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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高崗(右一)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五一節慶典上(資料圖)

本文原載于《世紀風采》

　　文史頻道轉載本文只以信息傳播為目的，不代表認同其觀點和立場。

　　高崗，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與創建陜甘革命根據地工作。1952年底至1953年初，高崗從東北被調到中央工作，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出于個人野心與權欲，高崗與剛調到中央組織部任部長的饒漱石聯合起來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之后東窗事發，受到應有的懲戒。

　　緣 起

　　1953年夏秋，黨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及會后，高崗、饒漱石散布流言蜚語，破壞中央威信，攻擊中央書記處的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硬說中央有宗派，到處挑撥離間，制造黨內不和，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高崗把黨組織分成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的黨”，胡說黨是軍隊“創造”的，并自命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極力為他奪取最高領導權制造理論依據。饒漱石與高崗心照不宣，配合默契。財經會議結束后，在9、10月間中央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他倆又以批評、攻擊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名，把鋒芒指向劉少奇。12月，高崗四處活動，要求由他担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他還要求改換政務院總理人選，由他担任總理。

　　對高崗與饒漱石進行的一系列分裂黨的陰謀活動，黨中央及時進行了制止。在1954年1月22日毛澤東明確回絕高崗到杭州談話的要求后，25日，高崗無奈分別向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就自己的問題作檢討和解釋。

　　為了加強黨的團結，從而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順利實施，1954年2月，黨中央召開了七屆四中全會，一致通過了毛澤東建議起草的《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四中全會還對高、饒反黨事件進行了揭發和批判。會上，高崗、饒漱石雖然不得不作自我批評，但不愿向黨交心，企圖表面應付過關。這樣，四中全會結束以后，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兩個座談會，進一步揭發他們的錯誤事實，繼續對他們進行教育挽救。

　　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決定，2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舉行高崗問題座談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上有43人作了發言，陳云在發言中證明了高崗向他活動要當黨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崗甚為驚恐。會議進行到第3天（17日），高崗在住處觸電自殺（未遂）。

　　1954年春，黨中央有關部門對高崗開始實行管教。8月，高崗已被管教半年。這時，他寫給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幾個月了，卻遲遲沒有回音。從7月初開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陸續廣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單，他仔細地收聽著，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來越焦躁不安，終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語，行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現腸胃功能失調的癥狀：腹瀉、消化不良等。但他拒絕治療。

　　高崗在4月29日寫的《我的反省》中，雖然承認了他在全國財經會議上的發言，“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圖把少奇同志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但對四中全會的結論拒不接受。早在1953年7月，高崗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莫斯科聽取蘇共中央關于貝利亞事件的通報，深知人民公敵以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等結論的嚴重性。

　　事 發

　　在中央對高崗實行管教的時候，在他住的樓上設立了一個值班室，與高崗的臥室僅相距四五米，有專人值班。值班人員可以隨時注意到高崗的每一個微小變化，防止發生意外。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

　　8月16日，是個星期天，天空晴朗無云，暑氣襲人。高崗吃罷早飯，便在樓上四處走動，從臥室到起居室、辦公室，從走廊這一頭到那一頭，又到值班室、衛士長臥室、秘書臥室……似隨便走動，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點多，高崗的妻子李力群從外面回來，匆匆上樓，6歲的小女兒告訴媽媽：“爸爸在房間里弄什么東西，一閃一閃的，還啪啪響。”李力群馬上去臥室，見高崗手里拿著臺燈的電線，站在裝有電插座的墻邊。

　　“你在這干什么呀？”

　　“噢，沒什么，看看這插座有電沒有。”

　　李力群一把奪過電線，又氣又急地說：“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崗很尷尬：“沒有的事……你去報告趙秘書吧，馬上叫人來把我帶走吧！”

　　“你不是想自殺，我報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識到高崗有自殺的企圖，但她怕刺激他，對他不利，所以沒有報告此事。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讓高崗脫離自己的視線。

　　午睡起來不久，忽然不見了高崗。李力群到處尋找，最后發現他在起居室的小樓梯下面。那里半年來一直封閉著，堆放了許多雜物，布滿蜘蛛網和灰塵。高崗去那里，顯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沒干啥，隨便下來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高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點，說：“那你馬上去報告，叫人把我抓走吧！”

　　李力群急得直跺腳：“你呀，你呀！”說著，把他拉了上來。

　　這以后，高崗拉著幾個人打麻將，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沒說。

　　下午6點，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回到高家，高崗拉他一起打麻將，一直玩到半夜。

　　直到17日凌晨1點，高崗勉強吃了一碗稀粥（算是16日的晚飯），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高崗卻毫無睡意，跟李力群談了很久很久。

　　最近一段時間，高崗經常在深夜與李力群長談，這天晚上談得更多，情緒也很激動。他講自己的經歷，講近幾年發生的事情，講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說：“我這輩子做了不少對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你的事情。現在，我的問題牽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對得起他們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這半年里，特別是7月以來，高崗不止一次流露出焦躁不安、悲觀失望的情緒，多次講過“不如死了算啦”之類的話。因此，李力群還像往常一樣，以為他僅僅是說說而已，并沒有特別在意。她也只是反復勸慰他，開導他。

　　不知不覺間，時間已過了凌晨兩點半，懷有身孕的李力群實在太困乏了，她對高崗說：“兩點半都過了，快睡吧！有什么話，明天再說吧。”

　　高崗重重地長嘆一口氣，少氣無力地說：“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疊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高崗卻毫無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動不動。突然，他坐起來，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里。但，要咽下這么一大把膠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卻發現水瓶已經空了。于是，他穿過洗漱間，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他沒有覺察到，在黑暗與匆忙之中，有一粒膠囊掉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壓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早晨，李力群一覺醒來，已是8點多鐘。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兒說：“去把爸爸叫醒。”孩子連叫帶推，高崗毫無反應。女兒嚇得大喊：“媽媽！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驚，急忙撲到大床邊，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崗只是不醒。她驚惶地奔出臥室，猛敲趙家梁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

　　趙家梁當時正在看書，聞聲大驚：“不好，出事了！”慌忙急奔出屋，因拐彎太猛，重重摔倒，爬起來又跑，沖進高崗臥室。接著，董秘書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進來，圍到床邊。只見高崗仰臥在大床上，蓋著一條毯子，呼吸沉重均勻，一動不動。

　　李力群繼續一邊推，一邊呼喊著。趙家梁摸了一下高崗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

　　急促的砰砰敲門聲，沉重的跑步聲，凄涼急切的呼喚聲，驚動了整個大樓里的人們，他們都匆匆忙忙，慌慌張張，沖向高崗的臥室。于是，高崗身邊的工作人員急忙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大約9點半，北京醫院的領導和醫務人員首先趕到，開始緊張而有序地搶救。大家聚集在高崗臥室外，焦急地企盼著搶救生效。

　　高崗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于漸漸消失。

　　一位醫生將高崗的軀體側轉，發現他身下壓著一粒紅色膠囊，這正是他平時服用的“速可眠”。醫生說：“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險，常用此藥的，16粒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崗的背部，指著一片紅褐色的斑痕說：“這是死斑，是真死的征狀。”醫生無奈地停止了搶救。此時是上午10點17分。

　　11點左右，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馬明方、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一起趕到。他們來到高崗床前，看了仰躺著的遺體，聽了管教人員和家屬的簡單匯報，個個表情凝重。臨走時他們囑咐高崗身邊的工作人員：“弄點冰來，把遺體保護好。”

　　死 因

　　周恩來總理和政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是中午趕來的。他們沉著臉，上樓看了高崗的遺體。這時室內和遺體周圍已擺放了許多天然冰塊，沒有什么異味。他們一言未發，轉身下樓，在大廳里坐下聽匯報。

　　趙家梁首先檢討：“我們工作沒做好，沒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務……”

　　周恩來揮一下手，意思是不要聽檢討。趙家梁便簡略報告了事發經過和搶救情況。周恩來聽完，轉身對李力群說：“你講講高崗服毒前的情況吧！”

　　李力群也先檢討了幾句，隨后詳細匯報了16日發生的異常情況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況，但是沒有具體講高崗和她談話的內容。

　　周恩來聽得很認真，沒有追問，也沒有責備。他要管教組給中央寫個書面報告，并一再囑咐要嚴守紀律，不許外傳。然后他吩咐由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殮厚葬；先要保護好遺體，準備解剖檢驗。

　　接著，由周恩來口述，齊燕銘執筆記錄，寫出一個名單：王世泰、劉景范（張鵬圖）、張策、王子宜、董純才、范子文、安志文、馬洪、王光偉、倪偉、烏蘭夫、劉瀾濤、李先念、曾山、張際春、黃克誠、安子文、高克林、張蘇，共19人，這些人，或是跟高崗熟悉的，或是與他一起工作過的，當時都是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負責干部。

　　接著，周恩來說：“就說我召開的緊急會議，務必請他們親自準時到會。”齊燕銘立即去安排通知。

　　那時，周恩來總理開會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廳，而且事先都要告訴會議內容，但這次是例外；而且是在這么一個地方，還只許本人參加。接到通知的人都有點納悶。

　　晚上8點半以前，周恩來、陳云、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等先后到來，陸續上樓看了高崗遺體。

　　8點半，人都到齊，靜坐在樓下大廳中央。周恩來宣布：“今天，8月17號上午，高崗死了。現在要對尸體進行解剖檢驗，成立監督檢驗小組，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原高崗秘書、管教組組長趙家梁3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請大家等候檢驗結果。”

　　直到這時，大家才注意到有幾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隨同楊尚昆等一起上樓去了。

　　接著，周恩來讓李力群匯報高崗自殺經過情況。

　　高崗的遺體及冰塊已從臥室搬到值班室，遺體安放在房間中央的一張紅木寫字臺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內的燈全部開著，如同白晝。解剖檢驗就在這里進行，整個過程不到一個半小時，進行順利。楊尚昆、安子文只上樓看了一下，便去樓下大廳聽李力群匯報，基本不在場，檢驗快結束時才回到樓上來。

　　當晚10點多，大廳四面的壁燈和中央3盞枝型玻璃大吊燈全亮著，而通往大廳的長長走廊，則顯得昏暗凄涼。監督小組和醫生們一起下樓，經過走廊，來到大廳。參加會議的人屏息靜待著，只聽周恩來說：“請北京醫院的醫生宣布解剖檢驗的結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醫生站起來，一字一句地宣讀檢驗報告：“發現尸體胃里殘留大量安眠藥成分的黏液；未發現其他異常情況。結論是：死者生前服用過量的安眠藥，造成中樞神經麻痹，以致死亡。”

　　大約11點鐘，會議結束，周恩來嚴肅地叮嚀說：“今天的事，你們沒有傳達的任務，不許外傳，請嚴守紀律。”

　　人雖死了，死因也經醫學解剖檢驗證實是由于服用了大量安眠藥，但是，令人疑惑的是，高崗服用的安眠藥是從哪里來的？

　　經過分析，排除了“外人給他的”這一可能性，肯定“是高崗自己留下的”。高崗在管教期間每晚服用安眠藥，盡管都是在值班人員監視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膠囊壓在舌頭底下，即使張開嘴，也不容易發現。在半年之內，要積攢起足以致命的數量，是完全可能的。當然，也可能是高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準備好而保存下來的。

　　就在高崗自殺身亡的當天，羅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養的毛澤東主席作了匯報。

　　安 葬

　　當東交民巷8號大院的緊急會議結束時，已是深夜，人車紛紛離去，大院又恢復平靜。幾個年輕力壯的人用白布床單兜著高崗的遺體，從樓上搬到樓下，平穩地放進停放在東門門廳的棺柩里。高崗的遺體早已穿戴整齊，就像平時那樣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裝，里穿白色襯衣襯褲，白襪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嶄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發出濃濃的柏木香氣。那是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同志們遵照周總理“善殮厚葬”的指示，從市場上買來的最好的壽材，人們稱之為“六塊頭”，即上下、左右、前后6塊壽板都是整塊的，而不是由板條拼合的。

　　棺柩內墊襯的東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紙和黃裱紙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幾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鋪了厚厚的一層，在遺體兩側和上面塞得平平實實。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遺體，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個小伙子把它從地上挪上卡車，費了很大的力氣。

　　18日凌晨1時，高崗的遺體入殮完畢，大卡車當做靈車，載著棺柩，緩緩駛出東交民巷8號大院。自從1953年1月高崗搬進這座大院，他在這里住了1年零8個月。

　　隨車送靈的，沒有高崗的妻子、兒女和故舊親朋，只有他原來的秘書、衛士長等工作人員。

　　靈車一直開到北海后街的嘉興寺，棺柩暫時停放在該寺西院的一間小偏屋里。待安放妥當，東方已透出晨曦。

　　8月19日，高崗的胞兄高崇義從陜北趕到北京。

　　8月21日上午9點半，高崗的靈柩從嘉興寺移出來，被抬上一輛大卡車。車頭沒掛黑紗，沒掛死者的照片，車上沒有鮮花、花圈；送靈的人們也沒戴黑紗或白花，有的扶車幫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從外表看，這不過是一輛普通的載人貨車。車上的人都神態嚴肅，不說話，更不談笑。卡車駛出西直門以后，便加速飛奔，揚起一片塵土。10點多鐘卡車停在萬安公墓門前。

　　萬安公墓地處玉泉山下，東鄰頤和園，北靠臥佛寺，這里遠離市囂，十分幽靜。早年，一些達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把這里當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崗之所以能安葬在這里，是因為周總理有明確指示：葬在萬安公墓，要立碑，只寫“高崗之墓”，不寫立碑人，不寫年月日。

　　整個墓區地勢是東北高而西南低，高崗的墓穴，在墓區中央地段，地勢高，向陽，位置很好。幾個青壯年把高崗的靈柩從卡車上移下來，扛到墓穴處，緩緩放入，掩上穴蓋，安葬就算完成。沒有告別儀式，沒有哀樂，也沒有慟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進行。最后，人們不聲不響地、平平靜靜地離去。這是一個不成葬禮的葬禮，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隊伍。當人們回到卡車上時，已是下午1點半多了。

　　當天沒來得及立碑，后來機關事務管理局派人做了一個墓碑，沒有墓主的名字，沒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沒有碑文，是一個真正的無字碑。

　　定 論

　　對高、饒問題作出最后結論的，是1955年3月21日至31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這個對高崗蓋棺定論的日子，距他自殺身亡過去了7個月的時間。

　　毛澤東在這次黨代會的開幕詞中說：高崗、饒漱石事件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全黨應該引為鑒戒，務必使黨內不要重復出現這樣的事件。高崗、饒漱石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秘密活動，在同志背后進行挑撥離間，但在公開場合則把他們的活動偽裝起來。我們是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于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鄧小平在會上作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與會的發言者一致主張開除高崗、饒漱石兩人的黨籍。

　　會議最后一天，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聽取了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對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第七屆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后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舉了高、饒的反黨主要事實之后，《決議》指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的唯一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會議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進行陰謀活動的時候，也是隨時隨地變換自己的手法。他們是在目前階級斗爭的特殊環境中在黨內產生的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的毫無原則的陰謀集團。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一致決議：開除反黨陰謀的首腦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崗的黨籍，開除反黨陰謀的另一名首腦饒漱石的黨籍，并撤銷他們的黨內外各項職務。

網載 2015-09-05 22: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