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西領導權思想及當代價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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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奧·葛蘭西是國際共運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被認為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最正統的繼承者”。他對領導權思想的論述、對市民社會的分析以及對有機知識分子理論的闡釋倍受世人關注。
  一、葛蘭西領導權思想產生的背景和理論基礎
  從當時的國際形勢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打破了《資本論》的時間表,社會主義首先在東方落后國家變為現實,這和馬克思所預期的結果有很大差別。在葛蘭西看來,上層建筑可以比經濟基礎更有力,革命意志可以扭轉事態進程。另一方面,1918~1923年中歐和西歐的革命起義相繼夭亡,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處于低潮,這種現狀引發了一股理論反思和理論創新的熱潮。這是葛蘭西領導權思想生成的國際背景。
  從意大利當時的國情看,只有少量的工業無產階級、意大利工人運動帶有強烈的“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的色彩。根據這種國情,葛蘭西認為,共產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使工人階級從消極的從屬地位上升到領導權的地位,重建無產階級的價值觀。這是葛蘭西領導權思想產生的國內環境。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有關思想是葛蘭西領導權思想的理論源頭。領導權思想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1]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英文版中不僅談到“凌駕于市民社會之上的中央集權國家機器”,還談到“市民社會和人民群眾重新奪回國家權利”。“領導權”一詞最初出現在18世紀80年代普列漢諾夫等人的著作中,是指“工人階級為了推翻沙皇專制要同無產階級結成聯盟”。[2] 后來,列寧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從而使領導權理論系統化。葛蘭西領導權思想就是對上述思想的發展和在此基礎上的創新。
  實踐哲學是葛蘭西領導權思想的哲學基礎。葛蘭西認為,實踐提供了一種“歷史尺度”。一切意識都來自實踐,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存在于人的自我創造之中。他還用“合理辯證法”代替唯物辯證法,把辯證法的一切表現都融入到人的實踐之中。從這一理解出發,葛蘭西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是融會貫通的,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就是為了加強和發展自身,其中無產階級的意志是頭等重要的,葛蘭西的領導權思想就是實踐哲學合乎邏輯的結果。
  二、葛蘭西領導權思想的內涵
  葛蘭西認為,所謂“領導權,就是指一個階級的世界觀和價值準則在意識形態領域居于支配地位,控制和掌握著大眾的頭腦。從領導方式上看,它是指統治階級除了依靠強力來維持社會經濟秩序之外,還通過意識形態的領導,來爭取被統治者的自發同意和擁護,從而使其統治合法化。”[3] 其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第一,領導權首先體現在文化或意識形態上。葛蘭西通常使用的是狹義上的領導權,即文化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之前,必須首先奪取文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4] 社會主義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須取得文化領導權;而且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也不能忽視文化領導權,革命成功并不意味著“領導權”一勞永逸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仍處在認同的過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險。
  第二,過程性和階段性是領導權的一個重要特點。葛蘭西認為,領導權是一個過程。從靜態意義上說,領導權是政治、精神、道德等的綜合體;從動態意義上看,領導權是一定階級及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定階段。這個過程包括經濟——團體階段、領導權階段和統治階段。領導權階段表明該階級的運動及認識的自覺和成熟,表明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一階段,就是破壞敵人在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確立革命階級的領導權的階段。
  第三,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個總體過程,不僅包括經濟、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思想文化方面,后者是一個重要前提。在西方國家,工人階級應該首先爭取自己精神上的解放,用自己獨立的文化價值觀吸引其他受壓迫的社會階層,為最終奪取政權創造條件。先奪取文化或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然后取得經濟和政治上的領導權,這是領導權的層次性。
  第四,思想上的一致性是領導權的實現方式,換句話說,領導權的實現是通過同意和意見一致體現出來的。葛蘭西看來,“領導權的特征是廣大人民群眾自發地同意主要的統治集團對社會生活作總的指導。”[5] 它不是靠強制手段來實現的,而是同工人階級的同意和平等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領導權只能通過“同意”和“意見一致”的方式獲得,但這并不意味著排斥必要的思想斗爭,實行無原則的妥協。
  第五,領導權的主要載體是市民社會。葛蘭西認為,市民社會是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政權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提出一個著名公式:“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6] 按照他的觀點,市民社會就是上層建筑的思想文化領域,涉及市民的世界觀、行為準則、道德觀念等;市民社會也涉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不同的利益集團可以通過不同的意識形態在市民社會中表達其利益需求,統治階級則是通過對意識形態的論證和建設,把自己裝扮成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用輿論來說服市民社會,從而贏得被統治階級的擁護。
  三、領導權的實現問題
  領導權的實現是與其內容的規定相聯系的,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知識分子是實現領導權的主體。葛蘭西認為,知識分子和領導集團是整個社會上層建筑的中介,在領導權中起重要作用。知識分子具有指導功能、教育功能和組織功能等。一方面,他們在社會中形成領導權,是在普遍民眾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傳播統治階級的世界觀,維護對社會的統治;另一方面,又在政治社會中以強制形式的文化統治,取消對立面和消極面的影響。在葛蘭西看來,當代資產階級周圍都有一批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統治階級正是通過知識分子的作用來實施自己的戰略。對于革命階級來說,也需要一批忠誠的知識分子來宣傳革命的理論,以便影響和發動市民社會。就形式而言,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兩種,即無機的知識分子和有機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的有機知識分子是那些建立無產階級新文化的人。當一個知識分子團體仍然“停留在一個純粹抽象立場上,不努力組織、教育和領導相應的政治力量”時,他們在次等含義上就是“空談家”。
  第二,實現領導權的條件和過程。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要掌握領導,首先必須擺脫“經濟上的組合或工會式的階段”,上升為“政治上的階級的階段”,從而擺脫狹隘的純粹經濟的因素,向道德——政治的因素過渡,確立自己的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思想。其次,要形成“民族——民眾的集體意志”,形成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工農聯盟。工農聯盟的利益和集體的利益是一致的,但“集體意志”和工農聯盟不能自發地形成,只能通過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來實現。再次,無產階級必須有自己的知識分子和政黨,作為“集體意志”的組織者。
  第三,實現領導權的策略——陣地戰。葛蘭西把領導權的概念運用到革命發展戰略上,借用軍事上的術語把它表述為“陣地戰”。他認為,東西方國家的結構不同,“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于原始狀態,尚未開化;在西方,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得當,國家一旦動搖,穩定的市民社會結構就會顯露。國家不過是外在的壕溝,其背后是強大的堡壘和工事。”[7] “市民社會”就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防御無產階級的堅固陣地,它能夠承受經濟甚至政治危機的打擊,“運動戰”顯然不合時宜,合適的方式就是通過“陣地戰”,攻克一個個思想堡壘,不斷滲透和顛覆傳播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龐雜機構。
  第四,實現領導權的戰略——總體革命。葛蘭西認為,革命不能局限于政治領域,而應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方面展開,全面地沖擊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社會主義文化,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條件。就個人思想而言,不僅要掙脫資本主義枷鎖,獲得身體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脫離資產階級結構成為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人。
  四、葛蘭西領導權思想的當代價值
  從方法論上講,葛蘭西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通過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觀察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領導權思想的。葛蘭西的領導權思想既包含著對意大利當時國情的反思,也包含著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既包含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發揚,又體現著對資本主義變化的回應。根據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找出新出路,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葛蘭西的領導權思想開創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研究的先河。面對當今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變化,如何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葛蘭西的研究方法為我們提供了借鑒。
  從文化的功能看,葛蘭西把思維的觸角伸展到文化領域,關注社會進步的文化動力,具有創新意義。葛蘭西重視文化在社會的作用,盡管與馬克思主義有很大淵源,但是葛蘭西把文化的作用提高到決定地位,這是獨辟蹊徑。文化霸權多少帶有貶義,卻讓我們聯想到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性。為什么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到列寧、毛澤東,再到鄧小平、江澤民等都把文化納入視野之內?這是由文化的價值和功能決定的,是由意識形態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性決定的。我們可以看到,當今世界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斗爭、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以及所謂的“文明的沖突”,都是從意識形態或文化上爭奪控制權,這也是我們審視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的現實價值所在。
  從領導權及其內涵來看,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那里,領導權基本上都是一種策略,葛蘭西則把它提高到一般原則的高度,而且,在包含著領導權思想的國家觀中,凸顯了國家的民主內涵,這同傳統的把國家看成階級壓迫的強制性工具的觀點相比,無疑是一個重大突破和進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在如何實現領導權問題上,葛蘭西強調無產階級的同意和社會原則一致,這是一項長期復雜的工作,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這也表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
  從對知識分子的分析看,葛蘭西對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也有獨到之處,先進知識分子的教育功能和傳播文化功能以及掃除舊思想殘余的功能,在任何社會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實踐中“感受人民群眾的基本熱情,并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中解釋這種熱情”,增強“感覺力和理解力”,使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得到有機的粘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需要大批的先進的知識分子,他們既是優秀人才,又是工農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在經濟基礎方面還是上層建筑方面,沒有擁有先進文化的先進知識分子,是不能實現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的。同時要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性,也離不開先進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教育、宣傳活動。
  從黨的領導地位看,領導權尤其重要,如何加強黨的執政能力,提高執政水平,又是一個及其現實的問題。葛蘭西從黨的建設角度對領導權的分析,無疑具有現實意義。在葛蘭西看來,市民社會對革命形勢和社會發展具有作用。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經濟發展對社會的鞏固作用是第一位的。為了有機地領導“所有經濟上積極的群眾”,就必須“拋棄舊的領導模式”,這對黨的領導體制改革提出要求。執政黨如何執政、如何發展經濟是一個重大現實問題,中國共產黨要強化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要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當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從黨和群眾的關系看,葛蘭西認為,無論是社會主體的參照方面,還是在思想的同一性方面,工人階級與黨之間的任何差異不復存在。工人們的普遍意愿就是該“意愿”在其中得到確認的那個黨的意愿。但是,這個黨只有在能夠把自己的思想與意愿變為全體工人的思想意識的情況下,才能夠成為自己所說的那個黨。如果黨所宣傳的某種思想得到社會的接受,并變成工人和同情者中間強有力的共同信念,那么黨就把它自己的觀點變成了實踐,把自己的思想變成了行動,把自己的意志變成了革命。我們現在所從事的一系列活動,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既是灌輸思想觀念的過程,更是偉大的過程。如何凝聚人心,朝著這些目標前進,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34~35D1社會主義論叢孟憲平20072007
葛蘭西/領導權/價值
葛蘭西領導權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其中關于實踐哲學的論述,關于有機知識分子理論的精辟分析,關于陣地戰的獨到見解,對我們在新形勢下理解和認識馬克思主義,在發展先進文化、培養先進的知識分子、加強黨的領導等方面都有借鑒作用。
作者: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34~35D1社會主義論叢孟憲平20072007
葛蘭西/領導權/價值

網載 2013-09-10 21: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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