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中美關系的回顧與前瞻——在"上海公報"簽訂25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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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系的回顧與前瞻
——在"上海公報"簽訂25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中華美國學會會長李慎之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８日是中美“上海公報”簽訂２５周年紀念日。我們在這里開會，就為的是紀念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日子。
　　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上海公報”的歷史意義：一個是從中國方面，一個是從世界方面。此外當然還有一個美國方面，但是，這方面的話最好是留給美國人來說，而我們中國人則還需要觀察。
　　歷史往往要隔一段時期才能讓人看出其蘊含的深意。十年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公報”簽訂１５周年的日子，我們還只能看出“上海公報”標志著中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轉折，即由１９４９年的聯蘇政策轉為聯美政策。這是一個花了長達３０年的時間才完成的過程。這個轉折始于１９７２年的尼克松訪華而完成于１９７９年元旦的中美建交，也就是始于毛澤東時代而完成于鄧小平時代。
　　只是到了１／４世紀以后的今天，我們才能看出“上海公報”不僅意味著中國外交政策的轉變，而且促成了中國國家目標的轉變——由世界革命轉為現代化。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自從１８４０年的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人對外界事務少聞少問甚至不問不聞的局面以后，對外態度或者外交政策對中國的影響有多大。比較遠的“二十一條”與“五四運動”、日本侵略與“八年抗戰”且不去說，就是震驚世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其所以發動的理由也是為了“反修防修”，為了清除所謂“中國的赫魯曉夫”。后世深入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可能會有更多的發現，但是這兩者間的相關性則是絕對不容低估的，它實際上表明了全球化進程對中國的影響，或者反過來說，表明了中國被卷入全球化進程的曲折而復雜的歷史。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全中國人民都擁護以現代化為國家目標。中國人理所當然地把以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開頭的１９７９年視為“改革開放元年”。正是從這一年起，中國人切身體會到了生活的重大變化。當然，以后的曲折在所難免，但是重要的是我們常說的：“堅冰已經打破，航船已經啟碇”。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在一個兩極世界中，中國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被這一基本事實所決定。有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是“十年變一變，逢九變一變”。這樣說不是沒有根據的。１９４９年開國那一年，毛澤東宣布“一邊倒”，即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亦即實行聯蘇的外交政策。１９５９年，中蘇交惡，隨即就表面化為６０年代的中蘇大論戰，中國為批評蘇聯對“帝、修、反”實行“三和一少”到“三降一滅”的政策而出賣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爭而發表的《九評》，也就是１９６６年在國內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根據。中國的實際外交政策也轉為“帝、修、反”一起反，同時堅決堅持“世界革命”，包括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１９６９年，中蘇在兩國邊界上的珍寶島打了一場真槍實彈的流血戰爭。然后經過１９７２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與“上海公報”的簽訂，而逐步轉向聯美的外交政策，這一政策到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隨后訪美而正式完成。誰都明白，這一政策決不是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更有違于１９５０年朝鮮戰爭開始以后美國遏制、封殺中國的一貫政策，它完全是國際舞臺上的實力較量與利害關系的內在邏輯運作的結果。因此當尼克松總統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主席的時候，雙方一上來就都表明驅使雙方走到一起的是各自的國家利益。同時，也不難看到如果不是毛澤東親自開始這一轉變，鄧小平后來要實行以“現代化”為國家目標的改革開放政策，其困難不知要大多少倍。其后，由于１９８２年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逝世，蘇聯內外政策逐漸發生變化，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因之而有所變化，同年的中共十二大就在黨的歷史上首次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然后，一直到１９８９年夏天，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關系也實現了全面正常化，中國外交政策又完成了向“全方位化”的轉變。１９８９年底柏林墻的倒塌與華沙條約的解散，帶來了二次大戰后世界格局的大變化——兩極對抗格局與冷戰的結束。
　　由于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在中國發生了一場眾所周知的政治風波，中美關系也在這個世界性大轉折的年頭發生了挫折而進入低潮。經過這幾年的較量，我們有理由對于中美關系的發展前途看得比較樂觀些了，但是雙方同時也必須提高警覺，爭取盡可能妥善地處理好這一越來越關系到世界全局的雙邊關系。將近半個世紀以來，橋下流過的水太多了，世界發生的變化也太大了。中美關系的內容遠遠比過去豐富，也遠遠比過去復雜了。如果說：２５年前使中美兩國走到一起來的是反對蘇聯擴張主義的共同戰略利益，那么在今天只有從全人類、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出發，才能保證中美關系不再發生過去那樣的大波折。
　　“上海公報”曾被稱為是當代外交史上的杰作，因為雙方巧妙地回避了當時無法實際解決的中國大陸與臺灣統一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難于解決有其歷史淵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是同盟國，而當時領導中國的是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１９４９年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中國大陸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美國仍然與退縮到臺灣島上的國民黨政府保持外交關系而且與之訂有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防條約。而在“上海公報”中，“美國方面表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這樣，從“上海公報”開始，雙方進行了認真的談判，在美國履行了與臺灣“斷交、廢約、撤軍”的承諾以后，終于在將近七年之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雖然如此，中國仍未統一，臺灣與美國仍然保持著某種由歷史遺留下來的關系，這樣，臺灣問題就一直在中美關系中成為一個肉中的刺。中美建交18年來，碰到過不少困難，經歷過若干風浪，但是可以說絕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可以處理、可以解決的，真正的難題只有一個——臺灣問題。果然，這個問題在去年臺灣領導人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分裂主義傾向而且得到美國一部分人越來越強烈的支持的時候，在春天達到了危機的程度，由于中美雙方都出動了部分的軍事力量而出現了“弓上弦，劍出鞘”的局面。但是也正是由于這場危機驚醒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和中國人，使他們認識到鄧小平“中美關系一定要搞好”這句話的意義。近一年以來，由于雙方的努力，中美關系有了明顯的改善。但是過去的教訓昭示我們，在這個問題最終解決以前，雙方都必須鄭重對待。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是中國維護其領土主權完整的問題，是不容外人插手的。中國從歷史實際出發，已經對美國和臺灣的關系給予了足夠的照顧，同時一再聲明愿意以和平方式解決與臺灣統一的問題，只是從主權立場出發而不能承諾不使用武力。美國也必須充分認識到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會同意臺灣某些人制造的臺灣是一個獨立民族的謊言，也沒有任何一個中國政府可以違反全中國人民要求完成統一全中國的民族大業的意志。美國一部分人士與輿論，特別是部分國會議員在這方面發表過一些十分刺耳的議論，這對中美關系是極其不利的。我們中華美國學會，作為研究美國，比較了解美國，特別關心中美關系順利發展的一個團體，要在這里特別吁請美國的朋友們充分注意這一點。
　　在世界范圍內，由于蘇聯的解體，也由于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始終以超過或者接近兩位數的增長率發展而高居世界各國增長率的榜首，近幾年來出現了一種“中國威脅論”的論調，甚至有人危言聳聽地說像中國這樣的儒教國家要同伊斯蘭教國家聯合起來組成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聯合戰線。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們一上來就說明中美建交意味著中國國家目標的改變，而這個改變是受到全中國人民的衷心擁護的，因為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享受到了實惠，嘗到了甜頭，而且進一步體會到過去以世界革命為國家目標只能給他們以實禍，給他們吃苦頭。同世界上許多先進國家比，中國的現代化還只是處于極低的水平。中國不但迄今還仍然是一個窮國，而且還有六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中國人知道自己要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的人口眾多決不是中國之福，因此中國人自己采取了“只生一個孩子好”的世界上最為嚴格的人口政策。這是對中國和世界的前途都有好處的事情，但是，居然有一些（恕我直言）無知的美國議員對此妄加攻擊，實在令人遺憾。另外，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１９９６年的中國鋼產量超過了一億噸而居于世界首位。但是中國政府幾乎未加宣傳，老百姓也幾乎無人理會。如果此事發生在二三十年前一定會引起一陣喧囂。中國人的沉默表示了中國的成熟，中國很知道，這就像中國糧食產量位居世界第一那樣并不值得大吹大擂。理由幾乎是人人一聽就能明白的：人均產量不但談不上高而且還相當低，相對成本與價格都還大大偏高，質量低，品種少，甚至還不能滿足中國自己的各種需要，同時卻還有相當數量的存貨銷不出去。這一事實和１９４６年斯大林公開宣布蘇聯鋼產量只要達到６０００萬噸就可以保證成為世界強國，與１９５９年中國認為把鋼產量翻一番達到１０７０萬噸就可以作為超英趕美的基礎的狂勁兒相比，可以說明中國人成熟的程度。作為民間的學者，我們不想以類似“不稱霸”、“不做超級大國”這樣的言辭來安慰我們的美國朋友們，但是，我們相信，隨著中國人越來越享受到現代化的成果，同時也越來越體會到現代化帶來的問題，我們一定會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懂得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就在于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和諧地生活，而且一起來解決全球化與現代化這個無可抗拒的進程給全人類帶來的種種災難和問題，首先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和道德敗壞的問題。
　　為了同世界各國人民更好地共同生活，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秉承中國文化中“士”的傳統，認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來促進現代化的精神文明方面，首先是深化中國的市場經濟、擴大中國的民主和法治，增加公共生活的透明度，使中國進一步與國際體系融合，使中國能更加為中國人與外國人所了解，所信任。但是同時我們也要乘此機會，向我們的美國朋友進一言。
　　“美國必須領導”這是打開中美關系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遺言。美國應該按照尼克松的話去做還是遵照其開國元勛華盛頓的告誡回到孤立主義去？這是目前在美國國內正在爭論的問題，但是美國立國已有二百多年，其國家目標必須有所改變則是不爭的事實。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正在當今世界上發揮著相當重大的作用也是不爭的事實。全世界都看到，是美國帶頭打退了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是美國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又把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交戰中的塞、穆雙方帶到了談判桌上，對美國的這些行為我們是支持的，也沒有看到世界上有多少人表示反對。雖然如此，我們卻也看到美國似乎是越來越趾高氣揚而狂妄自大，甚至公然以世界警察自居。尤其是近幾年來，把自己的國內法當作國際法來推行，強要別的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近美國強行推行“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甚至引起加拿大和歐盟這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的反對，美國總統迫于形勢也已不得不一再宣布推遲其執行。連今年開歲第一期的《新聞周刊》都警告美國對彌漫全球的反美情緒再也不能無動于衷了。美國人可能確實珍視自己的價值觀。然而，中國孔子的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穌基督的箴言“己所欲，施于人”，同樣被公認為是為人處世的黃金律令，這兩句話可以互相補充，互相發揮，只是世界上的思想家都認為后一句話必須以前一句話為前提，才是正確的結合。
　　從近代國際關系的角度講，中國是一個后來者。我們不想在這里說自己在這方面有多少可以夸耀的經驗。但是在中國的古代，我們有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當時的國際(interstate)關系往往被近代國際關系學者作為研究的對象與案例。至少在文化上，我們從那個年代起就有一個推崇王道，反對霸道的傳統。對于任何謀求領導世界的國家來說，中國先哲的忠告總是：實行王道，否定霸道。霸道的結果只能是善戰者服上刑！中國的和世界的歷史一再證明這種智慧的價值。可是近年來美國的行為一再表現為仗勢欺人。最近甚至不顧俄國的堅決反對而竭力推行北約東擴的政策，而不是去幫助化解俄國與東歐的宿怨。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是毫無遠見而最后只會自招失敗(self-defeating)的政策。唯善人能受盡言，我們希望美國朋友們能注意我們的忠告。
　　世界越來越小了，它已經縮小成美國人卡恩所說的“地球村”。村民的利害關系越來越結成一體。國際關系正處在轉折點，面臨著調整期，人類還不能排除出現大災難的可能性，但是也第一次出現了在全球范圍內走出戰國時代，共謀和平發展的可能性。我們高興地聽到美國領導人最近一再聲明，中美關系是美國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我們可以說得更干脆一些，中美關系就是中國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國人常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話確實大有深意，值得好好思索。中美兩國和則兩利，斗則兩傷。２５年過去了，中美關系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的先輩“聯合反對霸權主義”的想像。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美關系的好壞已經不但是亞洲的，而且越來越成為世界能否和平、穩定、繁榮的關鍵。
　　上面提到地球村，如果從世界的前途還充滿著各種不測因素的角度看，地球村也可以比喻為狂風惡浪中的一葉孤舟。世界上已經有論者（其中包括美國人）提到了未來的沖突以至戰爭的可能。但愿他們都是錯誤的。在經過了造成億萬人死于非命的所謂“大死亡”(megadeath)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近５０年的冷戰以后，人類雖然取得了一些教訓，但是還沒有完全醒悟，因此我們現在還沒有強有力的論據把這種危險全部排除。我們的愿望是，對世界的命運、人類的命運負有特別大的責任的美國與中國能夠與世界各國一起成為“同舟共濟”的伙伴，共同努力，使我們自古多災多難的世界經歷狂風惡浪而走向和平、安定、繁榮的彼岸。
　　《美國研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