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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一位前輩，他為了和喜歡的女孩子接近而拿起相機，后來竟成了一位攝影作家。而我則是為了逃避失戀的痛苦，僅為私人理由而一頭扎入攝影的世界，結果當了攝影師，像我這樣的恐怕也不多見。

昭和三十三年九月初，一個殘暑的夜晚，父親因事故突然去世了。

那個時候我正在大阪平野町的一家小商業設計公司工作，我并不怎么在乎學習設計，卻慣于去神戶東灘的友人公寓鬼混，又常常在三宮、元町的高架橋下面晃蕩。神戶略帶洋味的氛圍令我說不清地喜歡，日夜在大街上不務正業地游玩。這時突然傳來父親的死訊，我便回到了大阪府茨木市的家。

那時，我還差一個月就要滿二十歲了。

父親的去世使我成了一名自由設計者。因為同情我突然喪父，公司認可我作為一名獨立設計師接活兒，定期地給我一些宣傳品設計的單子。我把家里的一個房間辟為工作室，與神戶市里那些我最喜歡混的有趣好玩之處暫時作別，日夜埋頭于設計工作。白天跑公司和印刷所，深夜做完當天分派的單子，早上睡覺，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段時間。不久，我漸漸有了一般年輕菜鳥不太能拿到的收入。然而相比從前，我的生活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根本沒時間花錢。除了做西裝，便只剩收集唱片的愛好。喜歡的書也沒空定下心來閱讀，離那種夜夜玩樂的生活也似乎很遠了。

這樣的日子一天天過去，有一天我喜歡上了一個白領女孩。我們相識于晚春，然后一直約會，我做設計賺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在和她一起的時間里，直到四個月后，盛夏的一個星期日，她說：“我，要結婚了。”“知道了。那么再見吧。”戀情戛然而止。不管太過年輕的我怎么不善于處理這種情況，總之就這樣被甩了。這事令我備受打擊，正如莎士比亞說的：“嫉妒是一個長著綠眼睛的怪物。”懊惱的情緒日夜糾纏著我。一直進展順利的設計工作完全無法繼續，尤其是深夜獨處時分，要堅持案頭作業實在太痛苦了。直到某一天晚上，突然靈光一閃：“我要拍照！”這個自己也無法理解的沒頭沒腦的決心、不顧后果的念頭一下子捕獲了我。我這個人從來就是心念一動就一條道兒跑到黑的性格，做事容易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所以毫不躊躇地下了決心：“對，我就去請巖宮先生讓我進他的工作室吧。”

那時我出于設計工作的需要，經人介紹認識了名滿關西的攝影作家巖宮武二氏，為了委托攝影的事，去過幾次他的攝影工作室“巖宮photos”。當然那些委托項目都無須巖宮老師親自動手，我不過是和他手下大批的助手打打交道，與其中幾人混熟了便請他們幫忙。那時我對于攝影一無所知，可以說除了工作需要之外一點興趣也沒有，只是為了找人幫忙拍照而出入巖宮先生的工作室。然而有一回，巖宮先生帶著他的手下剛從夏威夷攝影歸來，我看見工作室的同行們都穿著當地買的花哨的夏威夷衫，靈活地擺弄著棚攝和戶外攝影專用的林好夫相機，滿屋子忙碌的樣子，忽然覺得沒有比他們更男子漢氣概、更颯爽帥氣的人了。巖宮先生是一位身材瘦長、氣質犀利、令人不敢隨便與之搭訕的攝影家，但是出入他的工作室那段時間里，我卻感覺他其實是一位內在溫煦、十分有魅力的人物。

我這個人的脾氣是一旦下定決心，絕對不聽他人相勸。那次失戀給我的打擊實在太大，導致原來的設計工作能不能再撿起，我已經毫不在乎了。而我雖然一心想著“我要改行搞攝影”，但對于攝影本身卻依然興致缺缺，沒什么熱情。說穿了只是為了逃避痛苦的現狀罷了。實際上父親的驟逝對我的打擊尚未平復，失戀之痛又雪上加霜，二十歲的我已經無法忍受夜夜伏案繪圖的勞作生活了。最后，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逃避現狀的方法，就是和之前的生活一刀兩斷，去一個嶄新的世界——當時在我的眼中猶如運動員一般用行動力說話的“攝影”世界。我也知道并不喜歡攝影卻任性地躲入這個世界，無非是自找苦吃，但我仍然跨進了這個領域，沒想到就這樣踏上了漫長的攝影人生，當時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今天吧。

于是我向交情不錯的“巖宮photos”首席助理阿健坦露心里的想法。他態度很和善：“是嗎！如果是森你的話，不知道老板會不會收呢，我幫你問問吧。”我也和母親坦白了。母親想了一會兒，道：“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反正你父親也不在了。”她只是提醒我要好好和父親為我介紹的公司說明，把設計工作了結，便不再多說什么。

我念頭一起，便半刻也按捺不住，第二天又去找阿健。由失戀引發的逆反心理是如此強烈，我恨不得馬上一頭扎入攝影之中。阿健像兄長般親切地接待我。“啊，抱歉，我還沒說呢。這會兒老板正在隔壁吃飯，就現在說咋樣？你和我一起去吧！”于是我跟著阿健去了工作室隔壁的餐館。走到正在進餐的巖宮先生身邊，我先打了個招呼。巖宮先生訝異地看著阿健和一臉恭敬的我，先開口問道：“阿健，怎么了？”不等阿健回答，我便開門見山地對他說：“老師，我有一事請求您。我想放棄設計的工作改行攝影，老師能不能收我為徒，讓我進您的工作室學習呢？拜托您，老師。”巖宮先生停下正在舀咖喱飯的勺子，靜靜地凝視我的眼睛。我還想說點什么，但發不出聲音。此時阿健也為我說話：“老師，我也求您了。”巖宮先生又沉默無語地交替看了我們兩人好久，突然伸出桌底下交疊著的腿，踢了踢我褲子的膝蓋部分。然后望著一瞬間驚訝不已的我，露出此后我將多次有幸見到的那魅力獨特的笑容，微微一笑。那一刻我仿佛就這么被巖宮先生的鞋尖一腳踢入了攝影的世界。巖宮先生什么也沒對我說，什么也沒問。只丟下一句：“下個月來吧，跟著阿健好好學習！”就繼續吃他的咖喱飯去了。我的攝影入門儀式就這樣完成了。說起來，被一腳踹入攝影界的恐怕不只是我一個人吧。巖宮武二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有點靦腆又很棒的老師。

當時“巖宮photos”位于心齋橋南側橋下一座和廣告標志塔差不多高的三層小樓里。越過寬闊的御堂筋街，隔開一條馬路的地方并肩矗立著大丸與SOGO 兩座百貨樓，標示出南部商業街的入口。“巖宮photos”在小樓的二層建有工作間，暗房和辦公室在地下。巖宮先生在工作間里擺了張桌子，讓新加入的我搬進去，而他手下總共有八名助手和暗房操作員每日蝸居在狹窄的地下室。巖宮先生作為一名作家一面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同時又要為一家知名纖維制造商拍攝商業廣告，非常忙碌。而我的生活經歷了從神戶時代的放浪兒向自由設計師的轉變，如今又意想不到地成了攝影師助手，在短短的時間里就發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轉變。

在“巖宮photos”做助手，每天不過是打打燈光、扛扛相機什么的，然而個性孤僻、見人就害羞的我竟然以驚人的適應能力很快融入了攝影的世界。雖然當時我仍然欠缺對攝影本身的興趣，但助手生活是新鮮而充實的。最重要的是，后來我發現，能拜巖宮先生為啟蒙導師乃萬幸之幸。當時巖宮工作室里，有被譽為名師高徒的新人攝影家井上青龍，還有待我如兄長的堀內健（阿健）。我積極地與兩位前輩接觸，于是從在東京新聞界早已嶄露頭角的井上師兄那里，我掌握了街頭抓拍的實戰技巧；從平時多有機會代老師操刀的阿健那里，我了解了攝影行業的現狀、學到了暗房技術，我貪婪地吸收著，除了工作室規定的任務之外，每夜還消磨在新學的知識上面。不久我擁有了人生第一臺相機，是阿健便宜轉讓給我的佳能4sb。這是一臺小型的、拿在手里剛好的鍍鉻外殼的高級相機。對于各種暗號般的攝影技術專用語也多少能記得幾個了。在阿健看來，我儼然已是個能獨當一面的攝影師了。新婚不久的阿健很喜歡像小狗一樣每天跟著他的我，晚上總是不顧夫人在家等候，帶我去南北商業街的街頭，指導我進行拍攝實踐。拍完照，我們會走進咖啡館，兩人對著一本攝影雜志，無休無止地暢談攝影見聞。從他嘴里我認識了東松照明、細江英公、長野重一、佐藤明、川田喜久治、奈良原一高、早崎治、小川隆之、石黑健治等當時的新銳攝影家和中堅攝影家的名字，看著他們的作品，我想象著不曾謀面的東京的年輕攝影家們，難以抑制心中強烈的憧憬和羨慕。

漸漸地，我只要有閑暇，就帶著相機上街。要拍什么、拍得出些什么暫且不管，自己能夠拿著相機咔嚓咔嚓地拍照，已經令我十分陶醉了，當時我還那樣天真得可愛呢。巖宮先生這里經常會有一些大神級別的攝影家出沒，像土門拳、中村正也、秋山莊太郎、范· 肯· 艾爾斯肯等，他們來大阪時或者會來工作室順道一訪，每每一瞥大師們的身影，我就激動得幾乎暈倒。巖宮先生也很疼愛我，等我大致熟悉了攝影以后，他不僅讓我參與棚攝，自己拍的時候也經常令我做助手追隨左右。佐渡、山陰、日光、京都……只是個新人的我越過其他前輩，一次又一次獲得了伴隨他出行的機會。有了這些經歷，我多少對攝影本身產生了興趣，對于自己抓拍的照片也漸漸在意起來。我開始覷著暗房的空當，學人家的樣子自己沖洗照片。混合了硫代硫酸鈉和酸性鹽的顯影液散發著獨特的臭味，昏暗的紅燈下，圖案慢慢顯現出來的一瞬，我品嘗到了難以言喻的快感。那時我突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也許我生來就是該做攝影家的宿命呢？

此時，“巖宮photos”早先籌建的新工作室完工了，我們搬到了西區的阿波座。三層樓的建筑外觀瀟灑、空間寬敞，棚里的閃光裝置等器材也更換了各種新式型號，又招募了新的職員。從那時起我又開始經常去逛最喜歡的神戶。不過這次是帶著相機，把過去耽于玩樂的街道港口拍了個遍。神戶和攝影帶來的雙重樂趣，使我再次樂不思蜀，不想回家了。在朋友的介紹下，我有時會到元町高架橋下面一家又窄又小的DP 屋打零工，那家店位于迷宮一般彎彎繞繞的巷子深處、國際市場的二樓。當然工作室我還是一絲不茍地去。沖洗店老板是個富有男子漢氣概的年輕人，把店推給友人和我，自己只顧玩去了。最令我無語的是我們接手的業務三分之一竟然是色情照片，而且好像黑社會也經常出沒這里。最初沖洗這些照片，我還會微笑著臉紅心跳地干活，到后來便覺得自己傻透了。不管白天黑夜，頭頂上總時不時地有山陽線的列車駛過，帶來劇烈的轟鳴與震動。我的日常生活很快就變成：黃昏時從工作室下班前往高架橋下的暗房，一邊苦惱于驅趕臭蟲一邊沖洗擴印照片，天明時略睡一會兒，清晨早早地帶著相機去拍攝山上外國人住的洋房和街道，然后去“巖宮photos”上班。

就這樣，浸淫在攝影中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直到有一天，一本攝影集給我帶來了沖擊性的震撼。那就是威廉· 克萊因1的NEW YORK 。我無法從深層意義和語言上詮釋這些作品，只是被那些除了暴力還是暴力的圖像震驚得難以名狀。接著又在攝影雜志上看到東松照明的《占領》和《家》，我已經無法自拔地、痛切地感到：“啊呀，看來不去東京不行了啊！”于是我那身隨心動的性格再度發作起來，立刻找上了早先熟識的一位前輩、現以營業員身份加入工作室的小Y，他曾是早稻田大學攝影社團的成員，我和他秘密地談了。小Y 學生時代有過給“全日本學生攝影聯盟”當干事的經歷，我還在做設計那會兒就認識他，他為人坦率，人際交游出乎意料地廣泛。“你那么想去東京呀！真沒辦法。東松君倒是和我熟識，給你介紹也沒問題，不過老板可不會放你走哦！”他竟一派輕松地稱呼“東松君”。正如小Y 所說，對平時一直那么照顧我的巖宮先生，我一時無法開口提出上京的愿望。而當我第一次向阿健表明心跡時，他的臉上瞬間流露出被背叛了似的動搖的神情，然后也對我說了同樣的話：“無論如何也要去東京嗎？但是森啊，老板會生氣哦！”在那之后我一個人細細地考慮了幾天。小Y答應我，如果我能得到巖宮先生的同意，他就幫我給身為青年攝影家團體“VIVO”成員之一的東松照明寫介紹信。

終于有一天，我下定決心向老師坦白了。“森山，你的意思是要離開我這里吧？”老師說完這句話，就轉過身去背對著我。此后三天，老師連一句話也不對我說。正當我感到絕望的時候，第四天，老師把我叫住了。“我聽Y 說了。給‘VIVO’的介紹信我來寫，你去吧！”他原諒了我。但是小Y 好像被老師“狠狠罵了一頓”。我松了口氣，才回家向母親提起上京的事。“是嗎？你那么想去的話就去吧。”她當下便同意了。我的心已遠遠地飛到了東京。一周后，巖宮先生在工作室為我舉行了送別會。我心不在焉地聽著工作室同僚們的鼓勵。此去東京沒有“VIVO”的承諾，能否得償所愿誰也無法為我打包票，一切僅憑我的執妄一念和巖宮先生的一紙介紹信。但是我卻暗暗下定決心，無論發生什么事，也決不再回大阪。

之后又過了一周，我答應母親無論成事與否都回家一次，便提著一個深藍色的大波士頓包從大阪出發了。此時距離我像被踹了一腳似的跌進攝影世界、師從巖宮先生以來剛好過去一年半。昭和三十六年四月，我當時是二十一歲。在人生際遇之初從一名女子那里嘗到的失戀之痛，意想不到地轉化為對攝影的希冀，帶著這樣的希冀我坐上了去東京的夜班列車。行李架上的旅行包里塞著一臺佳能4sb，條條大街都回蕩著水原弘低啞聲線吟唱的《黑色花瓣》。

選自《犬的記憶》 森山大道 著/金晶 譯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