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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蔚供圖）

66歲的澳大利亞籍畫家沈嘉蔚十分緊張。

2014年9月18日的新聞發布會，請來了83歲的中央美術學院退休教授聞立鵬。他會不會為他父親聞一多被放在畫里比較靠后的位置而抗議？

歷史油畫《兄弟鬩于墻》長達30米，是沈嘉蔚至今最大的一幅作品。畫面時間定在1936年。這一年的西安事變，他認為“劃分了歷史的前后兩段”。此外，民國的“黃金十年”已近尾聲，這十年間，中國的經濟、文化都在蓬勃發展，有名的文化藝術大家，幾乎都在人生事業的高峰期。這一年也是中國危機的前夜，暗流涌動。

422個人物的群像，入畫者大致隸屬三大范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抗日與救亡、科技文化界；例如托洛茨基和中國的幾個“托派”，1939年死于內戰的國民黨抗日軍人趙桐，魯迅、蕭紅、聞一多……人物的選擇標準，沈嘉蔚定位為“正在或即將影響中國的人”。每個人物都編上號，聞一多是第306號。

還好，聞立鵬沒有任何反對意見。“聞一多的位置在歷史上就是那樣。”白發蒼蒼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沈嘉蔚收集了畫中人物的大量歷史照片，一張張打印出來，摞起來一尺多厚。不斷研究歷史，不斷添加人物，畫完《兄弟鬩于墻》，他對“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的秘密黨員”這些事了若指掌，有的就寫在畫面上。

群像歷史畫乍看了無新意，但人物姿態、布局，其實有復雜微妙的設計。

“中共特工王”李克農是穿著中山裝、拎旅行箱的全身像，地位突出。因為這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建立，李克農就要去重慶，做國民黨的統戰工作——正合“兄弟鬩于墻”這個主題。

把聞一多安排在徐志摩、梁實秋、邵洵美一群？因為他們都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沈嘉蔚最担心的批評，其實是對邵洵美的安排。“畢竟他是比較右的，魯迅批評過。我給他平反一下。”

戎裝而免冠的蔣介石扶杖坐著，眼簾低垂似有所思。“這是西安事變時，他被劫持了。他們要他當抗日統帥，不要再打紅軍了。所以我不能讓他太狼狽，還得讓他保持一個統帥的感覺。”蔣介石的身體，取自多年后他穿著制服爬山的一張照片，但頭部是1936年的，沈嘉蔚把它們拼在一起。

張學良站在蔣介石身后，摘手套的同時似乎想說什么。宋美齡則一臉生氣看著他。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和板垣征四郎都來自日本關東軍，跟他們面對面的是中國東北的幾位抗日英雄……

雖然選擇人物的標準是“正在或即將影響中國的人”，但沈嘉蔚有條規矩：不畫別國的最高領袖。要是把斯大林、裕仁天皇、丘吉爾、羅斯福都畫上，這張畫成了“國際行為”，就剎不住車了。

幾年前，有馬來西亞企業家請沈嘉蔚畫馬來的獨立之路，找了歷史學家給他補課。他畫了261個對馬來獨立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邊畫邊想：我怎么就不能畫一張中國的人物群像？

2015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沈嘉蔚打算把《兄弟鬩于墻》從澳大利亞拿回來辦展。但這幅自主創作的歷史畫，會不會被挑出問題，他不是那么有底。這種事他很熟悉。

1974年，沈嘉蔚在黑龍江的生產建設兵團，畫出了成名作《我為偉大祖國站崗》：白雪皚皚的江邊哨所，三個解放軍警惕地望著邊境線。這幅畫被稱為“文革美術”的標志之一，刊登在全國報紙雜志，當年全國美展上還得到江青表揚，中國美術館宣布永久收藏。

沈嘉蔚卻發現：展出的這幅畫，跟他交上去的不一樣。

為了顯得“更像英雄”，幾個軍人的臉都被加寬；表情改成略帶夸張的憤怒，這是因為對面是“蘇修敵人”；臉色變成粉紅——英雄一定要“紅光滿面”。沈嘉蔚覺得自己已經把蘇聯一側的天空畫得烏云密布，人物也最大限度地“紅光亮、高大全”，誰知仍然不夠。

對“紅光亮、高大全”產生懷疑的不只沈嘉蔚。1972年，27歲的湖南畫家鄧平祥被選拔去專門創作跟領袖有關的歷史畫。他去采訪毛澤東在湖南省第一師范的同班同學、湖南省副省長周世釗，問毛主席到底有多高。

被毛澤東稱為“忠厚老實”的周世釗脫口而出：一米七六！

鄧平祥已經看過一些歷史照片，照片上，毛澤東只比周恩來高一點點，在宣傳畫里看起來卻至少一米九以上。

多年之后，沈嘉蔚和鄧平祥成了朋友，一起接受審查與修改。

新中國成立后，歷史畫成為最受重視的大眾藝術形式之一，眾多著名畫家、雕塑家被組織起來，投入“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年輕畫家劉春華1967年創作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印刷了9億張，超過當時中國的全部人口，也創造了美術史上的世界紀錄。

“文革”結束，《我為偉大祖國站崗》被中國美術館退回。沈嘉蔚去取畫，發現它很慘——內框、外框不知去向，畫布卷成一團，扔在美術館地下室的垃圾堆里。

還原真實歷史，是他創作《兄弟鬩于墻》時的原則。“我發現，我這一生中間做了很多無用功，”沈嘉蔚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現在做的是轉化成有用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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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