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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人生長恨水長東（1）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等派系聯合打壓下，力不能支，乘“美齡”號專機飛離南京抵達杭州，發表“引退公告”，宣布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與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此后，蔣躲在老家溪口母墓旁之“慈庵”，韜光養晦，并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暗中操縱軍政大局，指揮軍隊繼續與解放軍抵抗。

1月22日，駐守北平的傅作義正式宣布《關于和平解放北平問題的協議》公告，北平城內25萬余國民黨軍移出城外，開至指定地點聽候解放軍改編。整個平津戰役國民黨軍隊損失52萬人，解放軍傷亡萬人。

此前兩日，即1月20日，中共中央電賀淮海戰役勝利結束，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電報中稱：現在南京城內尚有頭等戰犯及其他罪大惡極的幫兇們，例如胡適、鄭介民、葉秀峰等人。到了1月26日，延安電臺廣播說：“對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權威人士所提出的戰爭罪犯的初步名單，有人感覺名單遺漏了許多重要戰犯，例如軍事方面的朱紹良、郭懺、李品仙、董釗、陳繼承、張鎮；政治方面的谷正綱、徐堪、俞大維、洪蘭友、董顯光、劉健群；黨特方面的鄧文儀、黃少谷、陳雪屏、賀衷寒、張道藩、蔣經國、鄭彥棻、鄭介民、葉秀峰；反動小黨派方面的左舜生、陳啟天、蔣勻田。許多學生和教授們認為名單中應包含重要的戰爭鼓吹者胡適、于斌和葉青。”從這個廣播可以看出，此時的胡適由罪大惡極的“幫兇”，已晉升為重要“戰犯”，而傅斯年似乎成為漏網之魚。

眼看長江以北精華之地盡失，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決定立即派代表赴北平與中共進行談判，展開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勢。為加強社會各界力量的和談砝碼，李宗仁專門向已赴臺灣的“漏網之魚”傅斯年發電，希望傅能拿出翻江倒海的本領助自己一臂之力，盡快達到“和平之目的”。但此時的傅斯年對國共和談已不抱任何希望，予以謝絕。在致李宗仁信中，傅斯年以他一貫的作風和政治立場，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對時局的看法：

德鄰先生賜鑒：

前奉復電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為念，倡導和平，凡在國人，同聲感荷，然共產黨之行為，實不足以理喻。共產黨本為戰爭黨，以往尚如彼好戰，今日走上風，實無法與之獲得和平，今看共產黨態度，下列數事至為明顯：

1.分化敵人，徹底消滅中央政權，只與地方談和，以實行其宰割之策，絕不以人民為念。

2.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斗爭中之先鋒隊。

3.對多年掌兵符者，必盡量摧毀，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們讀書人，不受共產黨指揮者，彼亦一樣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導和平，忍辱負重，至矣盡矣，受其侮辱亦無以復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見諒于國人矣。乃共產黨既如此，則和平運動恐須適可而止矣。蓋如文伯、力子、介侯諸先生之辦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結果：

1.江南各省分崩離析，給共產黨以擴張勢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減少痛苦。

2.合法政權既已大明，則權衡輕重，恐須即為下一步之準備，力子、文伯之談和平，毫無辦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產黨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體之降，不知張、邵、甘諸公作何解也？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人生長恨水長東（2）

3.大江以南之局勢，如不投降，尚有團結之望，（至少不是公開之紛爭），如走張邵路線，只有全部解體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絕無希望也。司徒大使實一糊涂人，傅涇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國，今日希望以美國之助，與共產黨取和乃絕不可能之事也。

傅斯年這一與中國共產黨決絕的強硬態度，并不是一時興起的妄言，實與他一貫的政治主張相吻合，同時也是胡適對中國共產黨態度的呼應。早在1947年1月15日，傅斯年應蔣介石之約共進午餐，席間蔣提出讓胡適組黨并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長，一并請傅幫助說服胡。傅斯年當場予以回絕，謂：“政府之外應有幫助政府之人，必要時說說話，如皆在政府，轉失效用；即如翁詠霓等，如不入黨，不在政府，豈不更好？”又說：“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辦，校長實不易找人，北大關系北方學界前途甚大。”如此談了許久，蔣一直未放松，傅只好答應寫信通知胡，詳述其“這一番好意”。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適說明原委，信中說：

適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個星期，發燒到，而蛋腫得可怕，過舊歷年即呻吟最甚時也。老天開這個玩笑，真惡作劇。昨晚出醫院，傳染期已過（入院原為避染他人），血壓較平常為低（熱病后之現象），仍在頭暈。

病發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蔣先生約去吃飯（前約一次，因他約未去），座中無他人。他問我意見，我說了好些，大致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黨派來再“一新天下耳目”，許多事自己可做也。他問我何事，我說了幾件。（二）宋[子文]與國人全體為敵，此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實施憲政必須積極，此時盡可無多慮，云云。他似乎并不以為然。

接下來，傅斯年敘述了與蔣的談話內容，以及傅替胡適拒絕到政府做官的詳情。最后陳述道：

自由主義者各自決定其辦法與命運。不過，假如先生問我的意見，我可以說：

一、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他們得勢，中國必亡于蘇聯。

二、使中共不得勢，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進。

三、但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四、政府今日尚無真正開明、改變作風的象征，一切恐為美國壓力，裝飾一下子。政府之主體在行政院，其他院長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學士，對宋尚無決心，其他實看不出光明來。

五、我們是要奮斗的，惟其如此，應永久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斗也。又假如司法院長是章行嚴（杜月笙之秘書），定不糟極！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評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辦報，但辦報亦須三思，有實力而后可。今日斗爭尖銳強烈化，如《獨立譯論》之free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

胡適聽從了傅的勸告，沒有加入內閣成為純粹的國民黨官僚，但辦報的理想亦未實現。

就在胡、傅二人為國民政府前途與自己該在何方用力，以幫助政府擺脫困境而焦慮猶豫之際，1947年，胡適借赴南京選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間隙，于10月21日受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邀請共進午餐，這位滿身充溢著書呆子氣味的司徒大使，竟對眾人說出了“中國一兩個月后就得崩塌”的喪氣話。此舉惹得胡適大為不快，當晚在日記里斥罵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見解甚平凡，尤無政治眼光。他信用一個庸妄人傅涇波，最不可解。”此時，美國政府一些政客拋棄國民黨政府的呼聲甚囂塵上，而作為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應的辦法力挽狂瀾，反而以喪門星的角色，只知道拿針扎輪胎——泄氣，自然引起胡適等擁蔣政府者的厭惡。而司徒大使本人確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從后來落了個舅舅不親，姥姥不愛，在毛澤東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的聲明中灰頭土臉夾著皮包溜回美國，即可見出其人無膽無識與政治眼光的缺乏與短視。或許，正是這樣的糊涂大使與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涇波之流占據了中美溝通的位子，加之國民黨本身的腐化墮落，才最終釀成了不可收拾之敗局。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人生長恨水長東（3）

面對國民黨內部傾軋與大舉潰敗，在臺灣的傅斯年將窩在肚子里發酵了幾年的怒火，借給李宗仁寫信之機，一股腦地發泄出來，既怪罪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糊涂”與其助手傅涇波“不可靠”，又遷怒于國民黨軍政大員的虛妄無能，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半壁萬里，舉棋中兒戲失之”，則是因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備戰而云備戰”，直至導致不可收拾的殘局。他在為國民黨敗局表示“不堪回首”，或不愿回首之際，決定把全部精力投入臺灣大學的建設上，以在精神上得到一點寄托和安慰。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占領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這年的4月21日，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召人民解放軍廣大官兵“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與完整”。[69]當天，中共中央軍委一聲令下，百萬大軍在西起九江東北的湖口，東至江陰，總長達一千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國民黨苦心經營達三個半月，號稱“固若金湯”的長江防線轟然崩潰。4月23日，國民黨統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崩潰中的國民政府南遷廣州。24日，中國共產黨宣布南京解放。

8月14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所寫《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中，對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三人進行了點名抨擊與唾罵：“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于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

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正在廣州與國民黨軍政大員策劃阻止解放軍前進的蔣介石聞之痛心疾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據報，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偽人民政府，毛澤東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慶齡為其中之一，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極矣。”晚上，蔣氏以沉痛的心情獨自步入黃埔公園的屋頂納涼，心中“憂慮黨國，不知何以為計”。

10月8日，蔣介石接國民黨“五虎上將”之一、陸軍總司令顧祝同電稱：“粵省西北與湘、黔軍事，已趨劣勢，請毅然復任總統，長駐西南。”

10月10日，正是國民黨的“雙十節”，作為基督信徒的蔣介石于晨四時起床，早課完畢，仍感六神無主，不能自制，遂以《圣經》卜問國民黨前途與自己的命運。一番凝神默禱之后，蔣氏閉著眼睛按住《圣經》隨手翻開一頁，而后用手指點在某處。查看內容，“得使徒行傳第九章四十一節之啟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圣經·新約·使徒行傳》第九章四十一節原文為：“彼得伸手扶她起來，叫眾圣徒和寡婦進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給他們。”

因了這條卜文，蔣介石神情為之一振，心中默誦：“感謝上帝，使我中華民國得由忠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轉危為安，重生復興也。”

10月14日，廣州失守，“國民政府”再遷重慶，蔣介石隨之出山，在臺灣與四川之間布置、指揮戰事，并在大陸度過了最后一個生日——63歲誕辰。

11月，桂系將領白崇禧指揮的子弟部隊大部被殲，李宗仁在政治上賴以生存的條件與靠山被摧毀，遂于11月20日以就醫為名，從南寧乘專機飛往香港，后流亡美國。

11月30日，重慶陷落，蔣介石偕蔣經國乘機逃往成都。12月7日，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南按：3月孫科辭職，何應欽繼任；5月何辭職，6月閻接任），率領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內的“國民政府”各機構從成都逃往臺灣，“政府”遷臺聲明當天對外發表。

12月10日下午2時，一代梟雄蔣介石帶著兒子蔣經國，在瑟瑟寒風中，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逃往臺灣。此時解放軍攻城的炮聲正緊，為了逃命，蔣氏父子都來不及詳細看一眼大陸河山。此時的蔣公沒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故國家園了。正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岳南 2013-08-21 09: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