不像他的欲望一樣有深度，他只是沿襲了古老的東方對待女人的嚴格與嚴厲的作法，把婦女視為自己的占有品，看作是必須嚴加看管的財產，看作是可以把玩、驅使的寵物，這無疑會演繹出他失去蘿蘿的故事。蘿蘿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又和將她從書商手里解救出來的于碩生活在一起。于碩完全合乎蘿蘿的理想：浪漫、多情，兩人的性愛亦有聲有色。其實，此時的蘿蘿仍未擺脫寵物的地位，只不過于碩擁有西洋的觀念，懂得“女人就像一只較脆弱的、特別野的和常常令人愉快的家庭寵物一樣，必須得到撫養、照料、保護和愛護”（注：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善惡之彼岸》，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蘿蘿這回滿足了，以為會天長地久，然而這人間難得的完美終被莫測的命運打破，于碩死于車禍。蘿蘿痛哭一場后，又開始了新的愛情——與偶然邂逅的陽光男孩生活在一起。小說以一局外人的點評為結尾：“漂亮有什么好？少似觀音老似猴，歲數大了都一樣。看這女孩兒，哪還有剛來的時候靚？折騰吧，折騰不了幾年！”蘿蘿并非是有意折騰，但她天生是一個在男人身上流浪的女人，她的多情已然為生命中的最后悲劇埋下了伏筆。徐小斌試圖用蘿蘿的故事展示生活中這一類女人的靈魂，她們只尊重自己的感情，而這份尊重恰恰使得女人本性中的迷亂流瀉了出來——利己主義的單純，無可扼制的內在野性，漫游的欲望和德行使得她們的生命中沒有主旋律，而只有一段段多情的插曲。蘿蘿外表的美麗柔情與淑慧，掩蓋著精神內里對常德規范禁忌的反叛。她代表著新生代都市女性的情愛觀念與經驗。盡管結局注定是悲惻的，但“把握今天”，“揮灑愛情”是蘿蘿們的生存原則，未來與責任于她們沒有意義。徐小斌在這篇小說里，努力將蘿蘿的個性及現代愛情釋義的全部都一網打盡地寫到蘿蘿與這三個男性的情愛敘述中去，為新的道德觀念穿上了文學的外衣。而對女性多情的悲劇性注釋，又顯露出她古典的情懷。
　　《天籟》——女性理智的悲劇
　　女性喜歡用情感的視線掃描自己，而男性往往用理智的目光打量別人。
　　徐小斌把女性的異樣的情感與罕見的理智融為一爐，鍛造出小說《天籟》。故事雖然是以女孩歲歲為主人公，但她的背景人物——母親，卻顯然代表著作者的主要創作意圖，成名時的歲歲媽由于歷史的原因，下放到鄉間。徹底改變了生活境遇的她并沒有沉淪，而是理智地將出人頭地的希望寄放在歲歲身上。在母親的嚴格教育下，歲歲練就了金子一般的嗓音，然而畢竟年幼貪玩，第一次見到琳瑯滿目的商場的歲歲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失去了考縣劇團的機會，于是歲歲媽用山藥熏瞎了歲歲的眼睛。歲歲媽在女兒成名后借著醉酒說出了真相：“我這輩子惟一的心愿，就是要我的歲歲能繼承我，別再像她媽這個苦命人了……”，“我讓她一門心思地唱歌，唱花兒，當花兒皇后，做頂尖人物……”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女人的深謀遠慮。歲歲媽當年的行為絕不是一時的沖動，她是一個甘愿花費畢生的精力與時間去追求個人輝煌的人，這種人決不可能自我滿足或者與她最親近的人相處得稱心如意。她活在一個理性的、思辯的自我設計中，所有的行為，必然是周密思考過的。她完全拋棄了女人按情感直覺行動的天性，把理智融入自己生活的每一個步驟之中。外表看來，這似乎是女人對自己命運的有效把握，然而這種違背女人天性的做法必然會導致一個悲愴的結局：歲歲知道真相后，為自己有這樣一個殘忍的泯滅人性的母親而痛苦，絕望中毀掉了自己天籟般的歌喉。歲歲媽終為自己過分的理智付出了代價。
　　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偽善者以我之欲強加于人的慣用借口，它體現了中國傳統倫理的專制性和任意性。父親可以對兒女濫施淫威，并振振有詞地說是“為了你好”。殊不知，這種“好”，并不是用真正人性的東西去熔化非人性的東西，而是變相地擴張他們自己身上的獸性的東西。它的誕生是為了維護人的理性，但對理性的過分強調毀損了人身上的天然的美好。歲歲媽有著非常的理智，意志堅強，盼女成才，但正是由于她固守著中國人數千年的價值體系，最終把理性演繹為殘忍，成為這幕悲劇的制造者。過分的理智總是扼殺天然的兇手，然而人類又不可能生活在永遠感性的世界，徐小斌分明受到了痛苦的折磨：一方面她深諳女性過于感性的缺陷，另一方面她又被女性一旦擁有理智便走向極端所震撼，她無力給讀者一個肯定的答復，所以小說用歲歲母女的不知去向作最后一筆，讓讀者自己去體驗女性的兩難處境，體驗情感與理智相悖的悲涼。
　　《做絹人的孔師母》——女性嫉妒的悲劇
　　在《做絹人的孔師母》中，徐小斌把女人之間素樸的敵意和古老的嫉妒放在同一個平面上去展示。中國女性一直從屬于一個并不復雜的文化背景。道德的修煉與家規的磨合，使得大戶人家的女性多具有博愛、寬容、大度、仁慈的性情，孔師母便是這樣一個典型。她溫柔賢淑、恪守婦道、友善待人，正如小說中寫到的“她天性愛可憐人，又膽小怕事，最怕得罪人，就連對一個孩子，她也是小心翼翼的，遇到事情，總是先想自己有什么不對，只要不是自己不對，便很釋然，因為凡別人的錯誤，再大她也能原諒”。然而就是這么一個擁有美好德行的女人，最終也沒有擺脫悲劇的命運。她命運的天敵不是男性，而是她的同性——她給予諸多關愛與幫助的女人們。女性主義者總是把否定的對象指向男性，認為是在男權的壓抑下女人的聲音被埋沒，女人的天性被扭曲。但是她們一直不能正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女性自身彼此仇視的心態——女性之間很難不相互戕害。女人們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掩飾自己的缺點，而又將暴風驟雨般的詛咒潑向對方。女人不能忍容另一位女性擁有比自己高的德行與美貌，亦不能忍容自己成為她人的陪襯品。孔師母的典雅、秀麗、端莊、淑儀對其她女性無疑是一種深深的刺激，盡管在風平浪靜的生活中她們找不到發泄的機會，但這嫉妒積淀了下來，隨時等待著噴涌而出的機會。終于，“文革”到來了。中國的種種政治沖突總能投影到尋常百姓的生活中去，并引起一系列曲折的呼應。女人們以革命的名義開始宣泄自己的嫉妒，淋漓盡致地揮發自己的怨氣——她們生活在孔師母的陰影下已太久，被惡念糾纏也太久，借機發泄完全是合乎邏輯的。被深深傷害了的孔師母做人的尊嚴被打碎被摧毀，她看到了人性中最丑惡的一面，于是難以承受的她死于一次“意外”的事故。
　　“小說寫作是一種自我宣泄和充滿禁忌的事業，因此對于循規蹈矩的人來說，是在社會上為人所不齒的，而對于比較吹毛求疵的人來說，則是道德品格大可懷疑的。多數小說家懂得這條真理，不得不戴上一種對付公眾的假面具。”（注：約·福爾斯：《哈代與巫婆》，《小說的藝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1月版。）而徐小斌不打算迎合公眾，她就是要宣泄，宣泄自己對女性缺陷的不滿與蔑視。她讓小說中的“我”堅決拒絕了媽媽要丟掉像孔師母的畫像的命令，將一個少女（還沒有長成女人）對美好女性的傷悼，逼真地呈現出來。在這篇小說里，徐小斌的語言是犀利的，把女性惡毫不留情地晾曬出來，讓人們自己去體味這其中深層的悲哀。孔師母像絹人一樣活著，秀美如畫，但女性天性的嫉妒與敵意，使她死于這些她并未傷害過的人手里。她也許至死也不明白，女人的美好本身便是對其它女性的“傷害”。女性的不寬容，女性的殘忍，女性的偏狹往往都是源于一個“妒”字，而嫉妒的爆發又是導致悲劇的直接導火索，人們消滅不了嫉妒，因而也改變不了女人。
　　《若木》——女性道德的悲劇
　　深入地看，我們把徐小斌小說中的女性看作是截然相反的東西；一方面看作是百合花一般純潔脆弱的自然生命，她們賦予人理解人類普遍處境的能力，這就使人永遠處于所欲不能的狀態，使人的心靈有能力去選擇去想象；另一方面也看作是一種病態的女巫式的變形的生命，她們本身就帶有毒劑，擁有傷痕累累的靈魂，使虐待成為生存的手段。這兩者在女性自身的感情中拔河，脆弱的必然崩潰，甚至可能會滑向對方。若木便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女性形象。她曾經有一段讓自己放縱情感的戀愛，但被母親無情地扼殺了。徐小斌筆黑濃重地描繪了若木被母親懲罚的場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地分解出，母親雖然不是循規蹈矩地按道德規范生活的人，但卻是把道德的長鞭揮舞在女兒頭上的兇手。女兒“傷風敗俗”的自由戀愛擊潰了她擁有良好家風的自我感覺，于是毫無憐憫的懲罚長時間地降臨到若木的身上。若木的行為與當時女性的基本道德相悖，這使母親對自己養兒育女的成就感受到沖擊，教女無方的恐懼徹底壓倒她對女兒的愛憐，她只能用嚴懲女兒“不道德行為”的方式來證明自我的無過錯。那個時代，注定了愛情經不起道德的拷問，現代人縱使是鐵石心腸，你能不去思考？思考若木這個美麗的性靈何以會遭逢那么悲慘的命運，思考她生活在怎樣一個年代，怎樣一個環境，并有著怎樣一個母親？
　　被供奉于人的情感之上的道德，在歷史的不斷充實與修正中，已逐漸發展為圣德。人們為了贏得擁有它的名聲，不惜造假，不惜抹殺天性。“道德的印記，甚至道德的聲音和道德的金子般的聲響都被仿造。……人們已有充分的能力租用道德。”（注：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善惡之彼岸》，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若木的母親原本是女性道德的犧牲品——她被丈夫甩在一邊，守活寡拉扯著一雙兒女。然而在女兒踏入道德的禁區后，她并未慶幸女兒找到最自然的愛情，而是毫不留情地封殺了女兒的戀愛。這就是女人偽道德的悲哀：原本是道德的受害者的女性，往往在歷盡苦難，得到家庭地位的提升后，卻把更嚴厲的規范強加在兒女身上，成為道德束律的忠實執行者。這是中國千百年來家庭婚姻諸多悲劇發生的原因，也是放棄常德，追尋圣德的必然結果。若木本質上不是一個陰毒的女人，如果有條件，她也許會成為一個很有品味的仁慈的女人，但母親的殘忍擊垮了她，母親的惡毒也移植到她的大腦中，她最終也變成了一個沒有情感，用盡心機毀滅弟弟戀情的人。她的靈魂被女人的道德吞噬了，活著的只是一只軀殼。這悲哀是裹挾在綿長的女性生存史中的，也是當代人需用憐憫的目光去審視去解讀的。
　　“文學需要熱情，需要品格，需要節制，但卻必須借助凡俗的力量才能做成這些。”（注：韓石山：《凡俗的魅力》，《書評30家》，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徐小斌從凡俗的人間，提取了幾個凡俗女性的故事，讓讀者在慨嘆中解鎖女性悲劇的種種原因。她的身上沒有流行女作家的自戀氣息，也沒有仿照男性作家將女性擺放到一個圣女或女巫的位置，她只是輕輕地走近我們，把女人們并不單純的故事講給我們聽。也許在她的視野中，女性心理仍是一個不可測的淵藪，而行動不過是浮于表面的一層薄膜。但她深信現代女性的行為已遠不是坐落于直覺之上的純天然流露，心靈與行為的復雜拼合，使我們可以透視整個女性悲喜交集的內核。
《當代文壇》成都35～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西慧玲20012001 作者：《當代文壇》成都35～3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西慧玲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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