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靈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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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念
鄭念

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國女性鄭念在美國華盛頓仙逝。這個日子,距離柏林墻被推翻20周年的紀念日,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鄭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譯,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簡稱《生死》),是中國大陸第一部以"筆述實錄"方式反思"文革"的獨立回憶錄,由此推動了中國個人回憶錄出版的多米諾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傳體小說"的字樣,是一種自衛符號,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時,可用虛構性體裁的理由自我辯護。此類手法在上世紀曾被廣泛運用。例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前社長韋君宜,撰寫關于延安整風運動的回憶錄《露莎的路》,不得不飾以"小說"體裁。讀者須在閱讀時進行語法轉換,才能握住"小說"的真實意義。

但《生死》不是虛構性小說,而是真正的歷史紀實文本,像里程碑那樣,屹立在中國現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稱直陳事實,時間和地點確鑿無疑,文中所涉人物,絕大多數都以真名出場。無論從內容到樣式,都呈現為典型的回憶錄。

21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了《生死在上海》,驚詫于鄭念的這段黑暗記憶,跟我的生活曾發生過戲劇性的交集。根據鄭念的描述,她于七三年出獄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號2樓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屬于一個小區,我們兩家之間,相隔只有幾十米。這一歷史細節,啟動了我的童年記憶。

我出生于襄陽南路,兩歲時,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這是典型的歐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風格的建筑和一個小小的汽車間廣場,當時號稱"外國弄堂",如今改名為"太原小區"。

我還記得,七三至七七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于弄堂,風姿綽約,衣著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鄭念家南面斜對面,63弄2號,住著知名翻譯家方平,七六年前后,我時常去他家玩,以一個技校學生的身份,跟他闊論文學、攝影和政治。鄭念家正對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學同學,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點之一。

跟鄭念同排、相隔幾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對面,住著中國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醫院院長顧愷時。《生死》曾提到過這對患難夫婦。王若望在長篇報告文學《欲望三部曲》里,把顧愷時當做共和國苦難事的主人公,精細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間的悲劇命運。他的女兒,一位在云南插隊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號叫"大頭"的密友鬧過短暫而狂熱的姐弟戀,而我這個毫無經驗的"菜鳥",一直在幕后給予熱心指導。

"外國弄堂"及其四周,住著許多"不三不四"的"歷史余孽",例如民國首任總統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女兒。陳獨秀的外孫,跟我玩過兩年,后來突然失蹤,據說去了新疆。民國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鷗,就住在我家隔壁,他們夫婦倆經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猶一雙形影不離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紅衛兵批斗,除了寫毒草小說之外,還因為他居然膽敢用印有毛像的報紙包書。

回憶錄里,還提到了居委會主任盧英和派出所的戶籍警"老李",這也是我熟悉的兩個人物。12歲時,一名兇惡的鄰居突然沖進家門來毆打我,我被迫舉起菜刀自衛,被其他鄰居死死抱住。事后,盧英同志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教育,而"老李"則沒收了我的菜刀,還耐心指導我寫下生平第一份"檢查"。他給我的唯一稱贊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錯啊!"

鄭念是深居簡出的,她對人的審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親密接觸的幾個人中,應該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韻。這是其回憶錄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韻是我母親黃佩英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積極分子,熱衷于在知識分子和大資本家家屬間展開聯絡,組織各種活動。

程韻的丈夫沈克非,中國外科學奠基人,上海第一醫學院副院長兼中山醫院院長,曾任民國衛生署副署長。由于她的牽線,我母親不僅跟宋慶齡有過往來,也跟鄭念有過少量接觸,作為燕京的校友,她們似有些共同話題。但到了七七年,由于父親去世后長期陷于抑郁狀態,母親需要徹底改變環境。我們不得不跟"外國弄堂"告別,搬進陜西南路紹興路交界的一處花園別墅。母親告別了自己的悲痛記憶,而我則告別了陰郁的童年。

"外國弄堂"的文革情境,鄭念本人并沒有見識過,因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間,這個小區完全陷入了紅色恐怖的迷霧。每天早晨,都有灰皮運尸車駛入,從某幢樓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體。

這種陰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記憶里,猶如揮之不去的噩夢。而鄭念的噩夢則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鄭念必須獨自面對各種納粹式的暴行——饑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體鱗傷,內外交困。

但鄭念奮力抗辯,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拒絕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她甚至拒絕被釋放,除非當局向她道歉。這是極其罕見的場景。我們就此看見了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

依據互聯網上的時尚解讀,鄭念的家庭被闡釋為"姚家三美女"。這個"性感組合",包括姚念媛(鄭念)、鄭念的妹妹姚念貽(配音演員,曾為影片《奧賽羅》女主角苔絲蒙娜配音),以及鄭念的女兒鄭梅萍(上影廠演員)。鄭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殺"身亡,死因至今仍為懸謎。而在丈夫亡故、女兒被殺﹑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鄭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卻保留著良知與勇氣,這內在的美麗,穿越了文革時代的嚴酷黑夜。

鄭念就學于左派陣地的倫敦經濟學院,其立場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這信念促使她選擇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陸,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為新中國建設效力。這曾是無數知識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經過包括文革在內的歷次政治運動,這夙愿早已化為齏粉,彷彿是一堆被颶風卷走的塵土。

正是由于英國殼牌公司的背景,鄭念淪為瘋狂猜疑和迫害的對象。鄭念的遭遇儼然是白樺電影《苦戀》中那位畫家的現實投影。在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里,奧威爾進一步闡釋了這種荒謬的極權語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從自己人中間制造"敵人"以及"敵人的幫兇"。

作家約翰·庫切深感驚異的,是鄭念非凡的個人勇氣,而我閱讀《生死》時,還要驚異于文明的脆弱與堅硬,猶如高貴的瓷器。紅一衛兵抄家砸爛了那些優雅的明清古瓷,鄭念以自己的機智,庇護了殘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們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對極權主義的狂熱暴力,華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樣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鄭念們的抗爭,它們才有望跟鄭念一起殘留下來,成為未來文化復興的種籽。


朱大可 2015-08-23 08: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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