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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眾在日據時期就已爭取地方自治了。敗退臺灣的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不得不回應民眾早已覺醒的自治訴求，實施有限的地方自治。此后，在臺灣民眾不斷爭取下，地方自治不斷深化。那么，這一深化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它給臺灣社會帶來哪些影響？

臺灣自治運動淵源和動因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由于此前臺灣民眾已對自治有強烈意愿，失利失勢的國民黨，不得不回應民眾的自治訴求，收攬民心。國民黨還借此建設“三民主義模范省”作為“反攻大陸”一個利器.

光復初期：臺灣省參議會再三提請議案實施自治

現代臺灣自治運動可以追溯至日據時期。被日本控制下的臺灣民眾，以議會設置請愿運動等迫使日本頒布“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案”，設立州、市議會，爭取了部分自治權。臺灣民眾也借選舉自治積累了參與管理地方經驗。臺灣省光復后，已有自治經驗的臺灣民眾，對地方自治的訴求甚為強烈。但在光復初期，臺灣地方自治程度依然十分有限，除了鄉鎮縣轄市區長外由民選，省、縣市行政首長都不是民選產生，而是自上而下派任的。

在當時，臺灣民眾要表達訴求，只能通過省參議院，但它只是政府的咨詢機構，沒有真正的話事權，聽不聽，臺灣行政機關（省府）說了算。即便如此，當時省參議員依然秉持民意提請議案，大膽地一而再再而三提請議案，要求盡快實施地方自治。

1948年7月，省參議會第五次大會，參議會員韓石泉提案，要求立法院制定“省縣自治通則”。“省縣自治通則”的制定是根據1946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會議，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省自治法，省設省議會，由省議員由省民選舉”，但這一規定一直停留在紙面，未見付諸實現。

韓石泉的理由為：

“行憲伊始，各種選舉告一段落，立法院現正集會著手制定，根據憲法的各項立法，地方自治的施行刻不容緩，而省縣自治通則及地方自治的基本法律為尊重民意，謂立法院急速著手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公布施行。”(高小蓬，臺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同次大會，參議員黃純青也提出詢問

“訓政結束，開始行憲，省長、縣長、市長民選、時機已到，期待地方自治通則公布，省長、縣市長民選即時施行，此乃六百五十萬省民所要求也，關此，欲問當局有積極的準備乎？何時施行有具體的計劃乎？(高小蓬，臺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首長推動自治

由于臺灣省實施地方自治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地方分權思想，體制內外對于實施地方自治有共識，所以體制外參議員的推動，得到體制內回應。當時臺灣省主席陳誠推動成立地方自治研究會，開展地方自治實施的準備工作。地方自治研究會自1949年8月成立起，經過四個月時間，完成自治主要方案和法規，有《本省調整地方行政區域方案》、《臺灣省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草案》、《臺灣省縣市議員選舉罷免規程草案》等送交臺灣省府參考。（李汝如，《臺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地方自治篇》,P5)

不過，體制內外關于自治進程存有分歧。體制外認為實施自治的條件已然成熟，但是體制內則認為仍需考慮其他因素和條件。臺灣省主席吳國楨（1949年-1953年任）就曾表示：

“實行地方自治，為百年大計，希望事前應有周密的準備，件件事均應考慮到，實行時才能收預期的成效。”(高小蓬，臺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國民黨敗退臺灣，借實施地方自治收攬民心，建“三民主義模范省”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由于此前臺灣民眾已對自治有著強烈意愿，失利失勢的國民黨，不得不回應臺灣民眾的自治訴求，收攬民心。蔣介石曾下達陳誠手諭：“勤求己過，用人自輔，此為補救吾人過去燥急驕矜，以致今日失敗之大過”。蔣介石不僅指示陳誠要“收攬人心”并親自聆聽臺灣人的心聲：“蔣介石還在陽明山上召見臺籍政界人士，聽詢地方民情及糧食情形。”(高小蓬，臺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

除了為收攬民心被動回應自治訴求外，國民黨還借此建設“三民主義模范省”作為“反攻大陸”一個利器，誠如陳誠宣布籌備實施地方自治時所言：

“本席接主省政以后，即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這兩句話，以為施政的總目標，要在臺灣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理想，本年增加精食生產，實行三七五減租，并發展各種經濟建設，即為‘民生第一’的實行。今天成立地方自治研究會，即為實行地方自治，以求達到‘人民至上’的目的。今后我們如能在政治經濟上勝過共匪，就可立于不敗之地了。”（龐俊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臺灣地方自治》)

共和國辭典 2012-03-28 00:3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