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近日，《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一劇熱播，受到普遍關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題材上的突破，包括出現了首次華國鋒等人物，同時涉及粉碎“四人幫”“大逃港”等事件。那時，其實還發生了很多事……

示威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天安門廣場，1976年4月5日

中國的清明節（每年的掃墓日）是每年祭奠亡靈的日子。離1976年4月5日清明節還有好幾周的時候，“四人幫”就預感到有人會利用這個時機上街游行悼念周恩來。他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僅干部和學生，很多一般群眾也對1月份沒有為周恩來舉辦適當的悼念活動感到氣憤，他們的確打算在清明節表達對周恩來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批判鄧小平及其“后臺”，稱還有另一個“走資派”。人人都明白這是指周恩來。在這件事上，“四人幫”理解民情的能力極差，因為這篇試圖抹黑周恩來的文章引起了反彈。當年當過紅衛兵的人憤怒了，把他們過去在批判江青的對手時學到的本領反過來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圍了報社，要求做出解釋。

在距上海3小時火車車程的南京大學，很快就出現了抨擊《文匯報》文章的大字報，示威也從大學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們抬著花圈從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臺進發，將花圈擺放在陵園內；這里是為紀念被國民黨殺害的10萬共產黨人而建立的墓地。后來“四人幫”讓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進一步的示威。他們不讓官方媒體報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卻無法阻擋消息從非官方的渠道傳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發示威活動的次日，鄧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批判為名聲掃地的黨內資產階級的頭子，并被譴責要搶班奪權、另立中央、最終復辟資本主義。實際上鄧小平還受到警告說，4月5日如果發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對其負責。

僅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來的第一批花圈開始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人們張貼悼念周恩來的詩文；歌頌周恩來、抨擊“四人幫”的演說開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報表示支持鄧小平，還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為漢語中的“小瓶”與“小平”諧音。

北京的中共領導層試圖阻止民情的進一步宣泄，宣布各單位可以在自己單位內開展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但要維護天安門廣場的秩序。他們派出巡邏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動。北京市的官員估計，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約有100萬人去過廣場，當天廣場上的人數最多時達到10萬，并一直維持在數萬人以上。北京市的領導發出緊急通知說，“不要去天安門送花圈……送花圈是舊習俗”。但是消息不脛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估計超過了200萬人）。人們向周恩來表達敬意，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

為避免讓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擊自己，鄧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詩文、大字報、小白花、花圈越來越多。人們聚集在演講者周圍，聽他們冒著被捕的危險表達對周恩來的愛戴；演講者們表示，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反對陰謀篡權的“四人幫”。廣場上的人來自各行各業，有干部、學生、工人和農民。幾個最大膽的演講者遭到逮捕。親自觀察過現場的英國大使館官員羅杰·加塞德（RogerGarside）說：

這次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比我見過的任何國家葬禮都要感人。這種政治示威與我在中國見過的任何事情大相徑庭。……大批人群的行動是發自于信念……表達著多年來暗流涌動的思想感情。這是……對周恩來去世后所受待遇的憤怒，是對中國未來的憂慮，是對那些肯定會懲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視。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研究如何應對廣場的事態。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員葉帥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鄧小平也沒有到會。華國鋒主持了會議，并且有毛遠新到場。北京市委書記兼革委會（它全面負責北京的治安）主任吳德在會上說，廣場上的2073個花圈分別來自1400多個單位。一個地方的花圈堆了6米多寬。吳德還報告說，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劃這些活動，而且受到鄧小平的影響。江青想要讓示威停下來，她宣布，清明節已經結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廣場，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華國鋒指示吳德想辦法落實江青的要求。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約200輛卡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工人們把花圈扔到車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廣場，人數超過10萬。當他們明白了發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奮，開始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無畏的人群沖擊人民大會堂，點燃汽車，砸毀自行車，追打一位外國攝影記者，還攻擊了一座駐有民兵的小樓。

當天下午政治局再次開會。已多日不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鄧小平被叫到會上接受批判。張春橋首先攻擊鄧小平說，他和納吉（ImreNagy，1956年匈牙利暴動的主使者）一樣。毛遠新接著傳達了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書面和口頭指示，鄧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了毛澤東要調動10萬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負責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說，頂多可以調動3萬民兵，吳德也補充說，這么多民兵對付不了廣場上的大批抗議群眾。

接下來，張春橋說，吳德應當向示威人群發表廣播講話。于是吳德寫了一個簡短的廣播稿，把它交給華國鋒等政治局成員過目，他們同意了講話的內容。廣播稿不提抗議的原因，而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警惕廣場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這些人在把悼念活動轉變成一場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治運動。它還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他不是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而是大刮右傾翻案風。廣播員說，由于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這一事件，革命群眾應當立刻離開廣場。

4月5日下午6點30分，吳德的錄音講話在廣場上播出。在《人民日報》次日刊登的這篇講話中，加上了沒有出現在廣播中的鄧小平的名字，特別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

根據政治局批準的計劃，民兵要在晚上8點出動，但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認為，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對一直與他保持電話聯系的華國鋒和陳錫聯解釋說，民兵此時清場為時尚早。晚10點半廣場上打開了探照燈，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最后，夜里11點吳忠打電話報告吳德，還留在廣場上的示威者大約只有1000人了，吳德下令出動民兵。當時逮捕了38人（按后來追查，又陸續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雖然警察沒有使用槍械，但他們確實使用了棍棒，有數十人受傷，清場之后街上留下一些血跡，但沒有關于死亡的報道。

幾小時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員開會評估這一事件。他們斷定示威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因此已經構成一場反政府的陰謀。當天下午，毛遠新與毛澤東會面，一起討論了事件的性質，毛主席同意宣布這是一場陰謀。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本人認為鄧小平是組織示威的幕后黑手（如公開宣布的那樣），但他確實認為，假如鄧小平繼續掌權，將會把黨帶上一條錯誤的道路。當天晚上，江青也與毛澤東見面，再次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毛澤東仍然沒有同意。

1976年4月7日以后的鄧小平

1976年4月8日，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的次日，鄧請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在信中明確表示自己仍會遵守黨紀。他寫道：“（我）完全擁護中央關于華國鋒同志担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決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開除出黨，又說，“我對于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

但是，鄧小平不被準許參加黨內討論或公開會議，也不能參加紅軍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澤東（9月9日去世）的追悼會。在毛澤東逝世當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再次試圖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不僅遭到葉帥的反對，也被恪守毛澤東命令的華國鋒拒絕。

被批判和孤立的壓力即使對鄧小平這么剛強的人來說也是一種重負，何況很多人沒他那么經折騰。4月5日之后，批判周榮鑫的會議愈演愈烈，連負責清理天安門廣場的吳德也承認，是“四人幫”和遲群“把他斗死了”。

毛澤東不僅保護鄧小平，允許他留在黨內，還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關照。例如，鄧小平在6月10日讓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華國鋒和毛澤東，他說自己的妻子為了治療眼疾住進醫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醫院看護她。毛澤東批準了他的請求。鄧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從東交民巷的臨時住處搬回寬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彌留之際，毛澤東也沒有完全放棄鄧小平。

1976年4月7日后的政治制衡

華國鋒被選為總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著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過了“四人幫”。華國鋒想跟“四人幫”搞好關系，可是他們卻要唱自己的戲。大體而言，他們是激進的宣傳家，華國鋒則是解決問題的實干家。此外，華國鋒的晉升也使“四人幫”有理由把他視為勁敵。

華國鋒從一個謙遜的中層干部到突然身負大任，在把握緊張的政治氣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干部支持他，是因為至少在短期內他們找不到另外一個能維護國家團結的人，還因為華走的是溫和路線，更因為華主動和他們合作。

直到4月7日以前，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仍有精力操縱上層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們都覺得他最多活不過一年。他已經看到耗子們正在棄沉船而去。2月23日他會見尼克松總統時，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廠兩校”，他說，“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

高層干部因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們也在考慮還要在多大程度上服從他。他已經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變為實權，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樣動員全國了。

毛澤東選定了華國鋒，并在4月7日進一步明確地把統治權交給他，但無論在這之前還是之后，兩人之間都很少直接來往。在這之前，即使臥病在床，毛仍然積極部署批鄧運動，挑選未來的領導核心。而4月7日之后，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臟病發作之后，他就既無心也無力積極指導華國鋒了。與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鄧小平和其他老干部。她盡力鞏固自己的關系網，重點首先放在黨和軍隊的宣傳部門上，并且恫嚇那些畏懼在毛死后由她掌權、不敢得罪她的人。

身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在部署批鄧和提拔華國鋒上扮演著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后，隨著毛澤東不再積極問政，毛遠新的角色也變得不那么重要了。

盡管華國鋒在4月7日担任了更高的職務，但并沒有獲得對軍隊的控制權，這使他不能像鄧小平那樣行使權力。華國鋒指導行動的治國方針并沒有遠離鄧小平的做法，即以務實的方式推動四個現代化。上面的決策仍然懸而未決，下面的官僚系統則每天繼續運行著，同時不安地等待著毛澤東之后新的權力格局的出現。

毛澤東去世，1976年9月9日

1976年5月11日，天安門示威剛過去一個月，毛澤東犯了心臟病（心肌梗塞）。他仍然有意識，但身體已變得十分虛弱。此前毛澤東還一直能審閱政治局的文件，在政治局的決定向下傳達和落實之前給予最后的批準。但是在5月11日之后，他就不能再看文件了。6月26日他的心臟病第二次發作，9月2日又發作了一次，并于9月9日零時10分去世。自動成為黨的代主席的華國鋒當天清早馬上召集政治局開會，批準了宣布毛澤東逝世的訃告。訃告將于當天下午4時公布。

毛澤東的去世讓舉國陷入悲痛之中。這是一個領導了中共40年、領導了國家27年的傳奇人物；政治上一無所知的普通群眾一向接受著熱愛毛主席的教育，為他們頂禮膜拜的領袖的去世而落淚，表達著他們的崇敬之情。即便是那些參加“四五”游行的人也在担憂毛的去世將對國家的未來甚至對自己的生活產生何種影響。中國是否會回到1966至1969年的混亂狀態？政府是否會崩潰，使得國家陷入內戰？

不管高層干部有多少類似的担憂，眼下他們得做非做不可的事--準備追悼會、處理遺體、寫公告、接待國內外各種團體、維護首都的治安。以華國鋒為首的377人的治喪委員會立刻宣布成立，名單序列說明了官員的地位高低及其對黨和國家的貢獻多少。

北京和各省都在精心籌備追悼會，人人都在表達對毛的崇敬，政治角力也被暫時放在一邊。各級負責人各就各位，再次明確了他們在官場上的位置。華國鋒牢牢控制著追悼活動，他全面領導悼念活動的工作后來得到了很高評價。從9月11日到17日，人民大會堂每天都在舉行悼念活動。

9月18日，按照常規仍由王洪文--他不再負責日常工作，但仍保留著正式職務--主持追悼會，但最高榮譽給了華國鋒。他在天安門廣場上宣讀悼詞，贊美毛澤東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估計有100萬人出席了追悼大會。同日，全國的工廠和列車鳴笛三分鐘致哀。華國鋒還宣布，毛澤東的遺體在解剖之后，將被保留并供人瞻仰。后來天安門廣場上建起一座紀念堂，參觀者在外面排隊進去瞻仰毛的遺容。鄧小平和1975年與他密切共事的干部--胡喬木、張愛萍、萬里和胡耀邦--被排除在參加悼念活動的黨政領導人之外，這對于他們是一個打擊。不過鄧小平在家里設了一個靈位，與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澤東。

追悼活動一過，高層政治領導人又恢復了各種政治運作，以樹立和維護他們的公共形象，為必將來臨的權力斗爭做準備。

抓捕“四人幫”

在毛澤東在世的最后一年，江青力求鞏固自己的地盤，她借助于黨的宣傳機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繼續開展毛澤東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她與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進派保持著聯系。將軍們并不担心她有可能在任何關鍵性的軍事較量中取勝，他們担心的是一些軍隊干部會出于畏懼同她合作，担心她煽動激進派鬧事，造成長期的爭斗與混亂，這只會放緩中國前進的步伐。

江青知道，最能幫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確保更多的權力，并由她來闡釋毛的遺志。毛澤東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轉交給自己。她確實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們留在自己手中數日，但當華國鋒堅持全部文件要由汪東興保管時，她不情愿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后她又對紀登奎施壓，想查看原來由林彪收集和保管、當時還封存于林彪在毛家灣住所的材料。

華國鋒致悼詞后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處理毛的文件，常委會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文和張春橋，但不許葉帥到會。華國鋒感到別無選擇，只好在當天下午召開會議。江青把姚文元和毛遠新也帶到會上，她要求由毛澤東去世前10個月里一直負責管理主席文件的毛遠新繼續掌管他伯父的材料，并準備一份相關報告。由于其他人對此表示反對，會議無果而終，結果材料仍然留在黨中央。

江青還試圖加強對宣傳部門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個人權勢達到巔峰時就控制著那里。此外她還動員年輕人繼續搞階級斗爭，批判官僚主義。10月1日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講話中，江青鼓勵年輕人立下戰斗到底的誓言。

當華國鋒聽說“四人幫”在一些會議上告訴他們的盟友10月7日、8日或9日會有好消息時，他斷定必須立刻采取行動。雖然沒有江青正在策劃政變的證據，卻有另外一些不祥的征兆。10月4日遲群向江青發誓效忠，而10月4日《光明日報》重點推出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華一些激進派的筆名）--《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聲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影射華國鋒），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決然沒有好下場的”。出于對這些事態的担憂，葉帥當天便去找汪東興和華國鋒商量，他們已經在担心“四人幫”會很快采取某種行動。

沒有人懷疑江青屬于“你死我活”的政治傳統的一部分，她會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幫”的決定，都需要華國鋒的果敢領導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帥及時任中央警衛團（負責保衛黨中央）負責人汪東興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對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動迅速。毛澤東一死，當時担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葉帥就向華國鋒保證，他將全心全意支持華國鋒向后毛澤東時代順利過渡。毛去世幾天后，華國鋒就曾派李先念去葉帥那里探聽如何對付“四人幫”的口風，李、葉兩人都認為有必要抓緊采取行動。汪東興后來講述如何為逮捕“四人幫”做準備時說，華國鋒和葉劍英都是戰略家，他本人僅僅是執行了他們的命令。

葉帥力求避免在采取抓捕行動時軍隊之間發生沖突，造成進一步的混亂。“四人幫”在釣魚臺的住所都有自己的警衛，因此應該避免在那里交手。時機的選擇也至關重要。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這三位策劃者一致認為，必須搶在“四人幫”之前動手。在看過10月4日的社論，又聽說“四人幫”告訴其同黨到10月9日就會有好消息之后，華國鋒、葉帥和汪東興三人準備迅速采取果斷行動。同時，汪東興從他可以信賴的警衛團中逐個挑選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10月5日下午葉帥分別與華國鋒和汪東興商量，他們決定由華國鋒發出通知，第二天即10月6日晚8時在中南海懷仁堂臨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這也有常例可循）；宣布的會議內容包括三個重要問題：出版“毛選”第五卷，籌建毛主席紀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過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只有華國鋒、葉劍英、王洪文和張春橋。這些議題都是王洪文和張春橋不肯錯過的。姚文元雖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選”第五卷出版工作的關鍵人物，請他到會參加討論也順理成章。

10月6日晚，汪東興的一小批警衛人員已埋伏在室內，但是樓外一切如常。將近晚8點時王洪文從東門邁步走進房間，立刻就被警衛扭住。他怒斥道：“我是來開會的，你們這是干什么！”警衛把他摁倒在地拖進了大廳。華國鋒起身說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要對你進行隔離審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廳后，張春橋也提著公文包準時到達。他正要從東門進入大廳，也被警衛抓住銬了起來。華國鋒向他宣布要對他的罪行進行審查，他也乖乖就范。姚文元一到，在樓外就被逮捕了。

與此同時，一小隊警衛前往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向她宣布要對她進行特殊審查。江青說她要去一下衛生間，于是一名女警衛陪同她前往。回來后她便被押上一輛轎車帶走。35分鐘之內，沒放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四人幫”的威脅就被消除了。

大約在同時，華國鋒和葉劍英還派出一隊特別人馬前往廣播電臺、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以確保“四人幫”余黨無法向社會傳播消息，不公布任何新聞，直到把“四人幫”骨干分子全部抓起來為止。“四人幫”被捕后的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謝靜宜和清華大學的遲群也被隔離審查。

接下來要抓緊解決的問題是，“四人幫”作為政治局委員一直抵制華國鋒成為正式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因為江青也在覬覦這個位置。為此，葉劍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開了一次沒有“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從晚10點一直開到凌晨4點，會上一致推舉華國鋒担任黨的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他們還討論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以防“四人幫”余黨制造麻煩。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后還立刻宣布，將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鄧小平曾與“四人幫”極力爭奪此事的控制權；它為華國鋒提供了闡釋毛澤東遺志的重要機會。

“四人幫”余黨制造動亂的最大危險來自于上海的武裝民兵。事實上，葉劍英和華國鋒等人對“四人幫”被捕一事嚴加保密，直到他們確定已經控制了上海。曾長期担任南京軍區（上海地區亦歸其管轄）司令員的許世友飛到北京向幾位領導人保證說，部隊對上海可能爆發的戰事已做好充分準備。這種担心是有道理的。“四人幫”被捕兩天后，上海的余黨因為與他們聯系不上懷疑出了麻煩，開始為武力反抗做準備。

北京為了對付這種威脅，電召江青在上海的同黨馬天水等人去北京開會，這些人一到北京，就稀里糊涂屈服了。到10月14日，仍打算在上海策劃抵抗的人感到黨的高層干部和群眾普遍反對武裝反抗，他們自知處境無望，沒打一仗就放棄了掙扎。中央隨即派遣以蘇振華將軍為首的一批老干部去上海穩定局勢。

同時，安全部門的干部也在甄別“四人幫”過去的部下中哪些人是最危險的。抓捕“四人幫”后的第二天，北京大約抓了30名“四人幫”的鐵桿親信。公安干部繼續監視那些可能構成安全威脅的人。毛遠新也被逮捕。

“四人幫”被捕的消息突然公布，讓已經厭倦了無休止斗爭的民眾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們對那些人會卷土重來的顧慮。10月18日消息公布時，全國各地爆發了自發的慶祝活動。據觀察到這些事件的外國記者報道，所有大城市都有異常興奮的群眾涌上街頭慶賀。

華主席尋求黨內支持

但是，對于是否應當逮捕“四人幫”，甚至對于毛澤東是否真心選擇華國鋒做接班人，黨內是有懷疑的。毛澤東事實上從未公開批評過江青，人們先前也從未聽說過“四人幫”一詞。高層干部知道，毛澤東也從未想過要逮捕“四人幫”，即便不喜歡“四人幫”的人也覺得應當服從毛澤東的遺愿。

為了鞏固對華國鋒統治的支持，葉帥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在北京召開的會議上力挺華國鋒。他們歷數“四人幫”的罪行，解釋抓捕他們的必要性。大多數高層干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幫”，并且承認華國鋒、葉帥和汪東興在行動中表現得機智而果敢。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第一次出示了毛澤東在4月30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訪華期間給他潦草寫就的紙條：“你辦事，我放心。”此舉有助于使各軍區黨委書記相信毛澤東確實選擇了華國鋒。與會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當選的態度。華國鋒與“四人幫”的斗爭后來被一再說成善惡之間的偉大斗爭，是追求正確路線的黨與“四人幫”反黨集團的斗爭，就像中國歷史文獻中記錄的很多故事一樣。不過，這一次就像1949年一樣，獲勝者確實得到了真誠而普遍的擁護。

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華國鋒決定繼續批鄧，拖延恢復鄧小平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宣布，當前要批“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黨內對鄧小平的批判雖然沒有像當初“四人幫”那樣極端，但仍持續了數月。華國鋒還沒準備好讓鄧小平回來。鄧太有經驗、太自信，也隨時能夠掌控大局。葉帥也認為，華國鋒需要時間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還是讓鄧小平晚一點回來為好。臨近1976年底時，葉劍英元帥和李先念等老干部才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鄧小平一向愿意接受權力的現實，他是最早表示擁護華國鋒的領導人之一。10月7日，鄧榕的丈夫賀平從葉帥的家人那里聽到“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后，立刻騎自行車飛奔回家，向鄧小平一家報告了這個喜訊，因此他們是先于公眾知道此事的。鄧小平在10月10日寫了一封信，請汪東興轉交華國鋒。他在信中祝賀黨在華國鋒同志領導下采取果斷行動，取得了對陰謀篡權者的偉大勝利。他說：“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于由華國鋒同志担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接班人。”

12月10日，即抓捕“四人幫”兩個月后，鄧小平因前列腺疾病住進了解放軍301醫院。12月14日黨中央通過決議，允許鄧小平閱讀中央文件。住院期間他拿到的第一份文件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這也是為了使他擁護華國鋒逮捕“四人幫”而預備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一份。鄧小平看過第一份文件后說，大量證據已經說明采取行動是正確的，他不需要再看更多的材料了。盡管如此，華國鋒與葉劍英還是親自請鄧來玉泉山，向他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經過。

這時，另一些領導人已經開始推斷鄧小平將在某個時間點回來工作。有些領導人認為，可能會給他安排類似于毛澤東在1974年設想的，讓鄧小平取代周恩來領導政府、同時配合王洪文的工作。或許鄧小平可以利用他的豐富經驗和能力，在黨的首腦華國鋒的領導下負責政府工作。其他人認為，可以讓鄧小平担任更有限的角色，只抓外交。還有一些人則認為，可以在某個時候讓鄧小平完全接過黨的工作，就像1975年夏天那樣。為鄧小平恢復工作的決定于1977年1月6日做出。而實際情況是，華國鋒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讓鄧小平恢復工作。

（摘自《鄧小平時代》）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