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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兄弟姐妹：

在座的各位都是社會上所稱的“紅二代”，對這個稱呼有多種質疑；但不可否認，“紅二代”這個群體，在共和國有源于父輩的特殊影響力。這個社會影響力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惡性的。我今天發言的宗旨，就是要在紅二代中首先尋求共識。

這一“共識”，就是：告別革命，擁抱改革。

談幾點意見，供討論。

改革就是“變法”。由執政者組織領導的“改革”和“變法”的方式都是對既有經濟、政治、社會利益格局的大調整，都會遭到既得利益受損社會集團的高強度反制和抵抗。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在社會大轉型時期起了主導社會發展方向轉型的成功“大改革”、“大變法”；一次是秦王朝領導的“商鞅變法”，一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七八改革”。

商鞅變法后的秦王朝在統一中國的征戰中，用私田制和郡縣制摧毀了大貴族土地分封田制和世卿世祿制，成就了領導中國從貴族封建經濟階段轉向自耕農階段、國家制度從貴族分封制轉向一君獨尊的中央集權制的千秋偉業。“七八改革”變法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開放，使千年自閉的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化大潮中，并迅速建立了在全球經濟化的引擎地位；對內改革，和平實現了無產者社會向有產者社會的大轉型，大大加速了中國傳統血緣農村社會向以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勞動者和私有財產相結合為特征的現代契約社會的歷史進程。

相距2000多年歷史跨度的兩次“大變法”，都具有驚人的社會基礎條件：

(一)雄厚的國家經濟基礎。“商鞅變法”時，秦王朝早以南修都江堰，坐擁四川盆地稻谷之豐；北開鄭國渠，雄踞關中平原百萬頃良田之利。已具備橫掃六合、一統天下的經濟軍事實力。“七八改革”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建立起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擁有“二彈一星一潛”，重返聯合國常任安理會，成就僅次于美、蘇的大國影響力。

(二)有中央高度集權的國家政權和“賢明君主”為后盾。“商鞅變法”有秦孝公做主，“七八改革”有“鄧小平”坐鎮。

(三)有強大的國家軍事集團為推進“變法改革”保駕護航。

(四)以“建立私權”為“變法改革”的手段和目的，獲得最廣大獲益人民的支持。

“商鞅變法”在經濟上“廢井田、開阡陌”，把公田收益使用權“承包”給個人，新墾田則私開私有，開啟了土地氏族、大貴族所有制向私有制的“大變革”。政治上則廢除世卿世祿制、建立郡縣制和軍功爵位制：“英雄不問出處”貴族、平民、奴隸、外國人、都享有憑功擢職封爵封侯封官，得到土地、財富、功名的平等競爭機會。

秦國因此獲得兩大變法紅利：私田制提供了增量糧食、稅賦；郡縣制和軍功爵位制吸引集中了天下最優秀的軍事、經濟、政治人才。建立起上下同心、耕戰合一的舉國體制。這兩大“紅利”，都是中央政府將世襲“公權”，讓渡給“私權”的結果。

“七八改革”在經濟上，實行農村土地承包制，“廢公社、分公田”，開私人工商業發展之禁，開市場交易之禁，開人口不準流動之禁，開不準私企雇工之禁，恢復“五四憲法”確定的私有財產權憲法保護原則；在政治上，廢“階級斗爭為綱”、“興無滅資”兩大鐵綱，恢復被專政，被管制被批判對象及其親屬子女的公民權利，廢除人才選拔的“血統論”，恢復高考，重建法律秩序，放寬對公民的經濟、文化、政治自由權限制。

“七八改革”獲得兩大紅利：經濟上調動了體制外經濟活力，逐步完成了有產者社會對無產者社會取代，實現了“民窮國不富”向“民富國強”的大逆變；政治上實現了從“興無滅資”為目標、“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為主要治國方式向以“公私平權”、“消滅貧困，共同富裕”為理念，依憲依法，依法執政為主要治國方式漸進方向性的轉變。

商鞅變法是付出大規模的百年戰爭、幾百萬人頭落地的慘重代價，才實現了公田向私田的社會經濟形態轉變；七八變法則是將暴力土改并經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公有化”的土地，和平“承包”給農民，一舉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更加偉大。

“商鞅變法”對中國另一重大貢獻是“革故鼎新”，確立了以法家思想為指導的垂范2000年的君主集權制法律、制度；結束中國封建諸侯裂土分封的歷史，最終靠的是秦王朝推行的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法從秦、統一度量衡。五個“同一”成為統一法律、統一國家管理的技術基礎。與有產社會經濟形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變法轉型這個任務，“七八改革”沒有完成，寄希望由“新一屆領導班子”傳薪實現。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今天都是有產者，或許我們還沒有自覺認識到從無產者社會轉變為有產者社會這一偉大的不知不覺的漸進式社會轉型，對每個人，每個家庭，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性意義。

我們這一代和革命前輩最大的區別是什么？我們是有產者，他們是徹底的無產者。一字之差，天壤之別。老一輩共產黨人，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與私有制徹底決裂，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一員，個人權利和生命都宣誓無條件獻給黨和人民。他們終身踐行了自己的信仰和誓言。但他們個人和親屬子女的合法權益得到法律保障了嗎？不能說沒有；但條件是，官家給你的一切，都屬于官家的，官家隨時可以無條件收回。正因為他們一無所有，只能服從“官家”的意志決定。

在座的都是“高干子弟”，父母大都是省部級、將軍以上的共和國精英。有堅定信仰、廉潔自律、勇于犧牲、愛憎分明，忠于黨和人民是革命老一輩的集體特征。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客觀上不同程度傷害過別人，同時也是歷次運動的被害者。幾乎我們每一位的家庭都遭遇過類似“政治浩劫”；父母被抄家、批斗、戴高帽、游街、關押、罷官、凍結工資、強迫勞動、取消醫療保健、掃地出門，還有的父母、親屬被打死、逼死、迫害致殘、治病、致死……。

他們的人格尊嚴受到侮辱，人身合法權益被完全剝奪，得不到憲法和法律的基本保障。我們這一代，則淪為“黑五類”，曾被卡在參軍、提干、上學、招工的政審大門之外；有的十幾歲就被關押、下放勞動、無家可歸，處境危難至極。這些都是咱們兩代人的共同遭遇吧？

每一個人都無權自主決定和選擇人生，是那個二元結構(無產者與公有制)那個時代的特征。

今天，我們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有了從未有過的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的私人財產和更多的自由選擇權，更多的社會保障權。這一切，都源于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在改革開放以后高速形成。

雖然，公私權的不平等，不公正，不對稱貧富兩級分化，權貴特權集團坐大、貪腐的制度土壤深厚，依然普遍存在――這正是深化改革的目標訴求――但法律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權，從“禁止”到“允許”到“平等保護”，已是偉大的歷史進步。作為改革的一般的、普通的合法的改革即得利益群體中的一部分，只要在京上廣深有一套住房，哪套不值幾百萬上千萬？在座的每家，都至少兩套以上吧？多數還有銀行存款、證券財產、股權資產，有的還有自己的企業。

如果今天有誰，不管是官家還是什么組織、個人，非經法律程序或串謀行政、司法，要搶奪我們的住房，沒收我們的錢財，搶走我們的汽車，查封我們的企業，還要把我們收容審查，剝奪你的人身自由權，實行什么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那一套，我們可能向老一輩那樣“聽命”不“抗命”嗎？絕不會！

我們的選擇，也是全體人民的選擇。一旦人民生命和財產權益受到“官爺”或其它什么組織和團伙、個人的非法侵占到一定嚴重程度，又沒有公正的司法空間調整，那么靠“維穩”式鎮壓，必會激起大規模“民變”。民心盡失，則必亡黨亡國。這就是不改革的最大風險！

捍衛個人權益不受非法凌辱，這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只有尊重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尊嚴的人，才有可能成為為捍為一切人的權利尊嚴不受暴政和強權侵犯，不惜自我犧牲一切的仁人志士。與傳承老一輩為人民利益、為民族大義不惜舍生取義的革命精神本質，一脈相承。

改革和革命的關系，究竟改革是對革命的繼承還是否定？這個問題我想借上海舊城改造解構說明。拆舊建新是一個系統工程的兩個階段。拆舊是建新的前提，建新才是拆舊最終要達到的目的。拆舊是革命，建新是改革。在這個意義上，改革與革命的終極目標相一致，既是對革命成果的傳承；又是對拆舊革命階段的告別。

不可否認，用革命的暴力和無償的方式“拆舊”，是那個無產者眾的歷史時期特殊選擇；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過左的斗爭和運動，有不少本可以避免。我們無需過分掩飾歷史，要有敢于實事求是正視黨的一些錯誤路線、政策的嚴重危害的歷史唯物勇氣。

我們共產黨人盡管走過彎路，犯過重大錯誤，給人民利益帶來過重大損害，但我們終究踐行了讓廣大窮苦人過上好日子，變成有產者的立黨承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和平促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從無產者社會向有產者社會的社會轉型。僅這一歷史性偉大貢獻，已足以使中共傲立中華5000年文明史。

消亡無產階級，消滅貧困，讓無產者創業致富，轉變成為有產者，讓社會共同富裕；創造讓每一個人平等自由、幸福、安寧地創業、生活的社會環境，是社會主義的目標方向，也是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終生的理想。這一理想只有在“告別革命”的基礎上，堅持全面深入持續改革，才可能實現。

如果說，革命是無產者的盛大節日；那么改革則是有產者的創業舞臺！我們向革命致敬和堅持共產黨人奮斗目標的最好方式是：堅定不移地告別革命，滿腔熱情地擁抱改革！

我們要牢記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開篇的教導：“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習近平同志有兩段講話非常振奮人心：一句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一句是：“勿忘昨天的苦難輝煌，無愧今天的使命担當，不負明天的偉大夢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前進！”

寄希望于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第四代黨的領袖群體，繼承前代共產黨人“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雄才偉略，奮力推進這一偉大的歷史性改革的實現。闖過了這道大坎，中國的明天會更好！

(根據2013年12月20日在華東新四軍子弟《政府職能轉變研討會》發言整理，本文為2014年12月10日修改稿。)

共識網 2015-08-23 08: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