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正清中國新史第三卷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第十六章中國的抗日之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簡體傳統

第十六章

中國的抗日之戰（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國府的困難

    日本軍國主義者想要征服中國的企圖，始于一九三一年占領東北之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已是充分準備好的全面入侵行動（見地圖23）。在日本史學者看來，日本乃是一六四四年滅亡明朝的滿清的后繼者。東京主張現代化人士眼中所見的則是，日本要帶領中國人民進入現代世界。但是時代已經變了。日本的侵略行為只會使中國的新民族主義更強固。
    八年抗戰期間。一大部分的中國人民停留在日本占領區之內，多屬一些港口都市或鐵路市鎮。另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在國民黨控制的范圍內，這兒即是“自由中國”。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區，首府在延安。治史的人喜歡找源頭，而中國的未來始于延安。因此，日本人與國民黨的先后戰敗一直較少有人研究，中共的興起才是熱門題目。成功是有創意而有趣的，失敗是可悲而無趣的。誰愛理會失敗呢？更何況，延安面積小、資料少，比日本占領區和大后方的多樣不同經驗都容易掌握。占領區和大后方都比延安的統治區大，卻不如延安受人注目。
    國民黨和共產黨雖然形式上都行政黨專政，事實上卻是很不相同的政治產物。國民黨有兩個代表典型，第一個是一九一一年革命時期與孫中山共事的革命黨人，第二個是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京政府時期擁護蔣介石的人。國民黨被迫于一九三八年從南京撤至武漢，繼而越過長江三峽來到重慶，根基也就此被切斷了。關稅與上海鴉片貿易的收入來源沒有了。來之不易的新式人才官僚體系都變成了逃難者。原來是全中國中央政府的國府政權，現在逃亡到環山的棱堡之中，還不得不與反動的省級督軍以及地主共事。居于中國西南的重慶政府要約束地方軍閥不可有越軌行動，同時也要避免擾亂了鄉村的社會秩序。
    剛成形的中國式自由主義（Sino-liberaj）教育系統，遭到了極嚴重的校地與設備損失。日本占領區內的教會學校照常運作，但純粹由中國人辦的大學，許多都于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將學生與設備撤往長江上游或西南地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天津的南開大學在昆明合組成為西南聯大。日本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攻打美國以后，燕京大學以及其它教會學校也南遷，在成都組成華西聯合大學。至于工業設備，多將整廠拆卸，溯長江而上，遷至國家資源委員會已經在開發礦業工業的區域。懷著高度愛國熱忱的知識分子和政府人員，都甘愿背井離鄉，在后方內地過起簡陋刻苦的生活。不幸的是，他們雖然有才能貢獻國家，滿腔希望卻未得到報償。原因之一是政府無能。
    國民政府的堅忍有余，遠見卻不足，用來處理問題的短期權宜之計，都不足以加強政府面對未來的實力。重慶政府掌握了以糧谷繳納的土地稅，用以瞻養政府。工業發展方面，有兵工廠補給戰力。抗戰精神因日本轟炸重慶而歷久彌新，但是統一戰線的精神卻每下愈況。重慶的激進分子開始往北游移，投向共黨區的延安。沒去延安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外派干部”，負有任務，以自由派的姿態在國民黨地區工作。國民黨的黨政秘警漸漸覺得，有必要把自由派分子當作潛在的顛覆分子予以約束。政府對學生、出版業者，以及表面上看似敵人者采取強制手段，逐漸擴大了知識分子與政府之間的裂痕。而知識分子卻是政府未來建設的希望所寄。
    蔣介石在重慶的政府之呆板保守，不亞于其南京政府。對于農民，除了征用勞力與糧谷之外，其它一律不管。沒有特別推行識字教育，也沒有在鄉村廣設公共衛生服務。鄉間的社會中，仍是上層地主與下層群眾涇渭分明的狀態。四川省的地形，除了成都周圍引水灌溉的稻米區，其余大多為起伏的山岳和湍急的河流。氣候潮濕難耐，冬天很冷，夏季又酷熱。現代化生活的設施本來就不足，通貨膨漲的威脅卻又無所不在。國民黨不學共產黨去往鄉間謀生計，卻用印鈔機謀生計。通貨膨漲終于漸漸腐蝕了上層階級的士氣。
    國民政府早先曾有的弱點，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部暴露無遺。四川、云南、廣西的大軍閥使重

慶政府有權難伸。以云南省長為例，即便大后方的空軍基地設在云南的昆明，他仍一直不讓蔣介石的
秘密警察和軍隊進入云南，至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為止。四五年底以前，國府的警察也一直無法鎮壓
昆明西南聯大學生教職員要求停止內戰而組聯合政府的運動。
    應對務農人口方面，國府的表現也好不了多少。通貨膨漲起初提高了農作物的價格，算是對務農者有利，但利益不久就被新增的稅目抵消。上百種名目的小額稅或規費都是公然的勒索，大多數是地方政府主管為籌措公家與私人費用而設的。易勞逸（1984）指出：“稅目包括‘捐獻新兵草鞋’稅、‘新兵家屬撫恤’稅、‘防空干部訓練’稅、‘駐防部隊燃料供給’稅。”
    在這些負担之外，還有國民政府要征用的糧谷和勞役。陸軍可以隨時任意強征勞役，各司令官還獲中央授權，以強制征糧的方式就食鄉下。河南省于一九四二至四三年發生饑饉，糧食不足造成軍民必有一方得挨餓的情勢。結果征糧照舊執行，不久，軍隊就遭到饑民攻擊。饑荒也導致投機者屯積牟利，引起廣泛舞弊貪污。其后果是，政府真正能取得的資源沒有增加多少，倒讓小官吏和地主們找到藉通貨膨漲賺厚利的門路。抗戰結束之時，“自由中國”區域內有好幾省已經開始出現農民暴動。
    重慶的國民政府和延安的共黨都有兩個作戰前線，一個要對抗日本，另一個則是彼此互攻。抗日戰爭始于一九三七年北京城外的七七事變，共產黨與國民黨即于八、九月間宣布同意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共產黨同意中止其改變中國社會的武裝革命，放棄強行充公的地主土地，并且令紅軍接受中央政府指揮。國民黨則準許共黨在多個都市內設辦事處，在重慶發行其《新華日報》，派代表參加國民參政會。從此以后，兩黨就維持統一戰線的形式。紅軍改編為第八路軍，周恩來為中共駐重慶代表。周在武漢臨時首都度過一九三八年，已經是中共的外交部長兼對外發布新聞的代表。
    統一戰線協議的保證條件寫在紙上是不可更動的，實際的情勢發展卻把它變得形同廢紙。首先，延安方面不許國府的參謀官進入共區。八路軍接受了國府的小筆津貼，卻一直不聽國府指揮。這期間，中國共產黨繼續擴建地盤，用互助隊的方式鼓勵經濟生產，吸收貧農激進分子——以備日后打倒富農。一九三七年宣稱有四萬的黨員人數，至四五年增加到據稱的一百二十萬人，軍隊則由一九三七年的九萬二千人增至一九四五年的大約九十一萬人。

毛澤東之馬克思主之中國化

    共黨的組織散落在廣闊的華北地區上，若要控制指揮，必須黨員忠貞而有紀律、在鄉村里有經驗豐富的干部、各個基地能夠自給自足，以及運用無線電報傳送訊息。在分散的局面中實施中央集中控制的原則，可以從中共的政府組織看出。延安的黨中央委員會設有軍事、組織、統戰工作、敵人占領區、勞工、婦女等一共十二個部門。區域組織則分別在華北、西北、華中等區設局。各區域局的人員組織和延安的中央委員會相同。其所謂的“一元化”原則，是指延安下達各區域局內各部門的指令，必須通過負責地方協調工作的支局局長，最起碼也要讓局長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延安，在少數外國人眼中是一個充滿陽光與歡樂的理想之地。據愛德嘉·斯諾（Edgar Snow）以及其它新聞記者向全世界報導，這兒的革命熱誠是有感染力的。共黨領導人明顯表露的樸實民主風格，與重慶政府呈尖銳對比。美國的援助實際上并未到達延安，僅止于浮面的接觸，助長了令外國自由主義者傾倒的神話故事。
    毛澤東在延安成功的秘訣，在于他能彈性混用長短程目標。短程方面，他于一九四〇年主張以“新民主主義”為統一戰線的信條，凡同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一律包容。長程方面，他穩扎穩打地發展黨的組織，其中包括控制知識分子。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風運動（后文將詳論），樹立了動員的運動典型，其中包括使個人承受孤立、恐怖行動、斗爭、招供、屈辱、俯首順從。黨員都會熟知這套運動方法，一般民眾遲早也將熟知。此乃是毛澤東依據列寧斯大林主義和帝王儒家（Imperal Confucianism）完成的一項杰作。
    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力量源泉，是靠著華北地區農民的動員而來的。抵抗日本人正是最佳的動員口號。日本人沿著鐵路線入侵，試圖封鎖各鐵路線間的區域。但是他們的鐵路線碉堡管制不了越過鐵路線的貿易與接觸。大體上，日本人的入侵替中共鋤開了動員的土地。不論中共在此情況下的成功是單純因為民族主義精神之故，抑或應歸功中共的信條，基本上已不是重要問題。因為，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已經是本國的共產主義，其信條來自在鄉村的實際經驗，并且招募知識分子投入解救全世界的大業，不再代表共產國際了。
    中共在華北不同地區發展成功的“邊區”政府與“解放地區”政府，都以黨的控制為首要原則。黨的控制力來自干部的思想灌輸與紀律之加強，而思想灌輸必須結合毛澤東的長程原則與他的圓滑變通。因為，中共組織的政權在遙遠的延安運作，除了不甚可靠的無線電通訊之外，一切得靠自己。
    第二個原則是，明白農民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把他們需要的東西給他們。這些東西是：第一，地方上的平靜安定；第二，友善的能幫農民忙的軍隊，和村民親切往來，必要時替農民收割作物；第三，招募地方上肯做事的人，可能在貧農的上層中找到，多屬有才干卻被環境所挫者；第四，經濟改良計劃，包括改良作物，但更重要的是互助式的農業合作、有條理的運輸、合作社生產消費用品。
    以上的這些都進行后，就構成第三原則——階級斗爭——的基礎。這一步必須謹慎，因為華北的地主簡直就沒有比富農強多少，而且可能利用幫會或傭兵組織自己的地方武力。此外，早先國民黨也掌握過華北某些地區，所以人民在效忠對象上也可有選擇。中共享的對策是，定下頗具說服力的三個三分之一制度。共產黨人只在認可地方政府的小議會里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給國民黨和無黨派者。按著這個原則辦來，訓練有素且又有奉獻精神的共產黨人自然可憑本事成為領袖人物。他們的好名聲傳出去，贏得了民心，就可以著手準備經濟性的生產計劃，以及相配合的土地改革。
    土改進行之前，必須齊備三要素：軍事控制、經濟改善、吸收激進的村民。土改的竅門則是，在實行的過程中動員對地主惡霸不利的輿論——姑不論這輿論的分量夠不夠，然后藉控告并清算地主的手段帶動村民投入革命行列。所有地產都要重新估量價值，并且按照每一個人被分類為富、中、貧農的公平原則重新分配。如果這樣的重新分配效果能持久，便可以開始對村民激進分子灌輸黨領導的思想精粹。其要旨無非是，人們若肯以新的團結形式把力量組織起來，就可以為自己開創更好的未來。這種新團結體的領導力，將來自中國共產黨。既然個人單獨的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何不犧牲個人的利益，把力量貢獻給共同的目標？于是，民主的中央集權原則被宣揚為一個人人可以發表意見貢獻力量的辦法，但是一旦黨做了決心，每個人都要服從。這種理念在美國新英格地區的鎮民大會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換到華北的鄉村里，不接受這個，就要接受地主或本地以外的官吏統治，這個原則自然可以打動人心。
    簡而言之，“群眾路線”的觀念正包含在此：黨必須走入人群，以發現其疾苦與需求，然后由黨把這些疾苦需求整理規劃，以顧及人們利害的立場解釋給人們聽。這種由群眾來再回到群眾的概念，的確是適宜中國傳統的民主概念。自古以來，凡是好官都是能真正體恤民情的人，因為他們才知道怎樣治理百姓是真正為了百姓好。
    對日抗戰給了共黨動員鄉下群眾名正言順的理由。一旦鄉村動員成功，共黨就添了新的勢力，但根據地不在城市，而是在鄉村。中國共產黨在整個華北以至長江流域的擴張與基地建設，在一九四〇年代達到一個新高點。
    日本人延伸控制力的方法是，沿著鐵路線每隔二至五公里安排一個碉堡。然后，從這些據點派整
支縱隊的兵力侵入鄉村。這時候的日本人就和后來越戰的美軍以及阿富汗的蘇聯軍隊一樣，用了機械刻板的部隊和優勢火力，仍然控制不了住在自己本鄉本村的外國百姓。用正規的陣地戰打不敗日本兵，用游擊戰卻可以消耗他們的資源。日本人為了抵抗游擊隊，只得把要塞網和封鎖線拉大拉長，以切斷補給的方式耗竭游擊隊。
    為了回應日本人這招封鎖戰術，中國共產黨軍事總部的總指揮彭德懷準備了號稱“百團大戰”的廣面攻擊，從一九四〇年開始發動。日本人占據的華北各地的鐵路線一再被切斷，碉堡一再遭破壞。這是共黨在整個抗戰期間的首要攻擊行動，由彭德懷策劃，延安方面可能并不知道詳情。攻勢發動幾星期后，共黨顯然贏得了一次大勝績。但是日本人隨即實施報復，而且手段兇狠，以增派的軍隊展開“三全”行動，即“全部殺、全部燒、全部搶”。日車不再分辨對方是農民或是八路軍，一律予以毀凈為止。每個被摧毀的村子都派兵駐守，碉堡數日增加到上千個。如此猛烈的反擊，驅散了共黨在華北的勢力部署，使許多據點孤立，并且奪走了大部分共黨已經控制的縣治中心。這是一次一級大災禍，共黨自此未再發動百團大戰。
    在此同時，共黨在長江流域的擴張——特別是新四軍的行動——也引起國民政府軍的報復。經過談判，新四軍的大部從長江以南撤往長江以北。但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間，有數千共軍的總部單位被國府軍隊伏擊。此次“新四軍事件”幾乎將新四軍全毀，但國共雙方都末承認統一戰線結束，因為保持形式對雙方都有利，即便合作已經有名無實。
    這些逆轉使延安陷入危機。國民黨和日本人的封鎖線幾乎切斷了一切貿易，通貨膨漲急速加劇，整個共黨政權必須退回原地以求生存。延安政府以前只靠適度征收農民的谷物即可維持，一九四一年間因為天候不良造成歉收，政府開始征收大約谷物收成的百分之十。沒收的地主財產已經用竭。此時的解困之道只有試求自給自足，例如，開辟棉布之類消費品的本地生產。于是，耕地和灌溉系統大量增加了，谷類產量上升，牲口也增加了。總之，盡一切努力提高生產克服了經濟危機。
    一九四〇年代初，延安在經濟復蘇的同時，毛澤東終于登上駕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以前毛澤東讀的馬克思主義作品并不多，一九三六年到延安以后，才有空閑開始深入閱讀。不久，他就開始講授辯證唯物論，撰寫了“論實踐”、“論矛盾”。由于他尚未除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演講內容雖然粗淺，卻以顯示他的知識性領導能力為目的。不過，毛在強調矛盾時也有他的獨到見解。他以“對立面的統一”為矛盾論之假設基礎，乃是一個有久遠中國歷史依據的觀點。
    他在延安的哲學思想目標，不僅止于建立一個與中華民族息息相關的民族主義的黨，還要把馬克思主義改編得適于中國人使用。政治上必備的條件是，黨組織一定要有紀律，人人都要遵從黨的路線。做到了這一點，黨員不論派到多遠的地方，都不怕他不照黨的指示辦事。國民黨的問題就是出在派系岐見太多上面。延安的中國共產黨組織較小，在消滅不同聲音方面所做的成績頗不差。
    黨內積極急進分子的意見若要一致，先得使他們在智能理解上信服共黨路線的高明之處。黨的路線則必須提出理論信條來給實際行動撐腰。這個目標之達成，乃是靠逐漸創成的一套觀念，此即西方人通常所說的“毛澤東主義”（Maoism），但中國人以較含蓄的“毛澤東思想”稱之。這套觀念是將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其普遍原則適用于中國的特殊狀況。毛澤東是怎樣把它一點一滴建構起來的？這是值得我們停下來審視的有趣問題。

毛澤東思想

    佛教和基督教傳入中國時，都遇到術語措辭的問題。即是，怎樣選用既有的中國字來表達新傳入的概念，同時卻不使新概念與這些中國字原來的用意相混淆。日本社會主義者早已遇過這個翻譯難題。馬克思主義引介入中國早在毛澤東以前，借用的的第一步即是要把關鍵用語翻成中文。馬克思的宇宙大戲的主要演員proletariate，在西方思維中必定與都市生活相關，尤其是十九世紀初期西歐工業化的工廠勞工的惡劣生活環境。然而，這個字的中譯卻是“無產階級”，意思即是：沒有財產的階級。也就是指很窮的人們，不限都市的或鄉間的。以中國而論，當然主要是指鄉間的。結果，歐洲的的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國就變成貧農或沒有地產的勞動者。就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使用的馬克思主義術語意思仍符合莫斯科馬克思主義者的用意，他們把信條傳播給中國學生和一般百姓的時候，還是有一點微妙的差別。
    至于“封建”一詞，古時候是指秦代統一中國（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前戰國時代諸侯貴族各據一方的局面。指的只是行政權的分散狀態，和土地制度或耕種者的地位扯不上關系。但是若把封建和地主剝削混為一談——此乃共產黨的本意，那么封建制度在中團存在的時間就超過兩千年了。因此，馬克思就歐洲史做的時代定義不能輕易套用到中國歷史上來。如果自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后的兩千多年中國歷史都算“封建”，這個用詞就變得沒有意義了，或者只能當貶罵之語了。“無產階級”和“封建”只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術語中的兩個例子，搬到中國來用的時候，顯然先得大事修整一下才成。
    除了術語中國化的問題，中國生活的經濟基礎主要是在鄉下，也不免使中國的革命運動帶有比蘇聯更濃厚的鄉村色彩。在中國，農民必然是主要的革命分子。最后一個促成中國化的因素，是發自文化歷史自尊的也是重于一切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也就是說，中國不做外國的跟屁蟲，中國人只能接受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歷史意識終將破壞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似真性。但是，假定地主階級的仗勢欺人（“封建主義”）有外國來的“帝國主義”剝削者為后盾，以都市為中心而興起的中國商人階級形成一個資本主義的“本國的資產階級”，正合乎毛澤東的目的。但是這個商人資產階級的“買辦”分子被“帝國主義的”剝削者收買了，治本之道即是建立一個國家中央威權，來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后，革命運動就會進入最終的社會主義階段。換句話說，有得是適用數據可以讓馬克思主義借著傳播其新世界史觀信仰把革命繼續摘下去。
    不過，“中國化”仍是兩面作戰的事業，因為中國共產黨必須維持其隸屬國際馬列主義一分子的資格，不得不使用正統的歐洲口號。也因此故，早先在廣州的國民黨不能定義為只代表資產階級在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其實國民黨政府不但不能算是代表小資產資本家階級，反而一直是士農工商四民皆包的多階級政府，連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都可以納入其中。后來毛澤東曾說：“中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新出生的，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是中國舊（封建）社會產生的雙胞胎，彼此相關卻又互相敵對。”按此理，讓無產階級來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是適當的，這也證明共黨為權力而斗爭是有理的。在中國，這些都講得通。在歐洲講不講得通倒無關緊要。
    毛澤東闡釋他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時，先講馬克思主義假設的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封建主義轉為資本主義的過渡，然后，再以另一次革命做為資本主義轉為社會主義的過渡。在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可以一七九〇年代的法國大革命為代表典型。至于社會主義革命，一般多認為只有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成功了。換句話說，熱鬧的十九世紀史乃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這個理論搬到中國來該怎么講呢？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只能推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時開始，列寧主義者就可以把五四運動視為本國資本主義的一項成就。由于社會主義革命未來將由中國共產黨來達成，按馬列主義來講中國史的話，中國變成有兩千年的封建主義期，卻只有四十年的資本主義期。如果以歐洲馬克思主義為標準來看，中國的情形實在已經走樣了。

整風運動，一九四二——一九四四

    毛澤東既已掌權，不但竭力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并且要使黨團結，要維護紀律。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風運動只以黨員為對象，此時的黨員數目增加了，但是欠缺“長征”那一代的內聚力。整風的靶子是“主觀主義、派系主義、黨的形式主義”。“主觀主義”以不能將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教條主義者為目標．“派系主義”指的是軍職與文職、黨與非黨的、老黨員與新黨員等等不同立場者之間難免存在的意見分歧。“黨的形式主義”則是指只管呼口號卻不實際解決問題的作風。其它劣風惡行包括逐漸滋長的官僚主義，以及行政的例行公事化。這些毛病有的可以用下放的方式來整治，即是把人員調到鄉下更接近實際問題的地方去。還有一個受抨擊的目標，就是從沿海都市到延安來的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
    中共與知識分子關系的摩擦起于一個重要因素。以前的帝制時代，讀書人以躋身公職為日標。二十世紀的讀書人寫起文章來卻專挑政府的不是，因為他們已經是脫離做官從公的另一個階級了。傳統的知識界已經一分為二，一部分是政府官員，另一邊則是批評政府的人。新式知識分子的習慣作風是諫言告誡，指出當局主政者的不當之處。自從批評國民黨最厲的文人魯迅于一九三六年故世以后，人們就放心大膽地把他推崇為知識分于的完美典范了。
    一九四〇年代初，文學應受中國共產黨新政府威權支配的話題，在延安成為一個爭論重點。加入共黨革命運動的各式各樣中國自由主義愛國分子，先前總以批評國民黨的弊端為己任，這種態度自然也引導他們又來批評共產黨內漸漸浮現的弊端。魯迅的最忠實信徒進入共產黨后，就是絲毫不改其發表批評言論作風的。一九四二年初，毛澤東在延安發表論文學與藝術的兩篇演說，規定了文學為國服務的法則，這當然是指為中共領導的革命目標服務。因此，文學必須帶有蘇聯式社會主義現實風格的樂觀活潑，應當避免國民黨時期共黨擅長的揭短揚惡。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間毛澤東在延安實行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此后將成為中國共產黨史上司空見慣的事。思想應該改造的人，首先要受調查，繼而被迫坦白，把自己的出身經歷都交代清楚，讓別人挑出可以批評之處。在一組人研討批評時，被批者是孤立的，要挨其它每一個人的責罵訓誡，使他的自信心動搖。下一步的斗爭大會里，被批的人要在一大群——通常是在冷嘲熟諷的——代表集體的人眾之前，接受公開指控和羞辱。這種行為之中含有一個重要意義——中國的個人必須獲得團體的尊重和權威的贊許，否則不能立足。
    壓力加重之際，被批者自知擺脫不了過去的自己造成的陰影，就寫下剖析自己惡行的自白書，并表示愿意改過自新。如果他被判單獨監禁，或是在團體牢房中必須戴著紙的手梏（這紙手梏若弄破了，后果不堪設想），孤立的感覺會使壓力更沉重。在人格完全抹煞的情況下，他可以進入最后的重生以及與黨修好的階段了。大家終于接受了他的認錯坦白，黨也歡迎他重回組織的懷抱了，這時候的他會感到欣喜若狂，甘愿接受黨的指導。這種心理過程究竟是否改變了人格，是很難確知的。但可以確知的是，這種極不愉快的經驗不會有人愿意再來一次。不論如何，其結果都是使人順從黨的路線。
    我們不要忽略了中國人個性的魄力，以為絕對權力與絕對順從可以行得通。肯挺身而出發表批評的人，多半都很頑固，而且基本上都是自認義不容辭應當堅守原則揭發弊病的，是不輕易妥協的人。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廣泛使用思想改造，并不一定就意味中國知識分子是生性易受奴役的人。相反的，他們的獨立判斷很不容易被黨壓制住。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太平天國的基督教相比，是成績斐然的。一八五〇年代的洪秀全自稱是耶穌的弟弟，立刻引起與他信仰同源的西方傳教土的反感，偏偏他又狂傲自負，根本不理會傳教士。結果是，他讓自己成為基督教內的異端，又是中國社會中的外來顛覆分子，在兩邊都落入最糟糕的境地。毛澤東卻相反，雖然他后來和莫斯科鬧翻了，但是曾和共產國際愉快合作了一段時候。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候，也用了正統術語涂在表層上做掩飾。洪秀全和毛澤東立業之初都只掌握到一套外國教條的入門，兩人后來都甩開了外國人的支配——洪甩掉傳教士，毛甩掉共產國際。不過，這兩個人相異之處遠遠多于相同點。
    毛澤東于一九四三年提出了“群眾路線”的信絳。這個主張和毛的許多思想規劃公式一樣，是兩頭兼用而含糊不清的，所以正反兩面都講得通。群眾路線既肯定有必要征求群眾意見并且多少讓群眾參與政府統治，同時又重申必須中央控制中央領導。隨便什么時候，要強調那一邊的重要性均可。正如毛所著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的理論既可做為與國民黨組織統一戰線的依據，又是反對國民黨反動的依據。同理，一個人的階級地位可以從他父母親和經濟生活狀況來認定，也可以從他本人的觀念和抱負來認定。也是同理，人民被奉為革命運動的最終公斷人與受惠者，但也有些人民被貼上人民的敵人的標簽。這種事可以用從上面下行政命令辦成。
    按這種發展路線，照例都是由毛澤東來認定那些矛盾狀況是敵對性的，那些又是非敵對性的——即有商權余地的。因此，有些矛盾狀況會使你成為人民的敵人，有些卻不會，端賴人家從什么角度來看你。反正這是很有彈性的一套觀念結構，讓人覺得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似乎迷上了道家的陰盡即陽、陽盡即陰之說了。毛澤東一旦支配了思想結構，就是真正居于領導地位了。這帶來的結果是整體統一，因為凡是不服從毛的人都會遭到貶抑、懲罚、下獄，甚至處死。

美國支持聯合政府

    一九四三年間，蘇聯固守了斯大林格勒，西方盟軍在北菲戰勝，美國海軍在太平洋開始取得優勢，美軍在往東京推進的攻勢中侵入了所羅門群島。日軍不得不放松對華北解放區與邊區的鎮壓，并將計劃許久的岡村攻勢于一九四四年從河南省進逼至長江以南，摧毀了國民政府一部分最精銳部隊。對共產黨人而言，戰勢從這時候就開始平息了。
    中國共產黨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間恢復擴張行動，但策略謹慎，并且不再犯急躁草率的毛病。美國陸軍軍事觀察團——即所謂的狄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于一九四四年中抵達延安，這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又走回順勢，正在為戰后和國民黨攤牌做準備。一九四五年四月底至六月中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大會，顯示了這種生機再現的精神。大會實行新規章，賦予中央委員會兼政治局主席的毛澤東更大的獨控權。“毛澤東思想”被頌揚為黨的指導原則。
    這時候的美國已經身不由己地成為影響中國政治的重要因素。在處于局外的美國人眼中，“自由中國”乃是現代文明世界的一個前哨，正在古舊習俗與惡勢力的汪洋之中掙扎著求生存。中國不再有什么革命氣質了，但是美國人覺得這很令人鼓舞，一九四一年以后就和自由中國結為盟友。美國的無知與濫情到了什么地步，只要看羅斯福總統設想的情景——國民政府于日本敗亡后移進東南亞的權力真空，便可明白了。珍珠港事件未爆發以前，美國軍中已暗中召募以休假身分飛行員組成了志愿“飛虎隊”，來助重慶政府一臂之力。這一支由退休飛行員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領隊的空軍，不久就改編為美國空軍第十四聯隊，以昆明為基地，不斷擾亂日本的通訊。美國的中國傳教團也給予“聯合中華援助會”支持。美國的同情與援助給抗戰添了生氣，中緬印戰場的美國指揮官史迪威將軍（Joseph Stilwell）證明，中國的征兵到了印度，只要有充分糧給與訓練，可以成為一流的作戰者。
    蔣介石一如當初藉助于上海黑道幫會一樣，現在又開始倚賴美國人的后勤援助與基督徒沖動心理。但是，按美國的戰略補給的考慮，在中緬印戰場上的空運后勤補給，已經是美國援助的最大限度了。這一點對國民政府是不大有利的。一九四四年，美國陸軍觀察團來到延安，內戰顯然就要來臨
了。這時候若再想利用華盛頓與重慶的結盟關系替國民政府打開內戰的勝利之途，已經為時晚矣。
    不過美國仍舊努力一試。美國海軍不愿落于陸軍之后，曾于一九四二年派了工作團來與中國秘密警察合作，展開了反共行動的第一步。陸軍方面的史迪威將軍，卻無法做好國府軍隊的訓練、補給、作戰調度。美國人一心只想著要利用自由中國為抵抗日本的基地，以至于無暇去留意中國自身的遽變。美國的援華計劃和一九二〇年代的蘇聯計劃一樣，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外國人想要參加中國的革命運動，本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國這次介入，錯誤出在嚴重的跟不上時代。凡是看過軍閥割據、支持過教會學校的美國人，都把南京政府看成美國理想之代表而寄予厚望，期待南京政府真能完成統一大業，與世界各國平等互待。年輕一代的人雖然能把共黨興起的事實看得更清楚，畢竟人數太少，在美國能發生的影響力遠不及歷代美國傳教士的累積。
    這些因素給美國決策提供了混雜的參考意見。在中國現場服役的軍官或司令——如史迪威，看見了共黨行動的決心與實力。在美國這邊的擁護中國派——由在中國出生的《時代》與《生活》雜志老板魯斯（Henry Luce）領軍，一般都保留早年的印象，那時候的南京政府似乎是中國一切進步革新的表率。
    統一戰線于一九四一年終結時，美國觀察者可以看得出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領導間的裂痕擴大。美國國務院此時的響應政策卻只聊具一格，遠不及在戰爭行動上出的力：如翻越喜瑪拉雅山的后勤運輸、史迪威促成的中國軍隊新式訓練配備，以及史氏與頑固的顧客蔣介石共事（蔣自認在戰爭補給上受了虧待）。美國人既然在外交上、法律上不得不把國民政府當作盟友來支持，華府卻沒有一個人真正清楚華北共區的情況。
    身處中國的美國大使館與軍事總部人員已經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后中國將爆發內戰，而且蘇聯可能占領華北，不曉得毛澤東與斯大林往來關系可布細節的局外人，也不可能充分領會毛澤東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或是他創的本國共產主義。因此，防止內戰變成美國的政策，防止的辦法則是組成“聯合政府”。事實上，這乃是統一戰線的理想與未實踐形式的延伸，要將兩黨的軍隊和代表融于一個全國代表大會。國共雙方都理解這個美國希望，表面上都以“聯合政府”為戰后目標，同時私下卻在為一決勝負做準備。
    美國此一政策之蹩腳而不切實際，可以拿羅斯福總統派的特使赫爾利（Patrick J.Hurley）將軍作腳注。赫爾利是奧克拉荷馬州人，作風浮夸，頭腦簡單，是里根總統未出現以前的里根式（Reaganesque）美國人。他把調解防止內戰的任務做得笨手笨腳，繼而完全倒向蔣介石，一人與整個美國使館人員對立，要美國不計一切后果地支持蔣介石。后果來的時候，赫爾利已經不是當事人，但是華盛頓執行的還是他的政策，結果讓美國被封殺出局，進不了中國。
    日本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投降后，蔣介石和毛澤東因赫爾利支持而在重慶會晤，并于十月間協議了一套可以令任何自由主義者都感滿意的原則。國共雙方依協議邀集各方代表召開協商會議，保證人人得享一切公民自由以及無人不盼望的其它好東西，同時雙方都在匆匆編整軍隊。這種作態乃是緣于雙方都知道，誰也不能往反對和平合作之理想的那一邊站。
    一九四五年的確實情況卻全然是另一回事。抗戰才結束時，共軍就移出華北，逼迫日軍向共黨投降。國府的對策是，命令日軍擊退共軍，奪回共軍占的地盤。國民政府以原來的帝國主義侵略者來抵擋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不久就引發無數的“共日”交火。在此同時，國共的軍隊都在往東北推進，都想搶先一步去接收。照例，國軍戍守住各個城市，共軍在鄉下動員。
    美國政府也學國府的榜樣，把大約五萬三千名美軍陸戰隊移入華北，在北京、天津駐守，以防蘇聯侵犯。同時又以空運船運方式把整團整師國府軍隊送到東北各都市以及華北別處。從一開始，美國就以反共的姿態干預。此外，依照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塔密約，羅斯福總統已經在和斯大林磋商，試圖藉促成其與國府的中蘇盟約來決定中國的命運。盟約內容包括，蘇聯只承認中國的國民政府，只與國府接觸。國府方面則需同意蘇俄恢復以前帝國主義時代在東北鐵路沿線的權益。斯大林承諾，要在日本投降后三個月之內將蘇聯軍隊撤出。照這么算，就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共黨因而有三個月時間可以搶在美國人空運來的國府軍隊之前，盡全力滲透東北。國府發現，共軍用腳走到東北比國軍坐飛機還快，因此要求蘇聯停留久一點。結果蘇聯軍隊遲至一九四六年五月才撤走，并且把日本人建設偽滿洲國的大部重工業設備一起拆了帶走。蔣介石就以美國人為后盾，一路與共軍作戰打進了東北的南端。
    馬歇爾（George C.Marshall）將軍以華府特使身分到中國來調處的時候，便面臨了這樣的逆境。馬歇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高指揮官，是盡忠職守而機智達練的主事者。為促成聯合政府，他盡了全力。一九四六年一月間，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中討論了國共軍隊聯合編整的方案。這時候，中國內戰的重心已經轉到東北，偏偏重慶協議并末涉及東北問題。美國有意用大筆經濟貸款換取蔣介石的默從，馬歇爾為此返回美國，向國會游說以實現他允諾的條件。一時之間就對國共談判鞭長莫及了。等到他再回中國的時候。先前由他在北京設置的“調處執行部”正在設法平息華北的戰事。按執行部的調處方法，派了美軍上校、國軍共軍的將領，到沖突地區進行調停。然而此時東北的局勢已經失控了。
    由于中國境內普遍有呼吁停止內戰的行動，國共雙方打打談談，都在利用談判為安撫人心的手段。美國的行事態度也是半斤八兩，一方面要求國府和延安組成聯合政府實施改革，另一方面卻不斷補給國府軍隊。總之，三方都是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