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她像一頭章魚，塞滿了君王的全部空間

簡體傳統

該作可謂無間身手，事義淺深，機杼獨出，審美審丑并舉。審美不事敷彩，盡可捕捉一忽一趣,一靈一境，一肌一脈，涵遠不盡；審丑敏于洞見，長于靈視，膽力、智識、語言一似劍走偏鋒，時見寒光凌厲，時有游刃虛實，時常出筋入骨，無隙不往，直抵個人、群體、文化、歷史流變底蘊，直抵世道更迭、人間極變深處，乃至其中最豐富、最復雜、最鮮活、最深隱、最衍化部分，窮神極狀，不拘體勢而卓其態，寓事，寓情，寓識，似是揭示荒謬，實則殷憂時代，寄寓深刻悲憫人類命運的愴懷與情思，尤以開放、靈變、堅質而又恣肆的敘述，挑戰文學現狀，以還原自由漢語的骨血、靈性、稟賦和天良。——岳建一
只有智慧之光才能照亮歷史的暗角。從這個意義上說，蔣藍不僅是歷史的敘述高手，更是一個思想者，他的歷史散文，與他的思想散文完全分不開。這是因為蔣藍對歷史的敘述不是游戲，不是獵奇，支撐他在敘述中重構歷史的支點，就是尼采所說的“意義”——歷史生存于意義之中，沒有意義的歷史死掉，有意義的歷史活下來，死掉的歷史，在意義的呼喚下，可以死而復生。在“新散文”的寫作者中，蔣藍是一個搶占了思想致高點的人。——祝勇
蔣藍是當代中國最杰出的隨筆作家之一。隨筆是當今中國備受欺凌的文體——從前是意識形態，現在是商業和 “《讀者》體”隨筆，它們共同參與摧毀了隨筆的聲譽。蔣藍多年來的努力，就是要為這種高貴的文體重新贏得尊嚴。《身體的媚骨》有對身體的哲學史反思和質疑，但更多的是對隨筆本身的捍衛。這本書的出現，將和多年來已經出版的少數幾本隨筆一道，恢復隨筆的本來面目。它的出現向我們宣告，無論有多少莫名其妙的人——作協官員、商人或其他高高在上的偷雞摸狗者——在糟蹋隨筆，終歸是無用的。因為文學史最終只會承認：文學的編年史根本就不是一年接一年編下去的。文學史反對1、2、3……的線性編年。——敬文東

蔣藍和我以一樣是蜀人，而且祖籍至少三代都在鹽都自貢，那里有兩件物事世人皆知，就是恐龍和食鹽，就物理而論，一則軀體龐大，一則微沫細膩，況蜀人尚滋味，且口重，嗜辛辣，都一并體現在他行文的風格中。他試圖解析中國人的身體器官，不是生理肢體，而是文化器官，精神肢體。古人也言及肢體，但多歸于易學，將南則偏符號學意味。僅這點也值得期待。——鐘鳴
世上只有兩種作家，他們均為魔法大師：手持秀筆者點石成金，手持銹筆者點金成鐵。蔣藍無疑是一位以秀筆為魔杖的高人，他調遣文、史、哲及各種雜學，直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尤其令人稱奇和折服的是，他在現實與歷史之間倏忽往來，所思所感全無“滯”與“隔”的痕跡。讀蔣藍的《人跡霜語錄》，仿佛與益友晤談于山亭水榭之中，古今多少事，感慨實無窮。——王開林

這兩天看央視播出的《間諜之花》，二戰時期的盟軍的幾位頂級女間諜，如弗吉尼亞·霍爾等等，個個貌美如花，身兼多種超人技術，在危機四伏的雷區一步三搖，以裊娜的造型展示了不可思議的致命手段。號稱“美國第一位女間諜”的弗吉尼亞·霍爾，被德國蓋世太保視為眼中釘的女人只有一條腿，卻在二戰中扮演了健全人不可替代的角色。英國大使大衛·曼寧將向霍爾的侄女羅納·加特林頒發英王喬治六世1943年頒發的榮譽證書。霍爾于1982年去世，享年78歲。身體政治修煉至此，似乎已到了一個臨界點。但與西施、鄭旦相比較，就發現遠不是那么回事。

記得多年前看過一部有關吳越往事的電視劇——西施是范蠡的情人，兩人“濃得化不開”，為了國家大義，身為臣子的范蠡只好獻上西施，情形與某個隱士向宮廷貢獻陰謀秘計或寶劍一樣，西施身上的一襲白紗，無法遮蔽權力覬覦的強光，她玉體橫陳，就曝光于歷史了。西施與夫差周旋，作為越國的內應。最后夫差要西施與他一同逃亡，西施說自己一向對他毫無愛意，夫差拔劍刺死西施。范蠡趕來，正好讓情人死在他的懷里，說一番痛哭流涕的情話……

這個民間版的美女計，其實是俗氣的。把西施裝扮為土鱉，卻激發了蜈蚣們的大歡喜。

最早把西施與吳越密切關聯起來的是《吳越春秋》與《越絕書》，這兩書同出于東漢時期。《吳越春秋》說：“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時，“相者”補改作“相工”，所以，“相工”絕對不可能是范蠡的老師計然（辛文子），就是相術高手而已。《越絕書》記載與《吳越春秋》大致相同，只不過西施的結局迥異。前者說吳亡越王把她“鴟夷”沉江，就是把美女裝在皮口袋里投水溺殺。后者卻說她與范蠡泛五湖而去。前者兇險，后者飄逸，我估計前者更接近事實。

那么，如同西施影子一般的鄭旦，一入吳國的床榻怎么逐漸就消匿了呢？我估計，除去紅花還需綠葉扶的道理，西施、鄭旦應該是一個人，施有“給與”的意思，施固然為姓，但我推測應該是居住在西邊的施姓的族人，選舉出來的為國分憂的人民代表，她姓施，名夷光，她的本名極可能就是“鄭旦”。

傅志良在《西施鄭旦辨——兼析其出生地》一文里指出：“所謂西施居西村，鄭旦(或夷光)居東村云云，都是后來見諸記載，怎能說得通蕭山西施古跡群是諸暨‘西施’經過留名說。蕭山是吳越戰爭的前哨陣地，越因戰敗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從浙東‘僻陋’之地得西施，先后與勾踐從今蕭山‘狹中途’送往吳國，這才是歷史事實。”這個分析很有見的（見蕭山圖書館網站）。

范蠡如果不張揚，西施就一直匿身在他的道袍里。這說明范蠡張揚了，理由是滅私欲存天理的國家大義。《越絕書》沿襲《史記》說法，認為獻美是文種“遺之美好，以勞其志”之術，出自他的全盤計劃“滅吳七術”，為勾踐所采納。但這個如意算盤真這么簡單嗎？它必須具備多方面的條件。

首先是美女的硬件。外貌、身段那就不說了。吳國國勢強大，選擇百十批次美女供帝王御用，本是吃飯穿衣的尋常事。那么，苦練內功，西施的內在修為必須妙到毫巔。但為期三年的特種訓練，對“賣柴女”來講則是超高難度的轉身。美女學習技術的地方在會稽的“土城”。“土城”古稱美人宮，位于現在紹興城區紹興鋼鐵廠內，20世紀以來多次出土先秦青銅器以及文化層，說明此地絕非虛構出來的。

“教以容步”是什么意思？“容步”不是什么學習表情與貓步，學者許暉認為，這是特指古代神秘的媚術，一語中的。

《戰國策·趙策》說，刺客豫讓跟隨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呼！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如此嚴峻的格言，出自行俠世家的豫讓之口，而不是出于孔門，多少讓人有些意外。“悅”為使動用法，意思是女人為自己喜歡的人打扮自己。這種取悅于他者、進而對自身的媚術革命，體現為個人內與外均被他者宰制。這里的容，可以理解為三層意思：其一是從外美其姿、自內麗其容；其二是容忍、包容他者的一切；其三就不好說白了，顯然與性事有關。單這幾點來說，肯定比死難。因愛（或偽愛）而容忍一切獻出一切，是漫漫長路，遠沒有一死了之的爽快與英武。面對他者，西施的身體越來越抓不住那些滑膩的信念。無數的行政指令在她玉體上打滑，被香汗越沖越遠。

復仇已經迷其心智，勾踐到了無毒不用其極的程度。他曾經到吳國為奴三年，時逢夫差生病，范蠡讓勾踐為夫差嘗糞而尋找病源，徹底打動了夫差，他決定釋放勾踐。但是，一個連糞也敢吃的君王，還有什么事情日后做不出來？！他是歷史上第一個以國家名義大規模訓練“死士”的帝王。為此，他招募那些青年寡婦供“死士”使用，使之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開設的軍隊妓院。為激勵“死士”，他在雞山大量養雞，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集約化的養雞場。所以，他自然不會放棄對裙底技術的精益求精。在“相工”高標準、嚴要求的循循指導下，手段、體位、藥物、心智、巫術等等，經過三年的訓練，村姑西子已經不是村姑了，夷光不再是夷光，她宛如吞食了過量權力毒藥后，僅剩的那一只終極之蠱。西施終于大功告成。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越王勾踐一不小心又成為了歷史上第一位以國家名義投資于媚術的帝王。

野史上說，國家對美女發布的最高指示為“四字真言”：媚、讒、傳、變。媚，取得夫差信任；讒，向夫差進言伍子胥的不是和越王的忠心；傳，及時向越國傳輸消息；變，隨機應變，長期蟄伏。這有一定可能，但要像一床蠶絲被子那樣柔軟、熨貼還要包藏禍心，的確不是易事。

面對這武裝到牙齒的超級尤物，夫差就一定會“入其彀”嗎？一用即見分曉。

十分“受用”的吳王，其實并不需要為此再花費心思。但是，他竟然花了三年聚材，耗時五年，為西施在姑蘇山上筑了姑蘇之臺，高見二百里……北宋狀元詩人鄭獬說：“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但一個國家的財力并不會因此而耗盡。更關鍵在于，因為被媚術徹底淘空了的夫差，已經對西施，產生了溫情主義的繾綣和如蛆附骨的依戀。或者說，他愛上了這個神秘的女人。這種情況，在權力情欲學中十分罕見。

西施為什么不采取極端手段，比如暗殺、投毒一類，盡快完成越王的國家使命？她進入吳國高墻后，似乎并沒有做過妻子不利于丈夫的勾當。她只是像一頭章魚，塞滿了夫差的全部空間。吐納。吸盤努力工作。在四季里以繁盛的身體之花營造愛欲的后花園。愛也罷，毀其意志也罷，消耗國家財力也罷，對一個垂垂老矣的男人來說，其實他多少是明白的。夫差比勾踐的年齡幾乎大兩倍，他是世故的。夏朝的妹喜，殷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三個美女把夏、殷、周朝“媚”得像藥渣一樣。就像一個被蛇咬過的人，如果再次與之相遇，他并不像凡人那樣逃之夭夭，他希望再次歷險，在重新獲得的緊張里，體驗一種瀕死的快感——幸而又沒有死！所以，什么也沒有做，這才是西施最可怕之處！

民國時期的小說《西施艷史演義》模擬了一句夫差的心里話：“孤得西施，如魚得水，此生愿終老溫柔鄉矣。”我想，這真是知音者言。

美人計與離間計并行不悖，前者是對后者的強力補充。《史記》和《越絕書》指出，主體策略的幕后執行者，不是西施，而是吳國的大臣伯嚭，他在接受了勾踐的重金賄賂后，成為“貳臣”式的地下工作者。做掉伍子胥，成為滅國計劃的轉折點。

對比一下夫差與勾踐的長相。范蠡發現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野史上講夫差“生得昂藏英武，一表人才”，這應和了我一個沒有什么依據的推測：大凡長相英武之輩，相比起來，大都懷有一些“婦人之仁”。臨終，面對越王發出的投降通牒，夫差根據以前的交往希望媾和，遭到拒絕后，他的答復仍是文縐縐的：‘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伍子胥早已鴟夷沉江，被馬皮包裹，做鬼也見不到面。最后的夫差反而是知命的，顯得很清醒，讓那個耿耿于手刃仇敵的對手，永遠敗在過往的歷史當中吃屎，無法折返。

夫差多次可以除掉勾踐，但他一直沒有這樣做，如同項羽之于劉邦。西施對夫差是否有情？吳國亡時她向著吳國還是向著越國？這個問題，估計村姑西子可以回答，但作為“國之重器”的西施是拒絕的。

值得重視的是明代梁辰魚的唱本《浣紗記》。眾多教材以及后世的道德家們均指出，“《浣紗記》首次將西施范蠡的愛情故事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愛情服從國家，開始是犧牲愛情，最后在國家主義的實現中使個人愛情也得到了實現。”在《迎施》一節，范蠡說：“為君父有難，拘留異邦，有背深盟，實切惶愧。”西施對曰：“尊官拘系，賤妾盡知，但國家事極大，姻親事極小，豈為一女之微，有負萬姓之望。”據說，此劇“看似愛情，實則以愛國主義作為主旋律。”我不想多做分析，至少說明，混淆了國家主義、專制主義的愛國主義，為終極目的，從來就是不拒絕陰謀和陽謀的，自然也不拒絕身體媚術，因為它一切都是“用其極”的。在我看來，國家主義是法律、行政層面的意識形態，是以國家名義命令民眾維護國家利益；而愛國主義卻是民眾道德、精神層面的意識，是民眾自發的熱愛、捍衛祖國的原始感情，它更多的與歷史、文化、倫理親情相關。愛國主義永遠大于、高于國家主義。我欽佩勾踐復仇雪恥的勇氣，但勾踐無疑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者，他把自己的國家視為高于一切的東西，用的卻愛國的堂皇名義。在“朕即國家”的極端國家主義者心目中，所謂愛國，不過是希望千百萬平民“入其彀”中的道德之鹽。

勾踐的復仇哲學同樣來自于一系列他親身力行的身體政治風云：為奴、嘗糞、饑寒交迫、臥薪嘗膽、鼓勵越國民眾生育、全民習武、深挖洞廣積糧，勵精圖治20年，將帝王之仇散播為國家、民眾之仇，勾踐式的復仇主義一直就是愛國主義的樣板工程。針對當時朱光潛倡導讀陶淵明之詩的靜穆，而魯迅只是說：在國之將亡的年代，陶也有金剛怒目式的作品。還有其他的復仇故事，如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小人式復仇，這在《春秋》中也有記載。

學者朱大可在《電視劇“施瑯”熱播的冷思考》里指出，國家主義制訂了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捍衛和擴展疆域的就是“國家英雄”，反之就是“國家罪人”。但國家主義也會面臨種族問題的嚴重困擾，即如何區分入侵異族和本土國家政權。國家主義為此增設了第二定律來彌補第一定律的邏輯缺陷：凡是在異族尚未占領和統治中原之前，一切針對他者的抗擊活動，皆應視為愛國行為；而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國家接管，他者就轉換成了自者，即合法的統治者，從此后所發生的任何抗爭活動，都應被視為叛逆和分裂。（《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第15期）

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JohannesRau）在2006年11月9日的一次演講中，當他論及國家主義與愛國主義的不同時，他說：“只有當種族主義與國家主義被揚棄時，愛國主義才能發揚光大。我們永遠不要把愛國主義誤認作國家主義。愛國主義者是那些熱愛他們祖國的人，而國家主義者則是那些蔑視其他國家的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權力的硫酸從國家的權杖中流出來，它必然會打穿一切軟弱或堅硬的骨頭，匯聚成一鍋愛（國、情）的爛液，以前所未有的沸騰之勢，裹挾著更多的泡沫參與其中，最終達到國家主義鼎沸的高潮。

比起那些“間諜之花”來，最大不同點在于：西施是國家天橋上被權力毒藥包裝出來的肉彈風景。她才是用特殊材料制造出來的勾踐復國主義黨人。越王勾踐打敗吳國后曾對范蠡說了一句話：“亡吳之功，西施當屬也。”

那么，作為國家主義千錘百煉的得心應手的道具，在歷史的落幕時分，結局如何？《墨子·親士篇》是最早言及西施終局的文獻：“自古比干之噎，其抗也；孟黃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最鋒利的刃，往往是刀鋒最先被摧折。像西施這樣的“水做的骨肉”，難道不會被人再次痛飲，繼續上演淘空、弒君、亂國的身體革命嗎？如果西施加盟敵人陣營，后果是難以設想的。因此，除掉禍水，又成為了國家主義的另一面具，它又露出了鐵面無私的嘴臉。

遠在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晉國大夫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和夏姬所生的女兒為妻，女甚美，號為尤物，但叔向的母親目光如炬：“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茍非德義，則必有禍。”她認為極美中隱藏極惡勢力，尤物的能量足以改變人的精神，使人心智和舉止失措；如果男人不是有德有義的正人君子，根本不可能鎮住這種尤物，禍患也就隨之而來。聞此一番訓誡，“叔向懼，不敢取。”而前車之鑒還在于，美女的母親夏姬乃是地道的美女蛇，擁有“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的禍水紀錄。

在“甚美必有甚惡”的道德指南之下，西施的功臣命運十分堪憂。

《后漢書·孔融傳》載，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鄴城，其子曹丕納袁紹兒媳甄氏為妻，孔融知道后寫信給曹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不明白這是對他們父子的譏刺，問此事的出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其實未必是想當然，范蠡是否也想過讓勾踐把西施賜予自己呢？不得而知了。結果只能是，如此妖物一旦緩過氣來，注定還會遺禍江山社稷的。

《吳越春秋·逸篇》沿襲墨子的說法：“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而終。”《東周列國志》贊同《墨子》沉江說，細節化令人心悸，把國家希望獲得的“暴力清潔”，妖魔化成了女人之間爭風吃醋的謀殺：“勾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于江中”。

2007年4月，“國學大師”文懷沙在17屆全國書市重慶主會場稱，自己將編撰一本《先秦七子》，其中包括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孟子、屈子和西子，他反問：“諸子為什么沒有西子？”（《揚子晚報》2007年4月29日）這個反問，僅僅是針對“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么？可見，西施進入廟堂，是遲早的事。

2400多年前，越王勾踐曾在后世稱為“稱山”的地方“稱炭鑄劍”，大煉兵戈，稱山因此而得名。如今“為弘揚越王愛國主義精神，就在鑄劍遺處建立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構建了越王史跡陳列室，基地正中精塑了高4米越王像，并鋪設了周圍壇場，成為對世人，特別對青少年一代進行德育教育的場所。”在這樣的教育邏輯下，西施故里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看來也是指日可待。

金圣嘆在《必讀才子書》中，針對《國語·范蠡不許吳成》一文點評道：“通篇皆寫范蠡，其眼辣、心辣、口辣、手辣處，即其所以候時轉物者也。既是寫范蠡，便不是寫勾踐，毋便謂勾踐不忍于吳，不忘于蠡也。”金圣嘆不愧為是斲輪老手，深得古人心源。一再阻擋吳國投降策略的，還是范蠡。功成身退，但功成了，身，是那么好退的么？作為中國歷史上復仇哲學與陰謀學的首席執行官，20年的臥薪嘗膽既造就了勾踐，使之成為了一把冷血的、逾二千載不蝕之劍。范蠡離開了，而文種卻執迷不悟，“光復”不到一年，勾踐對文種說：你教我討伐吳國，說了七條計策，我只用了其中三條，就消滅了強大的吳國——剩下的四條，你打算告訴誰呢？勾踐給了他一把名劍，文種被“賜死”了！賜死和賜婚、賜女、賜食、賜官一樣，都是來自帝王的賞賜啊。國家主義的歷史機遇更奇妙之處還在于：賜死他的劍，竟是吳王夫差賜死伍子胥的同一把劍！這把劍有一個凌厲的名字：屬鏤。而伍子胥的尸體，也是被越王裝進了皮口袋沉入錢塘江的，這又讓人心有余悸地想起了那黑洞一般的“鴟夷”。

2007年5月10日九里堤

蔣藍，詩人，思想者，散文隨筆作家。1986年開始詩歌創作，已出版《倒讀與反寫》（東方出版社，2013）、《寂寞中的自我指認》（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人跡霜語錄》（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思想存檔》（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動物論語》（重慶出版社，2008）《玄學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哲學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等多部專著。近年在《青年作家》開設“身體政治”思想隨筆專欄以來，不少作品被《讀庫》《社會學家茶座》《讀書》《書屋》《十月》《布老虎散文》《散文》《上海文學》《花城》《青年文學》《天涯》以及《書摘》《中外書摘》《青年參考》《香港文匯報》《美文》《雜文選刊》《文摘周報》等海內外數十家媒體轉載，入選百余部選集。獲過布老虎散文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供職于《成都日報》報業集團。
《媚骨之書》系蔣藍圍繞“身體政治”而撰寫的一系列思想隨筆，并旁及其他器物分析。目前國內尚無一部圍繞“身體政治”而展開的思想隨筆集，此乃貼補空白之作。計文章26篇左右，25萬字，配圖100幅。

所謂“身體政治”是指以人的身體作為“隱喻”所展開的針對諸如國家、集體、權力等組織之原理及其運作的描述。在這種“身體政治”的敘述中，“身體”常常僅是政治思想家用以乘載意義的隱喻，而且常是一個抽象的符號，思想家藉由作為“符號”的身體，而注入“身體”難以承載的意義與價值。這一學術在20世紀成為顯學，國內研究者眾多。

事物的形態就是身體的一種表征。以“身體”作為進入歷史的切口，同時，“身體”也是歷史與現實交匯的通道。身體之痛與身體之思，成為了作者發力的兩個基點。

《青年作家》2007年1—12期連載了本書中的13篇文章。作者在《蔣藍“身體政治專欄”開欄語》里指出：自思想家福柯將“身體”作為一個批判現代理性話語的富有沖擊力的思想主題以來，政治、風俗、權力在宰制身體和生命諸領域方面，身體政治已經成為顯學。福柯之后，身體政治研究在漢語領域更是得到了極大的推進。學術界多圍繞五四新文化中的“身體”觀念、革命時代的身體意識形態，到身體寫作、性政治等。置身于身體的后現代處境，我們尤其需要對身體、文化、政治的關系作出深刻的探索。在葛紅兵、宋耕主持出版大陸首本專著《身體政治》（2003—2005）之前，作家祝勇和我就注意到身體政治在文學中的延伸與變異，在2001年就相繼寫作出《有關警報的發聲史》《有關死刑的身體史》《道在屎溺間》等篇章，在文學、文化、思想領域引起廣泛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