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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如何增強自己的氣場

1、要有一個堅定目標
2、多交令自己成長的朋友
3、正面思維
4、多走多靜坐
5、勤奮、堅韌
6、寡言，每一句話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於色，大事淡然
7、有底線，更有親近感
8、大量學習，將一切信息轉化為自己的力量

互聯網的機會

最近讀了兩本克萊·舍基（Clay Shirky）的書。第一本是《未來是濕的》，《認知盈余》是第二本。克萊·舍基不愧為“互聯網革命最偉大的思考者”，他對互聯網給人類所帶來的行為舉止以及文化變遷洞若觀火。這兩本著作一脈相承，它們所探討的是這樣幾個問題：隨著全球用戶接觸互聯網的門檻變得越來越低，互聯網用戶數量變得更加龐大，他們將形成什么樣的社會形態？我們又該如何順應這種變化？而作為互聯網的從業者，該如何從中尋找自己的機會？

《鴿子》？

答：對！一支由西班牙作曲家在古巴譜寫、在墨西哥首唱、具有阿根廷音樂風格的愛情歌曲，當時很流行──

當我離開可愛的故鄉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傷

天上飄著明亮金色的彩霞

親愛的姑娘靠在我身旁

親愛的我愿你一同去遠航

像一只鴿子在海上自由地飛翔

忠臣去國

張治中任職國民黨高官時曾數度諫言蔣介石，離開國民黨后則從不批評蔣介石，正如中國古語所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背后亂加評論，肆意誹謗別人。 也作“數白道黑”，“數黃道白”，“數黃道黑” 出處 元·楊文奎《兒女團圓》第一折：“你入門來便鬧起，有甚的論黃數黑。”

待到荼蘼花事了,塵煙過,知多少？

明夷待訪錄

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們，身處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中，經歷了國破家亡的慘痛教訓，悟出這一真理，真是摳心瀝血! 黃宗羲曾經是一名憤青，搞過暗殺，亡命海上從事反清復明，最終又隱退書齋，寫下這一不朽之作，在思想上從反對異族統治升華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他們上下求索，不約而同地采用的書名是《藏書》( 李贄著)、《潛書》(唐甄著)、《明夷待訪錄》《留書》(黃宗羲著)，以“藏”、“潛”、“留”、“待訪”表明他們的期待，今世不能為的，留給后代再作為。閱其書，觀其行，拳拳之心令人感慨!

歷史不負有心人啊! 到19世紀末，梁啟超發現《明夷待訪錄》這一湮沒300 年之作，如獲至寶。晚年的他對維新和立憲活動作了總結說:“ 總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雖波瀾一日比一日壯闊，內容一日比一日復雜，而最初的原動力，我敢用一句話來包舉他，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又說:“ 在三十年前----我們當學生時代，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梁啟超語，均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五、陽明學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與此相應的是，

孫中山在革命初期也廣為散發這一書籍。在風云變幻中，不論是立憲派和革命派，不論他們有多少分岐和爭論，都以《明夷待訪錄》為原動力，在制約權力、反對專制主義上達到一致，此非天意，實乃世局所歸耶!

對于皇權過分集中的弊端，中國早期的啟蒙思想家們已有所思考，明末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三種辦法:

1、“分治之于群工”。“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 ”設立政事堂，讓官員作為君主的“分身”參與最高決策，最大限度地避免朝綱獨攬，這是用加強官僚機構職能的辦法，分散君權的集中。

2、復方鎮。從秦代實行郡縣制以來，就存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明代是高度集權的王朝，一切利權收歸朝廷，地方事無大小，一切都要聽命于朝廷，明朝的滅亡促使人們思考，過度集權未必能使國運昌盛。黃宗羲提出復方鎮，使 “ 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的想法，將中央的財權和軍權分派于地方，用擴大地方權力的措施，減少中央集權之弊。

3、“公其非是於學校”。提高士大夫的議政意識，實行輿論監督。 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以民間力量、制衡政府機構。這比儒家以道德褒貶、天意獎懲來約束權力是一大進步，也是先人們力圖改進集權的弊端所能盡到的最大努力。與此相應的是，唐甄提出“勢尊自蔽”、“抑尊”的命題，尖銳地指出，位置愈高，權力愈大，愈容易受到蔽目塞聽，因此，權力至上是禍國之源。

告別革命

許倬云：對“告別革命”，我也有同感，因為我的歲數大，看見過內戰的慘烈局面，“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我也聽過十年動亂里，人的尊嚴如何被踐踏，人性怎么被扭曲。中國經不起再來一次。

寄語中國的俊彥，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緊，寸步難行；放寬些，海闊天空。凡事總以遠處大處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岐，也是多選擇，也許從此忽然開朗，出現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斷尋找，隨時修改，以求適應，總比墨守為宜。

目前，臺海兩岸的經濟發展，多有可圈可點的成績。但是，也都呈現可慮的問題。中國文化傳統已經只剩下一些枝節和表面的形式。文化的價值系統，已經喪失殆盡。于是，大家都接下了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追逐近利，不知節制。兩岸都有貧富懸殊的不公不義。

兩岸在迅速發展經濟的過程，都在迅速的將土地轉化為工廠和都市用地，都在消耗水資源，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不久之后，中國或將無可托身的土地，無可飲用之水；社會貧富分歧，有可能導致另一次大亂。

我已年邁，寄身海外。國家事，我已不宜多嘴。只是，佛經中，有一次森林起火，有一小鳥，忙著撲火。天神問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小鳥回話：只因曾寓此山，心有不忍，盡力為之，求其心安而已。

農民起義

農民起義的矛頭指向誰? 這并不復雜，但長期以來都耽于農民反對地主一說，從而忽略了農民戰爭的真正指向。試看歷代農民起義的口號: 秦末起義領袖陳勝、吳廣說的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民諺有“始皇帝死而地分”，鋒芒直指秦王朝的統治者。東漢黃巾軍打的旗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揚言取代漢王朝，矛頭所向并非一般地主。

莊子曾在二千多年前講過這么一句話：“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此話的意思是莊子告誡人們不要依賴于技巧與技能，否則人的心智會變得迷亂起來。我想莊子在說這話的時候既不會在酒桌上，也不會在主席臺上，而是在自己家的書桌上，所以是經過深思熟慮后說出的一句富有哲理的話。

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說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這表明孔子有隱世避世的一面。 “以道事君，不合則去”（《論語·先進》）；“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其核心價值仍是一個“道”字。禮崩樂壞之際，那些宮廷的樂師，抱著文明的禮器逃難，孔子也只有嘆氣，錢穆說有雲天蒼涼之悲。

小康而降

他由此看清諸多勢利眼。他喜歡魯迅，因為對后者一些相似經歷（魯迅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感同身受。“這樣對自己也有好處，對世界的看法比較理性，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母親靠做農村小學教師勉強送李澤厚和弟弟上學。有人對她說，等你兒子長大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回答，只問耕耘，不求收獲。

1978年后，掙脫“文革”禁欲主義的中國人，開始面對牛仔褲、蛤蟆鏡、口紅的誘惑，他們需要對自己欲望沖動的理論支持。美學在

此時成為了解放思想的助力，人們在對美的認識、追求過程中找回了一度失落的自我價值。蟄伏多年，李澤厚的哲學、美學、思想史著作相繼出版，兼具思想與文字之美的嚴肅學術著作竟賣出了數十萬冊，創下一個紀錄，

讓他獲得了那個年代一個學者能獲得的最高聲譽。各行各業爭讀李澤厚，他被邀請到各種場所去講美學，可以用沈瓚評價李贄的話形容這情景：“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后學如狂。”

美學話語譜系

在自己的路上，李澤厚構建了一整套話語譜系：“實用理性”、“樂感文化”、“巫史傳統”、“儒道互補”、“儒法互用”、“兩種道德”、“歷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文化心理結構”、“西體中用”、“積淀”、“主體性實踐”、“度作為第一范疇”、“情本體”、“新感性”、“內在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類學歷史本體論”……這個“李氏出品”的概念系統令人不得不驚嘆于他原創力之旺盛。

“我在2008年封筆了。”在北京居所的客廳，李澤厚說他把《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定為封筆之作：“我垂垂老矣，對自己的未來很不樂觀，但對中國和人類的未來比較樂觀。這可能與我的歷史本體論哲學仍然保留著某種被認為過時了的從康德到馬克思的啟蒙精神，以及中國傳統的樂觀精神有關系，盡管在今天的中國可能很不時髦，我并不感到任何羞愧。”

長談幾個小時后，李澤厚的語速有些放慢了。他困了，安靜地坐在椅子里。向晚的太陽開始收斂光芒。客廳的墻上掛著馮友蘭先生當年送給他的一副對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剛日讀史柔日讀經。”那時李澤厚還很年輕呢。

一幅仕女圖

1940年，她27歲，風華正茂。“酒闌琴罷漫思家，小坐蒲團聽落花。一曲瀟湘云水過，見龍新水寶紅茶。”這是她1978年用草書書寫的一首舊作，詩中寫的正是1940年的云龍庵。

走出張充和滴水成冰的家門，鉆進孫康宜的先生張欽次駕駛的汽車，穿過積雪覆蓋的寧靜鄉間。車上，孫康宜先生問記者：“你有

沒有覺得，充和的臉就像一幅仕女圖？”

這樣的仕女圖，以后不會再有了。在這白茫茫的大地上，一個遠去的時代正緩緩收拢起最后一片優雅高貴的羽毛。

余英時還寫了一首詩勸阻她：“充老如何說退休，無窮歲月足優游。霜崖不見秋明遠，藝苑爭看第一流。”“霜崖”、“秋明”分別指昆曲宗師吳梅和書法大家沈尹默。

余英時對張充和的藝術成就有過非常精彩的點評：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國古典藝術世界中達到沈尹默先生所說的“無所不能”的造境？這必須從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談起。她自童年時期起便走進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經、史、詩、文，有書、畫，也有戲曲和音樂。換句話說，她基本是傳統私塾出身，在考進北大以前，幾乎沒有接觸過現代化的教育。進入20世紀以后，只有極少數世家——所謂“書香門第”——才能給子女提供這種古典式的訓練。

在儒家主導下的古典教育一向以人為中心。為了使人的品質不斷改進，精神境界逐步提升，古典教育同時擁抱似相反而實相成的兩大原則：即一方面盡量擴大知識的范圍，另一方面則力求打通知識世界的千萬門戶，取得一種“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的整體理解。唯有如此，人與學、知與行合一的理想才有真正實現的可能。……綜合儒、道兩家的看法，其基本觀點也許應該概括為“以通馭專”。

由于充和早年是在這一古典教育的熏陶之下成長起來的，她在不知不覺中便體現了“以通馭專”的精神。她在古典藝術的領域內“無所不能”，無施不可，是因為她不肯局促于偏隅，僅以專攻一藝自限。

充和早在七十三年前便已于古典藝術探驪得珠了。她品評張大千的幾句話，用在她自己后來的作品中也未嘗不大端吻合，尤其是最后一語——“有古人尤其有自己。”我曾強奪她所 蘇東坡《寒食帖》，懸于壁上，朝夕觀賞。這幅字妙得東坡之神而充和本人的風格一望即知。

張充和的人生如同“曲人鴻爪”，充滿了這樣的“不經意”。她對生活的態度是：淡。70歲生日時，她用隸書寫過一副對聯：“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武昌消息

“本報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1911年10月11日，《國風日報》頭版，只印了這樣一行字。

按：去年就說今年去感受百年慶典，可惜仍是無緣成行。幸蒙老高慷慨解囊，得以踏上那片夢中的土地，尋找那條夢中的路。一百年了——江山依舊，人依舊。還好有個臺灣，能證明中華民族并非一個甘做奴隸的民族。喜、怒、悲、傷，種種思緒，無以言表，借李商隱先生一首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等到那一天，我們再來共同回憶今天的點點滴滴。祝福臺灣。也希望我們不用等太久——阿們。

吾于是沿萬里長城，登昆侖，游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吁地，破顙裂喉，以鳴于我同胞前曰：嗚呼！

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馬列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于二十一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

吊辛亥革命百年大義孫文謀壯舉，爾來百歲話春秋。民生困厄如羸馬，政客翻騰若戲猴。抖擻天公應放眼，綸巾學士落荒囚。憑君杯酒興亡事，江海滔滔坐未休。

清末民初知識分子

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對國民奴性的抨擊，無不直接針對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及其體現的文化傳統。“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怒斥道:“奴隸者，為中國人不雷同、不普通、獨一無二之徽號!”“柔順也，安分也，韜晦也，服從也，做官也，發財也，中國人造奴隸之教科書也，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為奴隸，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為奴隸之奴隸。”(轉引自陳永森:《告別臣民的嘗試》，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以下清末民初的直接引文皆轉引自此書。)梁啟超把人身不自由譬為“身奴”，把精神不自由譬為“心奴”。“心奴”表現為:誦法先人，為古人之奴隸;俯仰隨人，為世俗之奴隸;聽從命運安排，為境遇之奴隸;心為形役，為情欲之奴隸。“心奴”比“身奴”更可怕，“身奴”可以通過斗爭或借助外力獲得解放，而“心奴”卻是“如蠶在繭，著著自縛，如膏在釜，日日自煎”。在梁啟超看來，國人皆為奴隸。低層的老百姓“視官吏如天帝，望衙署如宮闕，奉縉紳如神明”;那些擁有高官厚祿盤踞要津者，對老百姓驕橫跋扈，但在上司面前則表現出“昏暮乞憐之態”、“趑趄囁嚅之態”。奴性國民既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擁有高官厚祿，盤踞要津者，這是因為，奴隸和主子的身份是可以轉化的，就如魯迅所說的那樣，那些看上去耀武揚威的官僚，他們既是犬也是羊，只不過是看對誰而言了。

樂明 2011-10-14 09:3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