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私人記錄逼近歷史真相——答上海《文學報》

簡體傳統

1、辛亥百年，許多相關書籍出版，您為什么會選擇用“親歷者的私人記錄”這樣一種形式來對辛亥作一個闡釋？

傅國涌：2005年我出版過一本《主角與配角》，從角色意識的角度觀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變動，意猶未盡，當時就有圍繞辛亥革命再寫一本書的念頭，至于寫什么，怎么寫，當時并無任何先入為主的想法，我只是不想復述人們在各種讀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試圖發現一個更接近當時歷史原貌的辛亥革命。
最終我選擇了“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的角度，親歷者不僅包括一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黨人，也包括被驅除之列的滿人貴族和依附那個政權的漢人官吏，從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員，也包括立憲派士紳、留學生、國內的師范生、中學生、小學生，……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對現實有著不同的感受，對未來懷有不同的期待當然還有在華外交官、記者、傳教士、海關人員、公司職員、情報人員們。透過他們的眼睛，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個時代的真相，體會當時的社會大變動。沒有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個時代的真相，只有依靠親歷者當時留下的記錄，及他們日后的口述和回憶，我更看重的是親歷者的日記、書信，這些私密性最強的文字，記錄的往往是他們當時的親歷、親聞和他們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帶著他們的呼吸和許多可以觸摸的細節，因此也最具有現場感。
過去我們知道的辛亥革命幾乎都是革命黨人單方面的敘事，我們看見的只是歷史的單一側面，而在不知不覺、潛移默化中當作了全部。換句話說，辛亥革命的史實是以革命黨人為中心建構起來的，僅僅呈現了歷史的一部分，處于這個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視野里的大量史實則被遮蔽、忽略或遺漏了。當革命發生，官員們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對、怎么記錄的，過去我們知之甚少，幾乎缺位。在大臣當中，那桐、榮慶、紹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當風暴襲來，他們的反應、心態、舉動都是那樣的無可奈何，一句話，大勢已去，回天無力，也無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詔書的許寶蘅、資政院欽選議員汪榮寶、翰林惲毓鼎、廣東地方官左紹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記，他們除了懷著不同的心情為這個王朝送葬，已無所作為。隆裕太后的眼淚挽回不了，升允的無限忠誠也挽回不了一個王朝的落幕，反對退位的恭親王溥偉只留下一個孤獨的背影。這本書使用了大量親歷者的日記、書信、口述或回憶錄，通過他們留下的可以相互參證的私人記錄，我試圖重建辛亥革命敘事，更加接近歷史真實面貌的敘事。

2、您這部書中可見許多親歷者的日記、書信及相關記錄，資料的獲得、選取都相當不容易。能不能具體談談您查詢資料的過程、場所，哪些材料的獲得最為難得？

傅國涌：這些史料不是短期內積累的，有些是二十幾年前就有的，有些是十幾年前收集的，2004年前后寫《主角與配角》時就收集了很多，包括圖書館復印和舊書網上購買的舊書。最近這三年集中搜羅了許多不容易找到的史料，包括自己買的舊書，在圖書館復印的舊書，特別是通過朋友幫助，買了大批臺灣的口述史料。這個過程中，有許多朋友的幫助，我后記中有個不完全的感謝名單，在中山大學讀研究生的王秀寧兄多次替我尋找、復印史料，包括托他在香港的同學幫忙，溫州圖書館的盧禮陽，愛好收藏的溫州商人沈迦，武漢的田彤、康志剛、陽繼波諸兄，上海檔案館的陳正卿，研究史量才的學者龐榮棣，天津南開大學的教授李新宇、詩人朵漁，福州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編輯，南京大學圖書館的陳遠煥老師，臺灣、香港的李延賀、潘光哲、蔡登山、陳正茂、董炯明等朋友，以及夏雨清、范泓、蔡朝陽等朋友，他們或贈我珍貴史料，或幫我找書，或幫我復印史料，為了尋找入川湖北新軍士兵陳文斌的《生平記》，武漢的朋友王啟濤多次去武昌起義紀念館，幾經周折，終于替我手抄了需要的部分。由于條件的限制，比如我沒有體制內身份，又住在地理上不夠中心的杭州，收集史料難度更大，所以，對我來說，這些朋友們的幫助尤其珍貴。

3、您說自己是用史實材料和文章結構來表達自己對辛亥革命的觀點，這樣做有什么特別的用意？

傅國涌：我的這本書就是想重建辛亥敘事，將它從革命黨人單方面的敘事中解放出來，以更多元、開放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我甚至不想在敘事中加上我的觀點，敘事本身的豐富性是任何觀點都無法代替的，在這些敘事當中，不同的讀者自會看見歷史的一個個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斷。我始終認為，事實勝于任何的理論。這樣說，當然不是說不要理論，或理論不重要。但在基本的事實沒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現之前，輕易做出的結論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構史實，在多數時候要比表達觀點更重要。這是我讀史多年的一點小小感悟。當然，也可以說，我的觀點已悄悄融入整個結構和敘事當中，只是需要讀者自己去體會。我希望讀者朋友可以看見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同時看見歷史的限度，從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4、那么您對辛亥革命的觀點和價值判斷具體是什么呢？

傅國涌：我先做事實判斷，再作價值判斷，價值判斷或者說的我的觀點實際上已經融合在我的事實判斷中了，我不是簡單地提供零散的無序的事實，而是經過我梳理、分析、綜合、考證過的事實。是在各種不同史料之間進行了相互參證，經過反復思考，采信的材料進行類比組合之后的事實，也就是相信原始材料，但不是停留在原始材料，是在原始材料基礎上的提升、整合和融匯。至于我的觀點和價值判斷，比如辛亥革命不是單方面革命黨人策劃、煽動的，而是人心思變，水災導致糧食危機，這是武昌起義的背景，武昌起義引發的謠言、逃難和擠兌，導致金融危機，這些因素最終沖垮了清王朝；比如說這場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報館鼓吹出來的，我從大量私人記錄中呈現了新聞界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為，確實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比如列強保持了相對中立，并沒用站在清廷和袁世凱一邊，鎮壓革命黨，最大的證據之一是他們始終沒用給清政府貸款；比如南北為何達成妥協？最主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財政困難，南北雙方都面臨財政上都極度拮據，對外借款不成，只有議和一條出路；比如這場有限革命只是達成了剪辮、易幟、改歷的結果，其中前兩者是南北最大的共識，我在書中呈現了整個過程的許多細節，民國創立是博弈的結果，是多方反復討價還價、權衡得失的結果，民國是談出來的，既有臺面上的和談，也有私下的協定，更多反復的溝通，讓步，總之是互動的結果。這些合成一起就是我的價值判斷，但我剛才說過，這一切都在我的敘事和結構中自然呈現出來的，已經化在字里行間。

5、請您簡要介紹一下自己的這部書。

傅國涌：上冊主要回答辛亥革命為什么這樣發生？下冊主要回答辛亥革命為什么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結果。從人心思變、謠言四起、逃難人流、金融恐慌到報館鼓吹、剪辮易幟，從朝廷內外，封疆大吏與王公大臣們對這場革命的反應，從南北財政的困境到民國的創立，許多細節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記錄當中。比如武昌槍響之后，各省封疆大吏到王公大臣分別作出了怎樣的選擇？通過大量日記、書信和回憶中鮮為人知的細節，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王朝落幕時的面孔。財政的困境逼使南北雙方走向對話、妥協，并以民國結束了帝國，這是以往常常忽略的一點。在辛亥大潮中不僅那些創造歷史的人物一一登場，其中還閃現著許多初次亮相的少年學子身影，他們中既有后來的名將白崇禧、張治中、萬耀煌們，也有知識分子葉圣陶、薩孟武、顧頡剛、吳宓們，他們一起推開了民國的那扇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