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史:打土豪分田地的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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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收租收稅→收田地→經濟崩潰→打土豪…… 在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上述過程的一場接一場輪回。

從中央蘇區到延安根據地,從全國打土豪到大躍進,從大饑荒到文革,從上山下鄉到打倒“四人幫”,從改革開放到價格雙軌制,從出口導向到國企大倒閉,從WTO到房地產爆發,從4萬億到“新常態”,中國在短短幾十年間,各種重大事件層出不窮,經濟風向不停變換。不過,不論什么樣的風向或者事件,實質都是輪回,只是形式不斷變化,規模越來越大。 

在中央蘇區,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礎模式成型。最初,中共到農村地區流竄,對地主實施綁票,要求贖金,這種行為既遭到地主的反對,也不受農民的歡迎。隨后中共改變策略,從勒索部分財產,到以打土豪為名義全面瓜分地主財產。打土豪之后,中共把金銀和其他貴重物資拿走,把便宜的財物和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得到土地后,積極支持中共,包括參軍入伍和貢獻錢糧,中共軍隊從流寇變成軍閥。中共控制當地后,為了維持各種費用加大糧食稅收。而農民分了地主的田后,耕種效益比地主管理時期大幅下降,加上稅收增加,農民的收入反而變差。多次翻餅反復打土豪分田地后,蘇區面臨饑荒。農民逃離蘇區,壯丁開小差。糧荒作為根本原因推動蘇區經濟崩潰,迫使中共長征逃亡。

到了延安,當地的經濟同樣崩潰。陷入全面饑荒后,中共軍隊和中央機關差點大量餓死。起初,國軍圍剿中共時,張學良和楊虎城偷偷給中共提供大量食品,才讓中共活了下來。西安事變后,在蘇聯的調停下,國民黨決定抗日,放中共一馬,中共改編為國軍。國民黨不僅不鎮壓中共軍隊,還給中共提供糧食和其他物資,中共獲得生存物資以及對當地的統治權。在有利形勢下,中共一方面利用軍隊開荒種植,同時嚴厲控制農民的種植行為。不論軍隊還是農民主要都種植罌粟。軍隊的種植在中共的完全操控下,罌粟種植、鴉片生產和銷售都通過中共系統完成。同時,中共嚴格監控農民的種植活動,農民收割罌粟果實后,必須全部繳納給中共,中共按照官價收購。這時候,農民不再具有主動性,不會像在蘇區那樣積極要求反復分田地。而且,中共對農民嚴厲監控,農民也不能隨便逃走。

1948年后,隨著中共對全國各地的占領,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在中國全面推開。初期的模式與蘇區一樣,對地主批斗和懲罚,甚至殺光地主全家,中共拿走金銀和貴重物資,農民獲得土地。 廣大農民得到土地后,迸發出空前的積極性,推著小車上前線支持中共軍隊對國軍的戰爭,讓國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共打下來江山后,各地建立軍事諸侯體制,物資消耗量大增,對農民的糧食稅收快速增加。很多地方農民種糧交稅后,糧食剩余難以解決自家溫飽。農民紛紛向生活水平較高、糧食有保障的城市流動,加速農村人口減少和城市人口增加。由于種糧的人口減少而吃糧的人口增加,中共遂實施嚴厲的戶口政策,通過戶口政策分割農村與城市,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另外,由于土地都在農民手里,農民開始使奸耍滑,瞞報土地產量,不再老實交公糧。中共雖然持續提高糧食稅收征購比例,但是征收的糧食無法供養越來越龐大的消耗。

隨著經濟變差,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式收回土地。為了獲得更多糧食,中共推行農民互助社,也就是農民所謂的自助組織,生產資料共享、提高農業產量的小集體。在小集體的基礎上,中共再快速推廣人民公社,跑步實現共產主義。既然到了共產主義,農民就不再需要私人土地和私人存糧,國家不僅把土地收走,甚至把私人廚房用具都收走。大家干完活之后,直接到公社設置的食堂吃飯。而且,為了防止私人存糧,公社派人挨家挨戶搜查,經常掘地三尺找私藏的剩余糧食。很快,糧食生產放衛星,畝產上千斤、幾千斤,上萬斤,最后號稱十萬斤以上。

在農業大躍進的情況下,糧食生產如此之多,根本沒必要收割地里的莊稼,1958-1959年,大量成熟的莊稼都爛在地里。而且國家說,既然糧食生產增加如此之快,那就多交公糧。在此之前,農民從來沒想到,吹牛竟然也要上稅,所以配合當地官員說話,共同創造畝產萬斤的神話。到了交公糧時,農民無話可說,絕大部分糧食都得上交。通過這種方式,中共從農民手中掠奪大量糧食,保障城市供應。

而收回土地后,經濟再次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潰。河南和四川這兩個省是產糧大省,也是農業大躍進最火熱的地區,中共也重點關注這兩個地區,盡量多這里征糧(其他產糧較少或口糧很差的省份,當地官員沒有大量虛報糧食產量,公糧相對少一些)。大量交公糧后,農民吃不飽或者壓根沒飯吃,成片餓死。交公糧越多的地區,國家糧倉越是滿庫,當地人餓死也越多。有人可能要問,為什么糧食滿庫卻不開倉放糧,其實很簡單,只有讓農民大量餓死,才能有效保證城市供應,尤其是中共利益集團需要山珍海味、釀酒、支持第三世界的朋友,需要保留更多糧食。

1959年,農村開始大規模餓死人,中共地方采取類似延安的嚴厲措施,控制農民出門逃荒討飯,有的地區將機關槍架在主要路口,掃射試圖出門討飯的農民,讓他們就在本地餓死。農民餓殍遍野,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更沒有力氣種糧,城市很快開始缺糧。

1960年,饑荒全面蔓延到各地,包括各個城市,經濟全面崩潰。在陷入饑荒后,安徽一些地區曾經實施過短暫的責任田制度,又重新把土地借給農民,讓農民自己耕種,這些地區的農業生產快速恢復。不過,大多數地區土地歸公社,農民沒有種糧積極性,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糧食產量大幅減少,中國民眾陷入持續的饑餓狀態。

農業經濟瀕臨崩潰,開始新一輪的打土豪運動。農業產出急劇減少后,農村產出無法滿足城市的糧食需求,城市變得非常不穩定,對中共統治形成巨大的威脅。此時,中共內部出現分裂。當初,大躍進是毛發動的,彭德懷曾發表萬言書反對大躍進,差點讓毛下臺;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則支持毛,打倒彭德懷,把大躍進推向更瘋狂的境地。現在,經濟變差,中共統治不穩,需要人來背黑鍋。由于大躍進的主要發動者是毛,多次明爭暗斗后,毛在中共官僚系統內被空前孤立。毛走投無路,從發動學生打老師開始,展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控制軍隊情報系統的周恩來投靠毛澤東,毛周合力砸爛公檢法,導致整個中共官僚系統完全癱瘓,讓大量官僚靠邊站,毛不但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時消滅相當一部分與其背離的中共官僚,也就是消滅中共內部的土豪。這些土豪減少后,城市消費受到一定壓制。

隨后,分田地以新的形式出現,以保障基本的糧食生產。農村糧食供應無法滿足城市需求,中共也不敢再搞大躍進。由于當時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尤其糧食問題無法解決,所以還得通過分田地,讓更多人種糧。不過,這次中共采取的是另類分田地措施,壓縮城市人口,同時增加農村人口,減少城市消耗。1962年,中共連誘騙加強壓,要求部分城市人到農村,壓縮城市戶口,被稱為“62壓”,暫時減緩危機。

毛在1950年代仿效蘇聯,號召全國人民多生孩子,最好做5個孩子以上的“英雄母親”。進入1960年代,雖然大躍進餓死數千萬人,但是多生孩子導致的人口增長迅速填平了這段時間的人口減少。隨著孩子逐漸成長為青少年,糧食需求急劇增加。這幫人從小在“毛主席是紅太陽、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宣傳下成長,成為響應毛號召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主力。當毛消滅內部的土豪之后,這些青少年既不上學,也沒有工作,還消耗大量糧食,變成城市中多余的人。為了穩定中共統治,毛推行上山下鄉,給這些年輕人冠上“知識青年”的帽子,送到農村去土里刨食。不論“62壓”還是上山下鄉,都是把城市中的無土地者,送到農村當有土地者,自己給自己耕作產糧,還能給中共交公糧。

社會承受能力達到飽和后,人們逐漸失去土地,經濟再次崩潰。隨著人口持續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增加,即使大多數城市青少年被送到農村種地,城市的糧食還是越來越緊張。而且,農村人口也在迅猛增加,加上城市到農村種地的人群,農村的土地也日益緊張,人均土地持續減少。從文革開始到1976年的10年間,對于每個人來說,即使是集體耕作,也在逐漸失去田地。因為失去田地以較慢的速度發生,因此崩潰的速度相對較慢。

農村由于居住分散,中共地方政權容易控制。而城市人口急劇增加,而且青少年越來越了解農村生活的痛苦,越來越抗拒上山下鄉。在早期,中共還能在大力宣傳的同時,通過取消城市戶口、取消糧食分配,讓青年在城市沒糧吃不得不到農村。到后期,很多青年即使不要戶口,也拒絕到農村耕種土地。而且,城市人口膨脹過快,大量失業人口無法解決就業。圍繞土地和人口發生的糧食、上山下鄉、城市青年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意味著經濟再度面臨崩潰,中共對局勢失控,找不到辦法解決。這也是后來中共所說的,“國家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實質上,經濟已經崩潰了,中共統治差點完結。

改革開放是重新“打土豪分田地”。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的農民普遍家徒四壁,很多女孩子沒衣服穿。肥西遇到大旱,面臨糧食絕收,當地農民又面臨要么出門討飯要么餓死。黃花大隊以抗旱、借地度荒為名,實施土地責任到戶,由農民自己使用土地和支配糧食收成。小崗生產隊更加激進,在中共最高當局的授意下,村民冒著殺頭的危險,簽訂了大包干的土地承包責任書。(為什么冒著殺頭的危險?因為這種承包責任書違反了當時的中共制度,尤其危害到中共地方機構對農民的完全控制權。農民當時走投無路,面臨餓死的危險,為了活下來,也簽訂責任書。)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責任書意味著,如果出了問題,中共最高當局可以假裝不知道,然后任由地方將這些人處死。同時,即使重新分田地,農民得到的也不是土地所有權,只是使用權,地方當局隨時可以集體所有的名義,從農民手里收回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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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簽訂的大包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死狀”復制品(看中國配圖)

黃花大隊和小崗生產隊都實現糧食大豐收,小崗經驗也快速推向全國。中共通過分化地方的權力,給農民一些空間,實現糧食增產,中國經濟出現復蘇。地方政權作為被打的土豪,雖然控制權受損,但是糧食稅收收入增加,日子也更加好過。與蘇區搶劫地主相比,改革開放是中共內部對地方政權的溫和型分權,讓地方政權從對農民的完全控制改變為部分控制,而農民分田地得到的利益更少,同時繳納更多的糧食和稅收,風險更高。

中共推動工業替代農業,實施新的租稅方式。雖然在承包責任制實施后,農民種糧積極性獲得極大提高,一些地區的農民賣糧成為萬元戶,化身當時的富人,不過中共體制并沒有得到太多好處。大量上山下鄉的人回到城市,而人口稠密的農村,土地也非常稀缺,大量農業人口也處于失業狀態,造成社會不穩定,直接威脅到中共的統治。中共開始推動工業化,尤其是城市集體企業和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以吸納勞動人口,讓他們有事做、有飯吃、不鬧事。中共通過價格改革,實施價格雙軌制,行成國營企業壓榨集體和鄉鎮企業,工業再壓榨農業的格局。

在這樣的制度下,城市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兩次大規模工業品漲價,加速對農業盤剝,形成新的隱性稅收。同時,很多中共權貴的子女利用權力,通過價格雙軌制的空擋,把低價批文高價轉手,謀取高額利潤,被稱為官倒。在大規模通脹造成工人和農民——尤其是農民——的實際收入降低后,官倒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1988年大通脹后,學生于次年發起大規模行動,反對官倒和通脹。中共血洗清場,工人和農民全面沉默不敢站出支持。

隨后,中共開始新一輪收租收稅和收田地的行動,農村經濟再度崩潰。朱镕基上臺后,全面推行血汗工廠政策。1992年,朱推行新一輪大通脹,此時已沒有學生說話,工人和農民只能默默承受相應的經濟損失。這些損失還只是開始,為國企經濟和農村經濟崩潰做鋪墊。1994年,朱實施人民幣大幅貶值的政策以刺激出口。為推行血汗工廠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動。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郊區,為了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從農民手中免費或者廉價大量征地,把耕地改成工業區吸引企業進駐。在內地農村,當地政府實施血腥的農業稅和計劃生育罚款政策,沒錢交的家庭被牽牛或者扒房子,大量農民為繳納稅金和罚款,背井離鄉到沿海地區打工,成為實際上的失地人口。

隨著青壯年大量持續離開,內地農村經濟已經實質崩潰,之所以還得以維持,主要靠出門打工的青壯年往家寄錢。隨著血汗工廠經濟加速增長,農村勞動力日益被抽空,大量農村人越來越少而全面蕭條,很多村莊被廢棄。在農村,由于大量化肥、農藥、塑料薄膜和進口種子的使用,糧食單產持續提高,滿足國內糧食需求。農村土地日益被占、糧食經濟逐步瓦解,中國開始大量進口糧食,補充國內的供應不足,加速中國農業經濟全面崩潰。

在大中城市,中共以房地產立國進行另類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中,最開始大部分土地都由各地方國營單位擁有,國營單位自建房,給單位職工福利、半福利分房。朱镕基的國企改革,一方面強化央企的壟斷地位,讓央企從全國經濟吸血;另一方面推動地方國企倒閉,完全打散。另外,朱镕基確立房地產立國的經濟模式,禁止福利分房,所謂的住房市場化。但實際上,主要央企和地方政府都在給自己的骨干員工福利分房,而打掉的主要是地方國企、外企和私企的福利。地方政府掌控房地產開發的權力,推動房價持續上漲。

推行房地產的過程中,實施的是先賣田地,再打土豪的模式。宣傳機器對民眾強調,有恒產者有恒心,中產白領應該有自己的住房,以推動民眾買房。當然,中國房地產中的所謂恒產和自己的住房,土地權都在中共手中,模式和把土地承包給農民一樣,中共隨時可以再拆遷收回。

以賣房子形式的分田地,比農村分田地的方式,在土地上更加集約化。在農村,100畝地可以看作小地主,一般小農家庭也得5-10畝以上種糧食才有富余。農村打土豪分田地,一個小地主才能滿足10-20戶的小農。而在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100畝地絕對是大土豪,按照3倍的較低容積率,能蓋出20萬平米的房子,賣出建筑面積平均為100平米的房子2000套,住進2000戶小農;按照5倍容積率,則是33萬平米,3333套房子,滿足3333戶小農。假如每套房子為100萬元人民幣,地方政府從中抽取70%的稅,也就是從每套房子上獲得70萬人民幣的收益,總共獲得23.3億元的收成。按照1元1斤的玉米或小麥價格,合23.3億斤的糧食稅收,小農在100畝地上種糧,就是種100輩子也交不了這么多的公糧。

所以,地方政府指使房地產商低價征地,對于不同意低價賣地的,房地產商帶領團伙,對農民暴力征地,對城市住戶實施拆遷,都是新時代的打土豪模式。在另一方面,準備買房的人急迫地買房,希望盡快拆遷,自己盡快住進去。對于農民或者被拆遷戶要價高、拖延開發的行為,深惡痛絕,認為他們過于貪婪,活該被暴力。買房者花高價分田地,支持政府打土豪的行為,似乎只有中國才有,堪稱人間奇葩。

城市打土豪的問題在于,土豪隨時有而賣田地的小農越來越稀少。從政府的角度,100畝地打土豪能讓3300戶小農得到田地,按照1戶3口人計算,就是1萬人。100萬畝土地就能放下1億人,1000萬畝放下10億人。而征地1500萬畝,對于政府來說易如反掌,可以放下全中國的人口。而且,打土豪征地成本極低,賣房子的利潤極高,所以政府也有充足的動力打土豪。

從21世紀初到2014年,中國城市征地日益增多,城市規模也越來越大,背后是各地政府的利益計算。同時,很多小農在買了自住房后,看到房價還在上漲,房租還在上漲,于是買二套、三套房,以實現所謂的財富增長,并且收租,囤積新時代的土地,獲得新時代的收益。

隨著房價持續上漲,同時房子供應量日益增大,有能力買房的小農越來越少,而地方政府還認為有更多的小農要買房,房地產商也持同樣的觀點。這導致,盡管房子賣不出,房地產商還在四處借錢買地蓋房。

隨著房地產商日益悲觀,地方政府開始對房地產商打土豪,以威逼利誘的方式,迫使房地產商花錢拿地。地方政府拿到買地款后,暴力拆遷和修地鐵公路等設施,以吸引更多的小農。不過,隨著小農買房力量的枯竭,大量房子空置。房地產商在失去收入來源后,陷入實際破產,沒錢再買地,地方財政收入快速枯竭。在沒人買地的地區,打土豪的暴力拆遷陸續停止。

絕大部分企業實質上是土地的道具。從土地的角度可以看出,不論國企、外企還是民營私企,不論出口還是內銷,都是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道具或者工具。當地方政府積極招商引資,把工業區大片的土地分給低附加值的加工業外企,以外企為道具,吸引大量的人口到外企工作,政府在外圍蓋房子,展開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如果沒有外企,蓋房子分田地的目的實現不了,也無法順便打土豪。例如,河南吸引富士康的生產線付出巨大的代價。富士康在河南開工后,政府在富士康周圍大量開發房地產,填平當初招商投資的虧損。

同時,所謂的內銷企業,主要都是支持新式打土豪分田地的企業。根據朱镕基確立的經濟模式,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兩個支柱產業的發展,房地產和汽車,這兩個產業帶動最多的附屬產業。其中,房地產帶動鋼鐵水泥煤炭建材工程機械等上游產業,裝修裝飾材料家具家電等配套附屬產業。實際上,汽車也是房地產的附屬產業,依靠房地產發展而生存發展。歸根結底的發展目標是房地產,鐵公基也是為房地產服務。出口企業拉動小農就業,帶動打土豪分田地的新模式;內需企業生產各種產品,支持新模式。

當企業與新模式相悖時,被中國經濟淘汰。新模式有個關鍵點,分田地時,提前對小農收取70年的租金(按照居住房的使用年限標準)。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地方政府持續推高房價,以獲得更高的租金。這樣,就需要對小農們進行淘汰。房價是1500-3000元時,月收入3000元的小農能買得起房子,房價為15000時,若沒有外部經濟支持,月收入5000的小農再努力也付不起100平米房屋的20%首付。地方政府為了支持10000以上的高房價,就淘汰員工月薪3000以下的企業,吸引5000以上的企業,騰籠換鳥。

東莞騰籠換鳥時,無數低收入企業被趕走,同時高收入企業沒有來。很多企業和員工批判騰籠換鳥,認為是壞政策。但是對于新模式經濟來說,這是必然的選擇。低收入企業再多,只要不能支持新模式,對政府就沒意義。因此,倡導升級轉型最積極的是政府,為了支持和保護新模式下房價持續上漲。在新模式下,租廠房的企業隨著租金越來越高,倒閉也越快,而弄到土地的企業,雖然收入越來越少,但是土地升值帶來更多的收益。這就是在中國經濟新模式下,企業經營也必須遵循新模式,才能獲取相應的收益。

不過,當收租收稅走到盡頭,經濟不可避免的崩潰。2008年后,中國實施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4萬億的實質就是不再靠出口企業拉動新模式,而是直接投錢,刺激房價上漲,實施加速拉動。刺激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大量小城市和縣鎮房價暴漲,房地產開發完全脫離社會,和大眾的居住要求無關。隨著房價上漲,新模式成本持續上升,要求企業必須增加工人工資。從最低附加值、低員工收入的企業開始,受不了越來越高的成本的企業,逐漸被淘汰出局。隨著出口企業倒閉越來越多,新模式的拉動力量在急劇減少。結果是,在資金刺激下蓋起來的樓無人購買,變成大量鬼城和爛尾樓。在印鈔刺激持續減少、尤其是2014年大幅收緊房貸后,房地產直接急剎車,新模式經濟快速走向崩潰。

這時候開始,房地產稅的呼聲越來越高。在土地歸政府所有的背景下,收稅的實質是回收房子,對買房的小農實施二次課稅。政府也進入嚴密的政策觀察期,如果賣地和賣房還能繼續,就不開征房地產稅;如果房子賣不掉,政府沒有收入,會快速開啟房地產稅。房價本身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房價收稅。當然,一旦政府開始征收房地產稅,持有多套房的炒房客,大多認賠棄房,讓銀行担負部分債務,也讓地方政府收不到稅;最慘的是房奴,本來就在節衣縮食還房貸,再征收房產稅,等于讓房奴沒飯吃。 所以,不到萬不得已,政府不會開征房地產稅。

在房地產新模式后,中國經濟再也沒有其他新模式可以替代。面對房地產增速減緩,中共召開多次會議,商量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出兩種替代方案,一是城鎮化方案,也就是將房地產全面鋪開,而不是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二是農村土地流轉,將目標重新盯準農村的農地。在這兩個方向下,很多人對城鎮和農村耕地投資,試圖搶占先機,投資兩三年下來,大多數全軍覆沒。

這些人的失敗是情理之中,也是咎由自取。因為他們只想著提前當土豪,而不理解房地產新模式的根本動力。大中城市房地產模式是,企業首先提供大量有錢的小農,其次是土地的超高收益,例如上面例子指出的,100畝地政府獲得20多億元的收益。城鎮化的問題是沒有企業提供工作機會,而土地進行農業經營是自尋死路,更不用說給政府貢獻地租和稅收。

所以,在2013年到2014上半年,中共還談到這兩個方案,下半年開始提也不提,而是繼續三番五次給政策刺激既有房地產。到2015上半年,房地產陷入絕境,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力度更是空前。中共知道,房地產是最后的分田地,然后就沒有然后了,大家散伙。

散伙之前,最后再打次土豪。分田地而不得,但經濟還要運轉,想方設法再打土豪給自己續命。和歷史上一樣,打土豪首先盯準內部,開展增產節約、增收節支。當然,打的是中下層,高層該怎么花還怎么花,甚至花更多。其次,大規模開展反腐行動,也就是打倒和珅,追繳家產。當然,只有平民出身的貪官才被打,根正苗紅的打不得,也打不動。

財政頻頻告急,打貪所獲杯水車薪,政府必須擴大收入來源,對企業打土豪。政府提出民營入股國企的混改經營,希望吸引私人資金進套。政府又主動行動,對企業和個人增加稅收和社保。其中,地方政府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實施各種稅費和罚款增收;中央則主要對外企開刀,以反壟斷和反賄賂等名義開具大額罚單。

很多民企和外企困惑,難道真的要殺雞取卵? 從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思考,這樣的困惑根本不需要有。中國經濟找到新的出路前,體制肯定犧牲其他任何經濟單位保障自己,如果找到新的出路,這些企業沒必要再生存,找不到新的出路,更沒必要生存,大家同歸于盡。

所以,實體經濟作為最明顯的土豪,經濟政策的思路是,針對實體,先打完土豪再說。根據歷史經驗,在某個輪回完成后,上一個輪回中越好的經濟部分,結果往往也越慘。(全文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綜合 2022-01-09 20: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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