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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夏天，我國長江、嫩江、松花江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水災害，百萬軍民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與罕見的大洪水進行了一場殊死的博斗，終于取得了抗洪搶險斗爭的全面勝利。在歡呼勝利的同時，我們的黨和政府沒有忘記從洪災中總結反思。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專門強調，改善生態環境是關系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長遠大計，也是防御旱澇等自然災害的根本措施。這表明黨和政府已經把保護和改善環境問題提到了戰略的高度來對待，這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正確處理人和自然關系問題的基本觀點。從哲學的角度看，嚴重自然災害的發生，從一定意義上講是大自然對人類活動的報復和懲罚！這次特大洪水告誡我們，及時吸取經驗教訓，深入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十分緊迫的任務。
　　　　　　一　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必要性
　　人與自然是人類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一對矛盾，解決好這對矛盾，促進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護和改善我國生態環境的迫切需要。
　　　　1.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普遍聯系的。人和自然就是一個聯系的總體。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界的存在物，必須依賴于自然界。人類生存在自然界這個大鎖鏈中，依賴于自然環境，取之于自然資源。離開自然界，人類就不能生存。另一方面，人對自然界又有反作用。恩格斯曾批評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類，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9頁。 ）然而，人對自然的能動的反作用不能違背客觀的自然規律。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強調：“人和自然都受同樣的規律支配。”我們如果片面強調改變自然，過分要求自然來適應自己，而忽視自己首先要適應自然的一面，就是違背自然界客觀規律，就是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主觀唯心主義，其結果必然是會遭到自然界的報復。對此，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文中作過精辟的論述，他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或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 ”（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頁。）這就告訴我們， 人在自發地創造人工自然的過程中，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給自然界產生了深刻的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又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完全異己的效果。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明顯地干預了自然界自身調節的機制，破壞了人類自己及其他生物生存的條件，在人與自然之間出現了極大的不協調。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人與自然之間這種不協調的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重。1998年，在我國發生的特大洪災，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人與自然發展不協調的產物。
　　　　2.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保護和改善我國生態環境的迫切需要
　　從這場洪災的發生中，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給我們當代人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福利的同時，也使我們面臨著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一是大氣污染嚴重，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加。中國大氣污染屬于煤煙型污染，以煙塵和酸雨的危害最大。二是水污染突出，水資源短缺。三是森林面積減少，水土流失嚴重。此外，噪音污染、垃圾“圍城”、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全球關注的所有環境問題在我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環境的惡化，使我國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1998年洪災的發生正說明了這一點。因為，惡化的環境系統，在突發性的自然災害面前是十分脆弱的。一方面它直接增強了自然災害的成災頻率和強度；另一方面表現為對自然災害的承受能力低，遭破壞程度加劇。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我國自然災害比以前發生的頻率更高、強度更大、損失更嚴重。據國家氣象局資料統計，各種氣象災害平均發生頻率，50年代是19.56次，60年代為26.20次，80年代達28.18次。1989 年至1991年，　自然災害對我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按當年價格計算）分別為525億元、616億元和1216億元。（注：宋健主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科學出版社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443～444頁。）去年入夏以來的洪澇災害情況則更加嚴重。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關于當前全國抗洪搶險情況的報告》中說：“截至8月22日初步統計，全國共有29個省（區、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受災面積3.18億畝，成災面積1.96億畝，受災人口2.23億人，死亡3004人（其中長江流域1320人），倒塌房屋497萬間，各地估報直接經濟損失1666億元。”（注：《人民日報》1998年8月27日第1版。）其實，除這次的特大洪災外，近幾年，西北地區連續出現罕見的特大沙塵暴災害和廣東沿海地區發生的赤潮，都直接反映出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的嚴重程度。我們如果不盡快遏制環境惡化的趨勢，不僅將抵消我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將威脅我國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乃至我們自己的生存。因此，理論和實踐都充分說明，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已是當務之急。
　　　　　　二　制約我國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
　　1998年長江發生洪水的主要原因：一是與人類向空中排放二氧化碳數量劇增相關，長江流域因厄爾尼諾增溫現象普降暴雨；二是與水土流失相關，長江流域的蓄洪行洪能力低下。這兩個方面歸結起來都是由于人類活動所引起的自然環境問題。當今全球性的環境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就影響我國生態環境，制約我國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來看，筆者認為，主要包括經濟因素、人口素質、技術因素和觀念因素。
　　　　1.經濟因素
　　人依賴自然，人又在社會實踐活動的基礎上改造自然。隨著科學技術和工業的進一步發展，人對自然的影響愈來愈大。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后，人們從簡單地消費自然界的物質轉變為越來越多地從根本上加工改造這些物質，賦予其非自然的屬性。當代，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為人們以空前的速度研制、創造自然界從來沒有的產品提供了嶄新的物質手段，為人類展示了無限廣闊的前景。然而，人們在這種創造活動中又產生了自己預想不到的結果，即是環境惡化。工業革命之后，經濟的增長是人類發展的歷史主題，同時也是現代環境變遷的主要因素。人類活動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是在英國產業革命以后發展起來的，一些國家為發展經濟，以粗放方式對自然界進行開發和改造，造成了對環境的廣泛污染。我國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經濟上長期也是以高投入、高消耗為特征的粗放型經濟。我國資源利用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能源消耗量占世界第三位，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能耗卻排在113位，造成了資源浪費大、 污染嚴重。（注：閻世輝：《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分析》，《經濟研究參考》1998年第61期第2～3頁。）人們為滿足社會的各種需求，導致某些自然因素向不利方向發展，事與愿違地、直接而快速地引發了一系列災害。例如：為了掘取地下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地下空間，改造地形后使其適應各類工程的構筑而移動土石，或開挖或堆積而強烈改變巖石土地原狀，引發了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地表塌陷等災害。又如，對地下水、石油和天然氣的開采，以及工程開挖改變淺表地下水環境，引發了地面沉降、地裂縫、地表塌陷和斜坡破壞，以及沿海地帶的海水入浸等災害。
　　　　2.人口因素
　　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數量的增加是造成環境惡化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地球上的資源和環境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人口的增加就必然受到限制。然而，世界人口急劇增加，我國總人口也從公元初期的5000萬左右增加到目前的12億多。人口的膨脹與食物、環境之間的比例失調問題日趨嚴重。所以，隨著人口的繼續增長，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對就業和生產資料的需求，必將對自然資源施加額外的直接壓力。像長江沿岸的一些地區，因人口增長過快，耕地緊張，長期人工圍湖，與水爭地，使湖泊面積不斷縮小，有些甚至完全消失，造成湖泊調蓄洪水的能力普遍下降。人在圓了“荒湖變良田”的美夢時，也把長江塑造成了“直腸子”。人與水爭地的結果，必然是水與人為殃。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長將按比例地增加污染物排放量。人均產值的增長也會促進污染物排放量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為滿足因人口增加而日益增長的各種需求，我國對能源、建筑業的發展、汽車數量的增多，以及農村對農藥、化肥、農用地膜的投入都在相應地增加，若無適當的措施，對環境的污染必將更加嚴重，對地球的吸收能力將形成更大的壓力。
　　　　3.技術因素
　　科技水平的高低，對環境的保護有很大的影響。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工業污染，應該在生產過程中消除。然而，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人們還不能有效地控制人的生產活動，確保生物圈的平衡，解決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科技水平還較低，目前許多工業生產技術和設備仍處于世界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有些甚至是30年代或40年代的水平。我國機電產品技術結構普遍落后，綜合機電產品能源平均有效利用率只是國外先進水平的2／3，且壽命短、性能差、污染大。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清潔能源所占比例低，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難以根本改變我國煤煙型污染的局面。特別是近年來涌現出的大量鄉鎮企業，許多企業的工業項目技術起點低，工藝和設備落后，造成了對資源的極大浪費和對環境的極大破壞。而環保產業在我國還是幼稚產業，對一些污染嚴重的項目不能提供有效的技術和設備，已成為我國環境污染防治的“瓶頸”。
　　　　4.觀念因素
　　長期以來，我們在發展經濟時，對環境保護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并制定了一系列保護環境的政策、法規和具體措施，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門在發展經濟時，抱有先發展經濟，后保護和治理環境的思想，有些從自身利益出發，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換取經濟的快速增長，還有少數干部甚至有法不依，以言代法，違法決策，使污染問題難以根本解決。同時，社會上一些人的環保意識薄弱，亂砍亂伐林木，濫捕濫殺野生動物的現象依然存在，有些地方還十分嚴重，極大地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長江上大量的非法盲目采砂現象，就影響了長江河床的變化，導致水流發生變化。此外，要治理環境污染還需要大量的資金。但我國長期存在環保投資總量不足的問題。據測算，根據我國的現狀，環保投資應占同期GNP的2％，但“八五”期間實際投資水平只占0.7％左右。（注：閻世輝：《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分析》，《經濟研究參考》1998年第61期第5～6頁。）因此，環保投入不足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由于我國環境保護起步較晚，全社會環境意識經歷著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我們在改造自然環境的活動中，沒有適應環境發展的客觀需要，導致環境不能有效控制，使環境和經濟不能協調發展，給人類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必須把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協調起來，人與自然必須和諧相處。
　　　　　　三　如何保持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
　　面對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現實，西方流行一種所謂的生態悲觀主義，認為“人在自然的活動具有不可逆轉的毀滅性質”，“人類當前和未來已經面臨著不可挽回的困境”，要求限制人類的發展，拒絕對自然的干預。這是消極的態度。雖然，洪災已警告我們，不要為了自身的發展任意地干預自然，但我們也決不能因此而停止發展。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在自然界面前決不是無能為力的，關鍵是必須在尊重規律的基礎上，對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動態平衡采取積極的態度。那么，我們應如何逐步恢復已經破壞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保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發展呢？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上重申我國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所謂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是既堅持發展第一，又必須把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在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基礎上。這實質上就是辯證地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要協調好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就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為此，我們必須做到如下幾點：
　　　　1.必須樹立人與自然界的整體觀念
　　辯證的自然整體觀認為，自然界各種物質系統之間都存在著有機的聯系，正是他們之間的這種聯系，使自然界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同時，自然界又是不斷發展的，人類社會總是在自然界的進化過程中前進著。人作為自然的存在物，一方面必須以天然自然為基礎，使自己適應于自然的一切規律。另一方面，人又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可以用自己創造的人工自然去影響天然自然，而天然自然與人工自然是統一的完整的系統整體，都遵循著自然規律運動發展。因此，人應該自覺地按照自然規律，從自然界的整體出發，去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達到自己的目的。任何割裂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既反對悲觀主義者只看到人必須適應自然規律的一面，看不到人的能動性的方面，也反對那種任意夸大人的能動作用的主觀盲動主義。我們堅信人類的力量，相信人類只要尊重客觀規律，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在改造自然面前總會獲得自由的。
　　　　2.必須用經濟和法律的手段來保護人與自然的協調
　　一方面，我們應從經濟上增加對環保的投資。 我國環保投資占GNP的比重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發達國家一般都在1％～5％之間，我國長期都不到1％。 （注：呂永龍：《中國環境的主要問題及其應對政策的演進》，《經濟工作者學習資料》1998年第44、45期，第61、65頁。）因此，我們有必要增加對環保的直接投入。同時，還應該借鑒外國經驗，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實施環境稅、可貿易排污許可證、廢除或應用補貼等手段（有些發達國家廢除對水價、煤炭生產的補貼，而對節能技術的開發給予補貼）。另一方面，要加強環保立法。我國憲法第26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此為指導原則，我國還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目前，我國環境法規體系已初步形成。今后，在環保工作中，我們應進一步加強法制建設，依法辦事，強化執法力度，切實保障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的貫徹落實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3.必須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根據中國可持續發展模擬模型（國家計委國土地區所建立），按目前我國人口發展趨勢模擬預測，到202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14.48億。這將對我國經濟、社會和環境構成巨大的壓力。 人口的過快增長，一方面消耗了部分新增的國民生產總值（據統計，每年新增的國民生產總值有1／4用于新增人口），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和科技教育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直接造成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污染。而且我國人口素質又較低，大學生和科研人員在我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也將影響我國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因此，人口狀況是關系到中華民族興衰成敗的一件大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任務仍然相當艱巨，我們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
　　　　4.必須依靠科學技術保護生態環境
　　現代生物圈日益惡化的過程，雖然是在人口的急劇增加、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生產日益增長的背景下形成與發展起來的，但決不能認為生物圈狀況的惡化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工業生產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所深刻揭示的自然規律，是人類認識生物圈動態平衡機制的基礎，而現代技術又為調節生物圈動態平衡提供了必要的手段。技術因素是環境質量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是防治污染的創新者，是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主要工具。針對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我們必須依靠科學進步，轉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研究、開發和推廣新能源、新材料，推行清潔生產，積極發展生態農業。同時，我國還必須頒布一系列環境保護的技術政策，使企業使用無污染或少污染、低噪聲、節約能源的先進工藝和設備，使用無毒無害或低害原料代替有毒有害原料。廣泛采用符合國情的污染治理技術和生態破壞恢復技術，包括投資少、效益高的廢水處理技術、城市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技術、固體廢物的無害化處理技術等。要加強環保監測技術、新儀器、新設備的研究，開展全球環境問題研究和國際環境保護科學技術合作與交流。
　　　　5.必須提高全民的環境意識，推動我國環保事業的發展
　　對我國嚴峻的環境形勢，黨和政府已引起高度重視。1997年國務院召開了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部署了跨世紀環保工作，作出了《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議》。國家確定了“到2000年，力爭使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加劇的趨勢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區的環境質量有所改善”的環境保護目標。1998年8月，針對洪災， 國務院又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全國范圍內停止一切毀林開荒行為。然而，環境保護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沒有公眾環境意識的提高，環境質量的改善難以取得成效。“21世紀議程”指出：“實現可持續發展，基本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公眾的廣泛參與”。環境保護不僅為個人、為一代人，而且是為整個人類和子孫后代的延續。因此，我們應當把環境意識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進行廣泛的宣傳和教育，通過廣播、電視、報刊等多種形式普及環保科學知識和法律知識，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樹立環境公德意識、道德意識和美學觀念，從而規范人們的行為準則，使人們養成良好的消費習慣，珍惜自然資源，保護自然環境。決不能吃子孫的飯，斷子孫的路。
　　總之，洪水帶給我們的教訓是沉重的。“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它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頁。）只有這樣， 才能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減少環境惡化和各種自然災害對人類社會的危害，才能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收稿日期：1998年11月24日
　　
　　
　　
湖南教育學院學報長沙39～44B2科學技術哲學丘麗云19991999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目前制約我國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有經濟因素、人口因素、技術因素和觀念因素。為保持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我們必須樹立人與自然界的整體觀念，并靠法律手段、科學技術來控制人類的活動。同時，還必須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特別是全民的環境意識。洪災/哲學/人/自然/協調/可持續發展丘麗云（廣東工業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廣州市，510090） 作者：湖南教育學院學報長沙39～44B2科學技術哲學丘麗云19991999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要求。目前制約我國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主要因素有經濟因素、人口因素、技術因素和觀念因素。為保持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我們必須樹立人與自然界的整體觀念，并靠法律手段、科學技術來控制人類的活動。同時，還必須嚴格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特別是全民的環境意識。洪災/哲學/人/自然/協調/可持續發展

網載 2013-09-10 21: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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