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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239.29 ［文獻標識碼］A
　　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出版業中官書局與民間書坊、書肆及私人刻書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變為官書局、民間書坊、書肆、私人刻書與傳教士出版機構、洋務派翻譯機構五分天下的局面。同時，傳統出版業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也逐漸向近代化轉型。筆者認為，從鴉片戰爭到戊戌維新時期為近代出版業的轉型期，維新運動之后，中國出版業才真正走向近代化。
　　一
　　1840年以后，中國出版業發生變遷。可以這樣說，出版業能否引進西方新學，在當時已經成為是否先進的標志，也是出版業是否走向近代化的一個重要的界定標準。
　　鴉片戰爭后，涌進中國大門的傳教士們帶來了與中國文化截然不同的異國文明，對此，中國自身在自覺不自覺地進行著自我防御。為其殖民統治的需要，也為進一步宣傳其教義，傳教士們不約而同地采用了出版的手段。因為他們認為要在短時期內控制中國，最迅速有效的辦法就是出版書報。傳教士們出版書籍，最初主要是為了宣揚宗教。但隨著時勢的變遷，宗教的成分逐漸減少，而西方先進科技與文化的內容逐漸增多。據統計，1810到1867年，新教傳教士的譯述中，關于基督教的出版物共687種，占總共譯述795種的86%，而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僅僅分別占6%[1](p.96)。到1875年，林樂知辦的《萬國公報》宣稱，“本刊是為推廣與泰西有關的地理、歷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學、藝術、工業及一般進步知識的期刊”[2](p.9)，出版宗旨已發生明顯變化。
　　洋教士出版機構的廣為設置[3](p.42～71)，給中國傳統出版業帶來巨大變革。首先是出書內容的改變。當沉溺于封建田園意境中的中國人被列強的船炮震醒后，人們猛然驚覺傳統經史子集、八股詩文已無法應付時代的需要，面臨解體之虞的中國人不得不開始其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在此期間，西方的傳教士及后來的洋務派起了重要作用。他們的天算地理、聲光化電之學，“均足補我國舊有學術之不足，而另辟一新途徑”[4](p.112)。如前所述，洋教士最初來中國時譯印的書籍中真正反映西方科技成果的書籍并不多，但即使是這些少量的譯著，對于對世界幾乎毫無認識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畢竟帶來了異域的一些信息。而后來西方科技人文知識的不斷傳入，其思想啟蒙作用更不可忽視。
　　其次是印刷出版技術和設備的改進。傳教士們來到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印刷出版技術。凸版印刷術、平版印刷術、凹版印刷術，以及鉛活字排版法及影印、彩印等等技術的引進，新型印刷設備的使用，對時人是一種難以言表的震撼。1856年，郭嵩燾在日記中詳述其在英商墨海書館中目睹的印刷情形，且慨嘆“西人舉動，務為巧妙如此”[5](p.53)。孫次公更是以詩表達其驚羨之情，“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編宇內傳。忙殺老牛渾未解，不耕禾隴種書田[6](p.197)。這些新技術的采用，對中國傳統出版行業轉向近代影響極大。
　　19世紀60年代以前，譯介西方書籍，采用較先進技術的出版業只有傳教士的出版機構。60年代之后，戰爭的連連失利使中國人開始關注西方，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興起。洋務派在各地陸續設立新式學堂并附設翻譯機構，在中央有京師同文館，上海有江南制造總局，以及上海同文館、廣州同文館、北洋制造局、福州船政學堂、自強學堂等等。這些學堂的設置，標志著中國近代化事業的真正啟動，在出版史上，也寫下了濃重的一筆。這些翻譯機構由傳教士占主體。京師同文館先后有54名外國人担任教習，而聘請的中國學者才32名；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中，也有不少外國學者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受西方傳教士的影響，這些機構也采用了較為先進的出版技術與設備。京師同文館有印刷機7部，活字4套，基本實現了印刷技術的近代化；而江南制造總局，雖為節省起見仍用中國傳統木板印刷，局內也備有一副鉛字及印書架。出版內容主要是西人著述，但譯書的目的已有著更為直接的現實意義，那就是——有裨實用。
　　洋務派最初設立同文館，不過是為培養通習西方語言文字的翻譯之才，而事勢的發展，使這種權宜之計已無法應付時代的需要。1866年12月，總理各國事務的奕ｘīｎ＠①等大臣建議在同文館中添設天文算學館的奏折中寫道：“夫中國之宜謀富強，至今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鴻章等，皆能探明其理，堅持其說，時于奏牘中詳陳之”[7](p.44)。可見在此時洋務派已認識到學習西學，引進西方的堅船利炮已成為現實之需，要滿足這種需求，譯西書便成為當務之急。
　　剛剛走進近代的中國，傳統文化對異域之學表現了異常頑強的抵制，而譯著者眼界與目的又各異。1810到1867年半個多世紀，西方書籍在中國僅譯著795種，且多為宗教性質；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所載，從1880-1896年，中外人士引進西書共354種，其中科技類262種，社科類和綜合類僅僅92種。這個數字，對于浩如煙海的西方典籍來說，真的是“九牛一毛”。那些敢于提出學習西學之人，更被斥為“用夷變夏”，對其深惡痛絕。洋務派算是較為開明的了，他們仍抱定“中體西用”的宗旨，“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制造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8](p.97)，他們的目的，是解決船炮不如人的現實需求，因此他們的譯書也就只能是以聲光化電為主。不過，即使是這些譯著，對于如饑似渴希望獲取西學新知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其思想啟蒙的作用也是空前的。康有為26歲時，“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9](p.116)。譚嗣同1893年到上海，曾大量購買江南制造總局出版的自然科學書籍以及廣學會出版的外國歷史、地理、政治和宗教書籍，這些書籍對他變法維新思想的產生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梁啟超更是大攻西書，還担任過李提摩太的秘書，西學對其影響不言而喻。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衰記》及林樂知的《列國歲紀政要》等書，也曾是一心希望實行新政的光緒皇帝案頭常讀之書。
　　鴉片戰爭以后，傳教士與洋務派的出版機構作為與傳統出版業完全不同的新型出版成分開始出現。由于它們適應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新趨勢，還有西方先進技術為后盾，與變化較為緩慢的傳統出版業相比，它們代表了中國近代出版界的新走向，其出版物一定程度上為近代中國帶來了走向世界的希望。
　　相對于較為趨新的傳教士與洋務派的出版機構而言，傳統出版業在近代的變化就顯得遲滯了許多。主要原因是：傳統出版業的出版物多少年來基本已約定俗成，而西學在近代中國卻屬于新鮮事物，人們學習西學，只是一種無奈的回應，而非自發的覺醒。當西學傳入中國，甚至受到傳統文化本能的抵制，時人對它的到來絕不是歡欣雀躍，而是處處流露出“用夷變夏”的担憂，即使是領先一步號召學習西學的洋務派也不例外。傳統出版物在當時仍大有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印刷技術雖然已難與西方相比，但仍有其優勢。這些都使傳統出版業并無瀕于絕境之憂，其改進緩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種情況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發生變化。
　　第一，官書局的書籍出版。19世紀60年代以后，清政府開始建立洋務翻譯館以譯印西方書籍，目的是“有裨實用”。太平天國革命之后，鑒于太平天國對傳統文化的極端破壞，又在各地設立官書局，金陵官書局、江楚書局、江蘇書局以及四川、安徽、山西、直隸等地官書局陸續成立，其宗旨是保存為農民戰爭所毀滅的傳統文化，出版的書也多為“御纂”和“欽定”的本子。以金陵書局為例，1869年刊刻班固《漢書》、范曄《后漢書》、陳壽《三國志》、王念孫《讀書雜志》，1874年刻有蕭子顯《南齊書》、令狐德ｆēｎ＠②《周書》、姚思廉《梁書》、真德秀《大學衍義》、李百藥《北齊書》；1875至1908年共刊刻《御纂七經》142冊[10](p.75～76)。官書局所刻書印刷精美，校勘謹嚴，在保存傳統文化方面，作用不可小視。為適應時代發展，官書局也在出版方面作過調整。1865年，官書局就曾刻過100余部《幾何原本》分發各處，但總的來說，它還是為承繼傳統文明而建立的出版組織，它的大變革，還是在維新運動之后。
　　第二，私人刻書。中國文化的傳承，有很大一部分歸功于私人刻書。葉德輝將刻書出版比為與“積金”、“積德”同等乃至更高一級的事業。1872年，張之洞在其《書目答問》中專列《勸刻書說》，認為“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并認為刻書之人可“終古不泯”，可求“不朽”[11](p.9975)。清代私人刻書風氣極盛，出版家多兼學者和藏書家，對出版事業往往特別珍視與偏愛。由于出版家多受傳統文化熏陶，其刻書也主要以經史子集為主。這種書籍出版的主要功用也就只表現在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時代的發展已有一定距離。當近代中國出版業發生巨大變化時，這種出版更多地已變成一種個人行為。與清前期那種參與者眾多的私家刻書相比，近代的私人刻書逐步在走向衰落，在維新運動后也是如此。
　　第三，民間書坊、書肆的近代變遷。在清代，由于政府出版機構和私家刻書主要集中在正經、正史等較為“正統”的方面，民間的書坊、書肆除印行經史類書籍外，那些村塾用的四書五經、啟蒙讀本、百科大全、占卜星相之類，既不為政府所重視，也不為學者所關心，便成為它們的產品。據1889年12月19日《申報》廣告，上海廣百宋齋信記書店發售的書籍有《圣祖皇帝庭訓格言》、《閱微草堂筆記》、《論語旁證》、《繡像二十四史演義》、《皇朝經世文編》、《通商約章成案匯編》、《四庫簡明目錄》、《三字經注解備要》、《綱鑒易知錄》[12]（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申報》附張廣告，售《繪圖八夢錄》：“凡人貪此吃喝嫖賭，而認真于酒色財氣者，閱之無不回頭是岸”；申文瑞樓售“第二奇書”《林蘭香》，“筆墨空靈，寓纏綿于莊敬之中，引怪異于倫常之內”，“忠教慈愛，悱惻動人”[12]。從中大致可以看出當時民間出版業的取向。不過，西學的輸入也在改變著民間出版業。1876年天主教士主持的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使用西洋石印技術后，不少民間出版機構也競相采用。1887年《申報》載：“石印書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滬上開點石齋，見者悉驚奇贊嘆。既而寧、粵各商仿效其法，爭相開設。而新印各書無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長……其裝潢之古雅，校對之精良，更不待言。誠書城之奇觀，文林之盛事也”[12]（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三日）。不少書局也開始出版西學新書，如上海六先書局，“一應新譯洋務各書，無不搜集全備，以便藝林就近采購”。雖然它仍然申明以“御定《麻象考成后編》為算學之首”[12]（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但這畢竟預示著在出版業中占重要角色的民間出版企業的近代變遷，它為戊戌維新后中國民營出版業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出版業開始向近代轉型。筆者認為，近代化不僅僅表現在技術、器物層面上使用先進的工藝與設備，也并非對于外界本能的反應，還應表現在國民主體意識的覺醒，在思想、觀念層面的近代意識。在這一時期，中國出版業還遠未達到這個層面。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文明，其目的因人而異，但對于大多數傳教士來說，他們的目標是“控制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李提摩太語），他們絕對不愿意讓中國真正走向獨立與富強。而中國本土出版業，無論是洋務派的翻譯機構還是后來逐漸向近代化轉變的官書局及民間出版機構，它們對西書的翻譯出版，對新式出版技術的引進，除了“實用”或是贏利的現實目標外，毫無例外都表現為一種無奈的回應。洋務派出版西學書籍是為了挽救即將走向沒落的清帝國，其著眼點也離不開聲光化電，遠未達到力圖喚起國民主體意識，真正從觀念意識上走向近代的層次。官書局及民間出版企業更未能達到這一高度。此時的中國出版業，還處于為人控制的階段，根本沒有自己的發言權。因此這一時期，還未超越轉型期的范疇，出版業真正走向近代化，應是在維新運動之后。
　　二
　　維新運動把啟蒙的觸角伸向了各個領域。在這場運動中，人們開始意識到民族的危機，意識到學習西方勢在必行。學習西學已不再是統治階級有裨實用的被動之舉，而是全社會的主動認同。雖然對一些人來說，這種認同仍帶著不少勉強。社會的需要刺激了出版界的發展。維新之后，近代出版界的情況再次發生變化。
　　維新運動之后的出版界，新舊雜陳，魚龍混雜。官書局適應時代需要作了些改革，1896年，清政府將強學會創辦的強學書局改組，成立京師官書局，“譯刻各國書籍，舉凡律例、公法、商務、農務、制造、測算之學，及武備、工程諸書，凡有益于國計民生與交涉事件者，皆譯成中國文字，廣為流布”[13](p.48)。原先的金陵官書局、淮南書局等并入江楚編譯局，主要出版西學書籍，雖然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這種革新已有些力不從心。洋務翻譯機構也在變化，北京同文館被并入京師大學堂，較為開明的洋務派官僚還陸續設立新譯書局，如江楚編譯局，1902年盛宣懷在上海成立的譯書院等等，也翻譯出版了不少新書，而且出書內容也多為西人“新理新法”，對傳播西學有其重要作用。傳教士的出版機構也繼續活躍，并且新的出版機構還在不斷設立，據統計，19世紀末20世紀初，活躍在當時的教會出版社有30多個[3](p.59～69)，其書籍出版利潤甚至呈上升趨勢，如廣學會，到1908年還發展了自己的會所，產值從1891年的1000元增加到1911年的225,579.84元，20年中增加了200倍[2](p.5)。這些出版機構，都以趨新相標榜，但出版物卻是形形色色，目的各異，與當時社會新舊思想的沖突日益激烈相為表里。與此同時，中國的民族出版業也趁著戊戌維新之風勃然興起，在出版界逐漸取得突出地位。它們中，有些由舊式書坊、書肆轉型而來，絕大部分是維新運動中建立起來的。
　　有資料顯示，1896年至1911年，國內西書翻譯出版機構至少有95個[1](p.208)，僅戊戌維新三四年間，在上海先后創辦的書局就有十余家。這些書局中確實不乏為應景而創立的機構，如1898年在上海設立的經濟書局，在其《招股啟》中還說要以“懲空疏之陋習，振維新之人心”為宗旨，但它編輯的《經濟通考》選輯體例，“是書凡三始、六罪、民主、教權、改服色、易正朔，偽經新學諸書，有乖圣教者，均不采錄，庶薄海人士，共懔宗圣尊王之義”[14]（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這類出版機構多以“揣摩風氣”為務，看風使舵，根本談不上有助開新。1898年戊戌政變發生，誹謗新學的《翼教叢編》不久就在上海石印出版，上海各報大肆宣傳，號稱石印本“增入痛辟康梁諸論說，直斥其離經畔道，非圣無法諸大罪”[12]（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無怪乎梁啟超評價中國當時驟然而起的報館，開始“面目體裁，悉仿時務，若惟恐不肖然。……及戊戌政變，時務云亡，而所謂此十余家者，……余片無存。由此觀之，其當初設館之心果何在乎，不待鞫訊矣”[15](p.82～83)。評價并非過激。但大多數的出版機構，則是應時代之需而建立起來的，其出版物也為開啟民智，宣傳維新變法，宣傳反對帝制起了重要作用。也就在這個時期，原先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出版業真正走向近代化。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首先，維新運動之后，中國知識界在出版業中逐漸占據最主要地位，西方傳教士已無法像維新以前那樣控制中國出版業。19世紀末20世紀初，雖然傳教士的教會出版社在出版業中仍是重要角色，但隨著中國民族出版業的漸漸成熟，中國對外部世界認識的逐漸清晰，對外交流日益增多，出版翻譯已由中國知識界占主流。就譯書而言，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統計，洋務運動時期出版的350部西書中，外國人翻譯的139部，中外學者合作翻譯的123部，中國人翻譯的只有38部。而在戊戌維新之后，情況大不相同，顧燮光《譯書經眼錄》統計，1902年到1904年間，中國出版的西書譯著共533部，其中中國人翻譯著述的415部，外國人翻譯的35部，中外學者合作翻譯的33部[1](p.90)。而且從出版社的數量上看，單單民營出版企業已是傳教士出版社的3倍。可見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出版業已開始由中國人占主導，中國出版業由外人把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人在輿論界掌握了自己的話語權，這是近代化的首要標志。其次，出版者開始確立起自己深沉的文化使命感，認識到出版者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責任。梁啟超說，“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16](p.82)。張元濟說，“出版之事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要”[17](p.54)。出版不再是為統治階級服務，也不是迫不得已的選擇，而是有著文化與政治的深遠意義。戊戌維新運動中，維新人士認識到開啟民智的重要性，紛紛以開啟民智相號召，出版界也敏銳地聲明，該報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而設，同年開設于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也以扶助教育為其宗旨。出版業的目標是面向國民大眾，是要喚起國民的主體意識。這也標志著出版業從真正意義上走向近代化。第三，出版界的出書內容也有了較大改變。這一時期，出版業雖仍然以出版西方書籍為主，但出版內容與從前相比已有了大的改觀。據徐維則《東西學書錄》統計，洋務運動時期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文獻翻譯數量占譯書總數的22%；到了戊戌變法時期，據《譯書經眼錄》統計，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文獻的翻譯數量占此期總數的61.4%，可見這時期翻譯的主流已發生明顯變化[1](p.90～91)。經過戰爭的創深痛劇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引進西人船堅炮利之學的不足恃，這些皆為“形下之粗跡”，而其命脈則是“于學術則黜偽而存真，于形政則屈私以為公”[9](p.72～73)，因此維新之后，翻譯的西人著述已集中于哲學社會科學方面。資產階級革命家們，甚至舉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他們的出版物宣揚推翻帝制，倡導流血革命，并且日益深入人心。這表明中國的近代化已走出了技藝之學的低層次水平，逐漸向制度文化乃至心理的高層面遞進。第四，出版數量與從前相比有了極大增長。有人統計，1850到1899年近50年時間，出版界譯書537種，而1902至1904兩年間，翻譯的西書就達533種[1](p.104)，基本與前半個世紀的譯書量持平。單商務印書館一家，1902年到1910年的出版種數就達865種，2042冊[18]，這說明，原先被動地向西方學習的中國人，現在已從心底意識到自己的不足，開始主動尋求救國之路了。第五，出版印刷技術有了更進一步的改進，而且這種改進并非被動受人影響，而是自己主動“出擊”。維新以后，出版家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身于民族出版事業，為近代民族出版業的振興作出了貢獻。以商務印書館為例，1903年用日籍技師指導制造照相銅鋅板；1904年用日籍技師指導雕刻黃楊木版；1905年進用日籍彩印畫石技師7人，雕刻銅版技師1人；1907年始用珂欏版印刷術；1909年進用美籍技師，改良銅鋅版，并試制三色銅版，同年創制二號楷體字模……幾乎年年有創新。中國出版業終于走出了為人左右的困境，走向新生。
　　從鴉片戰爭后舊式出版格局被打破到維新運動后出版業真正邁向近代化，在新舊文化劇烈沖突的近代，中國出版業曾走過了極為艱難的歷程，某種程度上也折射著整個中華民族近代化的艱辛。毛澤東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并且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西方”，這是近代國人多次挨打后的選擇，而近代世界，也確實“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化國家”[19](p.1489～1490)，中國人的選擇在當時并沒有錯。對走向近代的中國出版業而言，以學習西方為務，也沒有什么大的過失。戊戌維新之后，中國出版業已基本完成其走向近代化的使命，雖然真正的近代化，光靠學西方還不能解決問題，它的路程要難得多。回首先輩走過的路，對今天的我們，應該會有所啟示。
　　［收稿日期］2001-01-03
《濱州教育學院學報》31～34,43K3中國近代史史春風/李中華200120011840年以后，中國的出版業（主要指書籍出版）向近代化轉型。晚清出版業的近代化以戊戌維新為界，前期為傳統出版業走向近代的轉型時期；維新運動之后，中國的出版業才真正邁向近代化。晚清/出版業/近代化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Publication/modernization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ation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SHI Chun-feng 1,LI Zhong-hua 21.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2.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After 1840,the publication of China went to Modernization.This article considers,the constitution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1898 is the Boundart of Publication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Before it,it is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it contents five parts.After 1898,Beac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governnvental publiaction,the publiaction of China went to Modernization truly.publication here is publication of book.史春風(1971-)，女，山西陽泉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在讀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代文化史。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系，北京市 100875；李中華 山西大學 政治系，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濱州教育學院學報》31～34,43K3中國近代史史春風/李中華200120011840年以后，中國的出版業（主要指書籍出版）向近代化轉型。晚清出版業的近代化以戊戌維新為界，前期為傳統出版業走向近代的轉型時期；維新運動之后，中國的出版業才真正邁向近代化。晚清/出版業/近代化Lat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Publication/modernization

網載 2013-09-10 21: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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