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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蔣夢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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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
對北京大學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陳平原說：“在歷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夸大，以至于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蔡元培早年的學生蔣夢麟。”
憂國
蔣夢麟小時曾作文讓日文教師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種”的話，但他的日文老師筆下絕不留情，中川隨筆批道：“不對，不對，中日兩國并非同種，你的國將被列強瓜分，可憐，可憐！”當天晚上，小蔣夢麟為國家的前途流淚不已。
1907年7月，徐錫麟、秋瑾在安慶起事，壯烈犧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慶革命的蔣夢麟沒去安慶卻到了日本，“在一個展覽戰利品的戰跡博物館里，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興高采烈的日本人提著燈籠在公園中游行，高呼萬歲。兩年前，他們陶醉于對俄的勝利，至今猶狂喜不已。”22歲的蔣夢麟“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游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如同為紹興老鄉的魯迅，1905年在日本仙臺醫專留學期間，因痛感國人的不幸，決定棄醫從文，以致力于用文藝改變國民的精神。而蔣夢麟同樣認為國民需要改造，但他認為著手的應該是教育。因為，“強迫教育使（日本）國民的一般水準遠較中國為高，這或許就是日本成為世界強國的秘密所在”。這也是他在日本一個月的觀感。從此，蔣夢麟決定投身教育，期許教育改變中國命運。
1943年1月，蔣夢麟寫信給胡適，談戰后北大的建設方針，附帶也談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說自己因家人有長壽傳統，故估計自己還能活二十年，在這段時間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書法，二是辦學校，三是寫英文，目的是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國”，但是，若精力不夠，就先去寫英文。這所謂的寫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筆耕不輟的那本用英文寫就的《東土西潮》。
在蔣夢麟生命的最后十幾年里，他走出象牙塔，經常風塵仆仆地奔走在臺灣的鄉間小道上，據他自己說，臺灣的每一個窮鄉僻壤他都曾到過。蔣夢麟為臺灣農村的復興與發展身體力行，不僅受到臺灣人民的愛戴，而且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1958年獲得菲律賓政府頒發的“麥賽賽獎”。
治校
蔣夢麟初到北大時，北大有些教授認為蔣夢麟是江蘇教育會黃炎培的人，担心江蘇教育會對北大的野心而反對蔣的到來。初上臺的蔣夢麟很低調，也很謙虛。一次出席教職員會議時說，他只是蔡先生派來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1930年12月，蔣夢麟在辭去教育部長職務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長，此后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在此期間，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種著名“精神特點”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他致力于“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
蔣夢麟自己說：“從民國19年到民國26年的7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
上任之初，蔣夢麟即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 蔣夢麟后來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胡適)和孟真(傅斯年)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于兩位。他們兩位代表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 在這段時間，一批舊教授離開北大，如著名史學家、時任北大歷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辭職，改就廣州中山大學及南京中央大學教授；1934年，國文系教授林損、許之衡被解聘。林損的被解聘當時鬧得沸沸揚揚，林損寫信大罵蔣夢麟和胡適，后來還把此事張揚到媒體，成為北大的一段“公案”。
蔣夢麟協助掌校期間還落實“選科制”改革——允許學生在規定范圍內自由選擇，修夠學分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選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開始，1919年后漸趨成熟。北大在此項改革上也可算是開“風氣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新學制，明確規定大學采用這種制度。到西南聯大之時，“選科制”已經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現年86歲的何兆武先生回憶說，他在聯大七年一共讀過四個院系，一年級讀工學院，后來覺得不是自己的興趣，就轉到歷史系，然后考了哲學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學耽擱功課后重考，這回覺得學哲學不太合適，又改行學外語。“轉系很容易，寫申請書，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級讀普通課，學分都承認，所以轉就比較容易。”何兆武說。西南聯大學生當年轉系十分普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楊振寧，進聯大時報考的是化學系，后來改讀物理。
30年代北大教授依舊受校方極高禮遇。錢穆回憶可見一斑，“在北大任教，有與燕京一特異之點。各學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辦公。一助教常駐室中。系中各教師，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熱毛巾擦臉，又泡熱茶一杯。上堂時，有人持粉筆盒送上講堂。退課后，熱毛巾熱茶依舊，使人有中國傳統導師之感。”
蔣夢麟一貫不主張學生參加政治運動，認為這是“中國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來負責任的必然結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力”。在蔣夢麟担任校長的7年里，北大只發生過一次值得記載的學生運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夢麟與清華的梅貽琦等大學校長聯名發表《告同學書》、《第二次告同學書》，提出“赤手空拳的群眾活動只有荒廢學業，絕非有效的救國方法”，希望同學們“馬上復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
蔣夢麟晚年在《新潮》一書中深情地回憶道：“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
悲憫
困境
不爭
純厚
逸事
評價
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適聯名發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態度很明白。他們表示學生運動是變態的社會國家里，政府太腐敗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糾正機關所致。但他們認為單靠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學生注重學問的生活、團體的生活、社會服務的生活。一句話，就是希望學生以學業為重。
在蔣夢麟代理校長時，北京還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北大學生犧牲數人。蔣夢麟為此悲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學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在三院大禮堂開追悼張仲超、黃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會，由蔣夢麟主祭。蔣夢麟在大會上沉痛地說：“在我代理校長任內，學生舉行愛國運動，不幸有此次之大犧牲，李、黃、張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損失一賢子孫，其家屬接此種兇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國家社會言，損失如許求專門知識之良好學生，此種學生之培植，由小學而大學，殊不易易，將來即少如許有用之材；就同學方面言，大家亦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蔣夢麟說到這里“汪然淚下”。接著，蔣夢麟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暴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說：“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斗，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蔣夢麟“不禁放聲大哭，臺下致祭者亦有相對痛哭者，一時全場頓成慘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長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開學，因此次同學慘死，開學后停課一星期，以志哀悼。”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煉，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于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里！”梅沒有表態。
辦學經費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職員薪水是一件始終讓蔣夢麟感到痛苦和困擾的事情。他在 1920年的一次對北大全體師生的演說中就當眾大倒苦水，原來，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個建筑公司的巨款，對方來討，蔣夢麟只能予以搪塞，后來建筑公司實在沒辦法，只得在中秋節前派人每天到蔣夢麟家里來討債，蔣夢麟無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們。
1922年11 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之時，他向全校師生許諾，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圖書館，讓學生在開學后有個地方看書。但遺憾的是，1293年9月初，當學生們暑假后從全國各地趕回來上學時，卻連圖書館的影子都沒看見，蔣夢麟在北大開學儀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簡單，北洋政府已經八個月沒有給北大發放辦學經費了。當年辦學的不易，可見一斑。
蔣夢麟在代理校長期間經常為校內外發生的事情所困擾。他感嘆道：在那時候當大學校長真傷透腦筋。政府只有偶然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嚴守紀律。出了事時，不論在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游行、示威或暴動時，大家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助那一邊。每次電話鈴聲一響，他就嚇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兩鬢迅速增加的白發。蔣夢麟的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長期間的切身體會，也是當年大學校長的心理寫照。
1943年12月，在西南聯大蔣夢麟寫完《西潮》后，寫信給正在美國担任大使的胡適，希望胡適能幫忙校正書中的錯誤，順便也談起自己寫這本書的想法，一是想找點事做，二是希望能養家糊口，他的五個小孩都在學校讀書，靠他和妻子掙錢養活，所以，“如能摸幾文錢，使我全家的靈魂不與體魄分離，已是意外的收獲了”。
在西南聯大時，生活非常困難。費正清說，有一天“蔣夢麟于午飯前到我這兒來，我告訴他聯合援華會遭受慘敗之事。從外表看，他頗象梅貽琦——個子很高，身材消瘦，舉止優雅，不過，他是個理智勝過情感的人。他們作為昆明高校的兩位領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稱的，是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蔣夢麟近來沒有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難到山窮水盡，唯靠典賣僅剩的衣物書籍而維持生活，他的夫人現在正在設法尋找工作而他自己則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國最高學府的校長。跟梅貽琦相比，蔣夢麟的經濟境況還稍勝一籌。梅夫人化名找到一個工作，結果被發覺，只得中輟。”
去臺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紀念時，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聽后笑言：“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蔣夢麟晚年在回憶北大的學術自由以及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和魯迅兄弟以后，曾謙虛地說：“有人說北京大學好比是梁山泊，我說那么我就是一個無用的宋江，一無所長，不過什么都知道一點。因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藝發展的歷史，稍有空閑時，也讀他們的作品，同時常聽他們的談論。古語所謂‘家近通衢，不問而多知。’我在大學多年，雖對各種學問都知道一些，但總是博而不專，就是這個道理。”
蔣夢麟5歲多就進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種死板的讀書生活，曾經逃學回家，并發誓要殺了先生，燒毀私塾。他說，如果沒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勵，他早就跑到上海經商去了。因此他認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說是決定一生榮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啟發一個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單單強調學生的興趣，那是舍本逐末的辦法。只有以啟發理想為主，培養興趣為輔時，興趣才能成為教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
蔣夢麟認為：“師資不尊，不足以言重學術；待遇不豐，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給，二要也。”這其中，還須有一個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學術而有所顧忌，則真理不明；故保障學術自由，三要也”。
在美國留學的9年里，蔣夢麟深刻體會到：“對本國文化的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1919年，留美歸國的蔣夢麟，與杜亞泉因為“何謂新思想”這一問題，發生兩個來回的論戰。杜亞泉說：“現時學時髦的人，對于舊習慣，不論是非善惡，都主張推翻，說這個就是新思想，所以‘張冠李戴’‘賣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贈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蔣夢麟則說：“我說現在的‘新思想’是指一個向進化方面走的態度……求新思想的劈頭一斧，就是改變我們對于生活的態度。”
對“五四”這一段歷史，蔣夢麟說過這樣總結性的話：“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增強了人民對于社會與政府的不滿，為國民革命軍鋪了一條勝利之路……其后之革命文學，因為“共產黨善于利用，也為共產黨的策略和主義鋪了一條成功之路”。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1959年，蔣夢麟因在臺灣提出節育人口的主張，遭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這位前北大校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愿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同年，海峽對岸，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在一片批判聲浪中發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呼吁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此文有一篇“附帶聲明”，其言鏗鏘：“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
某日下午，日軍脅迫蔣夢麟去“會談”，蔣夢麟深知其中的危險，但他正義在胸，毅然獨身前往。面對侵略者的淫威，蔣夢麟毫不妥協，經過一番緊張的較量，他終于離開日本兵營，在暮色蒼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第二天，國民黨在華北的領導人宋哲元派了一位軍官來勸蔣夢麟離開北平。但蔣夢麟繼續留在北大，同廣大師生一起機智地與日軍周旋，在一段時間里，使北大免遭日軍的侵擾，暫時穩定了教學秩序。
蔣夢麟在代理校長期間，軍閥混戰連綿不斷，學生運動風起云涌。辦學經費嚴重短缺。北大經費困難時，蔣校長一力担當，鼓勵眾人：“至少也要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積欠經費九個月，同仁生計困絕無法維持，學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終日。”因此，八校教職員全體大會于同年11月9日議決：“必須10日拿到30萬元，不然就關門。”蔣夢麟在會上就籌劃經費的情況作了報告。北大召開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若政府不兌現撥款，則關門了事，蔣校長沉痛發言：“如果主張關門，自無用說；若大家仍要維持，我雖則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愿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表明了他要把北大維持下去，勇挑重担的堅定態度。蔣夢麟這種高度負責的精神，感動了北大的教職員。最后，大會以“本校校務仍舊維持外，其他事件仍與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決，獲大多數通過。北大不至于關門。
蔣夢麟等人到長沙后，南開的張伯苓和清華的梅貽琦還沒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學在一起會產生同床異夢的矛盾；有人甚至說：“假使張、梅兩位校長不來，我們就拆伙好了。”聽到這話，蔣夢麟聲色俱厲地說：“你們這種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后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么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么長期抗戰。”
凡是遇到與清華爭利益時，蔣夢麟總是選擇退讓。錢穆在《回憶西南聯大蒙自分校》中敘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蔣夢麟從昆明去蒙自，北大師生集會歡迎。多位教授在聚會上抱怨聯大的種種不公平，如文學院院長常由清華馮友蘭連任而不輪及北大。錢穆發言表示，日后勝利復原，各校仍是獨立的，今日危難時期不要相爭。蔣夢麟聽后立即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各教授都無言。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馬勇這樣評價蔣的“無為”。西北聯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離析。在馬勇看來，蔣夢麟的不爭，更多的是因為知識分子的顧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蔣夢麟是一個很固執的人，絕不人云亦云。”
1916年陳獨秀担任北大文學院長，極力推動文學革命。蔣夢麟與陳獨秀盡管政治主張不同，相處得倒也不錯。他倆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八股廢掉后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好象也沒有八股秀才值錢了。蔣夢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有一次陳獨秀問我：“唉！你這個秀才是什么秀才？”“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他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前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在蔣夢麟看來，陳獨秀“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這一點很對蔣夢麟的脾氣：“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盡量地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已經吃飽了。所以大家說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
盡管陳獨秀和蔣夢麟“同病相憐”的朋友，后來在政治道路上南轅北轍越走越遠，但當陳獨秀遇到危險時，蔣夢麟還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蔣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說：“我們要捉你的朋友（指陳獨秀）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蔣夢麟便趕緊和一個學生跑到陳住的地方，叫他馬上逃走。于是由李大釗陪他坐了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為什么要李大釗陪去呢？因為李大釗是河北人，會說河北話，路徑又熟。他們逃到山中一個古廟，李大釗寫了一封信給蔣，說：“夜寂人靜，青燈如豆。”
“文革”結束后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展出了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六年之后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李大釗去世后停靈六年無法安葬，當時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担，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跡，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人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后梁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是“盟友”（汪精衛則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李大釗后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并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由劉半農撰寫。
葉公超說：“我的朋友中，脾氣好的人也不少，但對于仆役等最客氣，而且從來不發脾氣的，我想只有孟鄰（蔣夢麟）一個人。記得我們初到長沙去組織臨時大學的時候，我們合用一個寶慶的老兵，因為語言關系，往往詞不達意，我是一個性急的人，孟鄰先生看見那位寶慶的同胞做錯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剛好與我們的意愿相反的時候，他的反應總是發笑，我卻在著急。純厚，同情，寬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蔣夢麟以“不交學費”為由，開除了9名“左”傾學生。奇怪的是這些被開除的學生后來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還附有一張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駒后來回憶說，“我至今不明白這錢是誰送的。”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學生們分析，共產黨想送，沒錢；社會上好義之人想送，也不知被開除學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駒說：“我判斷這是蔣夢麟校長耍的兩面派手法。蔣一面開除學生，一面又怕他們留在北京鋌而走險，對他發生不利行動，干脆花一筆錢叫他們早早離開。果然，九位同學得了錢后，有的東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國，各奔前程去了。”
許德珩、侯外廬和馬哲民三位當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對待學生運動問題上與蔣夢麟尖銳對立，有怨在前。但 “七•七”事變后他們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蔣夢麟毅然與胡適聯手，多方奔走，終將他們營救了出來。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對周作人第一次公審。周作人在辯訴狀中稱：“學校南遷，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關系不能隨行者，有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長蔣夢麟特別承認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產。”當時周作人被稱為“巨奸”，“國人皆曰殺”。胡適為周作人作證，社會輿論就譴責他為漢奸洗刷罪名；為周作人辯護的律師王龍也一度被控漢奸嫌疑，但蔣夢麟專門為此事出具了證明。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長趙琛致函蔣夢麟，函云：因蔣夢麟出具證明文書未填年次，“是否即為臺端手筆，無從懸揣。茲為慎重起見，相應函請查照，即希據實見復，以憑核辦。”次日，蔣夢麟復趙琛函，再次確認上述事宜。
蔣夢麟出生在一個小康家庭，祖父做過上海一家銀莊的經理，給蔣夢麟的父親留下了7000兩銀子。父親在其岳父的幫助下，30年內將7000兩銀子變成了7萬兩。蔣夢麟的父親發現輪船比劃槳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計地制造出一艘中國“輪船”來。這艘“輪船”因為沒有蒸汽機，最終還是被拋棄了。實驗沒有成功，他的信念卻堅定了：下一代只有接受現代教育，才能學會洋人制造神奇東西的秘訣。
蔣夢麟是蔡元培的學生。蔣夢麟進入中西學堂學習的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辭去翰林院編修的官職，回到故鄉紹興，應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學堂監督(相當于校長)。蔣夢麟后來回憶初見蔡元培的場景：“一個秋月當空的晚上，在紹興中西學堂的花廳里，佳賓會集，杯盤交錯。忽地有一位文質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風流、韶華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間高舉了酒杯，大聲道：‘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不徹底，哼！我！……’大家一陣大笑，掌聲如雨打芭蕉。”
蔣夢麟初到美國，就讀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亞大學。該校校園的一個大門上有許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體雕像，圖書館閱覽室里也有希臘女神的裸體塑像。蔣夢麟初次看到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為什么學校當局竟把這些‘猥褻’的東西擺在智慧的源泉”。后來他聽到一位倫理學教授說，“讓女學生們多看一些男人的裸體像，可以糾正他們忸怩作態的習慣”，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體”。
杜威、胡適和蔣夢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們無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著一個小小的泥團上山坡。它先用前腿來推，然后又用后腿，接著又改用邊腿。泥團一點一點往上滾，快到上面時忽然滾回原地，屎克螂則緊攀在泥團上翻滾下坡。它又從頭做起，重新推著泥團上坡，結果仍遭遇挫敗。它一次接一次地嘗試，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敗。胡適和蔣都說，它的恒心毅力實在可佩。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實在可憐。
蔣夢麟在晚年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這樣回憶道：“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釗）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么辦？我說，為什么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我說那么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于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關于這件事，蔣夢麟還說過：有一次，英國一位議員來華，他聽到了這個我不甚愿意講的故事，就說：“那時候你給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總之只是十幾元，如果你那時候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黨了。”我說那也難說，好多有錢的人不是也變成了共產黨了嗎？
在蔣夢麟代理校長的時候，李大釗是校長室的秘書主任兼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原來叫做馬神廟的北大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有人在報上嘲笑說：“北京馬神廟的某大學里有個牛克斯主義研究會。”但在蔣夢麟看來，“李守常是一個舊式的讀書人，對責任非常忠心，人亦溫和厚道。”
蔣夢麟將男女關系概括為三種：一曰狗皮膏藥，二曰橡皮膏藥，三曰氫氣球。所謂狗皮膏藥，貼時不容易，撕開也痛，舊式婚姻之謂也。橡皮膏藥貼時方便，撕開也不難，普通婚姻之類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雙方均得時時當心，稍有疏忽即行分離，正似氫氣球然。
1936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舉辦婚禮，邀請胡適做證婚人。可是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因為蔣夢麟為娶陶曾谷遺棄原配，不贊成胡適為兩人證婚，把大門一關，就是不讓他出去。原來，蔣夢麟為繼娶陶曾谷而與原配離異，在江冬秀看來，蔣夢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適只能跳窗“脫逃”，成其美事。
蔣陶聯姻最大的壓力還不在蔣夢麟與原配離異，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遺孀。高仁山先后執教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并在北京大學創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軍閥殺害于天橋刑場。高仁山死后，蔣夢麟對其妻陶曾谷照顧備至。盡管蔣夢麟使君有婦，但陶曾谷的處境令他同情，長期的照顧和相處，感情慢慢發生了變化，兩人互生愛意，墜入愛河。婚禮上，蔣夢麟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繼續他的志愿去從事教育。因為愛高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
徐賢樂的前夫是楊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官至陸軍中將，加上將銜，是著名的軍事家，后來因公然反蔣，于1949年被蔣介石暗殺于香港）。1938年，楊杰被派担任駐蘇大使。到了1940年初，楊杰就被免職了。回國后蔣介石給了他一個軍事委員會閑差，也就在此期間，他與徐賢樂在重慶結婚。但在結婚七個月后，兩人就因銀錢問題而以離婚收場。
一九五八年，蔣夢麟的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陶曾谷臥床時，陶曾谷的一位表親，常去照應病人。陶女士曾經對她說：“孟鄰（蔣夢麟）的身體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會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長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幫他找一個合適的對象，陪伴他……”由于陶女士臨終前的囑咐，使蔣博士的續弦問題，變成了那位太太無時或忘的“責任”。
因夫人去世后，蔣夢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親的安排。據報道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后，就開始為蔣夢麟提親說媒，但都沒有使他動心。直到1960年在圓山飯店的一次宴會中，透過這個媒人介紹，他認識了徐賢樂，情形就不一樣了。
徐賢樂認識蔣夢麟時，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蔣夢麟對于徐賢樂可以說是一見鐘情，而在一開始時，徐賢樂覺得蔣夢麟年紀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蔣夢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達自己意思：他覺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雙全，一切太理想了。蔣博士在寫給徐女士的第一封情書里面就有：“在我見過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動的人……”認識三四個月之后，蔣夢麟對徐賢樂已難舍難分了，有次為了一點事鬧了個小別扭，兩人數日不見，蔣夢麟就寢食難安，于是用一張橫幅一尺的日本繪畫金邊縐紋水色紙，以中小楷寫了一首艷詞相贈。兩情不可不謂綢繆，因此不久就互相論及婚嫁。
這事在他們親友中有“贊成”與“反對”兩派，而在北大同學會的師友中，幾乎都是不贊成，就連胡適也持反對意見。當時胡適在因病住院，還在調養身體之際，提筆給好友蔣夢麟寫了一封長信胡適給蔣夢麟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意見，絮絮叨叨，說徐賢樂愛財，她向你要二十萬，你雖給了八萬，也最好懸崖勒馬。又以五十年的友誼和蔣與陶證婚人的身份對其進行勸說，要他與陳誠（當時陳誠也是持反對意見者）鄭重的談一談。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書中說，陳誠曾告訴蔣夢麟說：“我的太太接到蔣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齡的電話，她堅決反對你跟這位徐小姐結婚，我的太太也反對，都要我轉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結婚，那么我們以后不能見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們是不能見面了。”
胡適將信交給蔣夢麟時，蔣夢麟直接問他是支持還是反對，胡適說反對，蔣夢麟直接告訴他：“那我就不看了。” 遂將胡適的這封信撕碎擲于廢紙簍中，后蔣夢麟秘書拾獲細心拼合，始恢復原狀，并得以保存。
蔣夢麟不顧各方反對，堅持要與徐賢樂再婚。他在七月間給陳誠寫了一封長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結婚不可”的理由外，還極力為徐賢樂辯護。
因反對的人多勢眾，蔣夢麟不便舉行公開婚禮，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禮，于是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在臺北市臨沂街陳能家中舉行。陳能的太太是徐賢樂的親侄女。婚禮極為簡單，由端木愷律師證婚，鄭曼青、居浩然分任雙方介紹人，雙方在結婚證書上用了印，婚禮就算完成了。時年蔣夢麟七十五歲，而徐賢樂也已五十四歲了。由于婚禮倉促，以致于很多人來不及準備禮物。
次日各報爭相報導，蔣夢麟在接受《中央日報》的訪問時說：“一個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須適當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爾，則無論為學或辦事，其動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無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對象，以保持我多年奮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適當的對象。”報紙并引用了徐賢樂的“有感蔣夢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這位老教育家的靈毓才氣”的話語，他們“希望新婦徐女士是一個‘賢內助’，使蔣博士享受室家之‘樂’，則過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為愉快的回憶了”。
而在蔣、徐結婚之后沒幾天（7月26日），蔣夢麟就專程去看望胡適，胡適也向他道賀。蔣夢麟告訴胡適，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幾天還要將她帶來看望胡適，他還對胡適說：“人家說她看上我的錢，其實她的錢比我的多。”
在二人結婚一年多后，他們的婚姻亮起紅燈。1962年12月，蔣夢麟不慎失足折骨入院。徐賢樂趁蔣生病住院之際，將蔣之財物悄悄歸之自己名下……待蔣發現，盛怒之下，修書一封，欲與離婚。徐女士當然不從，公開撰文，說他們愛情尚存，不過是蔣先生受了別人的蠱惑才一時糊涂。從此蔣夢麟避不見面，一切透過律師打筆仗、打官司。蔣夢麟的起訴狀中稱，徐賢樂“貌善心險、凌辱女兒、需索斂聚、嫌老惡貧、咆哮辱罵、飽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證實了當初胡適的質疑，指徐賢樂在蜜月期間就不斷追問他個人財產，還作成筆記；他的保險受益人與美國財產也都改登記徐賢樂為受益人；以及趁他在病榻上，徐賢樂迅速過戶財產等種種作法，都讓人無法接受。他還說徐賢樂經常大驚小怪、借故吵鬧，不準他吊唁亡妻，還要求女兒搬離；而且竟以費用難籌為由，要求他盡快出院；她曾私自向農復會官員借支，同時為配住宿舍問題，在農復會與幕僚爭吵，讓他無地自容。凡此種種讓他決定訴請離婚，并索回五十三萬元存款。面對蔣夢麟的訴狀，徐賢樂氣憤地表示，訴狀內容都是扭曲的。調解過程中，徐賢樂一度直闖農復會辦公室找蔣夢麟，嚇得蔣夢麟連忙從后門樓梯避開；徐賢樂見狀高呼，見丈夫是合法的權利，她已受到蔣夢麟的侮辱與痛苦，這是"仰仗官職、欺凌弱女"。蔣夢麟自認實在惹不起徐賢樂，隨后避居石門水庫；徐賢樂一度又以送冬衣為由，要求碰面，蔣夢麟還是躲起來。
就這樣吵吵鬧鬧約一年后，雙方在1964年1月24日協議離婚，陶希圣當證人，贍養費為徐賢樂主張的五十萬元，農復會房舍、股票均需交還，但徐賢樂已經提走的二十多萬現金則不予計較。盡管已身無長物，由于蔣夢麟只求簽字止訟，還是由友人代簽支票償還贍養費，前后總計花費七十七萬元(1960年臺灣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僅新臺幣5666元，有存款百萬即被喻為富翁)，終于結束兩年六個月的夫妻關系。
蔣夢麟對記者說：“(從結婚)到現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后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來糾正錯誤。”同時，蔣夢麟竟不怕難堪，把胡適1961年6月18日寫給他的那封長信公開發表。
面對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蔣夢麟十分坦然：“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發現錯誤便應該改正，所謂‘人作孽，不可赦 ’，我愿面對事實，接受不幸的后果。”解除婚約后，蔣夢麟又精神煥發，專心投入到石門水庫的建設中去。
……這十天里，我聽到許多愛護你，關切你的朋友的話，我才知道你的續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滿城風雨……這些話大致是這樣：某女士(按：指徐賢樂)已開口向你要二十萬元，你只給了八萬：其中六萬是買訂婚戒指，兩萬是做衣裳。這是某女士自己告訴人的，她覺得很委屈，很不滿意。關心你幸福的朋友來向我說，要我出大力勸你 “懸崖勒馬”，忍痛犧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點積蓄，否則你的余年絕不會有精神上的快樂，也許還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兩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聽到五六位真心關切你的人的報告。……這些朋友說：這位小姐在對待孟鄰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從前對待前夫某將軍(按：指楊杰將軍)的手法，也是她在這十七八年對待許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談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財產管理權。孟鄰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決不是能夠應付她的人。將來孟鄰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親不上門；必至于日夜吵鬧，使孟鄰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辦！
她的前夫某將軍是何等厲害的人！他結婚只七個月之后，只好出絕大代價取得離婚！這些朋友說：適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說話，是對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細想過，今天又細想過：我對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責任。我是你和曾谷（按：陶曾谷，蔣夢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證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寫這封信……
一次，曹聚仁與幾位好友圍爐夜話，突然有人問他生平所欽佩所敬仰之人是誰，曹聚仁答是蔣夢麟。舉座皆驚。曹聚仁見狀忙申明，他決不做違心之論，也決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學生。友人問為什么敬佩蔣夢麟，曹聚仁說蔣夢麟“有種 ”。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慶，曾出版過一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希望“以此來紀念北京大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貢獻”，但其中沒有收入蔣夢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此書重新修訂出版，加入了有關蔣夢麟的文章。不過，有研究者仍在報怨：“前兩年北大百年校慶，居然很少見到蔣夢麟的名字。”
1994年，臺灣諸事不順，尤其讓負責農業生產、經營，農民照料以及山林水土保持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傷透了腦筋，先是死豬肉販售風波，強烈臺風致山區嚴重土石流，乃至于口蹄疫爆發，不得不宰殺上萬頭豬只，高爾夫球場開發導致水土保持爭議……諸多問題折騰。官員研究了半天覺得問題出在農委會的風水不好，終于決定從塵封的倉庫里抬出農委會創會祖師─有“臺灣現代農業之父”稱譽的蔣夢麟銅像，坐鎮農委會一樓大門，希望這位對臺灣土地與農業最有貢獻的學者，能一改農委會的衰運。
蔣夢麟的自我評價，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
胡適贊揚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當”的校長。
蔡元培曾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除了長期担任總務長，他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北大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說是蔣夢麟。”
陳平原則感嘆：“幾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課程表及教學規劃，比照一番，令我輩后學汗顏不已。”陳平原也表示遺憾：“很可惜，在大量有關北大的出版物上，蔣校長的地位相當尷尬……校方組織撰寫的校史中，稱蔣夢麟為‘典型的國民黨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陳平原則感嘆：“幾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蔣夢麟任北大校長期間）老北大的課程表及教學規劃，比照一番，令我輩后學汗顏不已。”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馬勇這樣評價：“蔣夢麟重掌北大，確實是把校長的權力用得淋漓盡致，但他受過西方民主訓練，骨子里有民主意識。正是這原因，雖然是校長治校，但沒有走向校長獨裁，他建立的是一個有效率的行政體制。” “蔣夢麟來了之后，經過一年多的調整，新北大的氣象就出來了，建了新圖書館，新宿舍。這七年之中，蔣和他的團隊把握著北大的航向，為后來的西南聯大，為后來的北大輝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民國百人傳》的作者吳湘相教授說，“蔣夢麟先生在民國教育史上的地位僅次于蔡元培”。
臺灣《仙人掌》雜志評論說：“蔣夢麟生在一個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卻慎重地選擇了自己的路，向時代做出了他的貢獻，對后代獻出了他的寶貴經驗，他應死而無憾了。”
雜談 2013-11-28 20: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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