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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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１９０５年孫中山聯合海外各派革命黨組成同盟會，主張用暴力的方式來推翻清王朝。到１９０８年冬，同盟會已經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為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梁啟超等保皇黨則乘機批評革命黨的暴力革命。
　　梁啟超特別批評革命黨領袖們，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卻唆使別人在國內搞送死的暴力革命。１９０８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于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啟超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遠距離革命家”作風，批評他們唆使別人送死而為自己謀取名利的作法，一時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反孫派攻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批評孫中山近似于獨裁的領導作風，說孫中山“辦事近于專橫，常令人難堪”，第二是批評孫中山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
　　１９０７年日本政府“請”孫中山出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２００００余日元（當時普通日本工薪階層的月薪不過二、三十日元），而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２０００元經費，其余自己全部帶走，使《民報》經常陷于經費拮據的苦境。１９０８年冬，《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訣別，章炳麟說：日本人向孫中山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中山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章炳麟批評孫中山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
　　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持孫中山的孫派骨干，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并不著眼于暗殺計劃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結義于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于熱，懷疑者復歸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作為同盟會中堅分子的汪精衛，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傳來后，海內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黨同盟會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汪精衛在《致南洋同志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于《民報》２６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汪精衛在文中說：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饑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愿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漢民。胡漢民比汪精衛大四歲，不僅是和汪一起來日本留學的同鄉，也是長年在《民報》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當作大哥看待。胡漢民得知汪精衛要北上行刺時，勸汪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號召力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拼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
　　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愧對民眾，使章炳麟愧對黨人，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在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么，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行刺計劃。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并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但考慮到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所以孫中山并沒有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北上行刺計劃，但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為沒有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的明確支持，汪精衛不得不自己尋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衛首先想到的是黃復生。
　　黃復生是四川人，和汪精衛一樣也是發起同盟會的元老，担任同盟會的高層干部。黃復生讀了汪精衛《革命之決心》一文后非常感動，對汪精衛說：“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衛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計劃告訴黃復生，汪精衛還沒有講完，黃復生就大笑道：“銘兄，有話何不直說。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衛說：“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無生還的可能……”黃復生豪爽地說：“我參加革命時早已立志為革命而死，還談什么生還的問題，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衛再找到同盟會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請他幫助作炸彈，喻培倫也爽快地答應了，愿意和汪精衛一同北上。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的是陳璧君，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也讓那位說風涼話的人羞得恨不得鉆入地縫。可惜現在再也看不到陳璧君那樣有志氣撕毀自己外國護照的烈女了。
　　汪精衛計劃他和黃復生先到北京作好準備，然后喻培倫、陳璧君等人再攜帶炸彈到北京。１９０９年１０月，汪精衛、黃復生兩人先乘英國船到天津，同盟會的鄭毓秀迎接他們。鄭毓秀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實業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際花。鄭毓秀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這次廖仲愷特別寫信給鄭毓秀，要求她全力幫助汪精衛等人的暗殺行動。汪精衛平日接觸的都是陳璧君那樣的革命烈女，見到鄭毓秀這樣風姿綽約的美人交際花，覺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衛說：“聽說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得很嚴。我們這些男人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你幫我們把炸彈帶入北京。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鄭毓秀當即答應：“如果不會爆炸，還叫什么炸彈？這事就交給我了。”汪精衛是個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詩詞文章，鄭毓秀對汪很是傾心，多次以教她作詩為借口和汪精衛接近，汪卻極力避開和鄭毓秀的單獨接觸。汪精衛此時已經下定決心象柴薪那樣為革命獻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鄭毓秀的關系從來沒有越過同志的關系。后來鄭毓秀感嘆說：“汪精衛真是少見的道學先生”。
　　汪精衛和黃復生到北京的琉璃廠租了一棟房子，掛上“守真照相館”的招牌，因為照相館的暗室最適合搞炸彈的組裝，照相館里飄出化學藥品的味道也不會引人懷疑。不久喻培倫傳來話：正月十五（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將帶鐵西瓜入京，請汪等人去前門車站接站。汪精衛和黃復生趕到前門站，見鄭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紳士的手悠然走出車站，白人紳士的手里提著一個沉重的皮箱，里面裝著炸彈，車站的警官看也沒看就讓他們走出了車站。原來當時外國人在中國有治外法權，因此沒有人敢隨便檢查外國人的行李。這個白人是法國大使館的職員，曾一直追求鄭毓秀，這次鄭毓秀請他幫忙，那人當然一口答應。
　　炸彈運到北京后，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一起商量暗殺的具體計劃。第一次暗殺行動是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貝子和貝勒為清王室的爵位名，親王之下為貝子，貝子之下為貝勒）。２月底載洵和載濤從歐洲訪問返京，汪精衛等人準備在載洵和載濤走出前門車站時，投擲炸彈炸死載洵和載濤。當天汪精衛、黃復生、陳璧君三人雇一輛騾車前往前門站，汪精衛和黃復生攜帶裝有炸彈的皮箱在車站門口等候，陳璧君則在騾車上接應。但沒有想到當時清廷正搞廉政運動，載洵和載濤不擺架子，混雜在一般民眾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紅頂子官帽的人極多，汪精衛和黃復生無法識別目標，只好終止暗殺計劃。
　　這次刺殺失敗后，汪精衛等人把暗殺的目標定為清廷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他們吸取了上次計劃不周而失敗的教訓，開始詳細調查載灃的行蹤。醇親王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剎海附近，載灃每天早上８點出王府，經過鼓樓大街從景山后門進入皇宮。汪精衛等人本準備在鼓樓大街的矮墻后投炸彈，但正趕上鼓樓大街修擴馬路，閑雜人太多，無法行動。他們后來注意到什剎海和后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橋銀錠橋，環境非常僻靜，而小橋附近又有一條陰溝可容藏身。于是汪精衛決定事先將炸彈埋在小橋下，汪精衛自己藏身于陰溝里，待載灃過橋時用電線引爆炸彈，和載灃同歸于盡。
　　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深夜，黃復生和喻培倫前往銀錠橋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陳璧君知道汪精衛明天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于盡，這將是他們兩人最后的一夜。陳璧君拉著汪精衛的手輕聲地哭泣，汪精衛本想找一些話安慰她，可是卻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汪精衛內心是深愛陳璧君的，他也知道陳璧君同樣深愛著他，但汪精衛越愛陳璧君，就越不愿看到陳璧君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衛努力壓下和自己心愛之人的生死離別之情，只是拉著陳璧君的手默默無語，讓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突然喻培倫匆匆跑進來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復生也跑回來說：“警察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本來他們以為在寒冬的夜晚人跡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會有人發現。可是天公不作美，銀錠橋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別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氣得睡不著覺，深夜走出家門去散氣。該人走到銀錠橋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橋下挖土，他立即聯想到人們埋藏財寶的故事，于是潛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財寶。可是看到黃復生和喻培倫，埋好炸彈后又開始拉電線埋電線時，該人感覺到情況不對，這不是埋財寶，而是一個重大的陰謀，于是從藏身之處跑出來前去報警。
　　黃復生和喻培倫剛埋好炸彈，忽然看到從附近閃出一個黑影跑走，立刻意識到他們的行動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倫先跑回去向汪精衛報告，黃復生則在附近監視。不一會兒那個男人帶著兩個巡警前來，黃復生意識到他們的計劃已徹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衛等人報警。喻培倫建議他們現在立即離開北京，還來得及逃過清廷的追捕。但汪精衛說雖然發現了炸彈，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來是他們干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風頭再說。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登出了銀錠橋下發現炸彈，有人想行刺攝政王的新聞，不過報紙上的分析卻都認為這是清廷內部的勢力斗爭。有人說炸彈中包炸藥的報紙寫有倫敦字樣，而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正好剛從倫敦回來，很可能是他們搞的暗殺陰謀；也有人分析認為是慶親王想篡權的陰謀，但沒有一篇新聞懷疑到革命黨，使汪精衛等人大為安心。三天后又有報紙登出新聞，說銀錠橋炸彈案的兇犯已經抓獲，汪精衛等人更為安心，于是開始策劃下一次行動，讓喻培倫去東京買炸藥，陳璧君去南洋籌款，汪精衛和黃復生繼續潛伏在北京進行下一次暗殺的策劃。
　　然而汪精衛等人卻中了清廷的計謀。清廷警察發現炸彈后，立即明白是革命黨所為。為了防止暗殺者們逃跑，清廷故意向新聞界放出朝廷內部暗斗和兇手已經捕獲的小道消息，使暗殺者們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發現炸彈中的炸藥是外國制，但幾顆螺絲釘卻是新近制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內各個銅鐵店調查，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鐵鋪認出螺絲為該店所作，是琉璃廠“守真照相館”的老板要求他們作的。警探開始監視“守真照相館”，正好趕上“守真照相館”搞裝修，一些密探混入裝修工人中，從“守真照相館”中盜出了革命黨的機密文件，發現這次暗殺正是革命黨所為，首謀就是清廷出１０萬兩白銀懸賞人頭的朝廷欽犯汪精衛。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警察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復生一舉抓獲。
　　由于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肅親王是清朝建國元勛八大世襲王室的第一家，是當時清廷中頭腦見識過人的少有人才。順便說幾句題外話：辛亥革命成功后肅親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順，和日本人川島浪速結拜兄弟，并將一個王女托川島浪速收養，這就是后來有名的川島芳子。肅親王看到從汪精衛身上搜繳的三篇汪精衛的親筆手稿《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告別同志書》之后，感慨萬分，非常佩服汪精衛的人品見識，更佩服汪精衛為革命獻身的精神。肅親王對清廷的腐敗也感到深惡痛絕，所以對革命黨人的反叛行為也十分同情，他后來說：“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黨反叛朝廷了”。
　　由于清廷已經宣布預備立憲，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５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國家之法，開庭審理汪精衛行刺未遂案。汪精衛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陳詞地宣讀了他即時寫成的四千余言的供詞：“本名汪兆銘，別號精衛。前在東京時為《民報》主筆。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報》，不再多言。孫中山先生起事兵敗后，我決心炸死載灃以振奮天下人之心。。”。汪精衛和黃復生在法庭上不但沒有招供同黨，反而爭著說自己是行刺的主謀，希望以此來為對方減輕刑罚，令在場人士十分感動。
　　看到汪精衛和黃復生視死如歸，保護同志的常烘，肅親王意識到：革命黨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共焚、殺身成仁，他們早已作好“薪盡飯熟”的獻身準備。殺了他們不僅不能嚇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黨人，反而會激發民眾對清廷的憎惡和反感。本來加害皇族是滿門抄斬的死罪，但肅親王決定從輕發落汪黃二人，以安撫天下人心。攝政王載灃最初主張立斬汪黃二人，但經過肅親王的反復勸說，同意從輕發落汪黃二人。１９１０年４月２９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
　　汪精衛接到免死的判決時，有撿來一條命的感覺。汪精衛入獄后，肅親王親自到獄中看望汪精衛。汪精衛以前以為清廷的官員都是愚鈍無能的昏官污吏，沒想到肅親王肯屈身訪問他這個囚犯，而且以禮相待，談吐文雅，讓汪精衛十分吃驚，也很佩服肅親王的見識才干。后來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肅親王說：“汪先生在《民報》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讀過。汪先生主張中國必須自強自立，改革政體，提倡民眾參政，效法西方立憲，這些與朝廷的主張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在籌辦預備立憲，建立國會讓民眾參政議政，這些不正是先生所爭取的革命目標嗎？”汪精衛反論說：“我們革命黨人所主張的絕不是立憲，而是要推翻封建專制，實行三民主義。親王既然讀過汪某在《民報》上的文章，對汪某的革命主張應有所了解。”
　　肅親王說：“你們革命黨的確有很多杰出的主見，但你們也應該認真傾耳聽聽我們的看法。說實話，我認為‘三民主義’是一種見識偏狹的理論，不能成為今后中國的指導理念。為什么要宣揚滅滿興漢？這樣宣揚民族仇視能夠使中國實現五族協和嗎？為什么要搞平地起風波的流血革命，我們不是已經答應實行憲政，讓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實現的機會。用和平的憲政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財產損壞的革命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更好嗎？鄰國日本不正是君主立憲的成功榜樣嗎？”
　　汪精衛反論說：“我們主張革命的時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憲成功的事例來反對革命。但日本明治維新，是西鄉隆盛用武力從幕府手中奪來的政權，絕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權交出來的。現在中國搞君主立憲，并不能解決長年的腐敗弊害，而且把國會作為民權的支柱不過是一種幻想，國會只不過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
　　肅親王說：“中國的政治十分復雜，各種民意紛纏不一，改革政體豈能操之過急？螳螂在前，黃雀在后，列強不是在覬覦著我們嗎？不忍不謀則亂，還請汪先生三思。”
　　汪精衛和肅親王的辯論總是在兩條平行線上，誰也說服不了誰。當年汪精衛正值年青的２８歲，而肅親王卻是初老的４５歲，但兩人都對對方的才學見識產生了敬佩之心。肅親王原想說降汪精衛為清廷效力，但見汪精衛革命志堅，也就沒有再為難汪精衛。后來肅親王不時來獄中看望汪精衛，兩人之間的關系似乎不是政敵，倒有些近似朋友的關系了。
　　孫中山在紐約得知汪精衛被捕的消息時喟然長嘆道：“兆銘是吾黨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斷了我一支手臂”。同盟會東京總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發起了營救汪精衛的行動，胡漢民親自奔走各地為營救汪精衛演講籌款。通過營救汪精衛的活動，使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會內部開始彌合，也使民眾重新認識到革命黨的決心，對后來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汪精衛獄中詩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臺。
　　汪精衛的《慷慨篇》從獄中傳出后，立即被許多報紙爭相轉載，“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也成為當時革命青年們廣為傳頌的詩句。
　　但監獄中的生活畢竟是艱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霉變的陳米和一條咸蘿卜，另外每五天可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過節則每人賞賜肉半斤。一天汪精衛正在苦嚼著黃米飯，忽然一個獄卒給汪精衛塞進十個雞蛋。這是誰送來的雞蛋呢？汪精衛拿著雞蛋仔細端詳了半日，在一個雞蛋上寫著一個小小的“璧”字，原來是陳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來了，是陳璧君買通獄卒給他送來的雞蛋，汪精衛忍不住熱淚流出了眼眶。汪精衛那天晚上抱著雞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獄卒悄悄對汪精衛說：“你有什么話寫封信，我會轉給送你雞蛋的那個人”。汪精衛感情激蕩，當即寫成一首《金縷曲》送給陳璧君：
　　別后平安否？便相逢凄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訴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淚痕料漬云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愿孤魂繚護車前后。腸已斷，歌難又。
　　汪精衛在《金縷曲》后面，又用血寫了五個字“勿留京賈禍”，讓陳璧君趕緊離開危險的北京。過了幾天，汪精衛收到獄卒轉來的陳璧君的一封信，陳璧君在信中說：“我們兩人雖被牢獄的高墻阻擋無法見面，但我感到我們的真心卻能穿過厚厚的高墻。我將遵從你的忠告立即離開北京，不過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談。你我兩人已不可能舉行形式上的結婚儀式，但你我兩人從現在起，在心中宣誓結為夫婦，你看好嗎？”
　　汪精衛為陳璧君的真情所感動：自己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變的話，根本沒有出獄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時候才會來呢？是１０年后還是２０年后？也許他見到陳璧君的那一天，雙方已是白發蒼蒼的垂暮之人，也許他永遠再也見不到陳璧君了。但又有什么比這種心中的結婚更具有真正的愛情呢？汪精衛咬破手指，用鮮血寫下一個大字“諾”。
　　陳璧君接到汪精衛的血書哭了三天，但也高興汪精衛終于明白了自己的真情。于是陳璧君按照汪精衛的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參加革命。
　　此后革命的形勢發展之快，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義爆發，在短短十幾天內，全國二十多個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清廷為了挽回頹勢，急忙宣布開放黨禁，釋放政治犯，當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衛和黃復生兩人。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清廷宣布釋放汪精衛和黃復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獄門前歡迎這兩位刺殺攝政王的義士。１９１１年１２月，汪精衛乘船到上海，那里陳璧君正等著他。從此這對經過革命生死考驗的革命夫婦正式成婚，以后兩人再沒有分離過，直到汪精衛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衛實踐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議員，功成身退”的諾言。汪精衛和陳璧君舉辦了盛大的結婚儀式后，返回他８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拜見兄長。然后于１９１２年９月，攜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