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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李鴻章袁世凱匹敵的張之洞

作者 | 鄧水存

在以往的近代學術史上，張之洞并不是一個特別引人矚目的人物，通常被簡單貼上“洋務派”的標簽，事實上，張之洞作為地方督撫，為近代文教轉型做出了巨大努力。2015年1月青年學者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4月12日下午，新書讀者沙龍在北京706青年空間舉辦，該書作者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陸胤，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李細珠，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達敏，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員季劍青與讀者們圍繞著“為何研究張之洞？”“清末督撫的文教努力”“同光之際‘清流’傳統”“張之洞研究如何關照當下？”等話題進行深入交流。

被遺忘的清末督撫另一面

提起張之洞，人們常想到洋務運動、漢陽鐵廠、東南互保，最多還有《江楚會奏三折》，作者為何會研究張之洞并且研究其在文化教育上的意義？陸胤表示“在傳統近代史表述中，晚清地方督撫經常被表述為“反動”或不怎么“進步”的勢力，遮蔽掉督撫們在文化上建設的作用。晚清政治史有個特點就是‘內輕外重’，中央皇權式微，太平天國戰爭后督撫尤其是漢人督撫權勢越來越重，一直到辛亥，他們實際上都是政治經濟文化中重要的力量。”張之洞長期担任山西巡撫、兩江總督、湖廣總督，直到1907年入參軍機。

李細珠2003年出版的《張之洞和清末新政》受到學界關注，主要取材于社科院近代史所近2000冊的張之洞檔案，他表示：“我是從政治史角度來考察張之洞和清朝最后十年的關系的，他基本見證了王朝崩潰的過程，主要是其政治思想、政治行為。但把張之洞放在學術史上來考量，還是過去沒有的”。

▲李細珠2003年出版的《張之洞和清末新政》

王達敏說道“張之洞在晚清學界和晚清政壇都屬于超一流人物，從儒臣角度，跟曾國藩前后呼應；從事功角度跟李鴻章、袁世凱匹敵。過去的研究忽視學術史意義。陸胤選擇張之洞在學術史上轉換的作用，是獨具慧眼的”。

筆者注意到，在《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書中，把晚清督撫分成兩類：軍功督撫和學者型督撫，張之洞理所當然歸于后一類，這既肯定其在近代文教史上的作用，也可以借助張之洞關注近代學術史甚至是整個近代以降中西學術轉型過程，傳統政治格局可能由此打破。“這樣也就能更好理解張之洞和李鴻章、袁世凱一系的矛盾，李鴻章謂張之洞‘書生之氣’，是因為軍功出身的李鴻章更具江湖習氣；另一方面，作為儒臣的張之洞也可以憑此完全看不起袁世凱，在天津就曾傲慢地入睡，把袁世凱晾在一邊”李細珠補充說。

晚清時期中學到西學轉變大潮中，中國文化在“沖擊-反應”之中，過去人們常提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嚴復等體制外思想家所做的努力，陸胤這本著作更多地讓人們注意到體制內思想家，一些新的東西必須通過行政力量去推動。這里不僅僅是張之洞一個人，實際上曾國藩、李鴻章、劉坤一、袁世凱等，也都在不同層面推動了文教變革。所以夏曉虹老師對此書評價說“以往學界討論學術轉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識精英，近年亦開始留意朝廷的舉措。本書專力考察張之洞及其周邊的學人群體，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撫對士林社會的實在影響，更因督撫地位的上下勾連，使得其所描畫的近代中國學術文化轉型圖景更為完整。”

從“文史學”的角度來看張之洞

陸胤立意借張之洞關照近代學術轉型和文教轉型，在材料使用上打破傳統，打通文史，借助詩文集，視野開闊。騰訊記者看到，全書論證豐富。在來源上，大量使用詩文集。張之洞學人圈的清流文人經常舉行雅集，這些雅集的唱和詩文，也被當做史料采用。

李細珠說：“我們歷史系研究都是依據檔案、傳紀，基本不看詩文集，一是沒有闡釋能力，同時也覺得文人雅集無趣，不含時間、背景，無法用作史料。陸胤這本書對詩文史料的運用顯示了跨界的效果。又如他把1903年前后的癸卯學制的制定與‘拒俄學潮’聯系起來，這在歷史學界也是比較新穎的觀點。”

據陸胤的初步統計，在戊戌（1898）、庚子（1900）年之間，張之洞周邊的學人就有至少137次雅集，其中張之洞主持的有40多次。事實上，聚會不是純粹的談論金石、碑帖，或賞花、品酒。它同時也是一個面對面的政治場合，很多決策、情報分享都在寬松愉悅場景下產生，才使得學人圈有產生歸屬感，歸屬感背后是文教傳統，文教在影響政治，所以“學人圈”也是很好的政治潤滑劑。

季劍青對此補充道：清末學制改革是近代教育的濫觴，張之洞起到重要作用。“政教”中的“教”是一種價值體系，同時“政教相維”，“教”對政治行為有規范和約束作用的，士大夫階層是道的承載者和實踐者，所以士大夫能超越“一姓一家”。從傳統政教向近代“文教”轉型后，就是從天下到萬國的轉變——認識世界和走向世界。學制改革開啟的是近代教育這一現代國家的事業，不再超越國家之上，而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文教”跟“政教”的區別。

過去張之洞更多地被定位為政治家，忽視學者一面，這是由于單純把學術視為一種職業化的知識活動，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學術卻與政治、教化、倫理等有著內在的密不可分的聯系。要理解作為學術家的張之洞，則也要從傳統的“文史學”語境下去理解。

最后儒家的現世關懷

現場讀者朋友提問“在這種兩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里面，張之洞以及其他督撫們是如何應對的？在思想層面做了哪些調整？在‘力’和‘德’之間如何選擇？”

事實上，在晚清，在謀求學習西方技術以應對危局之外，作為儒家的張之洞們總要分外強調“世道人心”，尤其是如何進行學制改革以開新圖存的問題——因為，傳統儒家政治理念認為，“學”與“教”，不僅是人才培養的技術性問題，也關涉到政治的根本目的。

陸胤對此回應道：“‘亡國’和‘亡天下’本來不同。具體到張之洞這個人身上，他趨新，卻有舊關懷；守舊，又收到近代民族主義的影響。比如他贊同讀經，但在新時代不一定要讀原文，而是要注重義例，提要鉤玄地讀經。這恐怕已經不是儒家培養人的傳統方式；又比如開辦新式學堂，區別于書院。即便像存古學堂，采取的教學形式也是西化的，打鐘上下課、黑板教學、有課程作業，不知不覺也推動了文教的近代化。”

在面對文教變革上，陸胤指出晚清督撫當中，袁世凱相對注重普及，推廣“簡字”，更接近古文一系。而張之洞更加側重“經史”，認為保留儒家超越價值體系更為重要。這導致他們在興學政策上也有不同。早已有學者指出，在學制改革問題上，存在著湖北、北洋兩種模式之爭，但總體上說，他們在推進學制改革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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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