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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時期整理國故的是非功過及其歷史意義，在歷經了80年的風風雨雨之后，終于能夠清晰體認了。但整理國故并非只是現代文學史、學術史上的一座豐碑，同時也是一本厚重的啟示錄，其發生的動因、整理范圍的體認與多種方法的探索，對于當下學術研究、文學發展與文化建設仍然不無啟迪。
　　一、文化轉型之際必然向傳統溯源
　　整理國故何以能在文學革命如火如荼的1919年悄然發生，在新文學呈現第一個波峰的1923年前后進入高潮，文化轉型之際向傳統尋求心理慰藉與動力資源實為重要的動因。
　　“五四”時期的整理國故運動并非突兀而起，其源頭可上溯至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國故研究①。本來，傳統文化的研究，自古有之，薪火相傳，綿延不絕。但自覺承担起振興國家民族重任的國故研究則是近代民族危機逼促的結果，且與日本的影響密切相關。“國粹”一詞，即來自日本。針對明治維新以來文明開化浪潮中的過度歐化現象，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于1888年發起政教社，刊行《日本人》雜志，倡言“國粹保存”，以維護民族自尊、承續民族傳統。政教社所說的國粹，指一種無形的民族精神，一個國家特有的遺產，一種無法為其他國家模仿的特性。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西方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全面而酷烈的沖擊，知識分子感到沉重的壓力和巨大的困惑，因而與日本保存國粹的主張產生了強烈的共鳴。1898年底，梁啟超在日本橫濱發刊《清議報》，將“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列為該刊四宗旨之一。“亞粹”當脫胎于“國粹”。1901年9月，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首次使用“國粹”一詞；1902年秋，在致友人信中言及“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1904年4月，在《時報緣起》上再次表示“于祖國國粹，固當尊重”②。章太炎1906年在東京留學生舉行的歡迎會上的演說中，也強調要“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③。
　　還是在國粹概念尚未引進中國之時，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章太炎、孫詒讓等人就已經開始了國故研究實踐。伴隨著晚清啟蒙運動的發展、西方思潮的漸次引進，國故研究熱潮亦不斷高漲。1902年4月，蔡元培、蔣智由、黃宗仰、林獬等在上海發起中國教育會，在傾心新學、鼓動排滿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國學研究。劉師培主編的《警鐘日報》，刊發了大量國學研究文章。林獬主編的《中國白話報》也以白話文通俗形式傳播中國歷史文化。1905年1、2月間，鄧實、黃節等人在上海成立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2月23日，其機關刊物《國粹學報》創刊，其動機并非單純的文化興趣，而是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的精神訴求，創辦者把“鉤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的“存學”之舉與“保種愛國”聯系起來。鄧實在《國學今論》中的一段話可以說代表了國學關乎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認識：“漢學宋學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國。夫漢學解釋理欲，則發明公理；掇拾遺經，則保存國學。公理明則壓制之禍免，而民權日伸；國學存則愛國之心有以依屬，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學嚴夷夏內外之防，則有民族之思想；大死節復仇之義，則有尚武之風。民族主義立，尚武之風行，則中國或可不亡；雖亡而民心未死，終有復興之日。”④《國粹學報》印有精致的人物肖像畫：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神農、黃帝、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倉頡、文王、武王、周公、許慎、鄭玄、伏生、董仲舒、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陳白沙、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等。在這里，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與創造中華基業的帝王一并成為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國家的象征。
　　國學不僅凝聚著民間知識分子的心血，而且引起了朝廷上下的關注。張之洞《勸學篇》中就把“保國家”、“保圣教”、“保華種”聯系起來，認為“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種、保教，合為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⑤。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參與修訂的《奏定學堂章程》，新增《學務綱要》，其第九條規定“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其理由為：“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經書乃中國政教之本，“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等會銜奏請廢科舉廣學校章程，也強調學堂“首以經學根柢為重”，“蓋于保存國粹，尤為競競”。中小學的讀經尚屬國學的基礎教育，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則擬設通儒院來實現。《學務綱要》第二條說：“通儒院意在研究專門精深之義蘊，俾能自悟新理、自創新法，為全國學業力求進步之方。并設立中國舊學專門，為保存古學古書之地”。張之洞擬辦經科大學。1907年，湖北試辦存古學堂，即意在保存國粹。江蘇、四川等省效仿之。四川中書科中書董清峻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提出設立國學研究所以保存國學維系人心的建議。另外，也有人提出從州縣到鄉鎮廣設圖書館，通過普及國學來保存國粹⑥。盡管民間與官方、革命派與維新派存在著種種矛盾，但在研究國學保存國粹上卻達成了共識。因為，國學研究對西方強勢文化沖擊下惶惑不安的士人心理，到底不失為一種溫馨的撫慰，也給愛國情愫與種族革命激情的培育增加了催化劑，并且海外影響與時代的逼促也使得國故的重審帶有了一定的思想解放意義⑦。
　　“五四”新文化運動狂飆突起，西方思潮鋪天蓋地，激進者難免對傳統文化有些偏激之詞，甚至在語言上有丑化和暴力的色彩，一時間大有橫掃國故之概，這使一些人感到震驚與恐懼，情不自禁地以傳統文化的護衛者與繼承者的姿態站在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1919年1月成立的國故社，于同年3月出版《國故》月刊，即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其實，新文化陣營并未全面否定傳統文化。《新青年》（第1卷刊名《青年雜志》）從第1卷第2號（1915年10月15日）起，開始刊載易白沙的《述墨》；第1卷第6號（1916年2月15日）、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又相繼刊出易白沙的《孔子平議》；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書報介紹”欄目，既有丹麥白蘭兌（今譯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之主要潮流》，亦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吳梅的《顧曲麈談》。《新潮》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在介紹與鼓吹世界新潮的同時，也有對“國故”及國故研究的評介。不過，國故社等保守派的訐難，確實促使新文化陣營更加注意全面地對待傳統。《新潮》第1卷第4號上，傅斯年在《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末尾，把“整理中國歷史上的一切學問”視為應做的事業。1919年5月1日出刊的《新潮》第1卷第5號上，傅斯年在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編后語中明確提出“整理國故”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礎上，胡適把整理國故納入新思潮的整體框架加以大力倡導，并身體力行。魯迅、鄭振鐸等新文學作家積極投身其中。
　　中國知識分子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承載者與承傳者，與中國文化有著割不斷的血脈聯系。即使是激進派，傳統文化也已成為其精神結構的重要因子，在反傳統時自覺不自覺地從傳統汲取力量；當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去后，在感受了迎接異文化的新奇和破壞舊文化的快意之余，他們不能不感受到文化認同的困境，“五四”后期知識分子的苦悶與困惑便與此有關。整理國故的心理內趨力，既植根于文化傳統深厚的生命底蘊，又緣于民族身份認同的焦慮。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內涵，不能設想一種民族身份的認同會建立在徹底決裂的文化立場之上。激進派漸漸意識到：一個民族的文學與文化雖然可以在外來因素的刺激與啟迪下發生革命性的飛躍，但不可能離開傳統底蘊的支持，有著深厚歷史積淀的中國文化尤其如此。新文學新文化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向民族傳統回溯。傳統文化豐富而復雜，要明了其發展歷史與本來面目，弄清究竟何者可資繼承借鑒、發揚光大，何者可以與西方文化溝通、融會，何者屬于糟粕必須摒棄，何者是被舊勢力曲解利用需要還原重構，則要費一番整理的功夫。
　　整理國故不是幾個人偶發思古之幽情的個人行為，而是諸多文化派別的共同行為；不是突兀而起的偶然現象，而是文化、教育、心理、文學等多方需求的必然結晶；不是什么人借此來阻礙新文化乃至社會改革的消極性策略，而是文化轉型過程中對外來影響與民族傳統關系的自行調整；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整理澄清傳統文化、發揚光大民族傳統的歷史進步。無論是就民族心理而言，還是從文化演進來說，整理國故都有其歷史必然性。
　　傳統的溯源不僅給轉型期痛苦與困惑的民族心理以安慰，而且為新文學的建設提供了動力資源。小說、戲曲地位的飆升，為新文學四大文體門類的確立鑄定了半壁江山。白話文學與民間文學的研究被納入國學范疇加以系統的梳理與理論的闡發，為新文學的合法性提供了歷史的支持。傳統文化的重審，給整個新文學陣營以深刻的提示，使新文學在發展進程中自覺地從傳統中汲取養分。魯迅的古代小說研究，茅盾的神話研究，郭沫若的古代史研究，鄭振鐸的文學史、俗文學研究，等等，新文學作家的國學研究參與了現代學術大廈的構建自不必說；魯迅、茅盾、鄭振鐸、郭沫若等人的歷史小說與歷史劇，魯迅、周作人、林語堂、陳子展等人的雜文，張恨水、趙樹理、馬烽、西戎等人的新通俗小說，文藝大眾化與民族風格的追求等，都從整理國故運動有所汲取。
　　每逢文化轉型之際，都會出現自覺不自覺地向傳統溯源的文化思潮，前有清末的國學運動，后有80年代以來的國學熱，其背景與動機均與“五四”時期的整理國故相類。
　　二、拓展視野才能保持國學的生命力
　　胡適在總結三百年來國學研究的成績、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為整理國故指出三個方向：“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⑧。“系統”與“比較”屬于方法范疇，第一條則屬于對象范疇。擴大范圍，意味著廟堂的文學可以研究，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
　　較之晚清的國學研究，“五四”時期整理國故的對象范圍大為擴展，除了以“經史之學”為中心的傳統國學之外，還開辟了明清檔案、野史、雜史、方志、譜牒、筆記、金石、刻文、考古發掘、方言調查、民俗學、俗文學等廣闊領域，把古代文獻與口傳文學、正統的典雅文學與民間的通俗文學、悠久的傳統與其現代的發展一并納入國學研究的空間，為20世紀乃至今日的學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古代文學觀念中，詞曲小說一向被人鄙視為小道末技，在文學殿堂里只能叨陪末座。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巨變，西方文化的涌入，詞曲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被重新估定，漸由文苑的附庸取得獨立的地位。諸多詞曲翻刻本紛紛問世，學術研究也予以關注，最有代表性的要數王國維與吳梅，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戲曲考源》、《宋元戲劇史》，吳梅的《顧曲麈談》、《詞余講義》等。到了文學革命運動發展起來以后，研究詞曲的人明顯增多，有的是因為特別欣賞這種藝術，學術研究與審美鑒賞兼而有之；有的是要做出系統的梳理，以使其堂而皇之地進入文學史殿堂；有的則“是研究詞曲在韻文上的變遷，及其使用活的語言之技術，為創造新的詩歌新的戲曲一種有力的參考。因此，有些從事戲劇運動的人，以為要創造中國歌劇，應以現有京劇乃至昆劇元雜劇為根據，尋覓其沒落的徑路，開發其原有或應有之精神，對于其形式施以改造，使它能夠多量吸收新的要素。田漢氏便是如此主張。也有些新詩人的作品，在韻律方面，甚至意境方面，都想受詞曲上一點有益的影響。如胡適氏研究詞曲，他的新詩也就有些詞調了”⑨。19世紀末期以來，古佚小說的發現和翻印，給文學史增添了許多珍貴的材料。如《游仙窟》、《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三國志平話》、《三國志通俗演義》等。但全面的整理與研究則應歸功于整理國故，如對《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水滸續集》、《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等加以校讀標點、考證批評。小說史研究，也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張靜廬的《中國小說大綱》、范煙橋的《中國小說史》、胡懷琛的《中國小說研究》等。敦煌俗文學在歷經劫難之后，得到高度重視。羅振玉、蔣斧、容肇祖、胡適、鄭振鐸等均有研究成果。胡適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班、南開學校、南開大學、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1927年4月由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講義作底本出版《國語文學史》。后又根據新的材料修改、擴充，于1928年6月由新月書店出版《白話文學史》上卷。
　　民間的口頭文學也得到高度重視。梁啟超指出：“韻文之興，當以民間歌謠為最先。歌謠是不會做詩的人（最少也不是專門詩家的人）將自己一瞬間的情感，用極簡短、極自然的音節表現出來，并無意要他流傳。因為這種天籟與人類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謠，能令人人傳誦歷幾千年不廢。其感人之深，有時還駕專門詩家的詩而上之。”⑩他的《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就從古歌謠講起。1918年2月，北京大學就成立了歌謠征集處，同年5月20日起，《北京大學日刊》開始發表歌謠。每天登載歌謠一首，稱為《歌謠選》，主編是劉半農。前后共陸續刊登了148首歌謠。1919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期上，刊發《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1920年12月13日，北京大學教師又組成了歌謠研究會，1922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歌謠研究會也歸并進去，成為與考古、風俗并列的研究室，整理歌謠工作，納入整理國故的范疇。這一年的校慶（12月17日）開始印行《歌謠周刊》，重新發表征集簡章。《歌謠周刊》（后改為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從1922年末到1925年6月，實際印行了97期。歌謠研究會前后共收集歌謠13000余首。出版物除《歌謠周刊》外，還印行過一個《歌謠紀念增刊》、《吳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看見她》（《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等專冊。不僅專門的刊物與《小說月報》等文藝雜志刊登歌謠，而且就連《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這樣的學報，也用大量篇幅刊登《淮南情歌》、《吳歌與山東歌謠之轉變》、《關于劉守真的傳說》、《祝英臺故事的歌曲》等歌謠、傳說及研究文章。《北大歌謠研究會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特別申明“歌辭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歌謠性質并無限制；即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當一并錄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斟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2卷第3號在“通信”欄刊登讀者牛聚五的來信，講述民國十三年，他的家鄉發生的一樁鬧劇：方士教人辟谷，竟至于餓死二人。來信認為，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范圍及沿革變遷，“在在有研究的價值”。編者魏建功在編后語中說：“本學門開辦以來，一面注重‘考古’以便求得較為真確的文化史實，一面也留心‘考今’，好在活材料里找出我們民族的生命之厄運和幸運的事跡。我們的歌謠研究會、方言學會以至于風俗學會，無一不是為這現代的橫方面材料整理的組織。”
　　學術機構、學術刊物對民間材料如此關注，在今天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但在“五四”時期，卻是實實在在的事情。現代歷史地理學與“古史辨”派的開創者顧頡剛，同時也是現代民俗學的奠基人之一。而現在的民間文學，則幾乎被排除于“國學”之外，表面上被單列似乎受到重視，實際上則頗受冷遇。民間文學研究隊伍與陣地都有萎縮的趨勢，除了屈指可數的幾份民間文學專業刊物之外，在一般學報與人文社科刊物上，不大容易見到民間文學論文，更不要說原生態的作品。幾年前曾有刊物專門發表民間文學，結果好景不長，不知何故竟至夭折。“五四”時期重視民間文學，一則與平民主義思潮有關，二則新文學急于從最初來自民間的古代白話文學尋找立足的根據；如今，新文學早已根基牢固，現代學術經過將近百年的積累與磨煉，在相當成熟的同時，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沙龍化色彩，于是，民間文學的學術地位的落差就注定出現了。殊不知民間文學與所謂經典文學是可以轉化的，《詩經》中的國風、漢樂府、唐代竹枝詞、元曲、白話小說等俗文學變為雅文學即是現成的例證；即使在由俗變雅之前，其中蘊涵的豐富信息，也著實不可小覷。在現實生活中，民間文學并不因為網絡時代的逐步走來，而失去其旺盛而頑強的生命力。相反，數字化、網絡化反倒增加了新的快捷的傳播渠道，促進它們的高產與快速流行。當然它們現在還說不上是國故，但今日之鮮活的口頭文學，如果不趁鮮采摘，會失去很多難以追回的信息。學術研究如果長期中斷與現實生活、民間生活的聯系，會變得老氣橫秋，精致化的同時必然會逐漸走向僵化。
　　傳統不是靜止不動、一成不變的，而是伴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向前延伸，有淘汰揚棄，也有汲取更新。國學的對象不應僅僅限于國故，而且還應包含國故的衍生形態與現代的新生事物。“五四”時期擴展了的國學范疇，為正在發展中的中國現代文學進入國學打開了大門。胡適1922年3月為上海申報館50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最后一節（第十節）即論及文學革命運動與生機勃勃的新文學。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胡毓寰《中國文學源流》、黃懺華《近代文藝思潮》，1926年大光書局出版的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1928年光華書局出版的趙祖抃《中國文學沿革一瞥》、群學社出版的周群玉《白話文學史大綱》，192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32年北新書局出版的胡云翼《中國文學史》、大江書鋪出版的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簡編》，1933年世界書局出版的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1935年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譚正璧《新編中國文學史》、世界書局出版的蔡振華《中國文藝思潮》、北平樸社出版的容肇祖《中國文學史大綱》，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楊蔭深《中國文學史大綱》等，均或多或少地述及新文學(11)。
　　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新一波啟蒙浪潮的漸次落潮，興起了一股國學熱，多種國學叢書相繼問世，學術界出現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質疑之聲，仿佛“五四”開啟的新文學、新文化是國學的對頭、甚至是罪人。90年代，有學者提出“新國學”的概念，把現代文學、現代文化的學術研究納入國學框架。2005年起，王富仁主編的《新國學研究》第1～3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旗幟鮮明地倡導與推動新國學研究，以切實的研究回應對新文學與新文化的責難。這種擴大國學研究范圍的思路顯然是整理國故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必將裨益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全面闡揚與不斷發展。
　　三、繼承樸學、借鑒西學與會通創新
　　整理國故是多種文化派別的共同行動，在對待國故的態度與方法上存在諸多差異，大致可分為泥古、疑古、釋古三派。
　　國故派可稱為泥古派，其研究多為版本校勘、真偽考辨、錯簡訂正、修辭及用語分類、字義辨析、音韻舉例、經典引申等，基本承襲傳統，以樸學功底見長，而個性化的創新不夠。《國故》月刊甚至在形式上也恪守舊例，文字豎排，有的用句讀，有的通篇不用一個標點。從孟真（傅斯年）在《新潮》第1卷第1號上對后來列名為《國故》特別編輯的馬敘倫的《莊子札記》的批評中，泥古派的弊病即可見一斑。所列“故訓”之弊有：（一）抄錄成說，而不附以解證；（二）解證不見條理與新見；（三）駁某說時，沒有獨立而明確的根據；（四）語涉博物時，只有異名羅列，而不說到底為何物；（五）談及地理，則放之蕩之。“玄譚”則滿篇玄旨，失之籠統。泥古派一切以古義為斷的態度固不可取，但樸學方法自有“暗合科學”之處，訓詁學、音韻學、目錄學等方法乃是國學研究的基本功。
　　然而，要全面而準確地認識與闡揚國學的價值，僅用傳統的樸學方法顯然不夠。整理國故要想達到預期目的，必須借取西方自覺的科學方法。在這方面胡適的意識最為自覺，他以杜威的實驗主義、赫胥黎的存疑主義及歷史進化論燭照并融會樸學傳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論，就是這種燭照并融會的結晶。胡適關于擴大范圍、系統整理、溯源探流、精密考證、比較研究的主張與“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程序設定，的確給整理國故運動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但更為重要的影響還是在于他所大力提倡的“評判的態度”，即尼采所說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本著這一態度，他對古代遺傳下來的圣賢教訓、制度風俗、行為與信仰、古代學者的見解與方法，大膽地提出了一系列質疑，進行了學理性的“捉妖”、“打鬼”工作。他的考證功夫及其豐碩成果都建立在這種充滿懷疑精神的評判態度之上：有對文言文學生命力及其正統地位的懷疑，才有白話文學主體論及《白話文學史》；有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的懷疑，才有推出自敘傳與后人補綴說的《紅樓夢》考證。胡適的懷疑精神與歷史演進法直接啟迪了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及其代表的“古史辨”派，促成了影響深遠的被及多學科的疑古思潮(12)。
　　疑古思潮當然并非沒有瑕疵，如胡適對文言文學是死文學的判斷，絕對化地否定了文言文學的生命價值，也忽略了文學史上文言占主流的實際，當時即被保守派抓住了把柄，今天以歷史主義眼光來看確有偏頗之處；顧頡剛最初訓禹為蜥蜴（“禹是一條蟲”），引起一片嘩然，反對之聲十分強烈，他很快便放棄了這一假說。但是，“五四”時期的疑古思潮卻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定歷史作用。如果遠溯歷史，疑古可謂自古有之，自漢代到清末，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便帶有一點疑古辨偽的意味。但古代的“疑古”，除了李贄、黃宗羲等屈指可數的異端之外，大多是爭正統，同傳統文化的基本結構并沒有根本性的沖突。“五四”時期的疑古思潮則不然，它向素來被視為神圣不可冒犯的經典、禮教乃至中國古史系統發起全面挑戰，引起了強烈的文化震動。而且由整理國故推向高潮的疑古思潮，又不同于新文化運動之初情緒色彩濃郁的批判，而是在學理性的考證、辨析、論證中不斷推進。疑古思潮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位，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了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了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打破了倫理、文學等方面的許多陳舊觀念與學術范式，從而為思想解放的深入發展、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與多元一體的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提供了尋找歷史根據的空間。
　　如果說胡適代表了疑古派的話，那么，王國維、陳寅恪等清華學者則是釋古派的代表。同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梁啟超可以說是一個超乎學術流派之上的特殊人物。他早在20世紀初就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與“史界革命”，致力于新學的介紹、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整理與歷史文化的研究，對動搖舊思想、舊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五四”時期整理國故的前驅之一亦不為過。他在20年代的學術撰述，雖然雄風猶在，且愈加成熟，但與胡適等新銳相比，則不以疑古見長就在情理之中了。稱王國維、陳寅恪為“釋古派”，也并不是說他們沒有懷疑精神，事實上，他們在運用西方科學方法闡釋中國學術問題時，一個潛在的前提就是對傳統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質疑。只是他們不主張、也不贊同胡適那種立論的方式、咄咄逼人的姿態與功利主義訴求。胡適雖然說過做學問不當先存狹隘的功利觀念，而是“當存一個‘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態度。研究學術史的人更當用‘為真理而求真理’的標準去批評各家的學術。學問是平等的。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13)，但實際上，其追隨者姑且不論，連胡適自己也不能完全擺脫功利主義的誘惑，有時為了立論或“打鬼”等需求，求證變得不那么小心起來。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就把批評鋒芒指向了胡適等人：“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14)。此語雖然顯得有些尖銳，但的確切中了要害。陳寅恪把自己同“號稱整理國故”者區別開來，顯然是在態度及方法上不愿與疑古派茍同的緣故。胡適十分自得、而且影響巨大的“十字真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陳寅恪看來，顛倒了應有的程序，假設在先，便有先入為主之嫌，考證的科學性難以保證。他接受了德國蘭克所代表的實證主義史學，堅持從史料出發，如實地說明歷史(15)。如果說疑古派勇于證偽、不憚于破壞舊物的話，釋古派則更傾向于證實，樂于以創造性的勞作填補學術空白。清華最初作為留美預備校而創辦，與一般學校相比，外國教職員和西學課程比例較大，因而借鑒歐美學者的科學方法、尤其是實證方法，對中國文化作精密與系統的研究，成為國學研究院的濃郁氛圍。陳寅恪學問淵博，造詣深厚，屬大器晚成之人，學術成果多在30年代以后。整理國故運動期間，最能代表清華釋古姿態的要數王國維。我們很難指出王國維對于舊物破壞了什么，但很容易說出他創造了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業績。他早年的《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即已見出叔本華哲學等西方影響，晚年把西方實證科學與中國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融為一體，做出了新的開拓。他利用甲骨文、古器物及其銘文、簡牘、古寫本等考古新發現，1925年在《古史新證》中，正式提出了取地下之文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除此之外，他在方法上的貢獻還有如陳寅恪所指出的“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16)，不僅在西北地理和元史、甲骨學、殷商史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建樹，而且在現代學術方法論亦有突出的貢獻。
　　學衡派雖然對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潮頭持批評態度，但在整理國故上卻是積極參與者，就方法論而言可以歸為釋古派。吳宓、陳寅恪既是清華人、又屬學衡派自不必說，學衡派成員多有留學經歷與外語背景，所以在治學方法上具有開放性與創新性。如吳宓自覺地將比較文學方法引入中國；柳詒徵針對傅斯年“史料即史學”的“新漢學家”觀點，力倡“史實之綜合與推論，其精神與新漢學家不同”；張其昀提倡寫史以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一類的分期法代替斷代法，以紀傳、編年與紀事本末三體合用的西方通史寫法取代單一體例；張蔭麟概括出編撰通史中的五種“削筆標準”——新異性、實效、文化價值、“訓誨功用”、現狀淵源，主張除了訓誨標準之外加以綜合運用。諸如此類，豐富了文學研究與史學研究的方法論(17)。
　　如前所述，國學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對于千姿百態的國學對象，并沒有一把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梁啟超就曾經提醒說，對待“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而對待“德性的學問”，則“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8)。在整理國故的實踐中，多種方法可謂百花齊放、爭芳斗妍。從整理國故業績突出的學者與學術生命力長久的成果來看，最好的方法是在融會中西方法的基礎上富于靈性的個性創造。章太炎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就已完成的諸子研究，雖不能說沒有瑕疵，但其貴有自得，“他的解析思維力，獨立而無援附，故能把一個中國古代的學庫，第一步打開了被中古傳襲所封閉著的神秘堡壘，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著的奧堂，第三步根據他的自己判斷能力，重建了一個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見的古代思維世界”(19)。到了“五四”時期，他對新文化運動不無微詞，表面上看，他成了落伍者，實際上，這位20世紀最早以治史眼光看六經、消解了六經至上的神圣光環的懷疑主義先驅者，此時仍內斂著理性主義精神。1922年4月至6月，他在上海講國學，當講到“國學之自體”時，說“經史非神話”、“經典諸子非宗教”，這與“五四”精神是血脈相連、息息相通的。他講治國學之法時所提倡的“辨書籍真偽”、“通小學”、“明地理”、“知古今人情之變遷”，在樸學與西學之間架起了橋梁。正如侯外廬所說：“太炎之為最后的樸學大師，有其時代的新意義，他于求是與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經世致用，亦不是乾嘉的實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而是抽史以明因果，覃思以尊理性，舉古今中外之學術，或論驗實或論理要，參伍時代，抑揚短長，掃除穿鑿附會，打破默守古法，在清末學者中卓然凌厲前哲，獨高人一等。”(20)曾經從章太炎學習國學的魯迅，在“五四”前就輯錄過《古小說鉤沉》、謝承《后漢書》等，“五四”時期，他以分析的眼光審視傳統文學，既不放過“團圓主義”、“瞞與騙”之類的精神糟粕，予以猛烈的抨擊，同時，也不因噎廢食，而是做了卓有成績的整理國故工作。比起胡適的只重白話文學來，魯迅的眼界更為開闊，胸襟也更為博大。1924年基本完成《嵇康集》的校訂，1926年由北新書局出版《小說舊聞鈔》（輯錄），1927年出版《唐宋傳奇集》（輯錄）；此外還有《會稽郡故書雜集》、《嶺表錄異》及未完成的《漢畫石刻》。魯迅的輯佚稽考，“體例謹嚴、搜羅宏富、輯文完善、考證精審”(21)，如蔡元培所說：“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學，酷愛美術，故不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發展，例如科學小說的翻譯，《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輕視小說之習慣；又金石學為自宋以來較發展之學，而未有注意于漢碑之圖案者，魯迅先生獨注意于此項材料之搜羅；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紀程》、《北平箋譜》等等，均為舊時代的考據家鑒賞家所未曾著手。”(22)“神魔小說”、“人情小說”等小說類型的歸納，淘汰了“四大奇書”、“才子書”等舊概念，既承傳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傳統，又汲取了西方小說類型概念，在此基礎上做了會通熔鑄。《漢文學史綱要》的一些章題，諸如《書》與《詩》，老莊、屈原及宋玉、李斯、漢宮之楚聲，賈誼與晁錯、藩國之文術，司馬相如與司馬遷，是著者從當時的文學史中提煉出來的幾個典型現象，其中有作家，有作品，也有地方色彩、文化氛圍，還有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等，視角富于變化。魯迅擬寫的《中國文學史》，據許壽裳回憶，六章題目中有《從<離騷>到<反離騷>》、《酒·藥·女·佛》、《廊廟和山林》等。這顯然也不是從什么邏輯預設出發的，而是抓住了各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現象，酒、藥指魏晉文人的生存狀態，女和佛指彌漫于齊梁的宮體詩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譯文學的流行。廊廟與山林，是用來概括唐代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對現實采取不同的態度和傾向。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五講”將明代小說梳理成“兩大主潮”，一是講神魔之爭的，二是講世情的，這不合通行的唯一中心論的梳理，顯示出著者的靈活性。《中國小說史略》是中國人所著第一部小說專史，以時間為經，以類型為緯，其體系固然從西學有所借鑒，但諸如“神魔小說”、“人情小說”、“譴責小說”等，均為著者的新創。魯迅“能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中找出帶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后從這些現象的具體分析和闡述中來體現文學的發展規律”(23)。
　　整理國故的實踐已經證明，國故不只應該作為西方學術方法燭照的對象，而且也可以成為觀照自身的光源成分；但無論是樸學，還是西學，都沒有能夠切合一切對象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只能是從具體的研究對象出發，在博取雜收、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加以充滿個性的感悟與智慧的提煉而獲得。這樣，傳統文化資源才能得到充分的開發利用，也才有望早日建立起富于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以平等的身份參與世界學術對話。
　　注釋：
　　①參見錢玄同為《劉申叔先生遺書》所作之序，載劉師培《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頁。
　　②參見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頁。
　　③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72頁。
　　④鄧實：《國學今論》，《國粹學報》第一年第五號，1905年。
　　⑤轉引自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09頁。
　　⑥參見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第128頁。
　　⑦參見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293～304頁。
　　⑧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1月。
　　⑨陳炳渠：《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第160頁。
　　⑩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轉引自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二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3頁。
　　(11)參見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撰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頁。
　　(12)《古史辨》第1冊問世一年間重印近20版，其影響可見一斑。
　　(13)胡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新潮》第2卷第1號。
　　(14)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248頁。
　　(15)參見劉克敵《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頁。
　　(16)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19頁。
　　(17)參見鄭師渠《在歐化與國粹之間——學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第251～255、267頁。
　　(18)轉引自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上），上海書店1991年版，第2、9頁。
　　(19)侯外廬：《章太炎的科學成就及其對于公羊學派的批判》，載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41頁。
　　(20)侯外廬：《章太炎的科學成就及其對于公羊學派的批判》，載章念馳《章太炎生平與學術》，第160頁。
　　(21)林辰：《魯迅輯錄〈古小說鉤沉〉的成就及其特色》，《文學評論》1962年第6期。
　　(22)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魯迅全集》第1卷卷首，上海復社1938年版。
　　(23)參見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重版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天津社會科學107～1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秦弓20072007
整理國故/啟示/動因/視野/方法
整理國故不僅是現代文學史、學術史上的一座豐碑，而且，對于當代來說也是一本厚重的啟示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傳統具有極大的魅力，近現代文化轉型之際總是向傳統溯源，以尋求心理慰藉與動力資源；國學是動態的開放的體系，只有不斷拓展視野才能保持國學的無限生命力；國學對象豐富多彩，研究主體千差萬別，因而研究方法沒有一定之規，盡可以百花齊放，尤其需要在繼承樸學、借鑒西學與感悟對象的基礎上創造出切合具體對象的方法。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107～11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秦弓20072007
整理國故/啟示/動因/視野/方法

網載 2013-09-10 2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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