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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6日，武昌起義發生半個月了，對中國十分了解的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寫信給山西大學的新常富（一位來自北歐的傳教士）說：“軍隊里有廣泛的不滿情緒。革命運動正在迅速、和平地展開。這場運動組織得這樣好，引導得這樣好，以致人們現在談起這種可能性，即革命黨人可以兵不血刃地得到他們需要的一切，而使政府投降。……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業一邊。”

“中國通”莫理循的其他判斷大致上是準確的，要是說那個時候就有“大批官宦走到革命事業一邊”則未免夸大，那時，江蘇巡撫程德全也沒有起來響應革命。但是，在朝廷官員當中確實有人早在辛亥前夕就傾向革命，并嘗試建立秘密組織。世人都知道“共進會”的推動武昌起義的兩大組織之一，很少聽說辛亥前夜京津還有過一個流產的秘密組織也叫“共進會”。

1910年，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許世英、京師高等審判廳檢察長徐謙（季龍）一行，代表中國參加華盛頓舉行的萬國監獄暨司法制度會議，并考察歐美十國的司法制度。他們在倫敦與王寵惠（亮疇）、伍朝樞（梯云）及羅文干等有革命思想的留學生相識，受到影響。回國之后，他們試圖秘密組織“共進會”，“作為革命的響應”。許世英回憶：

在當時，革命肇因于滿清政府的腐敗，所以我們在談論革命時更自然的會談到滿清政府。我和徐季龍先生都是滿清政府的官員，他們的談話促使我們反躬自省，對于他們所指摘的，更有深刻的感覺，而且毋寧使我們感到這樣的政治，實有加以徹底改革的必要。……我不欲夸大地說當時的倫敦聚會使我燃起了革命的意念，但的確使我益發認清了國內的政治環境，和深惡這樣的政治環境。以后我道經俄國，看到了帝俄的警察濫肆拘捕，肆意屠殺，正和滿清政府的捕殺革命黨人相仿佛，在重重的感觸之下，使我也益發憧憬于政治的改造。

因此，我回國以后，藉口要整理考察的資料，撰擬報告，決定不再回任奉天高等審判廳。為了避人注意，我從北京遷居天津，和徐季龍先生密謀如何去響應革命。我的辭官，使當時的至友甚至家人為之深惑不解，……

但是，我們的進行必須秘密的。因為清廷畏懼革命，它們所用的暴力鎮壓，常常甚至會罪及無辜；而且，我的把兄弟即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當年授首于菜市口刑場，使我記憶猶新，如果我們要使我們的理想得到實現，必不能以個人英雄主義的自我犧牲為滿足，我們必須秘密，就是這個原因。那時與我聯絡最勤的，就是王亮疇博士，他以他的豐富的經驗，深湛的見解，和對于革命的了解，對于我們共進會的籌備和組成，貢獻最多。但我們這一組織尚沒有發生積極的作用時，又因為我被派為山西提法使，離開天津，以致使這一組織暫時擱置。

王寵惠是廣東人，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曾在英國獲得律師資格，留美時與孫中山來往密切。他們三人都有法律背景，許世英和徐謙還是司法部的官員，但辛亥前夜他們已在尋求新路，只是尚未下定最后的決心，所以許世英的任職變動，就讓“共進會”的組織計劃流產。到辛亥冬天，時局發生變化，已担任山西布政使的許世英與山西巡撫張錫鑾等聯名電奏，呼吁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體。此時，大批官宦才真的走到了“革命事業一邊”。

（進入民國以后，王寵惠因為孫中山的關系，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徐謙在袁世凱的北京臨時政府做了司法次長，許世英先后出任過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內務總長、交通總長、國務總理等職。）

傅國涌 2012-02-23 22: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