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第七章 從雅各賓派到雅各賓專政:道德理想國的實踐歷程 四、道德越位——羅伯斯庇爾悲劇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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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德越位——羅伯斯庇爾悲劇之發生

  政治語言的道德磁化,勢必進一步要求政治規則的道德轉換。摩尼教式的原教旨主義熱情藉此進入政治生活:光明與黑暗不能并存,正義與邪惡不能兼容。政治斗爭在教贖熱情中轉化為殘酷的宗教斗爭,道德理想流露出道德嗜血的肅殺之氣。

  1792年以后,馬拉出現“奇理斯瑪”特征。他生前狂熱崇拜盧梭,聲稱自己“可能是盧梭之后唯一的作家”。他的兩部小說——《青年伯爵巴洛夫斯基歷險記》和《波蘭信札》——都是《新愛洛琦絲》的模仿之作。O L他說,他樂意被人稱為“一個脾 氣暴躁的瘋子”,因為這一稱號正是“那群百科全書派的江湖 騙子贈予《社會契約論》作者的惡謚”。O M他是“廣場短路”的天 才,在街頭政治中如魚得水。他的道德語言在無套褲漢、編織 婦O N中具有呼風喚雨的巫術功能。

  在國王審判案中,圣鞠斯特冷靜,羅伯斯庇爾能辯,馬拉則如雄獅般狂吼。他曾數度打斷潘恩的發言,跳到走廊上攘臂怒號,并威脅潘恩的譯員,不許他朗讀潘恩的講演辭。P E

  他比羅伯斯庇爾更大膽、更熾熱,因而生前也更得底層群眾之崇拜。他要求模仿當年古羅馬演說家每天說一句“必須消滅迦太基”,在雅各賓俱樂部也派專人每天到講壇上說一句: “必須消滅陰謀家!”他的語言充滿道德自信:“嗯!誰能反對我們?真理、正義、貧窮、道德是在我們這一邊的。有了這些武器,雅各賓派不久就可以這樣說:我們一到,他們就不存在了”。P F

  1792年2月,馬拉在《人民之友報》上一再宣傳搶劫某些商人作為示范行動。后來果然發生搶劫,國民公會決定控訴馬拉。但是激辯之后,馬拉勝訴,道德威望更加高漲。從國民公會回來的路上,無套褲漢和編織婦們把他舉過頭頂,一路歡呼。

  1793年5月30日推翻吉論特派統治,起義初獲勝利時,包圍議會的群眾聽到要求已經滿足,自動散去。6月2日,馬拉來到巴黎市政廳,要求進一步控告吉倫特派議員以及議會中其他“賣國賊和政治家,把起義再推一步,從針對吉倫特派統治激化至針對吉倫特派個人”,為此,他又一次發動“廣場短路”,親自走上鐘樓敲起警鐘,喚來8萬民眾,163門大炮。國民公會——法國憲政體制名存實亡,雅各賓派執政,即法國革命的“最高階段”,就是在馬拉親自發動的“廣場短路”,馬拉親手敲響的廣場鐘聲中開始的。

  兩個月后,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兩周年紀念日前夜,馬拉被少女科黛刺死。這一事件促使雙方都表現出更加強烈的道德邏輯和道德情緒。

  夏洛特·科黛首先被稱頌為道德英雄,圣女貞德式的人物。科黛在法庭上慷慨陳詞,被人廣為傳誦:“我是為了拯救十萬人而殺了一個人,我是為了拯救無辜者而殺了大惡人,為了使我的國家安寧而殺了一頭野獸”。P G安德烈·舍尼埃為她作 了一首頌歌:

   啊,美德!

   你是一把短劍,

   你神圣的尖刃

   是大地唯一的希望。P H

   與此同時在另一方,也掀起了道德狂潮。馬拉生前活躍于廣場,臨終被刺于浴缸,死后心臟懸掛于雅各賓俱樂部大堂,成為圣物——“美德的象征”,國民公會也樹起了他的半身胸像。在眾多公共場合,民眾聚會,發出報仇的呼喊。忿激派起而競爭馬拉人民之友繼承者的稱號。雅克·魯三天后即發行刊物——《人民之友馬拉蔭庇下的法蘭西共和國政論家》。7月20日,勒克雷克起而仿效,刊行《人民之友》,直接繼承馬拉所辦刊物的名稱。同一天,艾貝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嚷道:“倘使要有人繼承馬拉,倘使要再有一個犧牲者,這個犧牲者已準備一切及接受一切,這個人便是我!”P I

  這個人不會是艾貝爾,也不會是雅克·魯。在道德狂潮中推舉出來的領袖,只能是一個道德英雄——羅伯斯庇爾。7月26日,羅伯斯庇爾選入救國委員會;8月12日,羅伯斯庇爾當選為雅各賓俱樂部主席;8月22日,羅伯斯庇爾又被推選為國民公會主席。短短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內,羅伯斯庇爾連任三職,他跨過了政治生涯中的一個根本性轉折,跨過了一個道德理想主義者只能論政,不能執政的邊際界限,而且進入了一個直接執政、最高執政的危險狀態。

  在馬拉遇刺激起的道德狂潮中當選,是一次危險的機會,不幸的機會。羅伯斯庇爾的內在危險,就在于他始終保留有盧梭式的道德潔癖:道德純度越提越高,道德選民越劃越少。這就意味著隨著他一旦上臺執政,統治基礎將日益萎縮,日益縮小,并最終走向跨臺崩潰。

  羅伯斯庇爾的道德邏輯是,首先把社會的全體成員劃分為人民與反人民的兩極:“一個民族總是劃分為這樣兩個部分:保皇黨人和人民事業的捍衛者”。

  然后再把人民一分為二:“所謂的愛國者又劃分為兩部分:邪惡公民和有正義信仰的人”。P J

  甚至在“有正義信仰的人”中,他還要繼續劃分。1793年5月10日,吉倫特黨人微尼奧在議會發言中區別雙方的道德定義,聲斥雅各賓派的道德追求已墮落為斯巴達式的暴力道德, “你們追逐道德的完善,一種虛幻的道德,你們的行為與野獸無異!”與此相對,吉倫特派推出的“道德選手”則是“美德羅蘭”,溫文爾雅,一塵不染。羅伯斯庇爾對這種道德信仰不屑一顧,斥之為:“這種所謂羅馬式的道德,決不是那種燃燒在真正愛國者胸膛的迅猛激情”!P K

  持有這種道德邏輯的人,是不能執政,也不應該執政的。他可以以政論家的方式存在,以道德理想之高調要求,中和平衡政治家政論過程中必不可免的現實主義低調因素。先驗理想主義在野,經驗現實主義在朝,兩者方能出現健康的配置,健康的關系。法國革命及其所形成的政治傳統則恰恰相反:先驗理想主義在朝,經驗現實主義在野,在朝者不會或不愿從事制度性建設,在野者則從右翼發動復辟或守舊運動,使得在朝者有理由居高不下,把道德理想主義的觀念邏輯越拉越高。這種在朝在野的背反配置,在受法國政治傳統的影響的地區、國度,后來曾反復出現,造成深重災難。

  1793年7月26日之前,羅伯斯庇爾可能還有這點自覺,尚守得住道德理想主義只能論政不能執政的邊際界限。這樣的邊際界限,是限制,也是保護,是道德理想主義者最好的存在方式。據陳崇武先生考證,羅伯斯庇爾在7月26日前始終避免担任行政職務,數度辭去已當選的官職。馬拉因此還批評他“仍然缺少政治家的眼光和勇氣”。P L

  馬拉一死,舞臺上的道德追光燈轉移到他這里,既給他打上道德光環,又籠罩住他的個人選擇,羅伯斯庇爾身不由己了。7月26日進入救國委員會時,羅伯斯庇爾憂喜參半,心情矛盾。但是一旦進入,他的道德憂患,他的道德邏輯,他以道德劃分人群的習慣則又迅速開動起來。這兩方面的心情,在他半個月后8月11日在雅各賓俱樂部的演說中充分表現了出來:

   應召進入(救國)委員會,是違背我天性的。我在那里看到的事情,是我從來未敢懷疑過的事情。我看到,一方面,愛國分子正在追求他們祖國的利益,勞而無獲;另一方面,賣國賊卻正在這一國民公會的心臟部位策劃陰謀,反對國家的各項利益。

   我不會泡在一個委員會里做個無所事事的人…… 假定我所預料的事情真的發生了,我會宣布退出委員會,那時沒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向國民公會說明全部事實真象,指出人民面臨的危險的措施。P M

   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聽眾中即有救國委員會成員,當時一片沉默。羅伯斯庇爾是個真誠的人,惟其真誠,他才會坦露他進入執政狀態時的胸襟,后人才得以從這里看到他夜半臨池卻又不知不覺的危險;惟其真誠,他在這里所預兆的一些后來失誤,才分外令人同情:

   ——他的角色身份發生了變化,他的道德邏輯卻沒有發生變化。他帶著他的道德邏輯跨過了邊界。盧梭當年越界筑路,曾露出天才的馬腳。羅伯斯庇爾本人可以選擇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他的道德邏輯卻必須有一個合理邊界。他個人可以跨過邊界,但是他不能帶著道德二分法的邏輯跨過邊界。一旦他這樣跨過來,作為社會批判、良心監督的道德理想主義與邊界這邊的巨大權力相結合,則很難避免不走向危險的方向,不走向政治烏托邦的設計,不走向道德嗜血的客觀趨勢。他本人也就難免以實踐的形式,重演他先師當年以理論形式出現過的悲劇。

  發表這篇演說的第二天,他當選為雅各賓俱樂部主席;又過了十天,他被推選為國民公會主席。當時眾人都明白這一身三職的含義,但眾人都默不作聲。

  羅伯斯庇爾進入救國委員會簽署的第一道法令,就是逮捕令。羅伯斯庇爾在救國委員會總共簽署542項法令,其中最多的也是逮捕令。P N

  羅伯斯庇爾遇難后,人們發現了他在這一時期的一份私人筆記,即所謂“9月筆記”。這份筆記中有哪些至關重要的內容?從瓦爾特《羅伯斯庇爾》和饒勒斯《法國革命社會史》中,人們分別讀到這兩段文字:

   這次起義(指6月2日馬拉發動的起義——本書作者)必須繼續下去,必須逐步全面展開……內患來自資產階級……Q E

   誰將是我們的敵人?邪惡者與富人。我們必須處死或放逐那些引誘人民誤入歧途唯利是圖的文人作家。Q F

   在這里,人們可以釋讀出羅伯斯庇爾悲劇的邏輯根源:在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中,視資產階級本身為“內患”;要求這場革命成為“反”革命,革“革命”的命——反對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革命把“富人”與“邪惡者”并列,不僅打擊財富對象,而且打擊道德對象,打擊精神對象,以道德革命深化社會革命,以道德革命禁錮文化領域內一切異己現象。

  羅伯斯庇爾以己度人,以己度世界,把自身道德律令外化為革命的客觀進程。他“帶球越位”,他的道德理想主義在這里大大越位。它不僅越出了自我律令的個人之位,也越出了這場革命所屬時代這一更大的歷史之位。

  他是大難臨頭了。


朱學勤 2013-08-20 15: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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