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以武俠小說名家，你說，其實他在“文學江湖”上，卻是十八般“文”藝，樣樣了得。他寫電影劇本，寫影評，劇評，畫評，樂評，舞評；他寫游記，寫圍棋史話，文史札記；他寫史論，考證之深與精令人驚嘆。當年影響甚大的，實際推動了香港歷史進程的，還有洞察時事的《明報》社評。

這些“文學概論”上細分的文體分類，在香港現代報刊史上，在我看來，不妨籠而統之，一概稱為“專欄文章”可也。“專欄文章”者何？依主編查先生的定義，就是“天上地下，無所不談”。譬如《三劍樓隨筆》中，今天，金庸談好萊塢電影 《相思曲》如何媚俗，糟蹋了小說家凱恩（James Cain）的原著；明日，百劍堂主（陳凡）大聊順德名菜；后天呢，梁羽生討論變態心理。一些瑣細的話題，被金庸拿來大做文章：陶淵明說“不為五斗米折腰”，這“五斗米”究竟所值幾何呢？杭州月下老人庵里的卦簽，又是典出何處？“無所不談”甚至包括了數學：金庸援古引今談圓周率（π），深入淺出，功夫很深，接著還考證出海寧陳家洛（《書劍恩仇錄》）的世叔陳世仁，康熙時翰林，是有所成的數學家，所著《少廣補遺》“發現了許多據說是前人從來沒有談過的公式。…… 一直研究到奇數偶數平方立方的級數和等問題”。“專欄文章”呈現了廣博的中外視野和深厚的文史知識，你會說，在花果飄零的南國邊陲，借由現代印刷媒體，正是這些斑駁的“散”文和“隨”筆，保存和傳承了新文化人的文化價值。

在“散”和“隨”的劍花撩亂中，你也能定睛認出查大俠的本門劍法。琴棋書畫，金庸寫得最多的是“棋”。談“各國的象棋”，談中日的圍棋，最精彩的是“歷史性的一局棋”。說的是二十二歲的吳清源與本因坊秀哉下了四個月的一盤棋：“吳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這是別人從來沒用過的，后來被稱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驚，考慮再三，決用成法應付。下不多子，吳清源又來一記怪招，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盤之中的‘天元’，數下怪招使秀哉傷透了腦筋，當即‘叫停’，暫掛免戰牌。棋譜發表出去，圍棋界群相聳動。”金庸解釋了秀哉有權“叫停”而吳清源不能的規則后，寫道：“這一局棋，其實是吳清源一個人力戰本因坊派（當時稱為“坊派”）數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著時，局勢已經大定，吳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極大的一片，眼見秀哉已無能為力，他們會議開得更頻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兇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吳清源的勢力范圍中侵進了一大塊。最后結算，是秀哉勝了一子（兩目），大家終于松了一口氣。雖然勝得很沒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嚴終于勉強維持住了。”寫到這里，還不算是地道金庸武俠筆法，你須得讀他結尾處來了個“龍擺尾”：“許多年后，曾有人問吳清源：‘當時你已勝算在握，為什么終于負去？’（因為秀哉雖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吳還是可以勝的。）吳笑笑說：‘還是輸的好。’”

金庸讀史，特別關注歷史人物的性格與身世，關注世道人心，到后來，則往往聚焦于民族沖突與民族融合這樣的大關節。本來是要講漢代“伏波將軍”馬援的威水事，筆鋒一轉，談起了被馬援鎮壓的兩位女性敵手：“二徵王”，說她們是“漢光武帝所執行的大國主義的犧牲者”，因感嘆道：“兩個年輕女子領導的起義達成了這樣的規模與聲勢，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固然是空前的事，直到今天，世界史上也還沒出現過類似的例子。只可惜歷史傳下來的記錄太少，不能令我們多知道一些這兩姊妹的狀貌、個性和言行。”熟讀《天龍八部》的讀者，曉得喬峰/蕭峰的身份認同如何在胡漢之間兜兜轉轉，當能明白金庸的“民族立場”在這里的倏然翻轉。

金庸的劇評兵分兩路，一路談京劇（《除三害》、《三岔口》、《十字坡》），一路談改編成電影的莎劇（《王子復仇記》、《奧賽羅》、《羅密歐與朱麗葉》），各各精彩。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談論電影《大白鯨無比敵》的文字，連續寫了兩篇。美國文學的經典名著，梅爾維的Moby Dick 改編為電影，成績平平。金庸說，電影拍出了“情節”，卻沒有拍出小說的“精神”。這“精神”就是船長亞海勃的靈魂，“是一個叛逆的靈魂，心靈的深度充滿著憎恨與反抗”，由憤恨帶來的瘋狂導致最后的悲劇結局。金庸心有戚戚焉的是書中表達出來的那種憤世嫉俗的強烈呼聲，接近瘋狂的憎恨感與復仇欲，以及信仰迷失之后模棱兩可的善惡觀念。金迷們津津樂道的正是：四年多以后，“無比敵”成功轉化為殘暴的“金毛獅王”謝遜（《倚天屠龍記》）。這自是中西文學比較的上好題目了。

圍繞“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創作談”，或序或跋，或索引史料，或剖析人物，或與讀者們交流，在我看來，都是金庸散文的精華部分，不容錯過。然而，一如金迷們不滿于查大俠太早掛印封筆，不寫武俠小說，對金庸的散文隨筆，你也會感嘆說寫得太少了。他對歷史、對人生、對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博聞多識，與他形諸文字的篇幅有點不成比例。不過你也說，正因為少，才彌足珍貴，可堪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