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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文人當乞丐并不鮮見。

　　杜甫起初在長安的幾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來加之父親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經濟來源，導致生活陷于困頓，他有個族孫杜濟住在長安城南郊，為了叨擾一頓飯吃，他每每前去走動，但這位族孫生活也不寬綽，見長輩來了，心里老大的不樂，嘴上不好說什么，卻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打井水淘米，使勁擺動水桶，把水攪得挺渾；到園中砍菜，放手亂砍一氣。杜甫對此感慨萬分，作《示從孫濟》“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杳，且復尋諸孫。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涼心境的表露。　當然也不乏好友相助。有一次杜甫鬧瘧疾，被折騰得面黃肌瘦，頭白眼花，差點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著拐杖出門散心，不知不覺來到王倚家門口。王倚見杜甫這般模樣，十分同情，買肉買酒，熱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詩《病后過王倚飲贈歌》表示感激：“但使殘年飽飯，只愿無事長相見。”

　　其實從那時起，杜甫就有意無意地過起了到處乞討的日子。其詩《投簡咸華兩縣諸子》“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便是他這段長安生活的真實寫照。《云仙雜記·夜飛蟬》引《放懷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丈夫窮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還不覺得，倒是客人實在看不過眼，叫夫人送了一個頭上裝飾品過來。

　　后來杜甫被迫離開長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開鍋了。杜甫自己有所記載：“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小兒餓得實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顧不得父子之禮，沖著父親一陣怒吼，叫他趕快到鄰居那里去討口飯回來吃。沒有辦法，當過幾天小官的杜甫實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著頭皮，拉下面子，給老鄉、彭州刺史高適發出求援信：“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高適從百里之外背米來接濟他，鄰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卻了無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詩為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

　　鎮蜀的劍南節度使嚴武慕杜甫之名，舉薦其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工部就是這樣來的。朋友尹裴冕還為他在浣花溪上游選擇了一塊風景不錯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嚴武病故后一個月，杜甫攜妻兒乘船東下，離開了成都。六年后，據《舊唐書·文苑本傳》：“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游岳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陽，時年五十有九。”大致情況是，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九天。當地縣令用小船將杜甫救了回來，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當晚就因為醉飽過度而辭世了。

　　杜甫過著近似于乞丐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時運不濟。那今天的俗話說，就是有些背時。杜甫年輕時，不大求上進，《唐才子傳》說他“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公元747年，風流天子唐玄宗詔令天下才子到京師就選，頗有些詩名的三十五歲的杜甫才興沖沖地前往應試。然而，天不遂愿，據說是奸相李林甫害怕賢才入選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從中作梗，攪了局，致使無一人及第，反而上表祝賀皇帝，說是“野無遺賢”。而就在此時，杜甫曾任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的父親杜閑去世，斷絕了生活的來源，迫于生計，他不得不沿街賣藥，或寄食于朋友處。這段貧困的羈旅，被他自己寫進了一首題為《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詩中：“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這也是杜甫當乞丐的開始。盡管長安的日子苦是苦了些，但他依然舍不得放棄對榮華富貴的追求，不斷向權貴投詩，以期引起他們的重視和任用。公元751年，他向玄宗進獻《三大禮賦》，受到贊許，卻命其待制集賢院，結果一等就是整整四年，最終還是沒了下文。好不容易當了個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杜甫以為自己從此就要飛黃騰達了，不料僅僅一月之后，安祿山造反，打亂了他的計劃。保命要緊，大家一窩蜂地逃出了長安。公元757年，郭子儀率兵收復了京師，杜甫隨唐肅宗及其百官回到了長安。這一階段，他總算過了幾天安穩日子。可他不知明哲保身，偏偏要替在平亂期間老打敗仗的宰相房綰說好話(因為房綰在平日里對他很關照)，遂得罪了唐肅宗。公元758年5月，杜甫被降為華州司功參軍，負責祭祀之類的小事，以后就再也沒爬上去過。

　　二是性格“褊躁傲誕”。這不是我說的，而是參與編纂《新唐書》的宋祁說的。宋祁認為杜甫的性格遺傳自其爺爺杜審言，即“褊躁傲誕”。《唐才子傳 ·杜審言》也說他“恃高才，傲世見疾”。杜審言是進士，也是詩人，還是武則天的面首張易之兄弟的座上賓。《新唐書·杜審言傳》杜審言大言不慚地說過：“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爺爺來毫不遜色，宋王讜《唐語林》卷二有所記載，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當出劉，曹，二謝上。”爺爺狂，人家還不得不買帳，杜甫狂，卻狂得不是時候。《新唐書·文藝上》載述：“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由此可見杜甫對嚴武是卻不大領情的。見到嚴武，他不戴頭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發起了酒瘋，他居然站到嚴武的寶座上，瞪著眼睛怪模怪樣地說：“嚴挺之竟有這樣一個兒子啊！” 人家嚴武是何許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兇暴勇武，自然會心生怨恨。《新唐書·文藝上》載述：“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說來也怪，要不是嚴武出門準備去殺杜甫的時候冠被簾鉤了三次，才有人趁機告訴了他的母親救杜甫，杜甫十條命只怕也丟了。章彝就沒那么好運。由此可以看出，盡管嚴武對自己有所幫助，但杜甫從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時會自覺不自覺地表露出來。后來嚴武雖沒殺他，但對他的接濟自然也就少了，最終嚴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三是自視清高，高不成低不就。《新唐詩》本傳說杜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沒有機會，而是他自己耽誤了。公元755年，四十四歲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狀，要他去當河西縣尉，主要任務是征收賦稅，追捕盜賊，而且河西荒涼偏僻，杜甫覺得太苦，不肯上任。后來也不知道是誰幫了他的忙，進行了通融，朝廷轉而讓他當了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雖然也是個芝麻官，但處于長安附近，容易交往，晉升的機會顯然要多一些，于是他就接受了，總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綰事件而降官后，本來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當年的許多文人日子過不下去了，都可以開館授徒靠束脩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當官，卻總不能如愿。

　　北宋歐陽修《梅圣俞詩集序》云：“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清錢謙益《〈馮定遠詩〉序》亦云：“詩窮而后工。詩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窮而后工”成語字典中對它的解釋是：舊時以為文人越是窮困不得志，詩文就寫得越好。正因為有過乞丐一般的生活，杜甫才能夠寫出不少關心勞動人民疾苦的詩來，最終被人稱為詩圣，客觀地看文人當乞丐真的不是一件壞事。

　　2、杜甫的詩

　　杜甫一生寫下了一千多首詩，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別》、《兵車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麗人行》、《春望》等。杜甫詩充分表達了他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尖銳對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千古不朽的詩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所銘記。“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這是杜甫對祖國無比熱愛的充分展示，這一點使他的詩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這種愛國熱枕，在《春望》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現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別》中，對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精神的歌頌，更把他那顆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展現在讀者面前。出自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統治階級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禍國殃民的罪行，必然懷有強烈的憎恨。這一點在不朽的名篇《兵車行》、《麗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一個偉大愛國者的憂國憂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現。杜甫的一些詠物、寫景的詩，甚至那些有關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詩中，也無不滲透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感情。總之，杜甫的詩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藝術記錄。杜甫以積極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實、深刻地反映了極為廣泛的社會現實，無論在怎樣一種險惡的形勢下，他都沒有失去信心，在我國悠久的文學史上，杜甫詩歌的認識作用、借鑒作用、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都是難以企及的。杜詩最大的藝術特色是，詩人常將自己的主觀感受隱藏在客觀的描寫中，讓事物自身去打動讀者。例如《麗人行》中，詩人并沒有直接去斥責楊氏兄妹的荒淫，然而從對他們服飾、飲食等方面的具體描述中，作者的愛憎態度已顯露無遺。 

　　杜詩語言平易樸素、通俗、寫實，但卻極見功力。他還常用人物獨白和俗語來突出人物性格的個性化。

　　在刻畫人物時，特別善于抓住細節的描寫，如《北征》中關于妻子兒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詩風多變，但總體來看，可以概括為沉郁頓挫。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蘊蓄，頓挫則是指感情的抑揚曲折，語氣、音節的跌宕搖曳。所有這一切，確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國文學史上至高無上的“詩圣”的地位。

雜談 2013-11-28 21: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