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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一行人覲見乾隆皇帝。畫像中英使馬戛爾尼和他的侍童都是單膝下跪，而不是行三跪九叩之禮。

回絕英來使所有要求乾隆發諭旨嚴加防范

1792年，英王喬治三世以給乾隆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勛爵率領近700人的龐大使團，航海近一年，于翌年9月14日在熱河覲見了乾隆。大清君臣滿以為這是“遠夷慕化”，前來歸順效忠，不料這些“野蠻人”在國書中竟敢和天朝比肩，自稱“兄弟和朋友”而不稱“臣”，并且英使也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禮，甚至還有人提出要在中國開辟新貿易港口、租借島嶼、派遣常駐使節等。乾隆皇帝一口拒絕，讓他們盡快回國。

這一年，乾隆已經82歲高齡。這個自詡文治武功超邁古今的“十全老人”，要說一點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技不如人，也不盡然，特別是當看到英船之高大，航行之迅捷，且又是在中國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時，他大為吃驚。打發使團離京后，乾隆連發諭旨，反復叮囑手下官員要嚴防英國人報復：“今悉英吉利居西洋各國之首”，“較為強悍”，雖貢使眼見“天朝法制森嚴，萬方率服”，然而“不可不留心籌計，預為之防”。

那么，面對這一潛在的“威脅”，乾隆提出哪些“預為之防”的對策呢？一是略施恩惠，雖然趕走人家，卻又用親筆書寫“福”字等小恩小惠麻痹其心；二是展示武力，展示森嚴的“法度”，借此恫嚇與威懾；三是嚴防死守，嚴禁中國人為夷人服務，違者處死。按說這三招也算得上是考慮周詳了——第一招“哄”字訣，意在令洋人“不愿報復”；第二招“嚇”字訣，使其“不敢報復”；第三招釜底抽薪，叫洋人“不能得逞”。這三招并用，恩威俱下。 英國人識破乾隆三招暴露清王朝的外強中干可這三招的實際效果卻適得其反。

先看第一招“略施恩惠”。馬戛爾尼航行到大運河途中時，乾隆派人送給他一匣奶餅以示“懷柔”。但根據雷打不動的中國禮儀，英使必須跪接、謝恩，至少須親自到場領受。當時馬戛爾尼正臥病在床，根據陪同官員松筠在奏章中的記載，“奴才雖知其患病，然未可聽其自便”，于是馬戛爾尼不得不“扶病至奴才舟中”，并且“免冠屈膝，喜形于色”，感激涕零。可事實上，馬戛爾尼在當天的日記中憤怒地寫道：“北京朝廷……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幾艘英國戰艦便能消滅帝國的整個海軍？只需用半個夏天，英國戰艦便能摧毀中國沿海的所有船只，使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餓？ ”以一匣奶餅逼人扶病前來，還要人家奴顏婢膝感恩戴德，這種招數，哄哄大清臣民也就罷了，豈能哄得了久經平等自由理念熏陶的英國人？

再看第二招“武力恫嚇”。使團到鎮江時，清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歡迎操演。可馬戛爾尼卻發現，清方城墻瀕臨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隊伍的主要裝備還是弓、箭、戟、矛、劍之類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倫敦展示古代戰爭兵器時所見到的那樣。寥寥幾支落后的火槍，也已破爛不堪。因此，英國人非但沒被嚇倒，反而斷定 “中國社會已經被卡住無法前進”，“它的繁榮已經結束”，“在這里可以輕而易舉地登陸”。

至于第三招“封鎖消息、杜絕往來”，更屬掩耳盜鈴。馬戛爾尼本想通過展示最先進的科技來贏得好感，進而順利達到外交目的。為此，他帶來了杰出的學者和作品，如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丁維提博士，帶來了英國最新的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最新的熱氣球、復滑車和天體運行儀，還帶來了衛隊，以便表演現代炮兵裝備。這本來是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然而，清廷卻不屑一顧。福康安將軍拒不觀看英國衛隊的操練和現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們“對氣球理論、動物磁氣說、赫歇耳行星等反應冷淡”，貪婪的太監搶走大水晶吊燈時還把派克透鏡打碎了。天文學家痛心疾首：“這些透鏡舉世無雙，現在卻永遠也沒人知道了！ ”他們憤而宣稱：“除了被一個文明國家征服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使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這就是“康乾盛世”在一個“蠻夷”心中留下的印象。

清廷永遠不會明白，倘若既沒有綜合實力作現實后盾，又沒有體制活力作未來倚恃，所謂“安撫”絕招，不過是無本之木罷了。英國人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一個“停滯的帝國”，除了戰爭，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讓它睜眼看世界——換句話說，40多年后的鴉片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王朝雪崩，已在此刻埋下了伏筆。

（作者 林永芳  摘自《百家講壇》）

乾隆皇帝真的不知道英國在哪里嗎？

作者 吳從周

《乾隆帝》

作者：[美]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4月

1793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的隊伍抵達北京，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見。

這次會見，被認為是近代東西方一次至關重要的接觸，盡管結果令人沮喪。在英國使者面前，乾隆皇帝展現了一個東方獨裁者的傲慢、保守和愚昧，他宣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他甚至在接見使者時問道：“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的關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離英格蘭不遠？是否向英格蘭朝貢？”

這一段公案，幾乎成了晚近中國衰朽封閉的象征。然而，歷史是否真的像它表面呈現的樣子呢？

歐立德的《乾隆帝》重新敘述了這個故事。這是一本面向美國和歐洲讀者的書，目的是向他們介紹乾隆皇帝，一位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人物。

作者在序言中說，絕大多數歐美讀者對乾隆本人的事跡一無所知，甚至連其名號都不知曉。這種狀況讓歐立德感到惋惜，但其實并不奇怪，中國人同樣不太搞得清伊麗莎白一世和路易十六，提起這兩個名稱，可能更容易讓中國人想起一種甜瓜和一種昂貴的酒。

這種陌生感，似乎并未遠離1793年。但實際上，乾隆對于西方地理并非一無所知。

1760 年，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就曾進獻《坤輿全圖》，這張世界地圖中，兩個世紀以來東西方地理調查和地理發現的各項重要成果都包含其中。蔣友仁還曾受乾隆皇帝的委派，勘測繪制新疆地區的地圖。一個對地圖如此感興趣的皇帝，怎么會搞不清英國在什么地方？

而從康熙皇帝的時代起，法國政府就一直在向中國派遣“科學傳教團”，他們與清國的皇室建立了良好的交往。如果不是在1789年爆發法國大革命，乾隆的使團也將抵達巴黎，拜見路易十六。

歐立德提出疑問：“乾隆是一個可以不厭其煩地去糾正他所看到的文字中語法錯誤的人，怎么可能會假裝不知道英國和俄國的相對位置呢？”

他猜測，乾隆皇帝之所以提出這樣幼稚的問題，是故意要給馬戛爾尼使團留下一個印象，即“偉大的大清帝國不可能對遙遠的小島國家英國有任何的興趣”。

如果我們去察看更多關于這次覲見的史料，就會對乾隆皇帝“保守愚昧”的刻板印象產生懷疑。當英國使者向他展示英國海船的模型時，皇帝詳細詢問了關于軍艦上零件以及英國造船業的問題，第二天，乾隆就密令軍機大臣傳諭兩廣總督，“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且聞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國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

乾隆皇帝所處的時代，幾乎跨越了整個18世紀。這個世紀的西方，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在世界史上，這也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革命時代”。

以往，人們往往認為這個時代只發生在西方，而東方發生的，只有在康乾盛世中得固步自封。

東方是否成為純粹的旁觀者呢？事實上，東亞的深刻變革，也在乾隆的時代發生，并奠定了現代中國的基礎。

乾隆的軍隊征服了新疆，盡管后來依然叛亂頻仍，而中央政府也一直無法在此建立起像中原地區那樣的統治方式。但乾隆朝的遠征依然影響深遠。

它不僅大大擴展了清朝的疆域，而且影響了世界歷史。中國和俄國的競爭不再僅限于蒙古和滿洲的北部，而延伸到了中亞；準噶爾的消亡，則意味著歐亞大陸最后一個有威脅的游牧民族聯盟已經消失，“上帝之鞭”和成吉思汗的時代徹底成為過去。

歐立德評價說：“乾隆的這次征服其實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分水嶺。”

另一方面，雖然乾隆并不那么喜歡外國人，但他對東西方的貿易顯然并不排斥。當不恰當的貿易禁令，使得南方的絲綢市場受到影響，影響蠶農和紡紗工人的生計時，乾隆批評道：“徒立出洋之禁，則江浙所產粗絲轉不得利，是無益于外洋，而更有損于民計。又何如照舊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為通商便民乎？”

中西方的貿易在乾隆年間獲得了飛速發展，英國每年要從中國進口2300萬鎊紅茶，這些茶葉帶來的茶葉稅，為英國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來源。與此同時，每年有3000萬兩白銀流入中國。在商業的主導下，一個新世界正在展開，而中國無疑是參與其中的。

乾隆朝作為舊時代最后一個盛世，有很多弊病值得批評，但它未必如我們所想的那么固步自封，而且也無法不參與到世界性的變動中來。在這樣一個時代的乾隆皇帝，無論他本人是否愿意，也不得不如歐立德所言：“天之驕子，世界之人”。

網載 2015-05-15 14:3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