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已無黃仁宇——契入歷史,財政經濟是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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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最后十余年間,一名華裔歷史學家、也是美國的退休教授,竟成為史學界在中國大陸影響最大、名聲最著的一人,這也算是一個“異數”。他就是黃仁宇。
黃先生在他著作里,使用了一系列的新鮮說法:譬如,他把“傳統制度”說成“間架性設計”,猶如“金字塔倒砌”;明清體制“以道德代替法制”;帶有“內向和非競爭性的格調”;現代國家社會由貨幣管理,即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對于治學,則注重“歷史上的長期的合理性”,堅持“大歷史觀”,……諸如此類,至今膾炙人口,甚至為課堂上學生經常問及。
黃先生最早治明史,以后縱論中國三千年史,卻沒有使用那些舊有名詞,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反而說“資本主義萌芽”實無意義,等于說一個小孩子不稱他為“小孩”而勉強叫他“預備成人”;所謂“由封建制度進展到資本主義”,是一個“錯誤安排”。執意打破意識形態的束縛,從“技術的角度”和層面解釋歷史。
黃先生的成名作是《明代十六世紀的財政與稅收》。在他看來,契入歷史,財政經濟正是一把鑰匙,以致英國學者李約瑟讀后說:一切靠抽稅為轉移!這也構成他以后治史的堅實基礎。1980年代初期,我同一些研究經濟改革的朋友,對這部經典之作特別關注,曾打算把它譯成中文,可惜未果(按:現在已經有了譯本)。
讓黃仁宇“家喻戶曉”的還是《萬歷十五年》。對此著作,海外評論最多,認為開創了歷史著作的一種新寫法,其實遠不止此。他沖破了過去“格式化”的“概念歷史”,使大家發現可以從“另一類”角度去讀去寫歷史。當時恰逢大陸“史學危機”,他抨擊“封建社會”一類概念(第一版《自序》),已有“范式革命”味道,也在大陸思想解放中發生作用。十年前他名聲之大,以致引起當局不悅。但他已走入千家萬戶,以后更一發而不可收。
為解釋中國革命和當代改革(即“以暴露中國傳統的弱點為主”也是為此,見86年版后記),他重新對幾百年乃至上千年中國歷史,予以貫通翻新。在他的筆下,明史就不是“古代”歷史。當時美國學者魏斐德將“近代史”前推到明代后期,仍只到二十世紀上葉為止;黃仁宇則明確提出“五百年為一元論”,范圍直到今天(《知識分子》1987年秋季號;同期筆者亦有“三百年為一個歷史”之說),——其實,這正是大陸知識分子最關注的一段。
1989年5月,在一封公開信中他坦言:目今“最大的毛病即是硬化歷史”,為解決今日中國問題,“就是要多讀歷史”,“首先要開放歷史”。又說:“今日遮蔽往事,只有明日的失望”;“歷史不僅是鏡鑒,而且是進入行動之出發點,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公眾能接受之歷史,等于讓億萬人之行動出諸暗中摸索”。因此他此后一系列著作旨在正面對此作出回答。
依筆者看來,這才是黃先生最主要的一個貢獻,也為今日中國最大需要。如《中國大歷史》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等,其成就至今無可替代。為同樣目的,他從另一角度寫了《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它既是西方近二十年對資本主義及其起源發起反思的產物,也是最新和用中文寫出的唯一作品。同樣優秀的著作也許還有,但我認為,哪一個也不會像黃仁宇這樣貼近中國人的心,我覺得他就是為大陸學子寫的,回答的就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因此讀來才令人感到特別親切。
總之,黃仁宇的書并不是一般的歷史著作,也不只是給學者專家寫的。而是寫給大多數的中國人看的,時代感特別強,所以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擁有最多的讀者。但和一般的歷史學家不同,他又是不可企及,無法代替和無法效仿的(如他力主的歸納方法即是一例)。其原因之一就在他獨特的經歷,和把這些都揉進了自己的研究。
黃先生的經驗不但有中國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對借貸經營金融資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陸學界無人可及);在學術上也是如此。換了別人,年青時拿槍稈子或鋤把子的經歷,又與他以后的專業何干?黃先生卻幾乎一點一滴都沒有“浪費”,所以他的著作讀來,讓人不禁心向往之(見《地北天南敘古今》和《放寬歷史的視界》)。可以說,黃仁宇是時代的產物,他通過自己的專業和學識,把個人人生發揮到了極致,同時為我們留下一大筆精神財富。今后我們只有不斷地回味他的教誨,和把他追憶。

(資料來源:《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海洋出版社,北京,2002年)


高王凌 2011-10-11 02:5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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