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之王國維（一）

簡體傳統

獨立
　　
　　王國維執著于理想，向往一種無功利、純粹的學問。
　　
　　王國維畢生篤志于追求學術獨立。1905年左右的王國維就曾敏銳地覺察到，自嚴復的《天演論》出，西洋學術逐漸進入中國，但是康、譚等人并未從形而上的層面上真正理解西方學術的價值，而只是將學術作為政治的一種手段。對此，王國維提出，“故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后可。”至于“個人的學術獨立”，王國維更是力行不輟。辛亥革命后，王國維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仍是用在學術研究上。
　　
　　從1917年起的六年中，他四卻馬衡、一卻張嘉甫，終于答應成為北京大學的通訊導師，卻又于兩年后的1924年掛冠而去。個中原因，在給好友蔣汝藻的信中表露無遺：“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觀北大與研究系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弟不欲與任何方面有所接近。”顯然，王國維是徜徉于學術獨立而有意識地疏遠政治。
　　
　　王國維在1925年應清華之聘出任國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給好友蔣孟蘋寫信道：“數月以來，憂惶忙迫。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指溥儀）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窮困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于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受召魂魄，重理舊業耳。”

守缺
　　
　　雖然身處在一個變革的時代，但傳統的君臣綱紀思想一直左右著王國維的一生。據蔣息岑先生回憶，1904年左右在蘇州江蘇師范學堂任教的王國維，講授修身、倫理，出入于封建名教綱常之領域。
　　
　　 1898年，王國維第二次鄉試落第后，希望去國外留學，可家里無力資助。不得不于1899年到上海謀生，利用工余在東文學社就讀，主要學習新學及日語，為前途尋找方向。在此過程中他對西洋哲學萌發了興趣，發生了他學術人生的第一次轉變。以后數年醉心于尼采、叔本華的學說。但是他研究哲學的最后收獲卻是“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理智上雖接受了西方思想，感情上卻與中國舊文化無法割舍，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人生方向反而更加彷徨。
　　
　　 1912年，流亡到日本的王國維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詩，其中有“廟堂已見綱紀弛，城闕還看士風變”、“漢土由來貴忠節，而今文謝安在哉”之句，表達了他對綱紀、忠節的呼喚和對現實狀況的不滿歷歷可見。
　　
　　辛亥革命后，王國維避居日本5年，回國后發現，社會風氣日見敗壞。他曾做《論政時疏》說：“先王知民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他對代表著周孔統治之道的清朝體制念念不忘，而對西方人的立憲、共和，則認為是由貪心不足而造成的畫蛇添足。他寄望于廢帝溥儀能勵精圖治、重振朝綱，但是天下共和大勢浩浩蕩蕩，已無可挽回，溥儀自己也旦夕不保，這使得王國維思想上陷于絕望。
　　
　　 1917年，張勛復辟。王國維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希望很快破滅。
　　
　　 1922年，由升允的推薦，到清宮里去教溥儀的書，王國維視為一生莫大的榮譽。1923年，王國維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這個時候溥儀已經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內依然保持皇家體制，稱朕稱詔敕，保持君臨天下的態度。跟隨他的人，依然稱陛下，稱皇帝，不改忠義之心。王國維進入清廷南書房，屬于特恩直拔。由一個秀才榮升為“帝師”，欣然從之并深感溥儀的知遇之恩。后溥儀又賞他“在紫禁城騎馬”，他更看成深恩厚澤，時時在想如何感恩圖報。當1924年馮玉祥的軍隊到北京，逼逐溥儀出宮時，王國維陪侍左右，頃刻不離。
　　
　　 1923年，張勛病卒，王國維替溥儀起草碑文。他從忠武、節義的角度感慨地指出：“此運之移既莫之至而至，忠義之至乃無所為而為，雖質文有殊尚之時，而名節無或刊之日。”
　　
　　 1924年，王國維撰寫的《論政學疏》是王氏少有的一篇政論文章，其主題是從中西學術的發展和相互影響的角度闡明自己的見解，意在揚中抑西，“原西學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后，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而中國此十年中，紀綱掃地，爭奪頻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尚于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于周、孔。”
　　
　　王國維對中國古代的君臣綱紀等思想，不僅流露出向往與堅守之情，而且有以它振衰救弊的決心。作為“文化遺民”，王國維看中的正是“道”、“節義”、“綱紀”等文化觀念體現出的精神價值、社會責任和道義担當。
　　
　　王國維無疑是中國早期文化保守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如火如荼，北洋軍閥的混戰荼毒蒼生，南（廣州軍政府）北（北洋軍閥政府）軍事對峙與政治議和波折不斷。面對這種世界性的社會鼎革與時代動蕩，王國維憂心忡忡，在給羅振玉的信中說：“時局如此，乃西人數百年講求富強之結果，恐我輩之言將驗。若世界人民將來尚有孑遺，則非采用東方之道德及政治不可也。”
　　
　　借學術探尋真理，借學術賡續思想，是王國維一生不渝的追求，也是王國維“文化遺民”身份的標志性特征。
　　
　　《殷周制度論》是王國維1917年撰寫成的一篇探索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的學術大作，曾被新舊史學家奉為“圭臬”，文章指出，表面上看，殷、周的變革，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與后世帝王的取、守天下無異，但從本質看，實為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立制的本意出于萬世治安之大計。他將周代的政治興亡與道德聯系在一起，探討制度文化立制的本意在于尋找“萬世治安之大計”，正如他給羅振玉的信中所言：“此文于考據之中，寓經世之意，可幾亭林先生。”
　　
　　 1924年，馮玉祥率軍“逼宮”，溥儀先藏于日本公館，后又移居天津張園，茍安一時。此時王國維已是受過溥儀冊封的命臣，對于革命軍撕毀民國優待皇室的條件非常憤怒，引為奇恥大辱，便約羅振玉、柯蓼園同沉神武門御河，后因家人極力阻攔、嚴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發表《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對清皇室破壞大宮山古跡提出批評。王國維知道后馬上沖冠而出，為清皇室辯解。他長久地處在憂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聽說有人在紫禁城坤寧宮撿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觀。
　　
　　 1927年，王國維51歲。清華園里惟有兩人，以其最獨特的方式固守著自己原有的信仰。他們留著辮子，毫無顧忌地行走于大庭廣眾之下。學生們因景仰他們的人品，沒有人強迫他們剪去腦后那帶有特定含義的辮子。這二人，一為梁啟超，另一位就是王國維。在王國維女兒王東明的記憶中，父親“每天早晨漱洗完畢，母親就替他梳頭，有次母親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對話
　　
　　王國維是保守學者的代表，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這兩個本有著截然相反的學術理念的學者，卻惺惺相惜，留下了一段佳話。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7年后回國，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在《歸國雜感》中寫道：近幾年的學術界“文學書內，只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
　　
　　 1922年4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讀王國維先生譯的法國伯希和一文，為他加上標點。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適又一次表示出對王的好感，他在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化了，羅與葉沒有條理系統，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1922年，王國維在致顧頡剛信中說道：“頃閱胡君適之《水滸》、《紅樓》二卷，犁然有當于心，其提倡白話詩文，則所未敢贊同也。”
　　
　　顧頡剛是胡適最得意的學生，學術上也最得胡適“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國維對胡適評說，很快由顧傳給了胡適。于是，有了胡適對王國維的拜訪。據《胡適的日記》1923年12月16日所記：
　　 “往訪王靜庵先生（國維），談了一點多鐘。他說戴東原之哲學，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幾乎及身而絕。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謂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譜》里恭維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學，何其陋也！
　　靜庵先生問我，小說《薛家將》寫薛丁山弒父，樊梨花弒父，有沒有特別意義？我竟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希臘古代悲劇中常有這一類的事。
　　他又說，西洋人太提倡欲望，過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壞毀滅。我對此事卻不悲觀。即使悲觀，我們在今日勢不能跟西洋人向這條路上走去。他也以為然。我以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發展，而在理智的進步不曾趕上物質文明的進步。
　　他舉美國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費錢六百萬元，用地千余畝，說這種辦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說，制一影片而費如許資本工夫，正如我們考據一個字而費幾許精力，尋無數版本，同是一種作事必求完備盡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王國維所談的前兩件事都是胡適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對他產生了相應的刺激。從王宅出來，敏感的胡適便到馬幼漁那里借得戴震后學焦循（里堂）的《雕菰樓集》一部。當天晚上，他便開始著手研究戴震，為陶行知發起籌建的“東原圖書館”試作一篇“述東原在思想史上的位置”的短文，此后胡適寫成了《戴東原的哲學》一書。
　　
　　深諳學界禮數的王國維，第二天（12月17日）便到胡適府上回訪。直到胡適的晚年，他還保留著對王國維的特殊印象，他對助手胡頌平說：王國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少年時用德國叔本華的哲學來解釋《紅樓夢》，他后來的成就，完全是羅振玉給他訓練成功的，當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說王國維“他的人很丑，小辮子，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
　　
　　 1924年，清華學校欲“改辦大學”，同時設立研究院。清華學校校長曹云祥請胡適出任籌建中的清華研究院院長，胡適推辭不就，推薦王國維，并建議曹校長，應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同時推薦了四位導師人選：梁啟超、王國維、章太炎、趙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陳寅恪（由吳宓推薦）。
　　
　　王國維當時為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曹云祥親往敦請，王國維婉辭不就。同年11月，溥儀遷出皇宮，暫住醇親王府，王國維也侍行。1925年，胡適再請王國維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王國維拒絕。胡適做廢帝溥儀、莊士敦（溥儀的英文老師）的工作，托溥儀代為勸駕。溥儀便命師傅們代寫了一道詔書，王國維不好拒絕，便答應下來，奉詔任教。
　　
　　胡適的誠意和曹校長的善待感動了王國維。于是，他決定親自到清華研究院去看一看。胡適便用自己的車子拉著王國維，往返陪同，走了一趟清華園。
　　
　　據說，此后，清華國學院的主任吳宓帶著曹云祥親自寫的聘書去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吳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計定了周密的對付辦法。到了王國維住所后，吳宓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后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后，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特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適推薦王國維為清華研究院的導師，陳寅恪有詩句：“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胡適為安徽績溪人）。而陳寅恪此后一直對胡適敬重有加，大概也是因為胡適敬重他所敬重的王國維先生，并力促王國維成為清華國學院導師吧。
教學
　　
　　姜亮夫去清華補考，王國維出的題目都是關于“小學”的。姜亮夫度過章太炎的書，所以便用章太炎書中的見解答題。王國維看了卷子問他是不是章太炎的學生，他答不是，王國維便問為什么都是章太炎的話，姜老師說：“因為假期要升學，所以我突擊了看了一部《章氏叢書》。”王國維問：“《章氏叢書》你看得懂嗎？”姜答：“只有一二篇我看不懂，別的還可以看得懂。”王國維連聲說好，然后告訴助手，可以錄取姜亮夫。
　　
　　姜亮夫入學后，一次王國維把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王國維說：“那份卷子是你的，你的聲韻、訓詁不錯，文字方面還不夠，今后怎么辦？”姜亮夫請王國維指點，王國維說：“課題要自己選定！”過了三天，姜把選定的題目送給王國維看，王國維問姜：“廣韻如何研究？”姜的回答他不滿意，沉默片刻后，他說：“我看搞詩騷聯綿字考吧！”接著他拿出自己研究這方面的“譜”（提綱）給姜亮夫看。
　　
　　王國維講課，非常細膩、細致。王國維在清華講《說文》，用的材料許多是甲骨金文，用三體石經和隸書作比較。王國維要解決一個問題，先要把有關這問題得所有材料找齊全，才下第一部結論，把結論再和有關問題大同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對此問題下結論。
　　
　　王國維性情僻冷，但談到學術問題時就顯示出熱情的一面。1926年12月3日是王國維50歲生日，學生們來家中拜壽。7天后，他在工字廳設宴招待同學們，席間還展示他所藏歷代石經拓本。學生們競相發問，他辯答如流，欣悅異常。

治學
　　
　　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提出：“學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又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也。”
　　
　　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是讀書人，喜歡畫畫，能臨摹錢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國起義時，棄儒從商。他曾在日記中寫過對王國維的培養計劃：讀經書、考秀才、中進士，經世致用，光宗耀祖。王國維天資聰穎，亦不負父望，16歲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書院進學準備應考。王國維自己有選擇地讀書是在16歲時，他在杭州以自己積攢的零用錢買了《漢書》的前四冊，愛不釋手，以究經史大義為樂，對八股時文不是特別上心。
　　
　　王國維精通英文、日文，能夠閱讀德文版哲學原著，是中國學人研究康德、叔本華、尼采等現代西哲的先驅；所著《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紅樓夢評論》，文學界至今仍奉為經典名著；而他的甲骨學、“古史新證”、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和古器物學研究成果，更是當代史壇無法逾越的學術空間——從知識結構上論，王國維真正做到了化合中西，貫通今古。在日常生活中，他處處嚴謹自持，不營生計，不圖享受，潛心鉆研學問。晚年雖盛名滿天下，仍心無旁騖，甘為一介清白寒士。
　　
　　無論早期的西學與哲學研究，中期的文學、戲曲探索，還是晚期的史地、甲骨、敦煌學研究，王國維都試圖從學術問題入手借以揭示出人生的目的與意義，將無意識的學習與有意識的學術追求結合起來，將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科學的考據方法結合起來。“學無新舊”、“二重證據法”、“中西化合”等方法對構建中國現代的學術思想乃至推動民族文化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陳鴻祥稱王國維是“以學術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學術”。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雖然早在1904年即已寫成，但卻一直放在書齋內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國維在上海發現。當王國維回國旅居上海時，開始對甲骨文進行獨立的研究。當時上海收藏甲骨文資料較多的英籍猶太人、大資本家哈同，為了討好其夫人，不僅搜購了很多甲骨文，而且還在他的哈同花園中興辦了一所倉圣明智大學。王國維為了有機會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資料，便在倉圣明智大學出任教授。王國維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覺彌)的名義，將羅振玉資料拓印為《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書，同時對每片的卜辭作了考釋。
　　
　　王國維通過考釋甲骨文，使《史記•殷本紀》所傳的商代王統得到了物證，證實了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王國維除了對此詳加考證外，還根據甲骨文資料將《史記殷本紀》中記載的訛誤一一加以訂正。經過王國維的論證和訂正，不僅使《史記殷本紀》關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證明，而且糾正和澄清了自司馬遷以來兩千多年的一些混亂認識，為以后年骨文與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國維嘆曰：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明清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的“傳書堂藏書”富稱海內外。1919年，蔣汝藻經羅振玉介紹，延聘王國維編撰《傳書堂藏書志》。1922年，蔣汝藻又請王國維排印《觀堂集林》。王國維離滬時，《傳書堂藏書志》初稿已完成大半，以后在北京仍繼續編寫修訂。不幸后來蔣汝藻因經商不利，停止了此項工程。直到1974年，蔣祖怡的校抄本《傳書堂藏書志》才由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出版。此書在大陸一直未有出版。王國維的重孫王亮知道后接手了這個任務，經三年標點、校勘，整理本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中的“玉”者欲也，他認為《紅樓夢》為解脫之書，他的《紅樓夢評論》開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談人欲，最后將整個故事看作是寶玉出世還玉（欲）過程：“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生活之相質何？‘欲’而已矣……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過此欲之發現也。此可知吾人之墮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惡也。夫頑鈍者既不幸而為此石矣，又幸而不見用，則何不游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以自適其適，而必欲入此憂患勞苦之世界？不可謂非此石之大誤也。由此一念之誤，而遂造出十九年之歷史與百二十回之事實……而解脫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殺。”照此理論，則“寶玉”似乎當諧音“飽欲”，“黛玉”當諧“待欲”。

詞話
　　
　　《人間詞話》是王國維關于文學批評的著述中最為人所重視的一部作品，是接受了西洋美學思想之洗禮后，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文學所作的評論，但他又脫棄西方理論之拘限,力求運用自己的思想見解，嘗試將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國固有的傳統批評中。
　　
　　此作品咳珠唾玉，精辟警句比比皆是：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閑掛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夢見。
　　
　　詞話中最廣為人知的是這段：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端穆
　　
　　
　　王國維有道德潔癖，他總是將文章與人格相聯系。王國維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王國維天生憂郁悲觀，他自己也說：“體質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吾前。自是始決定從事于哲學。”
　　
　　王國維說他自己：“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
　　
　　王國維自視極高，向來以天才居之。他30歲以后致力于文學以及學問著述，著《人間詞話》。并且填寫了不少詞，謂之：“余之于詞，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則平日之所自信也。”
　　
　　由于王國維自命甚高，所以朋友很少。這也使得他更加專心于學問研究。他在詩中寫道：“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鴂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鉛丹。閑愁無分況清歡。”
　　
　　王國維坦然地說過自己愚暗，對于《尚書》大約有十分之五還讀不懂，對于《詩經》也有十分之一二讀不懂。這使當時的研究生大為震動。
　　
　　王國維與人交往，除了談學問或正事，很少閑聊，更不會對人講應酬話。如果有人請他看一件古銅器，他看了是假的，就會說“靠不住的”，而請他看的人無論怎么說這個古器色澤如何古雅，清綠的如何瑩徹，文字如何精致，什么書上有類似的著錄，將這些提供給他做參考，再請他仔細看一下。他看了以后，依然會說：“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駁難。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學時，曾想讓王國維到北大教書。但王國維以清朝遺老以居，不能為民國做事，堅決不答應。蔡元培無奈之下想了個變通的辦法，讓他做通信導師（類似今天函授教授），為北大教學生，名義上卻不是北大教師。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資，王國維卻死活不收，因為他覺得雖為北大做事，但畢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資。最后又是變通了一下，以報銷通信教授郵費的名義，才讓貧困中的王國維收下了這筆錢。
　　
　　還有一次，北大邀請王國維到校參觀，預先布置好夾道歡迎以示隆重。王國維又是一口回絕，理由是歡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間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話不投機者，他王國維不能接受他們的歡迎。好在北大見過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歡迎儀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興趣的教授與王國維的茶話會。
　　
　　王國維的外表也總是嚴肅冷峻的。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對他頗有些害怕。楊步偉是個直爽的大嗓門，但見了王國維卻總是噤不出聲。王國維五十壽誕時，清華大學的同事辦了三桌酒席祝壽，趙太太硬是避讓著不和王國維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國維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語，而趙太太那桌卻笑語不絕。
　　
　　王國維性格淡泊，不喜歡與人交游，在清華除了講書授課以外，一般不主動跟學生談話。從來都是上完課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鉆進自己的書房研究學術。但是如果有學生登門拜訪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辯論，從來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甚至有當時的東南大學的學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來，學術為天下之公器，不應該有門戶之見，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門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學很忙，他都有問必答。在他執教清華的兩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華學子領受了他的恩澤。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詞，想請王國維幫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點半到王國維家，王國維看了之后說：“你過去想做詩人，你這個人理性東西多，感情少，詞是復雜情感的產物，這首詞還可以。”王國維便幫他修改，一改改了近兩個小時。在他改詞的時候，姜順手翻看兩本書，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資本論》，姜看見書中用好幾種顏色的筆打了記號。王國維看了看姜亮夫說：“此書是十多年前讀德國人作品時讀的。”姜亮夫當時感到先生不僅學問廣博，思想也非常前進。晚上九點多，詞改好后，姜亮夫告辭，王國維要家人點著燈籠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華大禮堂后面的流水橋，等姜過橋后他才回去，他對姜說：“你的眼睛太壞，過了橋，路便好走了。”聞此語，姜幾乎落淚，此后一生難忘。
　　
　　王國維的兒子王東明回憶父親：“父親的一生中，可能沒有娛樂這兩個字，那時收音機尚不普遍，北京雖有廣播，頂多有一個小盒子樣的礦石收音機，戴耳機聽聽，就算不錯了。舉凡現代的音響視聽之娛，非當時夢想所能及。他對中國戲曲曾有過很深的研究，卻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戲。”
　　
　　王國維很少出游，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過西山，騎驢上山，玩得很高興。
　　
　　王國維不會畫畫，小孩子纏著要他畫人，他只會一個策杖老人或一葉扁舟。他也會親自教孩子讀《孟子》、《論語》，講解或聽孩子背誦時從不看書本，講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講，講完了，問一句懂不懂，孩子點點頭，這一天的功課就算好了。
　　
　　王國維穿著簡單，冬天一襲長袍，外罩灰色或深藍色罩衫，系一條黑色汗巾式腰帶，再穿上黑馬褂，夏天只穿一件絲綢或夏布的長衫。平常只穿布鞋，從未穿過皮鞋，頭上是一頂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帶皮帽或絨線帽。
　　
　　王國維在上海居住時，家中時常有日本客人。王國維的孩子們當時都還小，很是淘氣。他們知道日本人喜歡烏龜，就趁著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烏龜圖案，然后躲在一邊調皮地笑個不停。這情景王國維見了并不責怪。王國維的孩子們成年后才知道，他們開玩笑的對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學術研究上和王國維有密切聯系的日本學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獻，如鈴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龔自珍，極擅借詩詞來摹狀男女情感糾葛，晚年寫有一首輕盈綽約的絕句：“偶賦凌云偶倦飛，偶然閑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王國維讀后，斥之為：“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
　　（注：龔自珍學究天人，才華宏富，作詩多纏綿悱惻、婉約生姿之句，行事則任興馳騁，風流不羈。如：當時科舉取士，看重方正烏亮的“館閣體”書法，龔因不善書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婢悉學“館閣體”，逢人言及翰林，龔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猶足道邪？吾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龔又嗜冶游，好賭博，晚歲學佛。平居無事時，非訪妓，即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一生艷事多多，尤其世傳他和當時著名詞人顧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撲朔迷離，雖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鉤懸決疑，竭力為龔、顧辯白洗刷，可這則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聲息語。）
　　
　　王國維在其棄世前數日，他曾受托替時為其學生、后成著名歷史學家的謝國楨題寫扇面。王書寫了唐末韓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兩首七言律詩，可題款時，于謝國楨名后，誤植一“兄”字。友無論年齒幼長，皆可以“兄”相稱，此為舊時禮數。但師稱弟子為“兄”，就悖逆禮節了。于是，蹈湖當日，王國維先赴清華研究院，依常處理教務，并用墨筆在為謝題寫的扇面上涂改“兄”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傳統之禮，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貫謙和。做畢這樁事，他才乘車到頤和園，步行至排云殿西魚藻軒前，臨流徘徊片時，方毅然自沉。其時適為榴花盛開的端午時節，認真而不茍且的屈原也是這個時節自沉的。

嗜好
　　
　　王國維愛吃甜食，臥室中一個朱紅的大柜子，上面兩層專放零食。他的兒子六十年后還記得，打開柜門，琳瑯滿目，如同是一家小型糖果店，從膠切糖、小桃片、云片糕、酥糖等蘇式茶點，到紅棗、蜜棗、茯苓餅、核桃、松子等，應有盡有。他夫人每個月從清華園進城采購零食和日用品，回來必是滿滿一洋車，那些精致的點心就是為他準備的。他每天午飯后點根煙、喝杯茶，就算是休息，然后進書房工作，過幾個小時，他會到臥室的柜子里找零食吃。
　　
　　王國維愛吃紅燒肉，不過必須是他夫人做的，大白菜、西紅柿、茄子、雞蛋也常吃，還愛吃豆腐、豆干、百葉等豆制品，餃子、燒餅、包子等也愛吃，很少吃魚，可能是北京不大買得到，除了燉雞之外，不大煮湯。他愛吃的水果不多，西瓜、橘子、柿子、葡萄等都喜歡，只是夏天不吃香瓜，也不準孩子吃，認為不好消化。
　　
　　王國維平時最愛去的地方是琉璃廠，古玩只是看看，主要是買舊書，如果在書店里遇到了想要的書，那就非買不可了。所以夫人知道他要逛琉璃廠，就先要替他準備錢。有一次他笑容滿面地回家，如獲至寶地打開包裹，里面是一本書，他說自己要的不是這本書，只是夾在書里的一頁舊書。
　　
　　王國維在北京時，晚上常赴宣外大街喝大酒缸(小酒店)，以咸水毛豆、煮花生佐酒；酒是白酒，一杯能醉。他雖然酒量很小，稍飲即臉紅，但仍樂此不疲，王說是以此尋覓高陽酒徒的風味。

悲觀
　　
　　王國維的家庭成員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1907年7月，王國維的發妻莫氏因生產雙胞胎女兒病危，王國維從北京回到家鄉海寧，延請名醫救治，十幾天后，年僅34歲的發妻離開人世。從1905年開始至1908年，王國維的人生不斷遭遇重大變故，父親、妻子、繼母相繼去世。王國維不斷地由北京返回家鄉海寧參加葬禮，可見其生世之累，謀生之艱。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親生母親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續娶22歲的潘麗正為繼室。1921年5月四女通明生，9月殤。1923年5月女瑞明殤。1925年，長子潛明去世，在之前一年，一雙孫女殤。
　　
　　王國維最早受到西方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影響。由于王國維對叔本華的哲學、美學著作進行研讀，對他后來的思想影響很大。因為王國維對叔本華著作產生了共鳴，所以叔本華唯意志論與悲觀主義，主觀唯心主義令王國維墜入了唯意志論與悲觀主義的深淵。所以，三十歲以后的王國維深深感到“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論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王國維說《紅樓夢》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脫之道”。但解脫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殺”。所以他說《紅樓夢》里邊，真正可以達到所謂解脫的，只有三個人：一個是惜春，一個是紫鵑，一個就是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