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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輯 懷念師友
　　第67節 紀念蔡元培先生（2）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國六年至十三年（從新思潮的醞釀、五四運動的爆發，到國民黨改組）。中間曾因腦病求去兩次，皆經蔡先生懇切挽勸而留住，其詳不煩說了。七年之間從蔡先生和諸同事諸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數之不盡。總之，北京大學實在培養了我。論年輩，蔡先生長于我廿六歲，我只算得一個學生。然七年之間與先生書信往返中，先生總稱我“漱溟先生”，我未嘗辭，亦未嘗自稱晚生后學。蓋在校內原為校長教員的關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謙德。后來離校，我每次寫信，便自稱晚學了。
　　近中四川報紙有傳我初投考北大未見錄取，后乃轉而被聘為教授者，非事實。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時蔡先生以講師聘我亦非教授）。不過我初到北大時，實只廿四歲，與諸同學年齒相若，且有比我大兩歲者。如今名教授馮友蘭、顧頡剛、孫本文、朱謙之諸君皆當日相聚于課堂的。更有少時與我為同學友，而其時卻正求學于北大的，如雷國能（在法科），如張申府（崧年，在理科）諸兄是。
　　當時蔡先生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屬新派（外間且有目我為陳、胡的反對派者），又無舊學，又非有科學專長的啊。此即上文所說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覺到我富于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里總是好的。同時呢，他對于我講的印度哲學、中國文化等等自亦頗感興味，不存成見。這就是一種氣度。這一氣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學興趣相應而俱來的。換言之，若胸懷意識太偏于實用，或有獨斷固執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的；老實說，這于一個為政于國的人有時亦同屬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愛好哲學，又請來有哲學興趣的教員，亦就開發了學生們的哲學興趣。在我眼見的七年中，哲學系始終是最重要的一個學系。當其盛時，比任何一學系的學生都多。除了注冊選修哲學課程者外，其他學生自由來聽講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廠高師的學生、太仆寺街法專的學生，還有些不是學生的人）經常來聽講者亦頗有之。注冊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為按照注冊人數，這間教室本可以容納下，而臨時實到聽講的人數卻加多，甚至加多達一倍，非掉換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經驗，當民國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講儒家思想時，必須用第二院大講堂才行。通常聽講人數總在二百左右，到課程結束，舉行考試時的試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冊的學生了。聞人言近年（指抗戰前和抗戰中）南北各大學哲學系學生少得可憐，幾乎沒有人愿入哲學系。此固一時一地風氣不同，然可見蔡先生當年倡導總算成功。
　　若問蔡先生何以能有這種種成功——他能羅致人才，能造成學風，能影響到全國大局，使后之言歷史者不能不看做劃時代的大節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訴你：此無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惡。何謂真好惡？儒書上指點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便是。有真好惡，而后他的一言一動，不論做什么事，總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間。這樣，他便能打動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著他走，或隨著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嘗說的一句話：“是真虎，必有風”，正謂此。他不要籠絡天下人，他更不想強制天下人聽他的。一切威迫利誘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卻自為他所帶動。他畢竟成功了，畢竟不可磨滅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覺得一世之雄，卻每每白費力，落得一場空。這亦就是儒書上“不誠無物”一句話了。
　　總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偉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進一層說：坦率真誠，休休有容；亦或者是偉大人物之所以為偉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風動全國既二十年，距余之離開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滿兩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顧尚無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報北京大學之培養。竊不敢妄自菲薄，將致力于新文化運動之建設的工作，無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過去新思潮所表現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則區區心愿之所在也。因紀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勵。
　　附記
　　此文寫于民國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亂紙堆中發現吾手稿原跡，計經廿有八年矣。既審視其不無可存，則重為抄錄一通，復就回憶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記于其后。
　　文中說蔡先生有多方面之愛好，極廣博之興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試舉其一。爾時（約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張克成先生宣講佛家唯識論著于廣濟寺，任人聽講，蔡先生時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撥冗偕友幾次往聽。其實張先生信佛雖篤，卻不通唯識，其錯解可笑，愚著《唯識述義》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學豈可及耶？
　　文中說北大哲學系爾時之盛況，曾及1923—1924年愚講儒家思想時來聽者之多。卻須知聽眾非盡屬思想上的同調，為求學習而來者。愚曾聞有反對派來聽，倡言“我聽聽他荒謬到什么地步”。（注：同學中有彭基相、余文偉以我為唯心主義，夙示反對。）此正見出當時思想自由活潑之氣象；凡哲學界所以成其盛況者詎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記
　　又文中“他不要籠絡天下人，更不想強制天下人聽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覺得一世之雄，卻每每白費力，落得一場空；這亦就是儒書上‘不誠無物’一句話了。”蓋有感于當時執政者蔣介石而發，時當抗日戰爭中期，百事望之于蔣，而誤于蔣，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記
　　此文紀念蔡先生兼及當年愚受任北大哲學系講席之事，因回憶往昔同學盛況如次：計同班同學有孫本文、顧頡剛、馮友蘭、黃文弼、朱自清諸君。其時我廿四歲，論年齒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惟一年長者為譚鳴謙，即是后來革命運動中出名的譚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學諸友固遠不止此數，此舉其后來學問上各有造詣，且均為大學的名教授，我此一時偶爾回憶中者數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間，所熟識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學系諸同學，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羅常培、羅庸皆國文系，如陳政則德文系，如葉鮕則理科，如黃艮庸則在預科，朱謙之（自由聽課，不屬任何學系）、王恩洋（旁聽生）。谷源瑞則屬哲學系，后因在國民參政會任秘書，而特別相熟。至如王星賢（英文系）雖在學校時不相知而晚年來過從頗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識

梁漱溟 2014-07-03 14:4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