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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啟在與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交往中深刻認識到,西學是國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畢得信說:“徐(光啟)所發現的一種治學方法--向上天學習的方法，這一方法正如傳教士們所示范的那樣，這一方法又使他在繼承傳統的道德價值之上增加了重要地位和約束規條。"天學”集各種學問之大全,并非孕育于任何人的頭腦,而是美基于被概括為"天”的整個外在世界之上。同時這些學問不是受制于當局的法令批準,而是從于每個人自身的查究實證。四徐光啟之所以成為一個科學家,與他成為一個天主教徒以及對天主教教義的信仰密不可分。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耶穌會士，沒有天主教，就不會有科學家徐光啟。裴化行在寫到徐光啟受洗時,激情洋溢地說:“就在這時,未來的圖老保祿·徐光啟確定不移地歸屬于教會,以后他成為全中國最大的光明。中國理想中最合乎人情、最高度平衡的一切,絕妙地集于他一身，至今也無人不折服(《天主教月刊》1933年為紀念他逝世三百周年用漢語出版的專號,刊載了許多表示崇敬心情的文章)。事實上，當我們靜觀“這位偉大的政治家,看見他位極人臣而始終保持謙遜平易、在比我們困難得多的條件下努力不懈地運用其影響為基督為教會服務的時候’，我們不禁聯想到與他同時代的那個人--英國人文主義最純凈光輝之一，即圣托馬斯·莫爾。”他還說:“就是在這種相當混亂的情況下，利瑪竇率人數不多的弟子(其中以后嶄露頭角的是保祿·徐光啟)，英勇無畏地繼續其促成西方基督教文明和遠東儒教文明之間文化倫理接近起來的工作，其深度、強度和影響,現今的史家才開始予以正確估價。”②

《幾何原本》《泰西水法》、《崇禎歷書》，已經使徐光啟的名字永遠彪炳史冊。如果時代為他提供更好的環境，也許他可以做出更多的貢

①[美]畢得信:《楊廷筠、李之、徐光啟為何會成為基督徒》《文化雜志》(中文版)第

21 期(1994 年)。 411

② [法]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第 482 頁。

最，為地立傳,對此頗為感嘆:文定公固文武全才，即其所學，出人天人.上下經史、而身當篼切，一拂意于珰人，再觸忌于司馬，遂不得意其大麗,殊可錯也!后之論世者，屈指兩朝綸扉輔佐，文章節義，蓋不志人,而求其農通深博,足為萬邦之憲，如公豈有二哉!"@他所說的"拂意子珰人”是指天啟五年間魏忠賢專權,指使御史彈劾徐光啟,致使他落職閑住:““觸忌于司馬”,是指與兵部尚書意見不合,遭到御史彈劾，移疾而歸。萬斯同談到崇禎五年(1632)徐光啟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人參機務，也有類假的感嘆:“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是柄用，而年已老。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亦不能有所建白。”。未免令人遺憾。

3.“以西法為宗”的李之藻

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號淳庵居士,一號存園叟,杭州府仁和縣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出生于杭州一個書香門第。萬歷二十六年(1598)進士及第，次年就開始與利瑪竇交往,為利瑪竇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服天主教教義。他與徐光啟、楊廷筠并稱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在“西學東漸”中的貢獻，可與徐光啟相媲美。他刊刻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與耶穌會士合作編譯《同文算指》《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乾坤體義》、《簡平儀說》、《名理探》、《寰有詮》等西學名著,編輯出版第一部天主教叢書《天學初函》，為后世學術界開啟接受西學的門徑因此，方豪說:“西學傳人我國,徐、李并稱始祖。”③

萬歷三十五年(1607)，汪孟樸在杭州重刻《天主實義》，李之藻為之作序,對利瑪竇的傳教給予高度評價:“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談天之所以為天甚晰，睹世之天佞佛也者,而倡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為《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彼其梯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

①(明)鄒漪:《啟禎野乘》-集卷六《徐文定傳》。⑦(清)萬斯同:《明史》卷三百五十六《徐光啟傳》。

③ 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學說之研究》,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十一期。412

不聞有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為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在他眼中，《天主實義》與儒家學說是不謀而合的。正如他在刻印《天學初函》的題辭中所說,天主教的“天學”,“不脫六經之旨”。他對天主教的信仰是十分虔誠的,但是經過了整整九年，一直到利瑪竇去世前兩個月，他才在北京受洗,正式成為天主教徒。

在他心目中,利瑪竇是一位“異人”,不遠萬里甘冒各種風險來到中國,而不企求任何回報,實在是一位“智人”，也是一位"博聞與韜術之人”:崇拜真理,反對謬說,勤奮讀書，過目成誦,懂得如此之多有關玄學、天文學、地理學、數學等前輩大師未曾明了的學問。在利瑪竇的感召下,他在公務繁忙之余，從事有關天文學、數學著作的翻譯出版工作。崇禎二年(1629),伴隨《天學初函》的出版,他的努力達到高峰。該書收錄了當時幾乎所有在中國印刷的西學重要書籍。全書分為“理編”和“器編”兩大部分，“理編”以《天主實義》為首,主要是有關教義的著作九種(附錄一種);“器編”以《幾何原本》為首,主要是有關科學技術的著作十一種。

畢得信分析李之藻皈依天主教的原因,指出兩點:一是他和相當數量的士大夫們都為傳教士帶入中國的“科學”所吸引;二是他和許多人一樣,被利瑪竇的人格力量所征服。而這兩者又是密不可分的,李之藻欣賞利瑪竇的,是科學與美德的完美結合。李之藻說,他在萬歷二十九年(1601)目睹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之后,做過計算,證實地球真的是大小如利瑪竇所稱的那樣一個圓球。當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出版之時，他認為那是“萬世不可易之法”。花了一時間來計算那些經緯度與天字軌徑相對應,以推測其形制合理。他在為該圖所作的注釋中，將地圖上的事物與中國有關大千世界分為多極的古訓聯系起來。他感興趣

①()李之:《天主實義重刻序》《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 99-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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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科學”，以及“天學”,謀求學習更多學問和知識。因此他在“天學”的名目下，把科學著述和宗教著述一同出版。他在探究“永恒不變之法”,通過有關天體的數學和計算,通過對“東海”與“西海”具有相同精神和本性的意識，心甘情愿地接受這個永恒的萬能的“天主”。①

李之藻的治學特點很明顯,可以概括為五個字:“以西法為宗。”萬歷后期,禮部整于“大統法浸疏”,主張修訂歷法,上奏皇帝,把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明來北京,與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同譯西洋法”“備參訂修改”,其理由就是李之藻“以西法為宗”。

萬歷四十一年(1613),已經改銜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向皇帝詳細條陳““西洋法”,強調向西方學習,指出中國所不及者十四條:“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談書論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士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凡十四事。”在詳細列舉這十四事之后，總結道:

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

接下來，他從天文歷法說開去，縱論西學關于水利、數學、地理、醫學等方面的優越性:

今諸陪臣真修實學，所傳書籍又非回回歷等書可比。其書非特歷術，又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田濟運，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書，不用算珠，舉筆便成。又有測望之書，能

21期(1594 年)。

①[美]畢得信:《楊廷蒟、李之藻、徐光啟為何會成為基督徒》，《文化雜志》(中文版)第

七(騰人傳·李之藻》。

(清)阮元;《李之藻》《疇人傳》卷三十二《明四》。亦見光緒《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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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山岳江河遠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理。有日軌之書，能立表于地。到定二十四氣之影線，能立表于墻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種制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志》之書，能載各國鳳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形體血脈之放，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鐘琴笙管，皆別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為制作工器本領。以上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想在彼國亦有圣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有褲世用。

這是李之藻一篇很重要的奏疏,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對西學的看法，表明他的“以西法為宗”,決非泛泛而談,而是建立在對西學深入細致研究基礎之上的,寬闊的視野,精辟的見識,當時的一般官員難以望其項背。可惜的是,崇禎四年(1631)他病逝于任上,留下了才情未盡的遺憾。《杭州府志》為他立傳，寫他“卒于官”，有一段話很有意思:“之藻沒后,新法算書成，有許胥成者著《蓋載圖憲》,純以西書為據。蓋自之藻創其說,光啟等繼之,歐羅巴之秘盡泄矣。”@這句話也許并不全面,卻道出了李之藻.徐光啟等人向西方學習的成效是明顯的--后繼者著書立說“純以西書為據”,便是一個證據;“歐羅巴之秘盡泄”，則是另一個證據。

李之藻放眼看世界，在“西學東漸”中的貢獻，不僅在科學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跡，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卻長期被官方忽視。裴化行感慨系之，寫下一段頗動感情的文字:“這位謙遜的開拓者迄今還被官方傳記家幾乎全然忽視，即使那些不得不給予他的好友保祿·徐光啟以一席地位(雖然是極小的地位)者,也似乎千方百計不

① (明) 李之藻:《請譯西洋歷法等書疏》,《李我存集》卷-《疏》。2 光緒《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七《疇人傳·李之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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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及他。然而，沒有他，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諸如顧炎武，閻著璩等等大學者就無從發展思想,對于這樣的一個人全然抹煞，難道公正嗎?這種密意遺忘，我們愿意歸咎于哲學史家黃宗羲，既然黃宗我過于受佛學愉見的影響。誠然,李之藻基本上是一位翻譯家,不僅僅翻譯科學著作,還到譯哲學、神學:但是,部分地缺乏獨創性,難道就可以使普魯塔克的譯者安米約這樣的作家不名列十六世紀法國文學光榮榜上嗎?特別是假如我們把這位杭州進士的譯述同乾隆大百科全書《四庫全書》)收人的那些叫人難以下咽、催人人眠的著作相比較!"雖然該書譯者的翻譯文筆實在令人難以恭維，我們還是看懂了裴化行的意思，他談到了很重要的一點:如果沒有李之藻的文化遺產，顧炎武、閻若璩等大學者“就無從發展思想”。這樣的論斷，恐怕是中國思想史研究者很少想到的。

4.由佛教到天主教的楊廷筠

楊廷筠,字仲堅,號淇園,杭州府仁和縣人,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祖父和從弟都是進士出身。他本人于萬歷七年(1579)鄉試中舉,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及第。作為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他與徐光啟,李之藻都是進士,仕途卻有所不同--他的大部分仕途生涯是在地方基層度過的。不知什么原因，關于他的傳記資料，杭州地方志所記很簡略，且多錯誤。乾隆《杭州府志》寫道:“楊廷筠,字作堅,仁和人。萬歷乙未?進士,授安福知縣,擢御史,巡太倉,會中旨取太倉庫金三十五萬,廷鎢奏曰:“祖宗積貯至今尚存八百余萬,陛下御極以來支用七百余萬,今一且又支若干,脫有急需,何以應之?”時礦稅之使四出,廷筠數以

@ 【法]裝化行:《利瑪案神父傳》,第 300-301 頁。 按:當為“字件堅”@ 核:當為“萬歷壬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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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諫,盡發陳奉、馬堂、陳增等奸狀。出按江西”,以三吳民重困榷稅，上減榷疏，遷按察副使，請告歸。以薦起河南副使，遷順天府丞。會魏忠賢用事,遂乞歸。”光緒《杭州府志》與之大同小異,也有不少錯誤,如把“字仲堅”誤作“字作堅”,把“江西安福”誤作“湖廣安福”把“出按松”誤作“出按江西”。清代杭州人已對楊廷筠不甚了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楊廷筠進士及第后,歷任地方官,政績都很好。出任江西吉安府安福縣的知縣,“緩催科,均徭役,尤加意學校,月課歲試,獎進不倦……久早,廷筠兼程至,雨亦隨降,父老歡呼,稱為'仁侯雨’”@。萬歷三十三年(1605),出任蘇、松等府巡按御史時,向朝廷建議停止編派綾纻與河工加賦。《松江府志》如此記載:“三十二年巡視漕運,又二年巡按蘇松,論改織綾纻,蘇松不下三十萬(匹),向無額編,何以供命?請悉罷止。又論河工加賦,蘇、松、常、鎮四府當天下什三,焚林竭澤,民豈堪此!言甚剴切，不報。”此后,他督導學政,為方孝孺在松江的后裔作了不少善舉。《松江府志》寫道:“求方正學嫡裔在松江者,復其姓，捐三百金,建求忠書院,祀正學衣冠。其子孫奉烝嘗不絕。”⑤

楊廷筠與李之藻是同鄉摯友,關系密切,然而兩人接受天主教與西學的心路歷程截然不同。楊廷筠有深厚的儒學、佛學修養,使他難以超脫或割舍。他在為官時期的言行，處處透露出他的這種修養。比如整頓學校風紀，改良文教設施，表彰節婦孝子，厚待大儒后裔,高揚道德意識,為顧憲成復興東林書院出一臂之力。脫離官場退隱時,則提倡結社,弘揚道學,鼓勵講學活動。在鄉里設立類似同善會的“仁會”,救濟貧民。陳繼儒為他的母親立傳,提及他“首捐資為倡”建立“仁會”，“餒

① 按:當為“出按蘇松等府”。

② 乾隆《杭州府志》卷八十-《人物一·名臣二·楊廷筠》。③ 光緒《杭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四《人物·仕績三·楊廷筠》。④ 乾隆《吉安府志》卷三十七《秩官志·安福名臣·楊廷筠》。③ 嘉慶《松江府志》卷四十二《名宦三·楊廷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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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餼,寒者襦,疾者藥,暴者殮,以逮孤煢故舊，皆倚為外府。其他傾廩以活餓人、積貯以需平價，助創先覺講院，以納遠近負笈之門人"

這種背景,使他有別于李之藻。正如沈定平所說:“最能反映李、楊二人在學術志趣和素養上的差別，從而影響到他們接受西學的不同方式的,莫過于楊廷筠專注于形而上”的倫理道德宗教領域，希望從闡明人生性命的真諦和克己自律的道德實踐中，重塑儒家的傳統價值，以達到匡時救世的目的，充分顯示了一個道學家的本色。而李之藻則在恪遵儒家價值觀的前提下，更多地關心“形而下’的具體實用之學，關心傳統科學技術的現狀和發展,儼然博物家的胸懷。”@

楊廷筠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出生在杭州，受明末三大高僧之 --云棲寺的宏法師影響巨大，楊府一家都篤信佛教。他的父親楊兆坊用來教導子弟的《楊氏塾訓》，其中就有“戒傷生”的篇目，內列四十八則，顯然受了宏法師宣揚“放生功德”的感化。楊廷筠本人熟讀《華嚴經》《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無量壽經》、《楞嚴經》《藥師琉璃經》等。他如何由一個佛教徒轉化為基督徒，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畢得信有精深的研究。

萬歷三十年(1602)，楊廷筠在北京會見了利瑪竇，討論“名理”問題，似乎談得很投機，大有稱兄道弟的趨勢。但是他對利瑪竇所談的西方數學方面的內容，一竅不通;利瑪竇也認為，楊廷筠沒有徐光啟、李之藻那樣“聰明了達”。十年之后，情況終于發生了變化。

萬歷三十九年(1611)四月，李之藻丁憂回到杭州,郭居靜神父、金尼圖神父同行。楊廷筠在吊唁李父時,遇見了郭居靜、金尼閣，表示非常樂意探索他們宗教的奧妙。當他看見“"主”的形象時,恭敬地朝向他，又如置身于“天主”面前,而“主正給予他指引。為了學得更多,他拋開

①(明)陳繼儒;《武林楊母呂恭人傳》(陳眉公先生集)卷四十五。

②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第687 頁。

葛谷登;(奉教士人楊廷鴻》(上),日本一橋大學(一橋研究》第17卷第1號。418

了其他一切事務，潛心探索“天學”的基本原理。郭居靜和金尼閣神父向他講解教義，他承認天主是天上和地球萬物的主宰，但對它將會給信仰佛教的地方帶來何種損害，感到疑惑。一天，金尼閣神父和一位來自廣東的中國教徒，向他解釋基督教的儀式，他有些焦慮地問:這些都是怎么想出來的?上帝降臨人間是為了贖回世人的罪孽，我怎么竟然還對此表示懷疑呢?其時，他已經準備好去相信這一切了。當楊廷筠向神父表示希望立即受洗時，金尼閣沒有答應，因為他除了妻子，還有一個侍妾,并且為他生了兩個兒子。他隨即向李之藻訴苦，他作為一個以前的高官，心甘情愿為他們服務，而他們卻以有侍妾而拒絕了他，佛教肯定不會如此對待他。李之藻解釋說，這恰恰是佛教僧侶不能與來自西方的傳教士相比的原因，傳教士希望拯救別人，但不愿為了你破壞教規;他們希望改造這個墮落的世界,但不敢不尊重教規。楊廷筠放棄了侍妾,依教規行事。1611年(萬歷三十九年)6月,傳教士為他人教受洗,賜予教名彌額爾。

據楊振鍔《楊淇園先生年譜》援引的一些西方資料顯示，正是李之藻的鼓勵,加深了他對天主教的認識,才使得楊廷筠放棄佛教,投入天主教的懷抱。這種認識大約有五個方面:第一隱匿于天堂和地球萬物之后的天主，不僅屬于遙遠的西方,而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主宰著世界的每個角落;第二,任何關于釋迦牟尼“擎天蔽日”的說法，由于不承認天主的萬能,而被視為愚蠢,應該擯棄;第三,在“主”的品格中，至善”和對人類的關心最為突出，這在“主”用自己的身體去贖回人類的罪孽，可以得到印證;第四，明白了此點后,他不再懷疑，迅速領悟天主教的真諦，十年之后他撰寫《代疑編》絕非偶然;第五,從傳教士因他蓄妾而固執地阻止他入教,他體會到，教規是不容改變和妥協的。

①【美]畢得信:《楊廷筠、李之藻、徐光啟為何會成為基督徒》(文化志》文版)第21 期(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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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成為天主教徒，他就義無反顧地宣揚天主教教義，寫了《代疑編》、《代疑續編》、《圣水記言》、《鸮鸞不并鳴說》《天釋明辨》《廣放生說》等。在《代疑編》中，他主張,儒者不必把天主教看作異端。在“畏天命”、“事上帝”上，天主教徒與儒者是一致的。在為耶穌會上龐迪我的著作《七克》所寫的序言中，他認為天主教教義與儒家學說是“脈脈相符”的。在為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著作《西學凡》所寫的序言中。他說中國傳統的“天學”幾近晦暗，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能使“天學”重放光芒。

他的代表作《代疑編》《代疑續編》是對儒者疑問的逐一解答，不妨略舉一二，以見一斑。《代疑編》說:

西國之法,極重書教,以此系民之耳目,關民之心志。-訛則無所不訛，故先圣特預防之。掌教事者必當代圣賢，聰明睿智，高出人群，而傳世之書,必經掌教親目鑒定,毫厘無差，然后發鐫。

若不農不賈，身必常貪。衣食既窘，不得不仰面求人。求

之不遂，未免輾轉營求，或裝飾行徑，或恢張言語。眼前流弊，誠可概見。《代疑續編》說:

惜哉,世人營營朝夕,不越目前,無異蜉蝣蟪蛄,懵然而生，倏然而死。

夫死者必至之期也。高年者死,稚年亦死;多病者死，無病者死;困窮者死,榮富者死。死事無人替得,好歹只自承當，妻子父母、親戚朋友如我何哉!

自己只有一身，更無二身。此身只一生死，無二生死。

中豪:《明末清主比家說之研究》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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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釋明辨》以天主教徒的立場徹底批判佛教:

今舍四民之業，徑入空門，而身衣口食不免仰食十方。其勢不得不生希冀，生希冀便增榮謀，增榮謀便入裝飾，而掩惡著善之事無不有矣……一郡之中，披剃者數萬人，失數萬人之業,須倍得數萬人之力作以養之。無功世間，虛叨供養。

今學佛者,或為窘迫事故,或為利人衣食，全非慕道之心。為之師長者，止令之供役使、守庵院、了應赴，絕無法嗣之意。求田問舍,不異俗人,而穢媒不可言,又俗家所未有者矣。

人之行仁,自有次第……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次第法也……釋氏卻不從此理會。無論疏遠，即至親瓜葛，亦漠然等之路人。

他的耶穌會士朋友艾儒略的兩本著作《西學凡》和《職方外紀》，與他有著密切關系。

《西學凡》是第一本簡要闡釋有關歐洲耶穌會學校教育專業設置、學校體制和“建學育才”的綱要及其課程大綱的著作，被認為是向中國人介紹當時西方教育的一本教材，同時也是最早介紹西方近代學術分科知識的一本專著，可以視為一部西方學術與分科知識的“概說”。耶穌會士與中國學者曾經醞釀一個龐大的譯書計劃。利瑪竇傳教策略的忠實執行者金尼閣,萬歷四十一年(1613)奉命回到歐洲,在教皇支持下,收集了有關宗教、哲學和科學的西書七千部,于六年后運到澳門。以后他與艾儒略楊廷筠、李之藻等商議全面的譯述計劃。天啟三年(1623)艾儒略以答述的形式,將歐洲學校所授各科課程，按照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教科、道科六部分,編成《西學凡》，對七千部書作了提綱挈領的介紹。他還打算，用十幾年時間,把這些書翻譯成中文,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①:典譯通與影第25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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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三年(1623)《西學凡》在杭州刊印，楊廷筠為它作序。他在序言中說:“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圣之學也。《詩》、《書》所稱，炳如日星，可考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始分;漢以后，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學幾晦，而無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來，獨能洞會道原，實修實證，言必稱昭事，當年名公碩士皆信愛焉。”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觀點:一千六百年來,中國傳統的“天學”幾近晦暗，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使得“天學”重放光明。他還指出，這七千部西學書籍的傳入，是以往傳入的佛經無法比擬的:“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余部，業已航海而來,具在可譯。此豈蔡愔、玄奘諸人近采印度諸國寂寂數簡所可當之者乎?”因此他決心與艾儒略等人把它們翻譯出來:“假我十年，集同志數十手，眾其成之。”

《職方外紀》，艾儒略的一本世界地理著作。《四庫全書》的提要如此介紹:“《職方外紀》五卷,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書成于天啟癸亥。因西洋利氏赍進《萬國圖志》,龐氏奉命翻譯,儒略更增補以成之。蓋因利瑪竇、龐我迪舊本潤色之不盡，儒略自作也。所紀皆絕域風土，為自古輿圖所不載，故曰《職方外紀》。其說分天下五大州……”這個提要大體沿用艾儒略為該書所寫的自序。艾氏寫道:“吾友利氏赍進(萬國圖志》，已而吾友龐氏又奉翻譯西刻地圖之命，據所聞見，譯為圖說以獻,都人士樂道之者,但未經刻本以傳。迨至今上御極,而文物重新,骎骎乎王會萬方之盛矣。儒略不敏，幸廁觀光,慨慕前庥,誠不忍其久而湮滅也。偶從蠹簡得睹所遺舊稿，乃更竊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為增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在自序的末尾，他特別強調:“淇園楊公雅相孚賞，又為訂其蕪拙，梓以行焉。”也就是說，這部書是在楊廷筠協助下完成的。據鄒振環說:《職方外紀》的明刊本,“原署名”西海艾

①(明)楊廷筠;《刻西學凡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西學凡》。② 龐我迪，當為龐迪我。

③ [意]艾儒略:《職方外紀》卷首《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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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匯記’。'匯記’是指文字加工潤飾，所謂“訂其蕪拙”，使文字顯得比較儒雅，合乎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該書兩人同時署名，不難判斷楊廷筠在編纂過程中出力甚多。”

以上種種，足以顯示，楊廷筠在西學東漸過程中的作用不容低估。他的這些著作涉及儒、道、佛三教，激起了巨大的反響--由于他主張儒、道、佛三教的宇宙觀原理與天主教教義基本一致，被反天主教陣營攻擊為背叛中國傳統思想;在天主教陣營內部，因其受佛學影響至深，又被天主教信仰者指責為異端。楊廷筠在天主教信仰的思想史上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人物。

5.“讀書必開眼”的方以智

出生于萬歷三十九年(1611)的方以智,是明末很有特點的文人,與侯方域、冒襄、陳貞慧并稱為明末四公子。他出身名門,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都是高官，自然算得上公子哥兒。溫睿臨說他“為人風流自喜",卻沒有侯方域與李香君、冒襄與董小宛那樣的風流韻事。他追隨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服膺耶穌會士和他們帶來的西學，卻不是天主教徒,晚年皈依佛門，出家為僧。

桐城方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以學問名世。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沒有功名，卻是“方氏家學的草創者”，不滿于王畿的“四無說”，與顧憲成、高攀龍意見相合，曾到東林書院講學。朱彝尊說:“方氏門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實浚其源，東南學者推為職志焉。”明善先生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他的祖父方大鎮,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大理寺少卿,曾在鄒元標,馮從吾創辦的首善書院講學,因不滿魏忠

①部板環:《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第 258-259 頁。(清)溫春臨:《南疆逸史》卷四十《隱遁·方以智》。

券餐紀要)第39號

參見1日]劉岸偉:《圍繞西學的中日兩國的近世--方以智的場合》《札幌大學教@(清)朱韓尊:《靜志居詩話)卷十四(方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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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專權，辭官歸鄉。鄉居時，與門人講學不輟，潛心學問，著有《聞斯錄》《桐川講義》《易意》、《詩意》、《禮說》等，鄒漪稱贊他“"端毅純正，允為一代大儒”@。他的父親方孔炤,萬歷四十四年(1616)進士,天啟初為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得罪閹黨頭目崔呈秀而削籍。崇禎十一年(1638)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后又總督大名軍務。京師陷落，南奔留都,因馬士英、阮大鋮亂政,遂歸隱。他一生研究易學，著有《周易時論》《潛草》、涉及天文、歷法、博物等,對耶穌會士傳入的西學懷有濃厚的興趣。他的隨筆集《潛草》，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再三引用。@

在這樣的家學淵源中熏陶出來的方以智,注定不是等閑人物。溫睿臨說他“少美姿貌,聰穎絕倫,書無所不讀”③。朱彝尊說他“紛綸五經，融會百氏,插三萬軸于架上,羅四七宿于胸中”①。《桐城縣志》說他“九歲即善屬文,比冠,著書數萬言,與江左諸賢雋力倡大雅”。

方以智,字密之,號曼公,又號浮山愚者。崇禎十二年(1639)舉人,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授翰林院檢討。京師陷落,乘間脫歸,前往南京。由于五年前曾參與復社諸君子的《留都防亂公揭》,揭發閹黨余孽阮大鋮的真面目，遭到已在弘光小朝廷掌權的阮大鋮報復,亡命廣東。南明唐王、桂王先后起用他出任高官,均不赴,轉側于洞壑間,艱苦備至,旋即落發為僧,法號弘智,字無可。父親去世,他回歸桐城,廬墓三年，“勵志砥行,惟與子弟講業論道,語不及世事”。《桐城續修縣志》寫道:“家世理學,至以智益集其成。為人操履平恕，不恥惡衣食。博極群書，天人禮樂、象數名物，以及律歷醫藥、聲音文字,靡不淹洽精貫。”。_

① (明)鄒漪:《啟禎野乘》-集卷二《方大理傳》。

②[日]劉岸偉:《圍繞西學的中日兩國的近世--方以智的場合》《札幌大學教養部紀要》第39號。

③(清)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十《隱遁·方以智》。④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十九《方以智》。

@ 道光《桐城續修縣志》卷十四(人物志·理學·方以智》。@ 道光《桐城續修縣志》卷十四《人物志·理學·方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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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著作頗豐，有《通雅》五十二卷《物理小識》十二卷、《藥地炮莊》九卷。《易余》二卷、《切韻聲源》一卷，另有《浮山文集》(前后編)二十二卷，以及《方子流草》一卷。以往學者研究方以智，多從理學角度開掘，對他關注西學，放眼看世界,關注不夠。而這恰恰是他最值得稱道之處。他的巨著《通雅》洋洋五十二卷，從寫于崇禎十四年(1641)的自字來推斷，此書的撰寫應該在此前幾年。四庫館臣將此書定位為“考證名物、象數、訓、聲”之作，對它評價高:“明中葉以后以博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偽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于蕪雜。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源溯委,詞必有征,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者矣。””話說得不錯，“考證精核”確實超越楊慎、陳耀文、焦竑輩,然而僅此而止,亦未免“千慮一失”,他的“迥出其上”,還另有所在,那就是對于西學的吸收與貫通，不但楊、陳、焦等人不及，連后繼的顧、閻、朱也難望其項背。他在書中強調:“讀書必開眼,開眼乃能讀書……由此言之,茍非專精深幾。眼何能開?又況閉而開之，開而閉之，習此坎蹈，喪失性命，故知不少。”@他真的做到了“讀書必開眼”，不僅開眼看古書，而且開眼看世界。

他的《通雅》多次提及利瑪竇。談到天文時，提到利瑪竇帶來的西學對于糾正傳統天文學的誤解，令人眼界大開:“九天之名，分析于《太玄》，詳論于吳草廬,核實于利西江。按《太玄經》九天: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此虛立九名耳。吳草廬澄始論天之體實九層。至利西江人中國,而暢言之:自地而

①_道光《桐城續修縣志》卷二十一《藝文志》。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容肇祖集》，齊魯書社，1989年,第447頁。

②《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二·雜考之屬·通雅·提要》③ (清)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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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月天、金天、日天、火天、木天、天、恒星天。至第一重為宗動天，去地六萬(應為億)四千七百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余里，地心至月天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余里。地球周九萬里，日輪大于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大于月輪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分之一，而地球大于月者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

關于崇禎設局修歷,他提及耶穌會士湯若望羅雅谷參與其事:“崇禎時立局修歷，玉山魏太乙奉旨別局改修《授時》《大統》諸法，已并用湯(若望)、羅(雅谷)兩西士，立局講求。”又分析了中歷不及西歷的原因:“今《大統》本于《授時》，《授時》本于《大明》，千二百余年于此矣，焉得無差?而西歷于萬歷癸亥方經改定,崇禎戊辰尚多測改，其疏密可知也……西歷推其經緯,更真于月日，西法更立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線始角對為測量新義，詳見《天步真源》…算惟隨時,測之乃準耳。”

他從利瑪竇那里了解到“地與海本是圓形”:“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同為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雞卵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地，則二極周度、緯度、赤道皆相應……利公自大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見南北二極,轉南過大浪山見南極，出地三十二度，則大浪與中國正對矣。又按西書,南亞墨利加瑪八作正中國對足處。”

關于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他說:“利瑪竇為兩圖,一載中國所嘗見者，一載中國所未見者……真可謂決從古之疑。”

即此數例，已經可見方以智放眼看世界之一斑。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教授劉岸偉指出:他年輕時在南京看似放浪的“狂生”，卻始終追求新

①(清)方以智:《通雅》卷十-《天文·歷測》②(清)方以智:《通雅》卷十一(天文·歷測》@(清)方以智:《通雅》卷十《天文·歷測》④ (清)方以智:《通雅》卷十-《天文·歷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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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問,訪問耶穌會士畢方濟,質問歐洲的歷算和奇器，評論耶穌會士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他以后的著作《通雅》、《物理小識》中的學同性格和方法，就是在這時形成的。據劉岸偉統計，《物理小識)引用耶穌會士艾儒略《職方外紀》的文字,達五十處之多。他寫于南京時代的《膝寓信筆》提到利瑪竇,對這位西洋學者渡海來到中國，讀中國書，感服孔子,表示欽佩。他說，自己讀過李之藻編的《天學初函》，還和精通西學著有《格致草》的熊明遇討論過此事。

其實,方以智不僅在《物理小識》中引用艾儒略的《職方外紀》，此前的《通雅》已經多次引用此書。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五大州”，即歐邏巴州(歐洲)、利未亞州(非洲)、亞細亞洲(亞洲)南北亞墨利加州(南北美洲)、墨瓦臘泥加州(大洋洲)。方以智寫道:“……又以地勢分五大州:日歐邏巴,南至地中海，北至臥蘭的亞及冰海,東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至大西洋;曰利未亞,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仙勞冷祖島,西至河折亞諾倉,即此州,只以圣地之下微路,與亞細亞相聯。其余全為四海所圍;曰亞細亞,南至沙馬大臘、呂宋等島，北至西增白臘，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明海，西至大乃和、墨河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日南北亞墨利加,全為四海所圍，南北以微地相聯;日墨瓦臘泥加,盡在南方,惟見南極出地,而北極常藏焉……”

方以智的著作中，尤以《物理小識》為最著名，影響也最大。四庫館臣的“提要”這樣定位此書:“《通雅》之余緒,掇拾以成編者。”方以智自己把它歸結為學習西學的成果:“萬歷年間遠西學人，詳于質測，而拙于言通幾,然智士推之,彼之質測猶未備也。儒者守宰理而已，圣人通神明、類萬物,藏之于易,呼吸圖策,端幾至精,歷律醫占皆可引觸，學者幾

①[曰]劉岸偉:圍繞西學的中日兩國的近世--方以智的場合》《禮視大學教養部紀要》第39號。

② 現今所稱“五大洲”,艾儒略寫作“五大州”,方以智沿用此寫法,作“五大州”。

③(清)方以智:《通雅》卷十 -《天文·歷測》。 427

能研極之乎!”因此，書中引用耶練會士有關西學的言論，比比皆是。列于首位的無疑是艾儒略和他的《職方外紀》，且率數例于下:

西齊里亞沸泉如醋，物入便黑。翁加里亞有水噴出地即凝石者,有冬月流而夏冰者,有投鞭成泥,再镕成銅者，有色綠而凍成綠石者。勿里諾山之泉，物墜其中,半月便生石皮，周裹其物。福島無雨，而大樹釀云氣，夜生甘水,滿樹下之池。度爾格有一海，味堿性凝，不生波浪，而皆不沉，不生水族，命日死海。水性不同如此，將怪而不信耶!

度爾格內有國曰亞剌比亞,有一海,長四百里,水堿性凝。不生波浪，常涌大塊如松脂，不能沉物，不生水族，名曰死海。

多勒多城在山上作一器，盤水直至山城。延平有水老為一城人視水，入廚管朽頻易，開則水至，塞則水止。

提到其他耶穌會士的也不少,如引利瑪竇的話,關于“歲差”:“萬歷中,利瑪竇入,仍約六十六年八閱月而差一度,每年不及周天一分五十秒。”又如關于“日大于地”:“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于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距地心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余里),木星大于地九十四倍半(距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余)，土星大于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余)，金星小于地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距地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里余)，月小于地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距地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余)，水星小于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距地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余)。經星有六等,皆大于

①(清)方以智:《物理小5)卷首《自序》。② (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天類·水》。

③ (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地類·弱水死海》。① (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地類·水激成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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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遠故,望之小耳。

關于溫泉是否與硫有關,引用m三拔、金尼圖的話:先儒曰:地中陽氣遇濕而結為硫,雷火亦有硫氣,陽氣也。唐子西取硫置水，水不溫，以此駁之。熊三拔謂:別無朱砂與礬之別。金尼閣曰:西國有七十余湯,各標主治。布那姑山皆硫,不聞泉湯也。”②

關于《崇禎歷書》,他提及徐光啟,也提及他的父親方孔炤:“自徐元扈·奏立歷官,而《崇禎歷書》成矣。老父以學者從未實究,故作《崇禎歷書約》。”@反映他們父子兩代對于徐光啟的崇敬之情。書中多次引用方孔炤的《崇禎歷書約》,例如,談到“日月行度”的一段文字:“日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全數恒星天過一度。月一日行一百五十三度，遲周天十二度,恒星天國十三度。月二十九日六時三刻,合于日而同度,為朔日。照月側為弦十四日九時余,日月對望而見全圜,曰望。日光在月上,其魂不見為晦,日與天會,一年而多五日三時,曰氣盈。月與日會,一年而少五日七時三刻,曰朔虛。其月行疾,日行遲者,以歷算自東行西紀度也。月九行者四方,出入黃道者八,與黃道者為九也。”以下特別注明:“五星行度，詳老父《歷書約》。”@所謂《歷書約》即《崇禎歷書約》

方以智的學問，除了家學淵源，還源自老師虛舟先生。虛舟本名王宣,字化卿，金溪人，生于桐城。方以智為他作傳,稱道先生“邁志好古，為詩歌文詞,凌轢晉唐,上軋周秦”。科場失意后，放棄舉子業,倘然高蹈,自號虛舟子，以《易》為終始之學。方以智少年時師從于他:“智十七八,即聞先生緒論,曠觀千世,嘗詩書歌詠間,引人聞道,深者征之象數。其所雜著,多言物理。是時先生年七十,益深于《河》、《洛》,揚、京、關、邵,無有能出其宗者。智方溺于詞章,得先生之秘傳，心重之。自以為

①(清)方以:《物理識》卷《歷類·歲差星度與日差而歲實無差》。② (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地類·暖谷溫泉》。③ 徐元庭當為“徐玄庭”,清人為避康熙帝諱,改“玄”為“元”④ (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歷類·圓體》。③(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歷類·日月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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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當發明,豈意一經亂世，遂與先生永訣裁!中方以智的著作中，經常引

用虛舟的論斷，加以發揮。

2022-12-08 19: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