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青年第一弱點，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結果不是僥幸，便是退卻。因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時候，很不容易區別誰為杰出之士，必須歷練許多困難，經過相當時間，然后才顯得出誰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近來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時湊巧居然僥幸成功。他們成功既是僥幸得來，因之他們凡事皆想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那有許多僥幸呢？于是乎一遇困難，即刻退卻。所以近來人物一時僥幸成功，則譽滿天下；一時遇著困難廢然而返，則毀謗叢集。譬如辛亥革命僥幸成功，為時太速，所以當時革命諸人多半未經歷練，真才不易顯出。諸君須知凡僥幸成功之事，便顯不出誰是勇敢，誰是退卻，因之雜亂無章，遂無首領之可言。假使當時革命能延長時間三年，清廷奮力抵抗，革命諸人由那艱難困苦中歷練出來，既無昔日之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紛紛退卻。又如孫中山之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實是他的最大弱點。現在青年只有將這個弱點痛改，遇事宜慎重，決機宜敏速，抱志既極堅確，觀察又極明了，則無所謂僥幸退卻，只有百折千回以達吾人最終之目的而已。

現在青年第二個弱點，就是妄想憑藉已成勢力。本來自己是有才能的，因為要想憑籍已成勢力。就將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犧牲，不能發展。譬如辛亥革命，大家皆利用袁世凱推翻清廷，后來大家都上了袁世凱的當。歷次革命之利用陸榮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結果。若使革命諸人聽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幟鮮明，宗旨確定，未有不成功的。你們的少年中國學會，主張不利用已成勢力我是很贊成的。不過已成勢力，無論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確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緊的須要耐得過這寂寞的日子，不要動那憑藉勢力的念頭。

現在青年的第三個弱點，就是虛慕文明。虛慕那物質上的文明，其弊是顯而易見的。就是虛慕那人道主義，也是有害的。原來人類性質，凡是能堅忍的人，都是含有幾分殘忍性，不過他時常勉強抑制，不易顯露出來。有時抑制不住，那殘忍性質便和盤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時候，殺了許多人，所殺者未必皆是洪楊黨人，那就是他的殘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惡務盡的辦法。這次歐洲大戰，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錢，直到德奧屈服，然后停戰。我們試想歐戰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損失非不大，協約各國為甚么不講和呢？這就是歐美人做事徹底的表現，也就是除惡務盡的辦法。現在中國是煦煦為仁的時代，既無所謂堅忍，亦無所謂殘忍，當道者對于兇橫蠻悍之督軍，賣國殃民之官吏，無不包容之獎勵之，決不妄殺一個，是即所謂人道主義。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徹底，不要虛慕那人道主義。

現在青年第四個弱點，就是好高騖遠。在求學時代，都以將來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實實去求學問。在少年時代，偶然說幾句大話，將來偶然成功，那些執筆先生就稱他為少年大志。譬如鄭成功做了一篇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的八股，中有湯武證誅，亦灑掃也；堯舜揖讓，亦進退也；小子當之，有何不可數語。不過偶然說幾句話而已，后人遂稱他為少年有大志。故現在青年之好高騖遠，在青年自身當然亟應痛改。即前輩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獎勵青年者，亦當負咎。我想歐美各國青年在求學時代，必不如中國青年之好高騖遠。大家如能踏踏實實去求學問，始足與各國青年相競爭于二十世紀時代也。

1919年11月，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系統地表達了五四反傳統派對待國故的“綱領性”態度，他提出新思潮的四大原則，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倡導“國故研究”，是和劉師培、黃侃、梁淑溟創辦《國故》月刊所倡導的“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不同，也和梁啟超、張暄的文化保守主義觀點有差異，他把“整理國故”看作是實踐他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科學方法的手段。這是胡適1921年7月在南京東南大學的演講。

研究國故，在現時確有這種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對于中國本來的文化和學術，都缺乏研究的興趣。講到研究國故的人，真是很少，這原也怪不得他們，實有以下二種原囚：（一）古今比較起來，舊有的東西就很易現出破綻。在中國科學一方面，當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覺淺薄得很，這樣當然不能引起青年們的研究興趣。（二）中國的國故書籍，實在太沒有系統了。歷史書一本有系統的上找不到，哲學也是如此，就是文學一方面，《詩經》總算是世界文學上的寶貝，但假使我們去研究《詩經》，竟沒有一本書能供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的。原來中國的書籍，都是為學者而設，非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們要研究，也就無從研究起。我很望諸君對于國故，有些研究的興趣，來下一番真實的工夫，使它成為有系統的。對于國故，亟應起來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興趣，并能使有研究興趣的人容易去研究。

“國故”的名詞，比“國粹”好得多。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后，這“國故”的名詞于是成立。如果講是“國粹”，就有人講是“國渣”，“國故”（NationalPast）這個名詞是中立的。我們要明了現社會的情況，就得去研究國故。古人講，知道過去才能知道現在。國故專講國家過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種方法：

一、歷史的觀念

現在一般青年，所以對于國故沒有研究興趣，就還沒有歷史的觀念。我們看舊書，可當它作是歷史看，清乾隆時，有個叫章學誠的，著了一本《文史通義》，上邊說“六經皆史也”。我現在進一步來說：“一切舊書——古書——那是史也”。本了歷史的觀念，就不由然而然地生出興趣了。如道家煉丹修命，確是很荒謬的，不值識者一笑。但本了歷史的觀念，看看它究竟荒謬到了什么田地，亦是很有趣的。把舊書當作歷史看，加它好到什么地步，或是壞到什么地步，這是研究國故方法的起點，是叫“開宗明義”第一章。

二、疑古的態度

疑古的態度，簡要言之，就是“寧可疑而錯，不可信而錯”十個字。譬如《書經》，有《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之別。女人說，《古文尚書》是假的，《今文尚書》有一部分是真的，余外一部分，到了清時，才有人把它證明是假的。但是現在學校里邊，并沒把假的刪去，仍舊讀它全書，這是我們應該懷疑的。至于《詩經》，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刪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關雎》這一首詩，孔子把它列在第一首，這首詩是很好的。內容是一很好的女子，有一男子要伊做妻子，但這事不易辦到，于是男子“寤寐求之”，連睡在床上都要想伊，更要“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呢！這能表現一種很好的愛情，是一首愛情的相思詩。后人誤會，生了許多誤解，竟牽到旁的問題上去。所以疑古的態度有兩方面好講：（一）疑古書的真偽。（二）疑真書被那山東老學究弄偽的地方。我們疑古的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錯了，亦沒有什么要緊。我們知道，哪一個科學家是沒有錯誤的？假使信而錯，那就上當不淺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的奴隸，但是還要引旁人亦入于迷途呢！我們一方面研究，一方向就要懷疑，庶能不上老當呢？如中國的歷史，從盤古氏一直相傳下來，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來很是可信一但是我們要懷疑，這怎樣來的呢？根據什么呢？我們總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究其來源怎樣，要知道這年月的計算，有的是從偽書來的，大部分還是宋朝一個算命先生，用算盤打出來的呢這哪能信呢！我們是不得不去打破它的。

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后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貢》這一章書，一般學者都承認是可靠的。據我用歷史的眼光看來，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斷定它是偽的。在夏禹時，中國難道竟有這般大的上地么？四部書里邊的經、史、子三種，大多是不可靠的。我們總要有疑古的態度才好！

三、系統的研究

古時的書籍，沒有一部書是“著”的中國的書籍雖多，但有系統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們研究無論什么書籍，都宜要尋出它的脈絡，研究它的系統、所以我們無論研究什么東西，就須從歷史方面著手。要研究文學和哲學，就得先研究文學史和哲學史。政治亦然。研究社會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尋出因果的關系，前后的關鍵，要從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等等里邊，去尋出系統來。

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來沒有進步，這話荒謬得很，足妨害我們研究的興趣。更有一外國人，著了一部世界史，說中國自從唐代以后，就沒有進步了，這也不對。我們定要去打破這種思想的。總之，我們是要從從前沒有系統的文學、哲學、政治里邊，以客觀的態度，去尋出系統來的。

四、整理

整理國故，能使后人研究起來，不感受痛苦。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要使從前少數人懂得的，現在變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條件，可分形式內容二方面講：

（一）形式方面加上標點和符號，替它分開段落來

（二）內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舊有的還解

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證，還要講明書的歷史和價值。

我們研究國故，非但為學識起見，并為諸君起見，更為諸君的兄弟姊妹起見。國故的研究，于教育上實有很大的需要。我們雖不能做創造者，我們亦當做運輸人——這是我們的責任，這種人是不可少的。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后，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于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于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土地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么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