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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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很多人大概并不了解章太炎,但提起章的學生,大家都不會陌生,這份名單里有: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黃侃、劉文典、曹聚仁、吳承仕、馬幼漁、朱希祖、許壽裳……
  
  章太炎一生都在“獨立特行”,賺得名號無數,“近代民族主義偉人”、“國學界之泰斗”、“民國偉人”、“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國之盧騷(梭)”、“學術宗師”、“狂生”、“名士”、“異端”、“在野黨領袖”、“學閥”、“反動分子”、“神經病”、“章瘋子”。其中伴隨他一生最久的就是“神經病”和“章瘋子”這兩個大號!

 革命
  
  說起章太炎,首先認為他是著名的國學大師,但是魯迅先生給老師章太炎的定位是“有學問的革命家”,認為“先生的業跡,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
  
  章太炎的父親立下《家訓》,其中有一條:“妄自卑賤,足恭諂笑。”實際上是要求子女們不得對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嚴守家訓。1897年章太炎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1900年剪辮發,立志革命。1903年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并為鄒容《革命軍》作序,觸怒清廷,被捕入獄。
  
   1906年6約29日,章太炎出獄,孫中山自東京派人來迎,遂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主辦民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章氏發表演說,認為當前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
  
   1912年1月3日,中華民國聯合會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選為正副會長。章太炎發表演說:“本會性質,對于政府立于監督補助地位。”認為“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組織護法軍,討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為護法軍政府秘書長。前往昆明爭取云南軍閥唐繼堯的支持,因唐缺乏誠意未果。
  
   1920年,章太炎由反對軍閥割據逐漸演變為贊成軍閥割據,提出“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
  
   1921年,黎元洪就職總統,章太炎受勛一枚。宣講“聯省自治”,還主張“南遷武漢”。
  
    1923年9月,《華國月刊》在上海創刊,章太炎任社長,欲發揚“國故”,挽救“人心”。
  
    1924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發表宣言,實現國共和作。在國民黨右派馮自由、居正的慫恿下,章太炎發表公函,反對國共和作。
  
   章太炎說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章太炎發出通電,欲“使水深火熱之民,早登衽席”。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篡奪北伐軍領導權。4月,章太炎在上海組織“反赤救國大聯合”,任理事。他發出通電,叫嚷“反對赤化”。同年8月章太炎應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江蘇省長陳陶遺聘請,到南京任“修訂禮制會會長”。十三日,通電全國,反對蔣介石組織北伐。
  
    1927年章太炎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臨時執委會指名為第一號學閥,呈請國民黨中央加以通緝。
  
    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章太炎憤怒之下,北上見張學良。在燕京大學演說,號召青年拯救國家的危亡。次年2月,章太炎與馬相伯聯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領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講學時著重宣講“行己有恥”,議論時政。蔣介石讓章的金蘭兄弟張繼出面,勸“大哥當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十分生氣,他說:“吾老矣,豈復好摘發陰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墮矣,誰實為之?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立場
  
   在革命家章太炎的一生中,經歷了與洋務派、維新派的痛苦訣別,游走于革命派、舊軍閥之間,始終是政壇上的一顆明星。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書香門第,祖父為他留下了多達5000卷的藏書。到他父親時,因太平天國戰亂,家勢開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對子女的教育,冀望能夠重振門楣。為此還立下《家訓》,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妄自卑賤,足恭諂笑。第一條實際上是要求子女們不得對清廷卑躬相事。第二條是希望子女們精研經史,而不是專心于詞章、書畫等。這兩條家訓,成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學問的人生起點。1890,章父彌留之際,一再叮囑:“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歿皆用深衣斂,吾雖得職事官,未嘗詣吏部,吾即死,不敢違家教,無加清時章服。”所謂“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時閑居在家時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連。太炎的祖輩,入清以來已經歷七八代了,但死的時候都從來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斂”的辦法。
  
  章太炎少時受外祖父朱有虔啟導,在其十一二歲時,朱即講《東華錄》,說夷夏之防不可不嚴。章問:“以前的人有談過這種話沒有?”朱說:“王船山、顧亭林已經談過,尤其是王氏的話,真夠透徹,說道‘歷代亡國,無足輕重;只有南宋之亡,則衣冠文物亦與之俱亡了’。”章說:“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闖。”朱答:“現在不必作此說。如果李闖得了明的天下,闖雖不是好人,他的子孫卻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現在不必作此說。”
  
  章太炎曾作《逐滿歌》:莫打鼓,莫敲鑼。聽我唱這逐滿歌。如今皇帝非漢人,滿洲清妖老猢猻。辮子拖長尺八寸,豬尾搖來滿地滾。頭戴紅櫻真狗帽,頂掛朝珠如鼠套。他的老祖努而哈,帶領兵丁到我家。龍虎將軍曾歸化,卻被漢人騎胯下。后來叛逆作皇帝,天命天聰放狗屁。他的孫子叫福臨,趁著狗運坐燕京。改元順治號世祖,攝政親王他叔父。叔嫂通奸娶太后。遍賜狗官嘗喜酒。可憐我等漢家人,卻同羊豬進屠門。揚州屠城有十日,嘉定廣州都殺畢。福建又遇康親王, 淫掠良家象宿娼。駐防清妖更無賴,不用耕田和種菜。菜來伸手飯張口。南糧甲米歸他有。漢人有時欺滿人,斬絞流徙任意行。滿人若把漢人欺,三次殺人方論抵。滑頭最是康熙皇,一條鞭法定錢糧。名為永遠不加賦,平余火耗仍無數。名為永遠免丁瑤,各項當差著力敲。開科誆騙念書人,更要開捐驅富民。人人多道做官好, 禮儀廉恥忘記了。地獄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藩來做漢奸。洪家殺盡漢家亡,依舊猢猻作帝王; 我今苦口勸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記。當初清妖破南京,爾父被殺母被淫。人人多說恨洋人,那曉滿人仇更深。兄弟你是漢家種,不殺仇人不算勇。莫聽康梁誑爾言,第一仇人在眼前。光緒皇帝名載湉。
  
   1904年,慈禧70大壽,章太炎寫下一副對聯,傳誦一時:“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嘆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臺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
  
   1905年發生《蘇報》案,鄒容死在獄中。章太炎做詩說:“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慷慨激昂,激奮同盟會士氣,滿清氣為之奪。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致辭說:“兄弟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心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里第一恨事。后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
  
   1898年,經《時務報》館老朋友夏曾佑推薦,章太炎被張之洞招入帳下。章太炎滿心以為可以通過張之洞實現自己“依靠漢族督撫改變現狀”的念頭,所以高高興興地担任起《正學報》的編輯,撰文批駁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理論。但他沒有想到張之洞只是利用他與康有為的分歧,打壓維新派。等到明白了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只是為了在清朝體制下穩健變法的時候,章太炎才徑直離去。
  
   1900年7月,當唐才常在保皇會的資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時,章太炎不再猶豫,明確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為了顯示投身革命的決心,毅然剪去長辨,脫去長衫,換上西裝。割發之后,章太炎開始義無反顧地投入革命洪流,與改良派戰斗。在民國政壇上,與章太炎理想最為接近的當數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
  
  章太炎與孫中山相識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間。此次見面,章太炎被孫中山“當今中國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滿清王朝”的議論深深打動,連連叫好,稱其為“卓識”。1901年,章太炎割發明志后,隨即著文《剪辮發說》,并將其寄給孫中山。文章很快就發表在了《中國旬報》上,這是對章太炎行為的無聲肯定。
  
  當孫中山、黃興等人發動二次革命反袁的時候,章太炎早就跟這些當年的同志分道揚鑣了。在民國的最初歲月里,政黨分分合合,章太炎雖然都是熱心分子,但卻一直站在先是同盟會,后為國民黨的對立面。他厭惡孫中山,對黃興不感興趣,甚至跟原來光復會的同志也貌合神離,倒是對那個被造反的新軍士兵從床底下拖出來的黎元洪,有著絕大的熱情。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強烈感受到南京臨時政府的軟弱無力,自己提出的種種主張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盡早結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誰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張呢?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來:黎元洪號召力不夠,孫中山不采納自己的建議……一一數下去,最后長嘆一聲:只有袁世凱了。于是章太炎開始搖動手中的筆,為袁世凱唱贊歌,攻擊同盟會的革命黨人,罵他們是“鼠竊狗偷”的“群盜”。但當袁世凱如愿地當上了正式大總統,醉心于議會政治的梁啟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夢方醒,悔之莫及。他開始認識到革命黨人必須重新聯合起來,于是主動找到孫中山、黃興等,開始商討如何對付袁世凱的陰謀。
  
   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病逝,靈柩運到南京。在中山陵舉行奉安大典時,章太炎專程來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見所聞,他深感許多革命黨人已腐化變質,心中很是氣憤。章太炎是革命元勛,達官貴人們自然要設宴為他接風洗塵。席間,有人附庸風雅,請他題字留念。他有感而發,揮筆寫下對聯一副:“諸君鼠竊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龍盤虎踞,古之虛言。”眾人見了,面面相覷,但礙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發作,只好任憑章太炎的數落了。
  
  章太炎還曾作一聯挽孫中山:“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云應繼魏忠賢。”因為孫中山死后厝棺的碧云寺,而明天啟年間太監魏忠賢擴建碧云寺的廟宇,再次建墳,準備死后葬此。崇禎初年,魏忠賢自縊后被戮尸,也不能再葬于此。魏忠賢的黨羽葛九思,1644年隨清軍入京,將魏之衣冠葬在墓中,成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后,曾在該寺的后殿停過靈柩,因而此殿后改為中山堂。金剛寶座塔下,成為孫中山衣冠冢。章太炎罵那些尊崇孫中山的人盡是魏忠賢的義子。
  
   1935年,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簽訂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章太炎對此十分憤慨,當即作詩寄于友人,加以諷刺:“淮上無堅守,江心尚茍安。憐君未窮巧,更試出藍看。”國民政府在淮河一帶不設防堅守,竟把中原輕易丟掉,而仍無動于衷。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無恥的大臣,大敵當前,卻還在江心寺觥籌交錯,自在逍遙。可惜南宋的汪伯彥、黃潛善賣國伎倆不高明,更試看今朝南京諸位官老爺,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也。

 大儒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在他的著作中闡述了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內容,主要表現在《訄書》中,認為“精氣為物”,“其智慮非氣”;宣稱“若夫天與上帝,則未嘗有矣”,否定天命論說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識宗和西方近代主觀唯心主義影響。隨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思想上漸趨頹唐。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擬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詒徵對章太炎在《諸子學略說》中“詆孔”的觀點提出批評,章太炎公開答復,表示接受,還懊悔“前聲已放,駟不追舌”。
  
  章太炎在《臺灣日日新報》任編輯時,常有讀者向報社反應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讀起來很吃力。主編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見,他說:“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茍文善,自會有人知之。請勿問!”
  
  章太炎在成都時,有一客敘述己貧,請求他向四川當局推薦。章太炎聽了勃然大怒說:“你一貧已至此,若至窮時又將如何?”在座的趙熙以為是章的舊友,為打圓場,就說:“貧與窮亦有異乎?”章太炎說:“異甚,所謂貧者,以其貝(古人以貝為錢)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無所有;若窮則棄家而無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內,安能與貧并論乎?”后來,趙熙對他人說:“我讀書數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貧窮兩字字義啊!”
  
   1930年,章太炎撰《春秋左氏疑義答問》。自稱“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書,向之繁言碎辭,一切芟■,獨存此四萬言而已 ”。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報上曾經刊登《國學振興社廣告》,謂國學講授內容為:“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制度學;四、內典學;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歷史。”
  
  章太炎1935年7月立下遺囑:“凡人總以立身為貴,學問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貴而驕矜,因貧困而屈節。其或出洋游學,但有資本者皆可為之,何足矜異,若因此養成傲誕,非吾子也。入官尤須清慎。若異族入主,務須潔身。余所有書籍,雖未精美,亦略足備用。其中明版書十余部,且弗輕視。兩男能讀則讀之,不能讀,亦不可任其蠹壞。當知此在今日,不過值數千金,待子孫欲得是書,雖揮斥萬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撰文痛貶西方人所用之鉛筆、鋼筆,并考證出中國古代已知使用鉛筆,只是后來才衍化為毛筆。他說:“展轉蛻變,毫之制造愈良而鉛鐵遂廢不用,歐洲則訖今未改,以筆言之,亦見漢土所用為已進化,而歐洲所用為未進化者也。”
  
  章太炎評論當時流行的新詩:“凡稱之為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說他們可稱居士,何必稱作和尚呢?”
  
  在杭州講學時,章太炎常感腸胃不舒服,且有氣喘,所以只預備講學三五天;講學日期定后,即在昭慶寺講經堂舉行。方丈為他設了一個講壇,地上排了數十蒲團。章太炎到堂之后,命將講壇撤去,亦坐蒲團上,說這是漢時的講學方式,應該是沒有講壇的。第一天:講《經學源流》,對于康有為“偽經考”,大肆抨擊,聽者興高彩烈。第二天,講《清代國學》,聽者更眾。第三天,講《小學(文字音韻學)大義》,聽者大半不懂。但學生一天比一天多,竟達百余人。章太炎講學三天之后,感染傷風,兼發胃病,講學便中止。
  
  戊戌政變后,章太炎寓居臺灣,結識了一位記者李書,兩人閑聊。章太炎問李幾歲開始讀書,李說大約20歲他才延師啟蒙。章太炎聽后連連搖頭,嫌他讀書太遲,并說自己六七歲開始讀書,到20歲差不多已經讀完了。李書頗為懷疑章還能記得多少,于是隨便舉出幾則自己記得的經書來問,不待李書說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復,甚至連哪一句在哪部書的第幾頁都說得清清楚楚。
  
   1904年,章太炎的《訄書》修訂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奧的文辭令不少人望而卻步。連他的弟子魯迅也說“讀不斷”、“看不懂”。

論斷
  
  章太炎論袁世凱之所以失敗,關鍵在于以三人反對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對楊皙子;其二,張仲仁(一麐)反對夏午詒;其三,雷震春反對蔡松坡(鍔)。當時播為名言。
  
  章太炎第一次見到陳宦,便大驚失色地說:“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民國初年,袁世凱在北京,黃興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漢,隱然成三足鼎立之勢。陳宦利用自己與南京、武漢方面的良好人際關系,獻計于袁世凱,使袁得以翦除這兩個勁敵,為洪憲帝制掃平了障礙,陳宦也因此成為袁世凱的心腹愛將,被重用為四川督軍。
  
  章太炎將民國以后的歷屆元首分為三類,一類是袁世凱式的“梟鷙”,于國于民有“威福自專之患”;一類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將相上逼”,無法安于其位;一類是孫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勢稍強則與梟鷙者同,勢稍弱又與仁柔者同”;而在這三類人之間,有梟鷙者時,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與爭”。
  
  章太炎在把印度與當時的中國加以比較后認為,中國人患有六種精神痼疾:詐偽無恥,縮肉畏死,貪叨圖利,偷惰廢學,浮華相競,猜疑相賊。
  
  章太炎云:“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因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顧炎武門下,高者不過潘耒之輩;而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上,不斷前進,往往能青出于藍。如江永的門下,就有戴震這樣的高足。”黃侃在音韻學方面,已較乃師章太炎為高,亦是實例之一。
  
  章太炎也堅信國學是國家認同的關鍵,而且是面對西方挑戰之際精神動力,在他撰寫的《國學講習會序》中說:“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持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就批評當時的歐化主義風潮說:“近來有一種醉心歐化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章太炎有著強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國粹付余,……懷未得遂,……至于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序,國故民紀,絕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
  
  章太炎說:“蓋凡百學術,如哲學、如政治、如科學,無不可與人相通,而中國歷史,斷然為我華夏民族之歷史,無可以與人相通之理。”

 講學
  
  章太炎一生有過四次“興師動眾”的國學講演。第一次是在日本東京開辦了平生第一個國學講習會(邀請函簡上寫“國學振起社“),從1906年秋天開始,一直持續到1909年。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馬幼漁、朱希祖、許壽裳等后來的學界名流,都曾前往聽講。講授內容包括諸子和音韻訓詁,而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為主。講習會開始設在《民報》社,后移至東京小日向臺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門楣上直署“章氏國學講習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掛牌的國學研究團體。
  
  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書中,追記“從章先生學”的情況時說:“章先生出獄以后,東渡日本,一面為《民報》撰文,一面為青年講學,其講學之地,是在大成中學里一間教室。我和魯迅極愿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沖突,因托龔未生(名寶銓)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區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環繞一張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解,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誨人不倦。……章先生講書這樣活潑,所以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就是有時隨便談天,也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兩書,都是課余寫成的,其體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時。我們同班聽講的,是朱蓬仙(名宗萊)、龔未生、錢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聽講時,以逷先筆記為最勤;談天時以玄同說話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爬來爬去’。魯迅聽講,極少發言。”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說起聽課情況:“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上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干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朱希祖日記》第二冊記“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事,逐次記載了這年講《說文》的進度,最為詳盡:“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風亭,請章先生講段注《說文》,先講《六書音韻表》,為立古合音之旁轉、對轉、雙聲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說文》,自‘一部’講起。”……
  
  黃季剛先生是太炎先生《說文》學的直接繼承人,而且終身追隨太炎先生研究“小學”,并有《說文同文》補足《文始》,以《蘄春語》回應《新方言》,也是太炎先生在東京講《說文》的受業者。他在《太炎先生行事記》(《制言》第三十一期)評述了太炎先生講授國學的動因和目的:“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報館,禁報不得刊鬻。先生與日本政府訟,數月,卒不得勝,遂退居,教授諸游學者以國學。睹國事愈壞,黨人無遠略,則大憤,思適印度為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彌厲。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弟子至數百人。”
  
  當年在東京聽太炎先生講《說文》的學生有百數十人之多,最重要的是民報社特別班的幾位。許壽裳記道:“同班聽講者是朱宗萊、龔寶銓、錢玄同、朱希祖、周樹人、周作人、錢家治與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其他同門尚甚眾,如黃侃、汪東、馬裕藻、沈兼士等,不備舉。”(許壽裳《章炳麟》)太炎先生這些弟子,不論是新學派還是國故派,后來多成為大家。太炎先生對這批弟子有如下評價:“弟子成就者,蘄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海鹽朱希祖逖先。季剛、季中皆明小學,季剛尤善音韻文辭;逖先博覽,能知條理。其他修士甚眾,不備書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第二次,是1913至1916年在北京,太炎先生被袁世凱軟禁之時,他再次做起了國學講習事業,自己說是“以講學自娛”、“聊以解憂”(《家書》),實則所講內容都是有所為而發。當時袁氏當國,謀立孔教為國教,康有為亦以孔教會為倡,烏煙瘴氣不足以形容。所以他把批評孔教作為講習的重要內容,《駁建立孔教議》就寫于這個時候。講堂的墻壁上張貼著《國學會告白》,寫道:“余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云不少。本會專以開通智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后愿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蕕雜糅之病。章炳麟白。”聽講的人數比已往更多,大都是京城各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北大的傅斯年、顧頡剛也前來聽講。
  
  錢玄同在《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文中曾提及這次講座說:“民元前四年,我與豫才都在日本東京留學。我與幾個朋友請先師章太炎(炳麟)先生講語言文字之學(音韻、《說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學里一間教室開講。過了些日子,同門龔未生(寶銓、先師之長婿)君與先師商談,說有會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數人要來聽講,但希望另設一班,先師允許即在其寓所開講。(先師寓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中,《民報》為孫中山先生所主辦,即“同盟會”之機關報也)豫才即與其弟啟明(作人)、許季茀(壽裳)、錢均甫(家治)諸君同去聽講,我亦與未生、朱蓬仙(宗萊)、朱逖先(希祖)諸君再去聽講。”
  
  第三次是1922年夏天章太炎先生居上海時,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所作的國學演講。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是系列演講,前后共十講,并有《申報》為之配合,規模影響超過已往。首次開講在是年的4月1日,講“國學大概”,聽講者有三四百人。第二次4月8日,續講前題,聽講者也有約四百人。第三次4月15日,講“治國學的方法”。第四次4月22日,講“國學之派別”。第五次4月29日,講“經學之派別”。第六次5月6日,講“哲學之派別”。第七次5月13日,續講“哲學之派別”。第八次5月27日,講“文學之派別”。第九次6月10日,講“文學之派別”。第十次6月17日,講“國學之進步”。持續一個半月,每次演講上海《申報》都作報道,并刊載記者寫的內容摘要。曹聚仁整理的章氏《國學概論》一書,就是此次系列演講的記錄。另還有張冥飛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國學講演集》,是另一個聽講版本。
  
  太炎先生演講之前,1922年3月29日的《申報》,特地刊出《省教育會通告》,對國學講演的緣由作了說明,其中說:“自歐風東漸,兢尚西學,研究國學者日稀”、“同人深懼國學之衰微,又念國學之根柢最深者,無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請先生蒞會,主講國學”。則可見“深懼國學之衰微”是邀請章太炎先生主講國學的原因。而太炎先生演講的目的,也在于此。這是國學大師講國學,有傳媒配合,影響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是晚年的章太炎在蘇州,成立了更為正式的國學會。成立時間為1933年1月,并以《國學商兌》作為會刊,太炎先生為之撰寫宣言。后來太炎先生認為《國學商兌》在詞義上雷同于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建議以“商榷”代替“商兌”,最后遂改作《國學論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的演講都是在國學會的名義下所作的,地點在蘇州公園的圖書館,先后有二十多次,有時也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演講,盛況空前。可能由于在旨趣上太炎先生與國學會諸發起人之間,有不合之處,所以太炎先生于1935年,又以向所使用的“章氏國學講習會”的名義,作國學演講,雖重病在身,亦不廢講論。國民政府最高人物蔣公且于1935年3月,派員到蘇州看望章氏,“致萬金為療疾之費”,太炎先生將此款項悉數移做講習會之用,同時也使講習會的刊物《制言半月刊》,有了短暫的經費支持。

 氣度
  
  劉師培的漢學修養和才華很為章太炎欣賞,他變節投靠兩江總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偽證、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憤怒。但是,當1911年劉師培隨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軍拘留之時,太炎先生則多方營救,發表宣言:“今者文化陵遲,宿學凋喪,一二通博之材,如劉光漢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若拘之黨見,思復前仇,殺一人無益于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
  
  民國成立后,蔡元培和章太炎聯名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尋找劉師培:“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古今。前為宵人所誤,陷入樊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他方,尚望發一通信于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幾年后,劉師培又襄助洪憲帝制,為時人不齒,但蔡元培仍延請他在北大教書。

 瘋子
  
  提到章太炎,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定是“瘋子”、“神經病”這樣的字眼。原因就在于他日常為人處事,平常人很難理解,再加上他喜歡罵人,所以“章瘋子”這個稱呼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壓過了他的本名。當代學者劉逸生在《藝林小札》中說:“被稱為國學大師的章太炎以罵人出名,故有‘章瘋子’的美稱。”
  
  被人稱作“瘋子”,一般人的反應好不到哪兒去,但章太炎卻是個例外。據傳記文學作家許壽裳回憶,章太炎在日本時曾在留學生界及同盟會的歡迎席上發表了這樣一段演講:“……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后,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愿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有人傳說: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 演講將畢,章太炎大聲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經病質,傳染諸君,傳染與四萬萬人!”
  
  章太炎因“民報”事件與孫中山發生嚴重爭執后,黃興曾在給孫中山的信中說:“弟與精衛等商量,亦不必與之計較,將來只在《民報》上登一彼為神經病之人,瘋人囈語,自可不信。”
  
  中華民國成立后,凡是章太炎不合時尚的話,大多被人指為“瘋人囈語”。對于這件事,魯迅說:“……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人。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大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么辦呢? 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章太炎患有癲癇病。1883年,章太炎十六歲參加縣試,癲癇病突然發作,沒有考成。從此他放棄科舉,廣泛涉獵經史子集。
  
  章太炎的學生說過,老師是學者,談起學問,昏昏欲睡,談起政治卻眉飛色舞。只是眉飛色舞之際,往往帶著任性,有時候任得讓同志啼笑皆非,有的時候,令敵手啼笑皆非。
  
  袁世凱如愿地當上了正式大總統后,章太炎要“為中夏留一線光明”,“挽此危局”(章給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北上找袁世凱算賬來了(時1913年12月)。于是出現了他的學生魯迅描繪的一幕:以大勛章為扇墜,大鬧總統府。這是根據當時的《申報》(1914年1月14日)記載,章太炎手持團扇一柄,下系勛章,足踏破官靴,大嚷著要見總統,承宣官(傳達)擋駕,則“瘋言瘋語,大鬧不休”。另據官方記載,章太炎則不僅罵了人,還砸了家具什物。章太炎這樣使性子,袁世凱在難堪之余,不肯再難堪,于是,對外宣稱,章太炎瘋了,被京城的憲兵頭子陸建章手下帶走,治病去也,實際上是被軟禁,開始了長達兩年多的囚禁生活。
  
  袁死后,章獲釋南下,云南名士趙藩(成都武候祠名聯作者,素有“病翁”之稱)送給他七絕詩一首:“君是浙西章瘋子,我乃滇南趙病翁。君豈真瘋我豈病?補天浴日此心同。”章太炎對此詩甚為欣賞,晚年常讀與人聽。
  
  庚子義和團事變后,張之洞在湖北辦《正學報》,鑒于章太炎古文造詣,聘為主筆。不想章太炎竟然寫下洋洋六萬言的《排滿論》。《正學報》總辦梁鼎芬閱后驚呼:“反叛,反叛!殺頭,殺頭!”遂乘轎子疾馳總督衙門,請捉章太炎,按律治罪。幸虧《正學報》助辦王仁俊惜才,對張之洞說:“章太炎是個瘋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梁鼎芬這口氣咽不下去,命轎夫把章太炎撲倒在地,一頓亂棒。后章太炎每與人嬉笑怒罵時,對方說“叫梁鼎芬來”!章太炎就不語了。
  
  章太炎被袁世凱囚禁在龍泉寺,悲憤已極,常書“袁世凱”三字并以掌擊之,也曾寫“死耳”二字贈人。民國四年,他寫“明年祖龍死”五字,翌年袁世凱果然暴斃,章始得自由。
  
   1902年《蘇報》案發,預先傳出消息,蔡元培避青島,后轉歐洲,吳稚暉則遠走英倫,但章太炎不聽勸告,堅持坐鎮愛國學社,遂被捕。他在獄中招鄒容前來一同抗辯,鄒毅然主動入獄,因體弱,瘐死獄中。章、鄒對革命言行供認不諱。三年后,章氏出獄,于1907年3月作《鄒容傳》,其中多處涉及吳稚暉。他在給烈士撰寫的傳記中公然告發吳稚暉“獻策”,賣友投敵以自保。吳在巴黎讀到《鄒容傳》,勃然大怒,認為章氏是借紀念鄒容為名,顛倒黑白,發泄對他的私怨。他于是寫信給章太炎,說自己當初與俞明震見面,本是他探監時親口告訴太炎,而太炎“以恒舊名,敘述恒與俞君相晤事”,與事實不符,要求太炎“將出諸何人之口,入于君耳,明白見告,恒即向其人交涉。如為想當然,亦請見復說明為想當然,則思想自由,我輩所提倡,恒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權,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說明為想當然語,則奴隸可貴之筆墨,報復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章太炎立即回信,開頭就很有意思:“稚暉足下:吳眺、吳腓、吳敬恒,皆足下也! ”章太炎意在暗示不管你吳稚暉改多少名字,你在品性上一以貫之,仍然是那個為“仆”所鄙視的“足下”。吳氏看到這封公開信,豈肯善罷甘休,又作書一通反詰,章氏于同年七月再答,方法與前略同,而“筆戰愈來愈兇,終至夾著毒詈”,竟至于用到“善箝而口,勿令砥癰,善補而绔,勿令后穿”之類罵街語言。
  
  章太炎痛罵吳稚暉:“足下本一洋奴資格,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嬖大閹,忘其雅素。一則曰‘吾年長’,再則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輩自居。而乃以是議和,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長耶?保其艾者,不再多言,‘善箝爾口,勿令舐癰;善補爾褲,勿令后穿’斯已矣!此足足下所當自省者也!”
  
  章太炎對看不順眼的政客和軍棍子,總是疾言厲色。曾有某省總督執贄而來,三句話不對譜,章太炎便以杖擊地,怒罵那人是“北洋軍閥的鷹犬”,將茶杯狠狠地擲了過去。那位總督平日作威作福慣了,這回卻如同小鬼遇菩薩,哪敢抗顏頂嘴?趕緊抱頭鼠竄,只恨爹娘生的腿短。

 入獄
  
   1898年秋天慈禧政變之后,章太炎力主革命,當時,蔡元培常請章太炎到愛國學社做排滿革命的講演,講演內容隨后在《蘇報》上發表,這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恰巧當時鄒容寫了一本《革命軍》,請章太炎替他潤色。于是,章太炎在《革命軍》的序中便毫不客氣地稱光緒帝為“載湉小丑”,里面有“載湉小丑,未辨菽麥”的語句。載湉是光緒皇帝的名諱,太炎先生直呼其名,而且指其為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將太炎告上法庭。訟案發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國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當時清政府所要緝拿的共有六人,其他人聽到消息后,紛紛外出避難。蔡元培去了青島,吳敬恒跑去歐洲,陳夢坡去了日本,宗仰則躲在哈同花園。但章太炎竟哪兒也不去,他甚至還勸鄒容也不要躲。他說:“革命沒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現在已經第七次了。”所以當巡捕到愛國學社抓人時,章炳麟指著自己的鼻子前來抓人的巡捕說:“章炳麟就是我。”然后痛快地就跟他們去了。鄒容雖然成功地從后門逃出,但章太炎在獄中給他寫了一封信勸他自首。結果第二天,鄒容真聽了章太炎的話,前去自首了。
  
  因為“蘇報案”,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鄒容被判刑兩年。兩人雖不住一起,但在同一個“工作室”工作,且工種一樣——都是裁縫。由于近視,章太炎縫補動作稍不敏捷,巡警拿著棍子立刻就招呼上了。起初章太炎還稍作反抗,但幾次都被打得死去活來。他一氣之下絕食七日,最后竟奇跡般地活下來了。鄒容就沒有那么幸運了,這位年僅二十歲的革命青年一年后就猝死在獄中。因為鄒容的死,讓章太炎在獄中的情況大為改善,直到三年期滿出獄。
  
  以一國訟一人,近代以來,不知有第二人。章太炎因此聲名大藻。1906年章太炎刑滿出獄,孫中山派人迎至日本,成為《民報》的主角。章太炎一接手《民報》,立即引起清政府的恐慌。清政府派唐紹儀與日本政府交涉,由日本政府出面禁了《民報》。1908年10月20日,章太炎被抓入警署。11月26日,東京地方法院裁判廳開庭審訊,章太炎據理辯駁,無懈可擊;裁判長張口結舌、理屈詞窮。但東京地方法院對他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決。魯迅、許壽裳等人代他交了罚金,章太炎才被放出來。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剛剛新婚的章太炎顧不上蜜月,收拾包袱從上海跑到北京找袁世凱算賬。臨行前,妻子朋友都勸阻他,章太炎卻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冷的天氣,他只蹬一雙破棉靴,穿一領油油的羊皮襖,手中綽一把鵝毛扇,扇墜吊著一枚景泰藍大勛章,不衫不履,不倫不類。接待員問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誰人不知,哪個不曉,我是在上海坐過三年西牢的‘章神經’!”他捺著火爆性子在接待室中踱來踱去,眼見國務總理熊希齡談過了,副部長向瑞琨談過了,還輪不到他。一怒之下,罵道:“向瑞琨,一個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見得,難道我見不得?”他徑直往里闖,警衛阻攔,雙方立刻起了沖突,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總統畫像猛力擲去,“哐啷”一聲巨響,“大總統”就已粉身碎骨。“章瘋子”闖了禍,被衛兵強行捉入馬車,當晚,只得委屈在憲兵教練處過夜。滿腔怒氣耿耿難消,他又指名道姓罵袁世凱為“包藏禍心”的“竊國大盜”和“獨夫民賊”。反反復復罵個不止,看守他的衛兵都已心驚膽戰,趕緊找來棉花,塞住受虐的耳朵。
  
  章太炎被捕的消息一傳開,便有高層的故舊前往總統府為他緩頰:“袁總統有精兵十萬,何必畏懼一介書生,不恢復其自由呢?”袁世凱回答道:“太炎的文筆,可橫掃千軍,亦是可怕的東西!”袁世凱可真有幽默感,輿論的壓力太大,他不好給章太炎派罪名,就定了個“瘋子病發違禁”的滑稽名目,將章太炎幽禁在北京錢糧胡同的新居,這所房子原是兇宅,翌年(即1915年),章的長女即在此自縊身亡。
  
  開始,章太炎并不知道自己被軟禁。有一天他乘車外出赴宴時,憲兵也跳上車呈前后夾衛狀,回來時也如此。章太炎一問才知道,這些憲兵是來“保護”他的,一氣之下,他抄起棍子把這幫憲兵打得抱頭鼠竄。
  
  章太炎在被軟禁期間曾想過逃跑,但從袁世凱的眼皮底下“越獄”,談何容易。跑不成,章太炎就想與袁世凱理論。關于這個情景,版本較多,最有名的是說章太炎在新華門破口大罵三天不止。實際情況是這樣:一開始,章太炎是想通過正當途徑見袁世凱的,為此,他在進總統府的時候,還投了一張一尺五寸長的名片,上面只寫了三個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袁世凱一直不敢見,就派手下出來搪塞,結果被章太炎給罵了回去。為了表示憤怒,他還把招待室砸了個稀巴爛。當時的執法處長陸建章這才硬著頭皮出來見章太炎,并鞠躬說:“總統有要公,勞先生久候,深為抱歉!今天派我來迎先生入見。”章太炎跟著陸建章上了馬車,一路被騙至龍泉寺,從此,章太炎被以“瘋病”為由,禁錮在這里,后轉至錢糧胡同。
  
  在錢糧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讀書寫作,親友和弟子也可前來探望,但警方就是不給他出門的自由。“章神經”哪里受得了這套全天候包餃子似的“照顧”?他要泄憤是不會找不到辦法的,先是在八尺見方的宣紙上大書“速死”二字,懸掛于廳堂正中;然后滿屋子遍貼“袁世凱”字樣,以杖痛擊,謂之“鞭尸”。他還有一個消遣也出人意料,把得意弟子黃侃叫來,口授《中國文學史》講義,由黃侃悉心整理,師徒二人常夤夜不輟。
  
  據許壽裳回憶,章太炎被軟禁后,“每日寫‘袁賊、袁賊’以泄憤,又喜歡花生米下酒,吃的時候把花生的蒂去掉,說:‘殺了袁皇帝的頭’。以此為樂。”他還從后花園里挖樹根,修理成人形,上面寫著“袁世凱”三個字,燒了之后挖個坑埋了。然后他高興得滿院子里跑,邊跑邊喊:“袁賊燒死啦!袁賊燒死啦!”
  
  移居龍泉寺的翌日,袁世凱次子、大名士袁克文親送錦緞被褥來章太炎居處,未敢面見章太炎。章太炎覺得窗縫外有人窺探,牽帷一看,乃是袁克文。即入室點香煙,把被褥燒成許多洞穴,累累如貫珠,遙擲戶外:曰“拿去!”后來,袁世凱為了收買章太炎,就派陸建章的秘書秦某前去送錢。秦某剛把懷里的五百元錢掏出來放到桌上,章太炎站起來就把錢扔到了秦某的臉上,并瞪著眼晴斥責道:“給我滾!”秘書嚇得落荒而逃。
  
  章太炎被囚禁后,錢倒是隨便用,章夫人湯國梨也說,章太炎在被囚期間,每月的費用是500元(當時一個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學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過400元)。然而,章太炎不可能痛快地就范,他必然要接著鬧事。在當時的條件下,寫文字不行,叫罵,袁世凱也聽不到,于是只好拿看押的警察開涮。章太炎是個窮書生,一輩子沒錢,生活極其簡樸,可是他在軟禁期間,居然一口氣雇了十幾個廚子和仆人(他當然知道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擺其老爺的譜,強迫這些人稱呼他為“大人”,他的客人來了,要稱呼為老爺,見面要垂手低頭,每逢初一十五還要向他磕頭,犯了錯,還要罚跪罚錢。為了將這種羞辱落實到位,他甚至強迫這些仆人照這些條件跟他具結,簽字畫押,害得我們的警察老爺,個個像是簽了賣身契。
  
  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期間,一度決定絕食,并留下遺言:“我死之后,華夏文化亡矣!”他的弟子吳承仕、錢玄同等忙來探望,屢屢勸他進食,他都不為所動。最后,吳承仕問他:“先生,您比彌衡如何?”章答:“彌衡豈能比我?”吳接著說:“劉表要殺彌衡,自己不愿戴殺士之名,故假黃祖之手。如今袁世凱比劉表高明,他不必勞駕什么黃祖,而讓先生自己殺自己!”章太炎一聽,大吃一驚,馬上停止絕食。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期間,被迫寫“勸進書”,書云:“某憶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國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于滿清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據說,老袁氣得冒煙,又自嘲說:“彼一瘋子,我何必與之認真也!”時稱章太炎為“民國之禰衡”。
  
   被囚期間,章太炎吃飯的時候堅持用銀餐具,說是防止袁世凱下毒。一直到袁世凱去世,章太炎才被釋放。
  
  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在龍泉寺,陸建章負責執行。陸說袁曾手示八條保護太炎,如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說經講學文字,不禁傳抄;毀物罵人聽之,物毀再購;早晚派人巡視,恐生意外,等等。陸對人說:“太炎先生是今之鄭康成。黃巾過鄭公鄉,尚且避之。我奉極峰命,無論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護之;否則并黃巾之不如了

 

狂傲
  
  早年在日本,東京警視廳讓章太炎填寫一份戶口調查表,原是例行公事,章太炎卻十分不滿,所填各項為:“職業——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齡——萬壽無疆。”因為人家都稱他為“圣人”,而私生子則以日本為最多,面對章這份充滿調侃意味的回答,日警們哭笑不得。
   “蘇報案”發,章太炎在法庭上嘲弄得審判員哭笑不得。對于他在《〈革命軍〉序》中所寫“載湉小丑”四字觸犯清帝圣諱一事,他說:我只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圣諱”。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們是不避諱的,所以我直接寫“載湉”,沒有什么不對。再說,從字的意思來講,“小丑”兩個字中,“丑”字本來作“類”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東西”或“小孩子”,并沒有誹謗的意思。章太炎從文字學的角度進行辯說,聽眾席上掌聲雷鳴,而無知的審判員如墜云霧里,非常尷尬。在這樣一位學識淵博、雄辯滔滔的“案犯”前,他們簡直不知道怎么審才好了。其中一位審判員在目瞪口呆之際,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內外著名的學問家,肯定是科舉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問道:“您得自何科?”太炎聽此問題,更覺可笑,故作糊涂,高聲回答:“我本滿天飛,何窠之有?”“科”與“窠”同音,“滿天飛”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一說當時法官曾問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說:“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甚么功名呢!”
  胡適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出版時特送了一本給章太炎,上寫“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人名旁邊便用標點符號。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罵:“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亂畫!”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氣說:“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罷!”章太炎《章氏業書•原學》主張“是故九流皆出王官”,而為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所批判。章太炎對胡適的評價,輕蔑地笑道:“哲學,胡適之也配談嗎?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對維新思想的認同并不代表章太炎對康有為治學態度和治學目的的認可。早在詁經精舍的時候,章太炎就寫了駁議數十條,批判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依據現實需要重新闡發孔子思想,希望通過重構儒學體系,為變法提供理論支持。章太炎則認為牽強附會,偏離了治學的本道。
  在《時務報》館期間,章太炎對梁啟超等康門弟子尊康有為為圣人的做法充滿鄙夷,說“這群康門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滾糞球”。這話給透露到康黨門徒耳中,“康黨銜次骨矣!”這一天,“康黨囷(集),攘臂大哄”,終于和章太炎等人直接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其中有個叫梁作霖的康有為弟子狠狠放言,以前在廣東,也有個秀才詆毀康圣人,我們大庭廣眾之下痛揍了他一頓,今天再揍你們一頓!章太炎也不示弱,據說出手狠狠扇了梁啟超一耳光。經此事件,倔強的章太炎憤然離開《時務報》。不過章太炎給友人信中猶不忘從筆墨上譏諷康圣人一回:“噫嘻!長素有是數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惡言不入于耳邪?遂與仲華先后歸杭州,避蠱毒也。”據說孔子的弟子子路(字仲由)身強力壯,如果有人說孔夫子不是,則老拳相向,于是,孔子“惡言不入于耳”,沒人敢說他不是。
  自此,章太炎和康梁的梁子算是結下了。康梁亡命海外,和革命派論爭,章太炎積攢多年的一腔怒火全化作嘻笑怒罵之詞傾泄而出,讓保皇黨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不止如此,章太炎以后只要有機會就嘲弄康有為這個“圣人”,而且言語詼諧,絕不下流,讓旁觀者忍俊不禁。章太炎曾作一聯嘲諷康有為:“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上下聯分別集《左傳》中“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和《論語》中“老而不死是為賊”兩句。上聯句尾隱去“妖孽”二字,下聯句尾隱一“賊”字。聯面尾處現出“有為”二字,意指康有為乃國之“妖孽”,是“賊”。
  康有為自稱“教主”,說“不出十年,必有符命”。章太炎嗤之以鼻道:“康有為什么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
  梁鼎芬曾問章太炎:“聽說康祖詒(康有為)欲作皇帝,真的嗎?”章答說:“我只聽說他想做教主,沒聽說想做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為之大駭!
  袁世凱定年號為“洪憲”后,欲物色德高望重者為其撰寫元旦草詔,有人推薦章太炎,認為他是獨一無二之人選。袁世凱嘆道:“何必為人所難呢?你們難道忘記了他絕食之舉?如果以此事逼迫他,是加速其死之志啊!我不愿意讓太炎為禰衡,我豈能成為變相之黃祖呢?要是他真的死了,最起碼也是方孝孺,我可不能成全其美名。等他日帝國勃興,再處置章太炎也不遲,現在不是動他的時候。”此話傳到章太炎耳中,他輕蔑地說:“人家大明的天子姓朱,洪憲天子姓袁,我既不是禰衡,也不是方孝孺,袁世凱更不是明成祖朱棣,僅僅是乘亂而起,過一把皇帝癮的袁術而已。”
  孫中山倡導革命時不為人知,在有革命傾向的知識分子中,最早注意孫的有章太炎。但章開始時附和當時流行看法,認為孫是個“不學無術的土匪”,是位“江湖大盜”。后來又大膽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以為孫“精通洋務,尚知辨別種族”。
  章太炎曾懷疑孫中山被日本人收買,便將《民報》社懸掛的孫中山照片撕了下來,寫道:“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撕去。”并將撕壞的照片和評語寄給已到香港的孫中山。但是,當有人附和他說“罵得好”的時候,他卻馬上給那人一記耳光,說:“總理是中國第一等偉人,除我之外,誰敢罵他?”
  章太炎素惡伍廷芳。1922年,伍廷芳逝世,其子伍朝樞過上海,一日來拜謁章太炎,談及乃翁病狀。伍說:“先父身體康健,只因總理蒙難,奔走湘粵,操勞過度,遂致病倒,十天之中,須發皆白……”章接口道:“伍子胥一夜須白過昭關,君家早有先例。”將伍廷芳比作春秋時狼狽逃難過昭關的伍子胥。伍朝樞尷尬一笑,只好無話找話說,又談及廷芳火葬之事,說:“火葬如在歐美,極為尋常。惟在中國,尚屬創見。”章哂笑道:“我國古已有之,武大郎就是火葬。”次日,章還送去一幅挽聯:“一夜變須眉,難得東皋公定計;及時移骨殖,不用西門慶花錢。”
  此外,章太炎譏諷北洋政府期間屢任總長的王正廷(字儒堂)信耶穌教,在諧謔風趣上也不遜于挽伍廷芳一聯:“正廷屢受偽廷命;儒堂本是教堂人。”
  章太炎還喜歡改詩嘲弄人。黎元洪入京的時候,章太炎改唐詩譏之:“徒令上將揮神腿,終見降王走火車”。“西望瑤池見太后(黎元洪入京謁見隆裕太后),南來晦氣滿民關。云移鷺尾開軍帽,日繞猴頭識圣顏。一臥瀛臺經歲暮,幾回請客勸西餐。”
  章太炎被杖出武漢后,心中對張之洞這個始亂終棄的大僚積著一鼓怨氣,于是改唐詩來諷刺張之洞:“漢陽鐵廠鎖煙霞,欲取鸚洲作督衙。玉璽不緣歸載灃,布包應是到天涯。而今梁上無君子,中古文昌喚賣茶。地下若逢曾太傅,豈宜重問紡棉紗。” 原詩是杜詩,但一經章太炎改頭換面,并摻入諸多關涉張之洞的典故后,知道內情的人莫不讀來大噱。
  有一次,上海有人選定近世文人名家筆語五十家,章太炎當然列名其間。可是章太炎聞得這一消息,卻大發其牢騷。原來他是怪這選文者將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選,盡選些自己的“淺露”之作。接下來,他又滿腹怨氣,指責選文者將自己的文章和黃遵憲、譚嗣同、康有為等人之文章列在一起,讓這些人有機會“魚目混珠”,也降了自己的身價!
  有人和他聊天的時候,問起他對梁啟超的看法,他意氣風發地議論道:“文求其工,則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啟超輩,有一字入史耶?”有人還專往他槍口上湊,問吳稚暉之文如何,章氏曰:“何足道哉!所謂苫塊昏迷,語無倫次者爾!”
  章太炎一生自負,至死依然。其臨終遺言曰:“樸學從此中絕矣。”
 

 

 

 

 教育
 章太炎在日本時,為留學生開設講座,講授《說文》、《莊子》、《楚辭》、《爾雅》等。此后,又為周樹人、周作人、朱希祖、錢玄同等單獨開設一班,另行講授。  1934年,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另創章氏國學講習會。1935年3月,蔣介石派丁維汾(鼎臣)慰問,并致萬金為療疾費,章即將此款移作章氏國學講習會經費。
  1935年后,章太炎在蘇州錦帆路五十號不只是簡單的開班講習,實際上已經辦起了自己的私人學校:章氏國學講習會。學校在章太炎花園住宅,后因為學生不斷增加,又購地建房,以作教室和學生宿舍用。以章太炎為主講,另有多名講師,并由章太炎夫人湯國梨担任該校教務長。學制2年,分4期,有規劃地進行課程安排。依學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學,有類似預科的基礎班,也有“研究生”。這個國學研究的“重鎮”,后來還辦了附屬中學。按張昭軍先生的描述,學校門口掛著章氏國學講習會和《制言》雜志社的招牌,不設門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躍的氣氛,學生從全國各地負笈而來,最小的18歲,最大的73歲,住校者達百人之多。章太炎本人也極重視講學,生命末期堅持帶病上課,并曾說:“飯可不食,書仍要講。”

混沌
  童年章太炎卻是個“書迷”,不諳嬉耍。那時,章太炎的母親常與女眷戚在家打牌消遣。而章太炎就坐在旁邊看書,盡管環境鬧,他總是讀得旁若無人,津津有味。一日,小章太炎在天井里專心致志地看書,天色漸暗,氣溫轉低,其長嫂連喚三聲,叫他進屋添衣,免得著涼。章太炎勉強進屋添衣后,仍回到天井借光讀書。殊不知竟穿上其長嫂的一件“花馬甲”,眾人見狀,大笑不止。而太炎卻茫然不知,抬起頭問家人笑什么?讓我知道了也樂一樂……眾人越發樂了。
  章太炎在逗留上海其間,王氏不在身邊,無人漿洗衣裳。于是他的衣服干脆就不洗。因此他的衣服都是油光泛亮,遠看似綢緞絲質光鮮,近觀方知是陳年老垢。更加令他的衣服可以“垢上加霜”的是,他鼻子有鼻息肉(他死因就是鼻息癌變),長年呼吸不暢,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為,當鼻涕大龍蜿蜒而出有“或躍在淵”之勢時,只見他大袖一揮,“截斷眾流”,一條大龍“見龍在田”,于是衣袖上斑駁陸離,氣象萬千。章太炎在日本避難三年多,據說,衣服被褥從來沒洗過!
  初渡東瀛,章太炎還鬧過一個笑話。中國人有個隨地隨時吐痰的習慣,章氏也不例外。日本的房子里地面都鋪著木板,吃飯睡覺都在地上,所以地板是一定要干凈可鑒的。章氏一進屋,說不得幾句,嘴一撇,“噗”地一聲,一口濃痰飛射而出,讓旁邊的日本人驚詫莫名,也讓陪同的中國人尷尬不已。
  章太炎在上海剪了辮發,當時看到朋友一件西裝,穿著西服沒有辮子還不太扎眼,所以借著這件西服穿了起來。可惜西服雖好,終是他人之物,乃不得不重著舊裝。但既已剪辮明志,又復廢黜了清朝年號,這大清朝的長袍馬褂是不想穿了。于是他的衣著就“怪”了起來。夏季,裸上體而御淺綠紗半截衫,其褲帶乃以兩根縛腿帶接而為之。縛帶接而不牢,縛而不緊,于是只見他時時以手提其褲,若恐墮然。他上張園演講,大庭廣眾之下,褲子也照提不誤。從日本轉了一圈回來,覺得日本衣冠文物猶有盛唐遺跡,于是他回到上海后衣裝一變:秋冬恒服長袍,外罩以一件寬氅和服。因為剪了辮發,頭發就留了四、五寸長,左右兩股分梳,下垂額際,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這和服還有些來歷。因為日本當時剛脫離封建時代不遠,有些世家還在和服上繡著家徽,章太炎仿效日本家徽,在自己和服上繡上一個大大的圓章“漢”字,以示自己是漢人,而不是滿族奴隸。這件衣服他一直穿著。革命成功后亦著裝如故。1913年八月后被袁世凱軟禁在北京,章太炎一度以為自己性命不保,次年五月決定絕食,安排后事的時候特意將這件“漢家和服”寄給居家上海的湯國梨,以慰其思念之情,大概想著自己如果尸骨無存,至少還有這一件革命故物可作衣冠冢吧。”
  章太炎的辮子也是一大景觀。因為出了租界之后無辮仍然有被抓之虞,于是他就不得不在帽子里裝一條長長的假辮子,可是他又不愿效通常做法將假辮子縫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辮子搖搖晃晃就不免常掉下來,更加引人側目。有一次有人打賭,說章太炎從某地倒某地如果辮子不掉下來,就輸一桌酒席—沒人敢賭。
  章氏居處有一大室,四壁琳瑯盡是書籍,了無陳設,一無隙地,就是窗戶上下也擺上書架。常常中夜睡醒,忽記起某書某事,即起床到書架上翻閱,往往自中宵達旦,雖在嚴冬,自己也不會批衣,有時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進室內灑掃,只看到他持卷呆立,行如木雞。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長流。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門即不能自歸。他在東吳大學的同事黃人也是一個癡人。這兩個癡人一次在茶館小坐,結帳時才發現都沒帶錢,遂決定將章留下作人質,黃回去取錢。不料黃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來的書,于是一看成癡,將章拋諸腦后。
  民國十八年(1929年)中秋,房東吵上門來收租,說章家積欠房租二十個月,房東迫著要他遷出。章夫人潸然淚下,章太炎竟毫不介意。他對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態度。有時連他自己居處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章夫人就寫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見好友董康 (綬經);董康很有錢,當即寫了兩張莊票(錢莊的銀票)送回。有了這兩張莊票,一張償付積欠;同時遷居同孚路同福里25號,將另一張莊票付租。搬遷之費,完全由朵云軒主人負担。搬家時章太炎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書近八千冊。
  作為大師,章太炎成績卓著,但作為普通人,他卻有許多“不合格”之舉。其中最夸張的莫過于不認得回家的路,有時出門幾十步買包煙,一轉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問路也極其搞笑,只有六個字:“我的家在哪里?”
  據章太炎的夫人湯國梨回憶,有一次章太炎從孫中山家里回家,一出門就上了一輛人力車,車夫問拉往哪里?章太炎說:“家里。”車夫問:“你家在哪里?”章太炎說在馬路上的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紙店,結果車夫只能拉著章太炎在馬路上兜圈子。后來孫家打電話問章家,才知道章太炎并沒有回家,“遂由孫家再派三人,協同原來陪送者,在‘大世界’游藝聲前馬盼自若,迎面而來,才攔著送回家中”。
  還有一次,章太炎從南京回上海,他的家人記錯了班次,他就自己下車雇了一個車夫,又在馬路上兜起了圈子。“他的家人接他不著,焦急萬分,派了二十余人在市內分頭找尋,終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從此,他老人家出門,非有人陪伴不可”(薛慧山《國學大師章太炎》)。更離譜的是,有一次章太炎與詩人摩西談了一個通宵,好不容易摸到了回家的路,竟錯入了鄰居家的臥室,而且倒頭就睡。這本是鄰家一個少婦的臥室,她早上出外購物,回來一看一個大男人躺在自己床上,嚇了一跳。幸好左右鄰居都認識是他是章太炎,就把他叫醒,并護送回家。章太炎一時搞不清楚狀況,竟然不高興地問道:“我正睡得很熟,你們何苦擾人清夢?”
  章太炎不僅不認路,對錢也一點兒沒概念。他晚年靠賣字為生,卻根本不知道鈔票有什么價值。據周黎庵回憶,“章太炎讓仆人去買包煙,給五元,兒子要做大衣,也給五元,甚至在蘇州蓋房子的時候,他也照樣掏出了五元。對章太炎來說,一張鈔票,便有一次用途”。
  還是在上海愛國學社的時候,因為章太炎老不洗澡也不理發,有一位朋友實在看不過去,就每月到點強他到理發店理發,理完他也不付鈔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帳,長久如此。然而有一次幾個朋友聚談,這位付鈔的朋友來了,章太炎向旁人問道此人是誰,旁人大噱怪叫:“他給你付了這么久的理發錢,你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1913年四月的時候(三月宋教仁被刺殺),章太炎棄東三省籌邊使之職,南來抵京晤袁世凱,袁世凱下令授勛二等,并且和章太炎說“體己話”: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參加革命而識時務者,今以多居顯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償。惟君仍孓然一身。近來南方報紙,對余多毀謗,謂余將復辟帝制,淆亂人心,現在特授君四萬元支票一張,實際上只需向上海各大報,以津貼為由,酌予點綴。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章太炎躊躇再三,接了下來。但袁世凱深知章太炎有點迷糊,明明白白告訴他這四萬元由他自由處置,等于白送,結果他還是沒有拿到手。原來,他拿著這四萬元亦驚亦喜、患得患失地剛回到上海,南通的張謇狀元就直奔他而來,開門見山說:聽說袁項城撥款四萬元給你去辦報。今共和黨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報》經費支絀,你可將這四萬元交我以資維持。這既符合袁項城在滬辦報要求,又無需你繁瑣勞神。現在你我同為共和黨的發起人,將此款維持《大共和報》,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瞠目結舌,不知所對,最后還是支支吾吾擰著脖子將此款交予張謇“充公”,看得一旁的湯夫人心疼已極。
  據說晚年章太炎寓居上海,有事到蘇州,有人勸他就在蘇州居家,并且介紹他買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樓房,院子里栽了幾棵樹,章太炎背著手,走過去一看,深深點頭:“不錯,有樓。”進到院子里一看:“不錯,還有樹!”也不看后面了,就和人家議價。人家覷得他這樣滿意,因而漫天要價一萬五千元,已經超過時價很多了,本還有還價的的余地。可章太炎覺得過意不去,覺得還可以加一點,最后竟以一萬七千元成交!等到湯國梨聞訊趕來,大勢已去,一切手續都已辦妥。而且,房子還不能住,原來院子旁邊就是一家紡織廠,每天清早就有機器轟隆隆開個不停。這房子賣也賣不出,租也租不出,結果只好空著,還得雇人看守。于是他們只好買地再造新居。

嗜好
  章太炎嗜好是吸煙。自己吸的香煙一般是廉價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則用“大英牌”。此外,歡喜抽水煙。一筒水煙,地下必留有一個煙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萬經煙蒂燒焦的小黑點。
  章太炎先生嗜煙,講課時,常常一手拿粉筆,一手拿煙卷,有時誤拿著煙卷在黑板上寫,惹得學生哄堂大笑。
  革命元老馮自由(馮玉祥)來訪,請他寫兩件東西,一件是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討袁世凱檄”。這兩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馮玉祥要求他親筆再各寫一件,成為“歷史文獻”。當時馮玉祥致送了潤筆墨銀20圓大洋。不料這件事,報紙上竟大登特登。許多人慕名而來,紛紛求章太炎再寫這兩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銀40圓,有些送墨銀200圓。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錢”,經常由夫人或弟子應付。章太炎寫到十件以上,就惱怒了,再也不肯動筆。經夫人橫勸直勸,他只是不出聲。后來想出一個辦法,原來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煙,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煙,章太炎稱它為“外國金鼠”,時常吵著要吸。章夫人就允許他每寫一件,買一罐給他,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逸事
  章太炎生于書香之族。1875年初春,章太炎才6歲,那天時值下雨,父親章浚在家邀請了10余位文人、親友,邊飲酒邊吟詩詞。內有一位與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興上來,情趣盎然,令小太炎應景誦詩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誦: “天上雷陣陣,地下雨傾盆;籠中雞閉戶,室外犬管門。”頓時,震驚四座!章老先生即令人拿來宣紙筆墨,揮毫錄下了這首十分珍貴的“六齡童詩”。該詩現珍藏于章太炎紀念館。
  章太炎16歲那年,受父命參加“童子試”,當時試卷的試題為:論燦爛之大清國。考場上鴉雀無聲,許多考生絞盡腦汁,冥思苦想,引經據典,尋章摘句,大做起、承、轉、合的八股文章。而章太炎想起鴉片戰爭后,外國軍艦闖入中國沿海城鎮,燒、殺、奸、掠;又想到許多清朝官僚對洋人卑躬屈膝,對人民作威作福……這怎能證明清國“燦爛”呢?于是他揮毫疾書,把滿腔積憤灑于字里行間,并呼吁“吾國民眾當務之急乃光復中華也”。不到一個鐘點,章太炎便第一個交了卷。主考官見其他考生,有的仍在咬文嚼字,有的還在挖耳搔頭,有的……惟獨這名考生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稱奇。章太炎正要跨步離開考場,只見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膽!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當今國人之思;我之所論,樁樁合乎國情之實,何罪之有?”頓時,考場里“嘩”地引起一陣騷亂。主考官想駁又駁不倒,氣得臉色鐵青,又怕事態擴大,可能會連累自己的烏紗帽,速令兩名差役把章太炎挾出考場。章的家人見狀,知道小少爺闖下大禍,將殃及老爺仕途,個個嚇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卻若無其事。
     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朗笑三聲,答道:“我是醫學第一”。
  陳存仁對章師說起現在白話文運動中,忽然來了一股妖風,有一位法國留學生名叫張競生,在北京《京報》上征求性史,就是要各人寫出對性欲的經驗之談,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這本性史原先是在北方印的,寄到上海數量甚少,上海書商立刻翻印,每天可銷一兩萬本,弄到上海的青年男女,幾乎人手一冊,男性公開討論,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其中內容最好的一段,是署名“小江平”寫的一篇《初次的性交》,寫得淋漓盡致。(按:小江平正式的名字叫做金滿成,是法國留學生,在里昂曾與陳毅同居一小室。)章太炎聽了陳這段話,為之大悅,要買一本給他看看;后來章太炎把這小冊子看了一陣說:“現代白話文的描寫技術,遠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來寫,要超過金瓶梅,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著他又說:“這個白話文的妖風一起,勢必會弄到白話文宣告變質。”
  章士釗對章太炎由于氣類相通,以兄禮待之。有《元日賦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謀國先知到周召,論文余事薄歐梅。世甘聲作高呼應,召亦名從弟畜來。浙水東西南岳北,人天爾我兩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為愛湖湘氣類饒。改步漸知陳紀老,量才終覺陸云超。長沙松菌無消息,樊口編魚乍寂寥。料是贏洲春色早,霸人樓上更招招。”
  章太炎幫助孫中山護法去云南游說唐繼堯時,章太炎十分孩子氣地特制了兩面特大的紅旗,讓人扛著先導,以壯行色。章太炎一點不曾留意這兩面大書著他大元帥府秘書長名義的旗幟,在規模上超過了唐繼堯帥旗的三分之一。于是唐繼堯的副官如此告訴了唐繼堯,結果唐繼堯卻一笑了之,命令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劉師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愛國女校,為中國最早鼓吹社會主義的人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女權主義者之一。她與姻親汪公權私通,被章太炎發現后告訴了劉,劉卻不以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劉師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說她削發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實在無錢度日了,寫一張紙條給一位朋友,說“今已不名一錢,乞借銀元兩枚,以購香煙”。旁邊一人說,既然開口借錢,何不多借兩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動,與此君也只有兩元的交情。”他對錢實在是在乎的。
  章太炎日常生活簡樸。據當時記載,章太炎飲食簡單樸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無非是腐乳、花生醬、咸魚、咸蛋、豆腐之類;家中沒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湯氏就近購買,到“邵萬生”去買玫瑰乳腐,到“紫陽觀”買醬菜,等等。章太炎喜歡吃零食,日常來訪他的人,都帶許多食物來,如綠豆糕、豆酥糖及種種杭州土產,是他最鐘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過三四套,從未見他穿過一身新衫。
  與湯國梨結婚后,章太炎曾為錢發愁,于是也想斂財。胡適的日記中記敘的一件趣事:仲恕(陳仲恕,名漢第)在熊內閣(指袁世凱當總統時的熊希齡內閣)國務員秘書,曾看見許多怪事。章太炎那時已放了籌邊使,有一天來訪仲恕,——他們是老朋友,——說要借六百萬外債,請袁總統即批準。仲恕請他先送計劃來,然后可提交臨時參議院。太炎說,“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煩計劃?”仲恕不肯代他轉達,說沒有這種辦法。仲恕問他究竟為什么要借款,太炎說,“老實對你說吧,六百萬借款,我可得六十萬回扣。”仲恕大笑,詳細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說,“那么,黃興、孫文他們為什么可以弄許多錢?我為什么不可以弄幾個錢?”他堅持坐三、四個鐘頭之久,仲恕不肯代達,他大生氣而去。明日,他又來,指名不要陳秘書接見,要張秘書(一麟)見他。張問陳,陳把前一晚的事告訴他,張明白了,出來接見時,老實問太炎要多少錢用,可以托梁燕孫(梁士詒,即后來被章太炎在袁世凱總統府嗤之以鼻的財長)設法,不必談借款了。太炎說要十萬。張同梁商量,梁說給他兩萬。張回復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說:“我不要你們的狗錢!”張把信給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寫信給張,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說要一萬塊錢。張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萬塊錢。章太炎近來很有錢,他有巨款存在興業銀行,近來還想做興業銀行股東哩!
  章太炎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賣字。他不登廣告,所以平時來求字的人很少。上海當時有一家著名的箋扇莊叫做“朵云軒”,老板時常帶了紙張來求他寫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數十宗;取件時不論件數多少,每次總是留下“潤筆”50銀圓。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墓志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文寫墓志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歷史遺憾。
  章太炎并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朋友求墨寶,向來不要錢。箋扇莊朵云軒來,按潤例收費;每兩三月雖得有人來懇請他寫壽序或墓志銘等,由章夫人出面,索價每件100銀圓。有時銀圓收了之后,章太炎對某人不歡喜;就堅持不肯寫,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章太炎的書件落款,往往只寫“某某屬”或“某某囑書”,絕不稱“仁兄”或“先生”。求書的人,為了這點很不高興,而且他寫的是小篆,當時的富商巨公,對這種字體都不認識,不表歡迎,所以他的鬻書生涯清淡。民國十七年(1928)北伐軍到了上海。因為章太炎曾做過軍閥孫傳芳的參議,而且到孫幕中講學,時人頗多非議,所以門庭冷落車馬稀,深居簡出。
  章家住在上海,經濟窘迫。但章太炎對金錢看得很淡,對生活問題全不放在心上,經濟全由章夫人調度。章夫人常出去張羅錢財,有時打了包裹,到當鋪去典質。
  杜月笙家祠落成時,要遍求當代名人的墨寶。由章士釗開出名單,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寫一篇“高橋杜氏祠堂記”。章士釗雖開出名單,但聲明不負聯絡之責,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俠兒徐福生,外號“鬧天宮福生”,此人曾與章太炎同獄甚久(因蘇報案被捕入獄),自以為與章太炎頗有交誼,就領命而去。章太炎見了鬧天宮福生,敬煙敬茶,十分客氣,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記”,斷然拒絕。福生帶去一千兩銀子的莊票,反而弄僵了,原樣送回,頹然而歸,向杜月笙說明實情,說無法辦到。后來有人到章太炎家里去,乘機進言,說太史公在《史記》上做過一篇《游俠列傳》,老師應該對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聽了這句話,就問杜月笙的故事,來人就一件一件講,他老人家越聽越高興。來人乘機立刻拿一張幅度很大的宣紙,說是:“老師的文字應該寫成一幅橫披,作為杜氏家祠的鎮宅之寶。”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邊抽煙,一邊寫字,大約不過四十分鐘,已經寫成。就把它送到杜宅,當時章士釗邊看邊贊:“真是傳世之作。” 杜月笙也很高興,就封了一包墨銀,托朋友交給章夫人。這筆錢維持了章家幾個月的生活。
  章太炎寫得一手千金難買的好字,世人無不想得其片紙數字。然而章太炎脾氣古怪,并不輕易賞字于人,于是他的墨跡愈發顯得珍貴。當時上海有一位畫家名叫錢化佛,很善于投章老爺子所好,哄他開心,也因此從章那里討得不少真跡。章太炎最喜歡吃的東西,是帶有臭氣的鹵制品,尤其是臭豆腐,臭到全屋人掩鼻躲避,而唯獨章老爺子吃的津津有味。一次,錢化佛帶來一包紫黑色的臭雞蛋,章太炎見后欣然大樂,當時桌上有枝筆,他深知錢的來意,就問:“你要寫什么,只管講。”錢化佛立即拿出預備好的好幾張斗方白紙,每張要寫“五族共和”四個字,而且落款要用“章太炎”三字。章太炎倒也爽快,不出一聲,一揮而就。隔了兩天,錢化佛又帶來一罐臭得出奇的莧萊梗。章老爺子竟然樂不可支,對錢說:“有紙只管拿出來寫。”錢仍要求寫“五族共和”四字,這一回章太炎竟一口氣寫了四十多張。后來錢又帶來過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東西,章老爺子自然回回慷慨賜字,前前后后共計一百余張,而章太炎卻從來不問這些字有何用處。原來,上海一家香番菜館新到一種“五色旗”酒,此酒倒出來時十分渾濁,沉淀幾分鐘后,就變成紅黃藍白黑五色,這在當時十分轟動。錢化佛靈機一動,想出做一種“五族共和”的封條,漢文請章老爺子寫,裱好之后,就掛在番菜館中,以每條十塊大洋售出,竟然賣到脫銷。錢化佛也因此大賺了一筆。
  像錢化佛這樣好運氣的人畢竟是少之又少,絕大多數人是千金難換章老爺子一字,更有甚者,則被章太炎好生戲弄一番。曾有一個姓王的暴發戶,附庸風雅,求章太炎為其題字,章太炎自然置之不理。但這暴發戶仍不死心,愿出高價托人代為說情,章太炎實在是不耐煩了,又鄙夷其為人,于是大筆一揮,寫下一聯:“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禮義廉。”暴發戶拿到章老爺子的親筆聯語,甚是得意,馬上命人將對聯懸于高堂,逢人便講:“這可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為我題的字!”一天,有一位明眼人含笑對暴發戶說:“寫倒寫得很好,可惜上聯忘八,下聯無恥,似乎有點取笑傷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說‘王八,無恥也!’”暴發戶聽后,氣得七竅生煙,羞愧不已。
  章太炎晚年居住蘇州講學,經濟并不寬裕,但名聲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兒,與一位頗有身份與背景的人發生房屋糾紛,相持不下,就請章太炎幫忙。章太炎無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熱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學者的架子,親筆寫去一封信,請杜幫忙。杜月笙見信后,心中大喜,以為結識與籠絡章太炎的機會終于來了。他不僅即刻竭盡全力為章太炎侄兒排難解紛,而且,在問題解決后,專程去蘇州拜訪章太炎,借口是向章報告他調解房屋糾紛的經過與結果。章太炎熱誠接待,相見甚歡,言談熱烈。杜月笙在臨告辭前,還悄悄將早準備好的一張兩千銀元的錢莊莊票壓于章宅茶幾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卻不說破,作為對章太炎的饋贈。在杜月笙走后,章太炎才發現了這筆重禮,又不好推謝不收。杜月笙既給章太炎送了一筆厚禮,又顧全了章的面子,對章太炎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境況與心理特點真是了解到家了。章太炎對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認為杜月笙講義氣,重禮節,禮賢下士,有古豪俠之風。自此以后,二人開始訂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給章太炎送錢,接濟章的生活;章對杜也另眼相看,不僅為杜做事,而且常常講杜的好話,甚至還以一代樸學大師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為杜月笙修訂了家譜。
  章太炎在杭州,每日報紙都有記載,因此來訪者絡繹不絕。章太炎對此并不重視。一天,當地沈氏帶了兩個少年來拜訪。說二子國學已粗有根底,求章太炎收為門生。章太炎即問沈氏二子,平時所讀何書? 二子應對得體,且能背誦詩經。章太炎認為孺子可教,二人即跪地拜見老師。沈氏當即交給章夫人“贄敬”(聽講學費)200銀圓。于是報紙盛載章太炎在杭州收了門生,引起許多人來投章氏門下。“贄敬”以40銀圓者為眾,100銀圓者亦不少。一時有二十余人趕來杭州聽講。估計共收入至少1000銀圓(合今人民幣5萬元)章夫人料不到杭州之游,竟有如此收獲。
  章太炎精研佛學,青年時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可惜川資困竭,徒有愿心而無法成行;中年,他被人誆到峨嵋山剃度,頭頂還灼了兩行香疤;晚年,他托杜致遠代謀葬地,信中說:“劉公伯溫,為中國元勛,平生久慕,欲速營葬地,與劉公家墓相連,以申九原之慕,亦猶張蒼水從鄂王(岳飛)而葬也。君既生長其鄉,愿為我求一地,不論風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劉氏之兆而已。”

 

師徒
  
  章太炎對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親撰《俞先生傳》,盛贊本師的學問成就。但是,章太炎對俞樾并不盲從。俞樾對章太炎的游歷臺灣,鼓吹反滿,都很不滿,章太炎對此當然絕對不能茍同,特地寫了一篇《謝本師》,針對俞樾說他“宣傳革命是不忠,遠去父母之卻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駁斥道:“弟子以治經侍先生,今之經學,淵源在顧寧人,顧公為此,正欲使人推尋國性,識漢虜之別耳,豈以劉殷、崔浩期后生也?”
  
  章太炎曾作《謝本師》一文。周作人在日本從章太炎學古文,執弟子禮甚恭,后來章太炎依附孫傳芳,周作人亦作《謝本師》一篇,攻擊太炎。抗戰中,周作人附逆,他北大的學生沈啟無也作了《謝本師》與他絕交。
  
  章太炎晚年專程到過杭州,第二天晨起穿了禮服馬褂長衫,命隨從帶了一副香燭及水果數件,慢慢由昭慶寺沿河濱到“曲樓”,去憑吊他的老師俞樾(字曲園)故居。
  
  
  黃侃留學日本時,一次內急夜起,隨意向樓下小便,時樓下住客正在挑燈夜讀,見此大罵,黃侃亦反唇相譏。兩人舌戰酣暢,即互報姓名,黃侃才知樓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觸,黃見章學識閎富,為己不及,乃折節而稱弟子。
  
  黃侃常將其老師章太炎比作蘇格拉底,將自己比作柏拉圖,因為他認為老師的學問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認為章太炎正象蘇格拉底一樣根本蔑視美,而自己卻風流能事,正如柏拉圖般關心物美。后來有一次,章太炎問黃侃:“婦人身上何處最美?”黃侃說:“老師您以為呢?”章太炎說:“以我觀之,婦人之美,實在雙目。”黃侃笑道:“都說先生癡,據此來看,先生哪里癡呢!”從此,黃侃對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變。
  
  世人皆不齒黃侃之私生活,認為他“有文無行”“無恥之尤”。而乃師章太炎則對其種種行為表示極大寬容,認為黃酷似魏晉時期竹林七賢之阮籍,至為放蕩不羈。不論黃如何玩忽禮法,藐視道德,畢竟喪母時嘔血數升,仍是純孝之人,內心善良,并非殘忍之徒。
  
  據許廣平回憶,晚年魯迅對章太炎其實很不以為然,因其提倡復古。但魯迅提到章太炎的時候,依然非常尊崇,總是稱“太炎先生”。而對章太炎晚年的行為,也能作出公允的評價——既有批評,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當時也已經病重的魯迅,在10月6號和10月17號連續寫了兩篇文章《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兩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魯迅去世。這兩篇文章,都是對太炎先生曾經給予他的積極影響表示感激,對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義表示贊賞,雖然也對他晚年的一些行為表示不以為然。在私人通信里,魯迅說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這個問題。信里說:“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后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后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于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93歲的姚奠中老先生一提起章太炎先生,立即顯得肅嚴。姚老說章太炎老師對其學生要求甚嚴,一絲不茍,這也為姚老以后治學授業打下良好扎實的學風基礎。當談到章太炎老師的晚年,他講到章太炎老師在1936年6月14日上午正在講解《尚書》時,實感胸悶,萎頓于教室之中,俄爾即仙去。此時姚老已黯然淚下,哀嘆噓余,豁然起身,直至書案提筆寫下,“以正己為本,以從義為懷,以博學為知,以勇決為行,以用世為歸。”他接著說道:“這就是我老師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寫照,也是我的座右銘。”
  
  科學界著名的“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都有家學背景,不過他們的父輩都偏重國學。錢學森的父親錢家治,曾與錢玄同、魯迅、周作人一同在日本留學,亦列章太炎門墻;錢三強是錢玄同的公子;而錢偉長是錢穆的侄子并由其加以培養。

 

戲謔
  劉半農曾說:“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寫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話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寫白話文的,就是活人。” 陳存仁把劉半農的情況告訴章太炎。章太炎聽了很感興趣,聽說常在一些鴛鴦蝴蝶派刊物中看到劉的文章,章太炎便說:“啊,那么他的國學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門生周樹人(即魯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遠了,他們兩人早年譯《域外小說集》,雖是白話,但是一望而知對文言文是有相當根基的,劉半農有什么出版的著作物,你找些來給我看看。”陳存仁便將報紙上連載的《賽金花本事》給他看,章太炎看了這些剪報后哈哈大笑說:“賽金花說的話,許多都是胡說,全是編造出來的,不能稱為第一手資料,不過劉半農他想利用賽金花的名字,來炫耀自己而已。”
  不久,劉半農到上海,報紙上的新聞說他要訪問章太炎。陳存仁將這個消息告訴老師,師母湯國梨女士也在旁邊,她對老師說:“如果劉半農真的來訪問你,你千萬不要生氣,更不要執杖以擊之。”章師點頭微笑,并指定陳存仁相陪。
  這天,劉半農同三個人來訪,并帶了附有鎂光燈的三腳架照相機。章太炎衣衫,甚為整潔施施然緩步而下,坐定之后,很客氣地與訪者寒暄,他說:“我鼻部有病,聞到鎂光的氣息,鼻病必大發,最好請你們將照相機收好。”劉半農本想和章師同拍一張照,經章師這樣一說,陳存仁立即著他把照相機收拾起來,劉半農不得不從命。
  接著劉半農就問章太炎對白話文的見解如何,章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我國的《毛詩》就是白話詩。歷代以來,有白話性的小說,都是以當時的言語寫出來的,寫得最好的是《水滸》、《老殘游記》等,甚至有用蘇州話寫的《海上花列傳》。但是你們寫的白話文,是根據什么言語做標準?”劉半農侃侃而談說:“白話文是以國語為標準,國語即是北京話。”章聽了哈哈大笑,問劉半農:“你知不知道北京話是什么話?”劉半農不假思索答說:“是中國明清以來,京城里人所說的話。”
  章太炎就以質問的口吻問劉半農:“明朝的話你有什么考據?”劉半農呆著無詞以對。章就用明朝的音韻,背誦了十幾句文天祥的正氣歌,其發音與北京話完全不同,接著就說:“現在的國語,嚴格地說來,含有十分之幾是滿洲人的音韻,好多字音都不是漢人所有。”這番話說出,劉半農更呆住了好久,說不出一句話來應付。
  章太炎又說:“如果漢人要用漢音,我也可以背誦一段漢代音韻的文字。”說完他就背了兩首漢詩,許多字的音韻都與現代不同。他又問:“你知不知道現在還有人用漢代音韻或唐代音韻來講話的?”這時,劉半農已聽得呆若木雞,這一問他倒振作起來,便說“現在哪里有人用漢音來說話?”他說得好像振振有詞的模樣。
  章太炎說:“現在的高麗話,主要語是漢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鮮的土話和外來話,即是今日的高麗話。”接著他說:“還有日本話,主要的中國字,稱為漢字,即是漢音,其余的聯綴詞,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國外來語,就成為現在的日本話。日本人的發音,各處不同,以東京為正宗,漢音也最準。各道各縣的發音,連東京人也聽不懂,這是你劉半農先生不研究‘小學’,不研究‘音訓’,不曾研究過《說文》,所以你聽了我的話,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劉半農面有赧色,無詞以對。
  章太炎在這時,像老師訓導小學生一般問他:“中國歷來有種種科學發明,都是用文言文來記述的,我先問你天文知識,中國有些什么?”
  劉半農想了半天,他的同來者也都面有難色,不敢插嘴,知道今天的訪問有些下不了臺了。他果然答不出一句話,便低聲下氣地請教章師。章太炎說:“中國的天文學大家祖沖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他是南北朝人,著《周髀算經》,精確地推算出地球的圓周率是3.1415926,與一千年后德國渥托發明地球圓徑數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符合。”劉半農在旁唯唯傾聽。
  接著章太炎又說:“天文你不知道,我再和你講講地理,美洲新大陸的發現者是誰?”劉半農訥訥其詞地說:“當然是哥倫布。”章師擊桌大笑說:“最先踏到新大陸的人,是一個中國和尚,叫做‘法顯’,想來你是從未聽到的。”劉半農又無詞以對,只說:“愿聞其詳。”
  章太炎說:“你有時間訪問賽金花,記述她的胡言亂語,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線裝書,充實自己。”劉半農只得點頭稱是。章師又按著桌子一拍說:“請你查一查,《章氏叢書》別錄之三,有篇《法顯發見西半球說》,就知道一切了。”劉半農聽了這幾句話,好像大大的受了一頓教訓。究竟后來劉半農回去查不查過《章氏叢書》,我可不知道了。
  劉半農傾聽章太炎的話,一句也插不上嘴,同來的人與劉氏面面相覷,想快快脫身,不料這時劉半農卻又說了一句:“北方學術界,正在考據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墜簡等。”想借此掩飾自己,夸大北方學術界的工作,來平抑章師的氣焰,一面就起身想走。章這時勃然大怒,說:“中國政府對你們不知道花了多少錢,設立了無數研究所研究院。敦煌石室的發現,第一個是西人斯坦因(在英國得爵士勛位),他從莫高窟以及西北流沙中竊去幾百箱文物。后來多少年之后,法國的伯希和又盜去幾百箱文物,直到他們在英法兩國發表之后,你們才知道,你們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這時他又把手杖在桌上拍了一下。劉半農面孔紅到項間。章說:“你知不知道近年來還有一個瑞典人斯文赫廷,又在西北發掘了許多文物,究竟中國科學家做些什么事?所謂北京大學,只出了一個張競生,寫了一本《性史》,這難道就是提倡白話文以來的世界名著嗎?”劉半農訥訥其詞地說:“我們正在考證甲骨文。”章說:“甲骨文沒有多大的考證價值,我愿意同你各人做一部書,專門考據甲骨文,一言相約,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話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誰寫的是活的。”當時劉半農不出一聲,就是不敢答應這一件事。
  章又說:“我知道你曾經在北方的報紙上,征求過‘國罵’的字句及各地方罵人的話,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學校中,在課堂上講出許多罵你老母的地方話。所以后來你就不敢再做這件工作,現在我來罵幾句給你聽。”接著就說漢代的罵人話,是×××出于何書,唐朝罵人的話,是×××出于何書,直說到上海人寧波人,以及廣東人的三字經,完全罵出來。看起來好像供給他資料,事實上把劉半農祖宗三代都罵到了。這時已超過午餐時間,劉半農同來的人就出來向章作揖說:“我們麻煩老師很久,現在我們要告辭了。”章太炎老師只說一句話:“如果劉半農要寫訪問章太炎的話,我就要叫我的學生,寫一篇章太炎接見劉半農談話記。”接著指著我說:“就是要他寫。”劉半農就說:“不敢,不敢。”深深地鞠躬而去。章太炎讓陳存仁代送,送出了門之后,章太炎坐在藤椅上縱聲大笑,好像其樂無窮,認為這次罵人是很得意的事情。

 

 

 

婚姻
  
  章太炎說:“人之娶妻當飯吃,我之娶妻當藥用。兩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適合者為北方女子。廣東女子言語不通,如外國人,那是最不敢當的。”后來續娶湯國梨,能詩善文,雖是浙江人,并非章太炎理想中的兩湖人,卻能操鄂語。
  章太炎的夫人是湯國梨,之前只娶一妾王氏。從他的自訂年譜,可以看出,他在湯國梨之前并未娶正妻。他的自訂年譜對家務私事寫得非常簡略,特別關于他的婚事,最早只寫出一行字:光緒十八年,二十五歲,納妾王氏。章太炎的門生汪旭初所撰《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銘》中提到他的最初婚事,有“先置室,生女子三人”,“室”指“妾”。據說章太炎早年患癜癇病,加上動輒言反滿,被人認為是個“瘋人瘋言”的瘋子,無人愿將女兒嫁給他,他母親只好將自己陪嫁丫頭許配給了他。這種婚姻無媒介聘禮,故不能算正式結婚,按當時習俗只能算“納妾”。
  章太炎是最早的登報征婚的人,光緒二十九年,章太炎的妾王氏過世,章太炎不顧一切,抱著革命精神,要開風氣之先河,所以他就在北京《順天時報》上登出一段廣告,公開征婚。是日本人武田熙有過一篇 “章炳麟的結婚”,又有一個日本人叫做高田淳寫的《章炳麟傳》中,都提及章師征婚條件的詳情。
  這兩段文字,大致是說:章太炎征婚廣告,是有史以來登報征婚的濫觴,他的征婚條件有五:第一條:以湖北籍女子為限。第二條:要文理通順,能作短篇文字。第三條:要大家閨秀。第四條:要出身于學校,雙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第五條:反對纏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婦不和,可以離婚。
  章太炎這段廣告登出之后,國內各地報紙,紛紛寫成新聞,認為一時奇談,所以他的廣告雖只登《順天時報》一家,而各地報紙改寫新聞,成為義務廣告,遍及全國。當然有許多迂腐的士大夫階級,認為夫死之后,不令守節,可以再嫁,是一件極荒唐的事情。
  章太炎的征婚廣告刊出之后,當時是否有人應征,不得而知。據日本發行于昭和十一年(1936)八月的《中國文學日報》載云:“吳淑卿女士,十九歲,志愿加入革命軍,稱為革命女志士,為當時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侶,有意示愛。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見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為重,結婚為次,未成事實。”被拒后,吳淑卿一時激動,寫了一篇《吳淑卿投軍文》登載在《民立報》,時在辛亥九月十日(即陽歷10月31日),也曾有日本文的記載,現意譯如下:“……愚生雖學問淺薄,但對國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別為畏事,但愿我國四萬萬同胞,同心協力,負起振興中華大漢之人權,發揚黃帝后裔之光輝……”
  據說,章太炎和湯國梨的婚禮上,章又鬧出了不少笑話。章太炎一生習慣了穿布底鞋,而他們舉辦婚禮的地方,則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哈同花園,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裝革履。給他買了一雙皮鞋,也是辦事的人粗心大意,沒有指導他穿皮鞋,結果他穿出來的時候連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讓一眾來賓狂笑不已。他穿衣著襪不講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腳背上隆起一塊東西,叫他脫鞋下來一看,卻是將襪子底背朝天地穿著,原來當時以機器織就的襪子襪底特厚,以保耐穿,而傳統手工織出來的襪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會這些,不止鞋子可以不分左右,連襪子也難辨里外底面。
   關于章太炎與湯國梨女士結婚的年月日和當時的情況,有幾種記載:
  一、《岑村筆記》上的一段記載,題為“章太炎婚事”,內云:“樸學大師章炳麟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和湯國梨在上海愛儷園舉行結婚禮,介紹人張伯純,證婚人蔡孑民。章生平論文,盛推魏晉而薄唐宋,故其所作詩文,多古色古香。” 《岑村筆記》的按語中說:章師在愛儷園結婚之前,大鬧笑話,當然一位國學大師,不喜歡俗禮的束縛,他最不講究這一套,時人就說他大鬧笑話,其實這些笑話,根本微不足道,也可以說是讀書人的常事。
  二、陳大絡的一段記載:據《藝文志》陳大絡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愛儷園(哈同花園)與吳興湯國梨女士結婚,時炳麟年四十六歲,湯女士二十八歲。那一天觀禮的,有孫中山先生、黃興、陳其美,介紹人是蔡元培。炳麟又不知從何處借得一頂其高無比的大禮帽。禮畢在一品香宴客時,即席賦一絕句:“吾生雖米,亦知天地寬;振衣陟高岡,招君云之端。”又謝媒一絕句:“龍蛇興大陸,云雨致江河。極目龜山峻,于今有斧柯。”
  以上情況,有兩點記載不同,一說介紹人是張伯純,一說介紹人是蔡元培。在馮自由著的《革命逸史》中,記錄介紹人是張繼,還有一個介紹人是沈和甫。沈氏是湯女士的同鄉,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給張繼,因為湯女士認為章師學識淵博,已有許嫁之意。張繼也看過湯女士的詩詞,所以經過介紹之后,一拍即合。誰知到了結婚那天,張繼因有要事不曾到場,而上海愛儷園舉行婚禮,孫中山先生和黃興、陳其美等都到場,門禁森嚴。沈和甫是吳興文士,有些土頭土腦,見到了愛儷園前門雄偉,已經畏怯非常,況且要求進園參觀的人成百成千,司閽的許福,對他以為是陌生的參觀者,拒不許入,沈和甫說的是軟軟糯糯的湖州話,許福一些也聽不懂他說的是什么?章師的婚禮延耽了一些時間,兩個介紹人都不來,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臨時拉人,權充介紹人,才完成了這個結婚大典。
  三、日本人高田淳著的《章炳麟傳》。他寫出章太炎結婚時,是在章太炎四十六歲,湯國梨是三十二歲,介紹人是張伯純。章太炎放棄以湖北省女性為限的條件。
  湯國梨女士是上海務本女塾第三班師范畢業生,曾經在神州女學執教鞭,結婚那天,孫文、黃興、胡瑛都穿禮服入席,陳其美則穿常服,來賓二百多人,男女雙方介紹人為張伯純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孑民)做證婚人,下午三時婚禮,哈同夫人羅迦陵在場照料一切,儀式進行中,章師與湯國梨女士交換金指環。由禮樂隊奏樂,相對行三鞠躬禮。而且自撰結婚證書的文辭,請證婚人宣讀。
  四 、《民立報》六月十六日登載,題目是“唱隨新詩”:
  文前又以“名園微雨燕雙飛”為次題,當時結婚宴會上新郎新娘即席賦詩,六月二十日北京《順天時報》詳細記載,題為“章太炎君結婚記盛”,述及當日六時之后在一品香大廳宴客情況,來賓一百數十人,座位排定左邊為新娘及女賓席,右邊為新郎及男賓席(按:足見那時還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兩方舉行余興,請新郎即席賦詩。否則罚酒十觥,章太炎在二十分鐘內即席成詩四首,而且親自朗誦。新娘只寫了一首舊作《隱居》,新郎章太炎也搶來朗誦,可惜章氏是近視眼,看錯了八個字,那八個字是“章童湯婦,國圓炳柄”,章太炎讀時,他的門生某某對旁人作耳語說這八個字,章師看錯了。女賓席上大起騷動,要章氏罚酒八觥,但是飲到一半,他的門生黃季剛(黃侃)和汪旭初搶著代飲。這個笑話鬧出,令到笑聲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過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舉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卻面目嚴謹,毫無笑容,反而令到滿場大笑,于是又鬧罚酒,新娘表示躊躇,大家又轟動了。但為了尊重女權起見,男賓方面表示反對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個女生唱歌助興云云。我自知對日本文并無根底,能看不能讀,也不會譯。所以譯出來的文字,不但不夠信、達、雅,而且錯誤難免,所以將原文影印如下,請識者指正。
  五、許福的口述:陳存仁曾問及許福關于章太炎結婚的情況,洽借場地是否姬覺彌所介紹?他說那時姬覺彌尚未當權,是由一個叫做烏目山僧和園主洽商的(按:后來查出烏目山僧又稱烏目山人,原名黃宗仰,一名中央。民國成立之后,他不愿為官,改稱山僧,云游四方,他和黎元洪總統熟得很,有一個時候黎元洪大總統的玉璽,就由他作主寄在愛儷園中。還有一個時期南北議和,借愛儷園“戩壽堂”為會場,也是烏目山僧說合的。)
  許福說:新娘子不穿禮服,著的就是便裝。而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來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裝),戴的是一頂其高無比的大禮帽,走路時,兩手亂甩不已,連孫大總統都笑到合不拢嘴來。司儀喊著三鞠躬,大禮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許福說還有一件事,園主哈同先生,本來要用他的又高又大的汽車送章氏夫婦到“一品香”去擺喜筵,答謝親友,章氏期期以為不可,跳上了不知哪一位朋友的一輛馬車,直趨“一品香”,他根本不知道“一品香”有兩個部門,一個是旅業部,一個是大餐廳,落車之后,四顧茫茫,不知從哪一個門走進去,幸虧“一品香”徐老板在門口等候,這才把他們夫婦倆接了進去,一個安排在新娘房,一個迎入餐廳中,當時那個馬車夫,一個紅封包都沒有拿到,還是由姓徐的老板掏出腰包了事云云。
  章太炎與湯國梨結婚后夫婦唱和之樂,為章太炎一生最歡樂的時期,從后來發表的八十四封家書看來,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稱章師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時革命的熱情比了夫婦的熱情禁還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別,被袁世凱軟禁。章太炎為了勸阻袁世凱身敗名裂起見,就在新婚后約一個月的短時期,從上海動身,黎元洪特地設宴款待。章太炎被困的時間極長,屢次求速死,其女自縊身死,章太炎又長期絕食,在這種情況之下,留在上海的師母湯國梨女士的心境,當然是壞到極點,她為章師的生命担憂,那是可想而知的。
  湯國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說:“關于章太炎,對一個女青年來說,有幾點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揚;二是,年齡太大,他長我十五歲;三是,很窮。”章太炎又窮,又丑,還老,湯國梨則被時人譽為務本女學(湯國梨就讀的學校)的“皇后”,她之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說是“下嫁”,不過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華和民國元老的身份,一則也是負氣。因為嫁的時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時時數落章太炎的窮蔽。

歸去
  
   1936年6月7日晚飯后,章太炎遵照醫生的囑咐,在夫人湯國梨的攙扶下,繞著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湯國梨連忙喊人抬到臥室,并派人立即到博習醫院請主任醫師、美國人蘇邁爾診治。在醫生的搶救下,太炎先生盡管脫離了危險,但卻躺在床上起不來了。6月13日,章太炎突發高燒,體溫竟達40度。14日凌晨,從口中吐出鼻菌爛肉兩塊,病情已至彌留狀態。
  湯國梨、李根源(民國元老、同盟會員、章太炎國學講習所的資助者)、蘇邁爾醫生圍繞在病人周圍。章太炎臥室門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著國學講習會的學員,他們每人手中舉著一支點燃的香,低聲啜泣著。
  7點45分,臥室中傳出湯國梨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弟子們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變成號啕大哭,悲聲震天。
  彌留之際,他斷斷續續吐出兩句遺言:“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言與其父如出一轍。
  南京國民黨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發布國葬令。在北京,章門弟子馬裕藻、許壽裳、朱希祖、錢玄同、吳承仕、周作人、劉文典、沈兼士、馬宗薌、黃子通等又單獨舉行了追悼會。他們曾發過這樣一則《通啟》:“先師章太炎發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蘇吳縣,先生為革命元勛,國學泰斗,一旦辭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蘇州淪陷,日軍闖入章家后花園內,看到后園內一座新墓,沒有墓碑,懷疑內埋財寶,一定要挖墓看個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勸止,竟遭毒打。虧得有個日本軍佐聞訊趕來,知道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軍。過了幾天,還親自來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個木柱,上書“章太炎之墓”幾個大字。從此以后再也沒有日本兵來騷擾。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為章太炎舉行了安葬儀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遺愿,他的靈柩遷葬于杭州西湖邊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緊鄰抗清英雄張蒼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兩次為自己選擇墓地。民初被袁世凱軟禁時選擇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劉伯溫墓側。1936年國難危重的時候,章太炎選擇了死后葬于抗清英雄張蒼水墓側。太炎曾替《張蒼水集》作跋,對張蒼水推崇備至,有“余不得遭公,為執牧圉”之嘆。緊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評說
  據陳獨秀的表弟濮清泉回憶:在日本留學期間,陳獨秀和章太炎也時常過往,陳獨秀很欽佩章太炎的“樸學”,認為他是一個“國寶”,而章太炎對陳獨秀的“小學(古文字音韻學)”也十分賞識,認他為“畏友”。陳獨秀說章太炎為人非常小氣,朋友向他借錢,償還時付息,他竟受之而無愧色;是一個嗜錢如命的人。在陳獨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無行”的典型。
  陳獨秀認為:晚年的章太炎,后來給軍閥官僚寫墓志、壽序一類的東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萬銀圓的潤資,變得庸俗了。陳獨秀說章太炎盡管對我國文史有很深的造詣,但有他可笑的偏見,即章太炎認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偽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對于甲骨文和新興學術的無知。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乃是章太炎首先提出建議的。
  徐復觀:看過他(章太炎)的《國故論衡》之類,總是在懂與不懂之間表示一種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談天,熊先生說章氏除了文章寫得好,及懂一點小學外,并無學問。又聽說熊先生在杭州時看到章氏談佛學的文章,批上“爾放狗屁”四個大字,引起了我對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覺得這是熊先生的自處過高。后來買到一部《章氏叢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覺得熊先生的話實在說得不錯。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談:“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對中國傳統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當時也很不以我的話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從孫克寬處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對我說:“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為一標志,講中國文化的人,早已經講到絕路上去了。所以幾十年來,對中國文化的贊成或反對,都是在一條黑巷子中混戰。……指出章氏對中國文化之實無所知,因而他是一個極為有害的國學大師的偶像,這是完全正確而且值得提出來的。
   袁世凱推章太炎為文圣人。
  蔡元培說:“這時代的國學大家里面,認真研究哲學,得到一個標準,來批評各家哲學的,是余杭章炳”
  梁啟超評價章太炎:“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辟其新徑,實炳麟(章太炎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所著《齊物論釋》,雖間有牽合處,然確能為研究“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蓋炳麟中歲后所得,固非清學所能限矣,其影響于近年來學術界亦至巨。”
  魯迅評價老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魯迅先生回憶章太炎師的時候,卻說:“我愛看這《民報》,但并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斗爭,和“××”的×××斗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斗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時人多稱贊章太炎的學問,章太炎十分不滿,自認為政治勝于學術。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謝本師》里就說,先生“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而魯迅給老師的定位是“有學問的革命家”,認為“先生的業跡,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以學問聞名的黃侃則不同意老師的自我定位,認為老師論政是“用其所短”。
  歷史學家侯外廬說:“章太炎對于中國學術文化遺產的論述十分豐富。他是古經文學派最后一位大師,同時又是儒家傳統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黃季剛在《太炎先生行述記》中說:“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
  劉夢溪:所以回觀整個二十世紀,如果有國學大師的話,章太炎先生獨當之無愧。
  吳佩孚論康有為、章太炎優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氣縱橫,非南海以下之空閑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處,南海可為太炎,太炎亦可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國不復有文學之士。兩人弟子雖眾,乃無足承其業者。”或又問其太炎弟子魯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曰:“吾不讀民國以后書。
  曹聚仁先生《關于章太炎先生的回憶》,“他是要做王者之師的(芥川龍之介語)”。曹先生的老師單不庵先生曾經想請他講學,但被拒絕(正是他為袁世凱所忌,馬通伯請他莫問政治,以學問成千古業的時候),“他不愿意政治上的大才略局促于虎皮交椅上”。
  章太炎死后,陳宦對人說:“從此世間無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陸建章說太炎作一篇文章,勝過十萬兵馬,這是對太炎的輕視;我認為太炎一語,足以定天下安危!”
  辛亥革命的元老馮自由為章太炎書寫挽聯一首,對其革命功勛大加褒揚:大軍已潰八公山,憐當局責重憂深,雪恥不忘王丞相。與子昔倡亡國會,嘆此日人凋邦萃,傷心重作漢遺民。
  昔日北洋軍閥的大將陳宦也親作挽聯,寄往蘇州,聯曰:囊括大典,整齊百家,否歲值龍蛇,千載修明君比鄭;人號三君,國推一老,抗顏承議論,世間北海亦知劉。(上聯稱贊章之學問堪與東漢末年的大儒鄭玄相媲美,下聯則認為章之錚錚鐵骨絲毫不讓三國時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章門眾弟子中,屬錢玄同的一幅挽聯寫得最為精彩:纘蒼水寧人太沖薑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國人云亡,是誠宜勒石紀勛,鑄銅立像;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于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族性,昊天不吊,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莫聞。

附:章太炎的“文革經歷”:
  
   “文革”10年浩劫中,章太炎的墓地也難以幸免,“造反派”們將章墓掘開,取出棺槨,撬開棺蓋,將章的遺體(尚屬完好)拖出棄之于地,不久尸體就腐臭了。后來,章的遺骸被一園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腳下。
  1976年后,中共對章太炎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稱贊他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愛國主義者。之后,又撥出專款為其修建墓地,在墓塋落成前三天將剛找到的章太炎遺骨放入甏內,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雜談 2013-11-28 19: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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