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負》第六章　貿易和貨幣的神奇世界

簡體傳統

第六章　貿易和貨幣的神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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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商業現象的鄙視

　　對市場秩序的厭惡，并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要想理解這種現象，我們得步入這些相對合理的領域背后，看看一些更古老甚至更隱秘的東西：社會主義者在討論——或原始人遇到——商業活動。貿易和金融制度時，產生的一些特別強烈的態度和情緒。
　　如我們所知，貿易和商業對保密往往有重要的依賴，一如它依賴專業化或個人知識，金融制度就更是如此。例如在商業活動中，除了個人有時間精力上的風險外，特殊的信息使個人能夠對他們在具體投資中的機會和競爭優勢做出判斷。只有當取得特定環境的知識使人得到的優勢，足以抵消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時，人們才值得追求這種知識。假如每個商人必須把如何以及在什么地方能夠獲得更好或更便宜的貨物公之于眾，使他的競爭者立刻就能效仿他，那么他幾乎一點也不值得做這種事情——不可能出現由貿易而增加的利潤。再者，大量有關具體環境的知識是說不清楚的，也是很難說清楚的（例如一位企業家對某種產品可能成功的預感），因此除了動機的考慮外，也不可能把它“公之于眾”。
　　根據并非人人都已知道并提前做了充分說明的信息——即恩斯特·馬赫所謂“可觀察的和確鑿的信息”——采取行動，當然違反了前面討論過的理性主義要求。此外，不確鑿的事情，往往也是不可信甚至可怕的事情。[順便說一句，不只是社會主義者懼怕——也許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貿易的環境和條件。伯納德·曼德維爾說，“想想在異邦經歷的艱辛和不測，想想我們得越過的浩瀚大海，我們需要忍受的不同氣候，我們必須屈尊求助的各個民族，這種極可怕的前景”，讓他也“不寒而栗”（1715／1924：I，356）。意識到我們得嚴重依賴我們無法了解或控制的人類努力，不管對于從事還是回避這種事的人，當然都是令人沮喪的。]
　　自遠古以來，在世界許多地方，這種担心和懼怕就使普通民眾像社會主義者一樣，認為貿易本身不僅和物質生產判然有別，不僅混亂而多余，不僅是一種方法上的錯誤，并且是令人生疑的、低俗的、不誠實的和可恥的。縱觀歷史，“生意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視和道德詛咒的對象。……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生意人的行為違背了存在于原始群體中的互助模式”（麥尼內爾，1981：35）。我記得艾里克·霍弗說過：“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這種態度有諸多原因，也有許多表現形式。在早年的日子里，經常把商人拒之于社群中的其他人之外。遭此待遇者不限于他們。甚至一些手藝人，尤其是鐵匠，被種田人和牧民懷疑為巫師，經常讓他們遠離村落。的確，不正是這些掌握“魔法”的工匠改變了原料的形狀么？買賣人和商人的作為更是遠甚于此，他們加入了一個完全處在一般人感覺和理解范圍之外的網絡。他們從事著改變貨物價值這種無形轉化的勾當。東西的數量沒變，它滿足人們需求的能力怎么就變了呢？買賣人或商人，即那些似乎造成這種變化的人，是處在看得見的、公認的、人們所理解的日常秩序之外，結果被排斥在既定的尊貴等級制度之外。因此，甚至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樣的人，一個多虧了貿易才取得領先地位的城市中的公民，也瞧不起生意人。后來，在封建狀態下，商業活動繼續被視為低人一等，因為至少在少數小城鎮之外，當時的生意人和手藝人的生命和貨物的安全，要依靠那些手握寶劍的人以及受到他們保護的道路。貿易只有在以軍事為業的階層的保護下才能發展，他們的本錢是強悍的體魄，所要求的回報是養尊處優的生活。這種態度，甚至在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時，仍然會在維持封建制度的任何地方徘徊不去，即使是自治城市中富裕的資產階級或貿易中心，也不愿反對這種態度。于是，甚至到了上個世紀末，我們聽說日本的“造幣者仍然是個不可接觸的階層”。
　　想到商業活動經常籠罩在神秘氣氛中，對生意人的鄙視就更容易理解了。“生意上的秘密”意味著有些人是從別人沒有的知識中獲利，這種知識往往同異邦的——甚至可能是令人憎惡的——習俗以及不為人知的國度，即神話故事和謠傳中的國度有關，這就使它更形神秘。“Ex Nihilo nihil fit”（拉丁語：“無中不能生有”）或許已不再是科學用語（見波普爾，1977／1984；以及巴特利，1978：675－76），但是它仍能主宰常識。看上去沒從事任何物質創造，只是把已經存在的東西倒騰一下，便“無中生有”地增加了現有財富，這樣的活動，散發著一股子妖邪之氣。
　　物質努力、體力活動以及“額頭上的汗水”，在強化這種偏見上想必也起到了被人忽視的影響。強健的體魄，常用的日常工具和武器，既看得見又摸得著，甚至對于自己沒有這些東西的人，也沒有任何“神秘”可言。體力的付出和這方面的能力，其本身就值得贊揚和尊重——這種信念幾乎不必等到封建時代的來臨。它是小群體遺傳本能的一部分，并且一直保留在農場主、莊稼人、牧民、武士甚至小房主和手藝人中間。人們能夠看到農夫或手藝人如何增加了有用物品的總數——并且根據看得見的原因解釋了財富和權力的差別。
　　因此，體力上的競爭很早就已出現并受到人們的贊賞，原始人在爭奪頭領的地位和技能比賽時（見補論E），便逐漸熟悉了檢驗外在體力優劣的各種方式。但是隨著知識，另一些參與者不具備、而且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也不可能具備的知識——它不是“公開的”或看得見的——成為一個競爭因素，于是，熟悉的因素和公平意識消失了。這種競爭威脅著休戚與共的狀態和對共同目標的追求。當然，從擴展秩序的角度看，這種反應表現得十分自私，或者說是一種形式奇特的小群體自私行為，它讓群體的休戚與共壓倒了個人幸福。
　　這種情感在19世紀依然十分強烈。因此，當托馬斯·卡萊爾這位對上個世紀的文人影響甚大的作家發誓說“只有勞動是高貴的”（1909：160）時，他顯然指的是體力勞動，甚至是重體力勞動。他和卡爾·馬克思一樣，認為勞動才是財富的真正來源。這種特殊的情感如今可能正在衰退。我們出于本能，仍然很看重人類強健的體魄，但是它和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在人類活動中所起的作用已經變小了，如今在這里表現出的能力，常常不再是指體力，而是指法律上的權利。當然，我們仍然缺不了一些十分強壯的個人，但是他們正在成為各種日益縮小的專業團體中不斷增加的成員中的一類。只有在原始人中間，四肢發達還能說了算。
　　無論如何，貨物交換和交易、更復雜的貿易形式、對各種活動的組織和領導，以及為了賣錢獲利而轉移現有貨物，像這樣一些活動，依然并不總是被人視為真正的勞動。許多人仍然難以同意，生活和享受的物質手段現有供應量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是取決于改變物品相對數量和價值的物品流動，而不是把一種有形物質轉變成另一種有形物質。也就是說，市場過程雖然是在和物品打交道，但它只是讓它們流動起來，并不增加（不管說些什么還是就事論事）它們的外在數量。市場傳遞有關它們的信息，而不是生產它們，傳遞信息所起的關鍵作用，脫離了那些受機械論或唯科學主義習慣支配的人的視野范圍，因為他們只認可和有形物體有關的事實信息，卻不考慮不同物品的相對匱乏在決定價值上發揮的作用。
　　這兒有件滑稽事：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并不從膚淺的物欲熏心的角度——即從物品的物理數量的角度——思考經濟事務，而是受價值核算的引導，也就是說，他們考慮的是人們對這些物品的需要，尤其是成本價格差，即利潤。恰恰是這些人，習慣上卻被人斥為物欲熏心的人。然而正是對利潤的追求，使從事這種事的人不考慮他所認識的個人的具體需求的物質數量，而是考慮他們能夠為總產出做出貢獻的最佳方式，這個總產出則是無數素不相識的個人分別做出努力的結果。
　　經濟學在這兒還有一個錯誤——一種甚至卡爾·門格爾的弟弟安東也在宣揚的觀點，即“全部勞動產品”主要來自物質努力；雖然這是個古老的錯誤，不過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大概也像任何要對傳播這種錯誤負責的人一樣。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論財產”，第二卷，第1章第一節；《全集》，Ⅱ：260）中寫道，“財富生產的法律和條件帶有物質真實性的特征”，分配卻“僅僅是個人類制度的問題。東西一旦在那里，人類不管個人還是集體，便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處置它們”，他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能夠讓這種分配服從它可以想出的無論什么原則”。穆勒在這里把生產規模作為一個獨立于分配的純粹技術問題來考慮，因此忽視了規模取決于對現存機會的利用，這是個經濟學問題，而不是個技術問題。我們認為產量能夠達到如此之大，是因為“分配”方式，即價格的決定作用。能夠分配什么，取決于組織生產的原則——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中，取決于價格機制和分配。斷言“東西一旦在那里”，我們就能夠以我們喜歡的方式自由處置它們，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除非個人確信能夠從總量中得到自己的一份，從而提供了價格信息，東西是不會在那里的。
　　還有一個錯誤。就像馬克思一樣，穆勒也把價值完全當作結果而不是人類決策的原因。我們在下面詳細討論邊際效用學說時，就會明白這種觀點是多么荒謬——以及穆勒“關于價值規律，再也不存在有待現在或將來的作家加以澄清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的理論已告完成”（1848：Ⅲ，Ⅰ，第一節，見《全集》，Ⅱ：199－200）的說法是多么錯誤。
　　貿易，不管是否把它視為真正的勞動，是通過頭腦的努力而不是肌肉運動，不但為個人也為集體帶來了財富。僅僅把物品換換手，就能為所有參與者帶來價值收益，并且這未必意味著以別人為代價取得收益（或人們所謂的“剝削”），這無論過去現在都不是一看就能明白的事情。亨利·福特的例子經常被人用來說明追逐利潤如何惠及大眾的道理，以便消除各種疑慮。這個例子當然很生動，因為人們從中很容易看到，一個實業家如何能夠把自己的目標定為直接滿足許多人的需要，并且他的努力在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上也確實大獲成功。然而這個例子也有不足之處，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提高生產率的作用是十分間接的，無法如此清楚地看到它的過程。譬如在生產金屬螺釘、繩線、窗玻璃或紙張上的改進，受益者分布極廣，因此也很難再具體察覺到其來源和效果。
　　所有這些情況造成的結果是，不少人繼續發現，和貿易有關的技巧很容易受到人們的貶低，即使他們沒有把它歸入巫術之列；或是認為這種技巧所依靠的不過是設套行騙或狡猾的心計。這樣得來的財富甚至還不如獵人或漁民的運氣，與明顯可見的功績（例如取決于體力付出的功績）沒有多少關系。
　　但是，如果說這種“倒騰”出來的財富為厚道人所不齒，商人尋找信息的活動則真正引起了巨大的懷疑。涉及到貿易的運輸，至少在做過耐心解釋和論證之后，通常還能使民眾部分地理解到它的生產作用。例如，只要指出不少東西只能通過把廣泛分布在各地的物品集中在一起才能制造出來，即可糾正貿易只是在轉移已有的物品這種看法。這些物品的相對價值并不取決于它們所包含的個別物質成分的屬性，而是取決于在需要的地點全部現有的相對數量。因此，原料和半成品貿易是增加許多最終產品數量的前提，多虧了能夠利用來自遠方的原料（大概數量很小），才能把它們制造出來。能夠用可以在某個地方找到的資源生產出來的一種具體產品的數量，有可能取決于只能從地球的另一頭獲得的數量很少的另一種原料（比如汞、磷粉甚至某種催化劑）。由此可見，貿易為物質生產創造了極大的可能性。
　　這種生產力，甚至這種把各種供應品帶到一起的過程，也得依靠不斷成功地找到廣泛散布在各地并且不斷變化著的信息——這種觀點雖然更難以把握，但是對于理解這個過程的人，這卻是顯而易見的事情：貿易通過這個過程創造并引導著物質生產，因為給生產確定方向的，是有關不同地方的不同物品相對匱乏的信息。
　　存在于這種對商業活動持續不斷的厭惡態度背后的主要原因，也許不過是一種簡單的無知和觀念障礙。然而它也同懼怕陌生事物的天性聯系在一起：懼怕巫術和非自然因素，甚至懼怕知識本身，這要追溯到我們的起源，《創世紀》前幾章中留下的無法消除的記憶——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一切迷信，包括社會主義在內，都在助長這種恐懼。

　　邊際效用和宏觀經濟學

　　這種恐懼可能很強烈，然而它卻是沒有根據的。這些活動當然并非真的不可理解。如我們在前面幾章所知，經濟學和生物科學如今已對自組織過程做出很好的解釋，并且我們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經對它們的一部分歷史以及在文明的興起和擴展上發揮的有益作用，大概地勾畫出了一個局部的合理重構（另見哈耶克，1973）。
　　交換是生產性活動，它確實使現有資源為人類需求帶來了更多的滿足。文明如此復雜——貿易是如此有效——這是因為生活在文明世界中的個人的主觀世界是如此不同。雖然表面上看令人費解，但是和無分你我、千人一面以及管制相比，個人目標的多樣性確實導致了滿足各種需求的更大的能力。同樣令人費解的是，所以會有這種情況，是因為多樣性使人們能夠掌握和運用更多的信息。只有對市場過程做出清楚的分析，才能解開這些令人費解之處。
　　價值的增加——這是交換和貿易的關鍵——當然不同于我們能夠感知到的數量的增加。支配著物質世界的規律，至少那些唯物主義和機械論模式中的規律，在價值的增加這種現象中是不起作用的。價值表示某種物品或行為滿足人類需求的潛在能力，并且只能通過不同的商品或服務對不同個人的相關（邊際）替代品或等價物的交換率，在相互調整中加以確定。價值并不是物體本身所具有的、不涉及到它們與人的關系的屬性或物質特性，它恰恰是這些關系的一個方面，它使人們在就這些物品的用途做出決定時，能夠考慮到另一些人可能為它們的用途找到的更佳機會。價值的增加看起來只和人的目標有關，并且只有在考慮到這些目標時才有意義。門格爾對此有清楚的闡述（1871／1981：121）：價值“是經濟人對他們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支配的貨物之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斷”。經濟價值表示的是物品滿足一些形形色色的個人目標的能力不斷變化的程度。
　　每個人都有對自己所追求的各種目標進行排序的特殊順序。這些個人排序很少為外人所知，甚至他本人也很難做到充分的了解。千千萬萬的個人，他們處境不同，稟賦不同，欲望不同，得到的有關手段的信息不同，對于彼此的具體需要幾乎一無所知，并且有著各不相同的目標范圍，讓他們的個人努力相互配合，依靠的是交換系統。隨著個人展開相互合作，一個未經設計的、更高層次的復雜秩序的系統出現了，連續不斷的物流和服務流被創造出來了，它使參與其中的數量極大的個人的主導期望和價值得到了滿足。
　　不同目標的不同排序，其多樣性為這些目標所要爭取的物質手段，建立了一個共同的并且是統一的、起中介或反映作用的價值尺度。由于大多數物質手段可用于許多重要性各不相同的目標，而不同的手段又經常能夠相互替代，因此這些目標的最終價值便逐漸反映在手段價值的一個惟一尺度上，即價格，決定這種價格的，是手段的相對稀缺程度，以及在它們的所有人之間進行交換的可能性。
　　由于不斷變化的實際環境要求不斷調整具體的目標，而為了給這些目標提供服務，又必須安排具體的手段。因此這兩組價值尺度注定會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比率發生變化。個人最高目標的各種排序，雖然各有不同，卻會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而個人致力于生產的那些手段的相對價值，卻要受制于讓人摸不清頭腦的不斷變化，這種變化難以預測，其原因也是大多數人難以理解的。
　　目標的等級劃分可能是相對穩定的（這反映著許多人視為長期或“持久的”價值），而手段的等級劃分卻是變化無常的，這使不少理想主義者贊揚前者而鄙視后者。當然，為了不斷變化的價值尺度而賣力，似乎也是令人生厭的。有些最關心終極目標的人，卻經常違背自己的目標，竭力反對那些他們能夠用來最好地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這大概是他們這樣做的根本原因。大多數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必須追求那些無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別人而言僅僅是手段的東西。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在某一點上加入眾多環環相扣的活動，這種活動在經過許多目標各有不同的中間環節后，最終會滿足某種他不知道的、與他在時空上相距很遠的需求。在大多數情況下，市場過程賦予當前的產品的符號，是個人能夠得知的惟一事情。例如，在生產金屬螺釘的某個環節上勞動的人，誰也不可能合理地確定，他所制造的某個螺釘，將在或應當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為滿足人類的需要做出貢獻。統計數字也無助于他搞清楚，在能夠使螺釘（或任何其他類似的部件）得到利用的許多潛在用途中，應當滿足哪些用途，不應當滿足哪些用途。
　　但是，手段的價值尺度，即價格，讓人感到它是共同的或庸俗的，顯然是因為它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而目標尺度則是各具特色，人言人殊。我們通過表明自己的特殊品味，或通過更為挑剔的品質鑒賞力，來證明自己的個性。然而僅僅是由于通過價格傳遞的有關不同手段之相對稀缺性的信息，我們才得以實現我們盡可能多的目標。
　　這兩種劃定價值等級的方式之間的沖突，在擴展秩序中變得格外醒目，大多數人在這里的謀生方式是為素不相識的人提供手段，他們同樣也從另一些素不相識的人那兒，獲得他們達到自己的目標所需要的手段。這樣一來，手段的價值尺度便成了惟一的共同價值尺度，這些手段的重要性主要不取決于使用某個具體物品的人所感受到的效果，而是來自它們可以隨時相互替代。由于千千萬萬的個人有著形形色色的目標需求，這使人們無法得知其他人所需要的一件具體物品的用途（因而也無法得知別人所賦予它的價值）。手段的這種僅僅起工具作用的價值的抽象性，也使人們感到它們的價值是“人為的”或“不自然的”，因而對它產生鄙夷。
　　對這種令人困惑甚至是驚恐的現象的充分解釋，在100年以前就已被隱約發現，由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爾·門格爾和列昂·瓦爾拉的工作，特別是門格爾之后的奧地利學派，發展成了人們所熟知的經濟學理論的“主觀主義”革命或“邊際效用”革命，從而使它得到傳播。如果以上各節的內容讓人感到陌生甚至難以理解，這只能說明這場革命最基本、最重要的發現仍未得到普及。經濟事件不能用以往的事件作為原因來解釋，正是這一發現，使這些革命性的思想家把經濟理論整合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雖然古典經濟學，或人們常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對競爭過程、特別是國際貿易使國內合作秩序和國際合作相結合的方式做出了分析，但是只有邊際效用理論真正使人理解到供應和需求是如何決定的，適應需求的數量以相互調整引起的稀缺程度是如何指導著個人。整個市場過程由此被理解為一個信息傳遞的過程，和個別接觸相比，它使人們能夠利用更多的信息和技能。
　　一種物品或行為的效用，通常被定義為它滿足人類需求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這一現象如今看來如此明顯，因此人們難以理解，那些嚴肅的科學家為何會一直把效用作為物品的一種客觀、普遍甚至是可計量的屬性看待。對不同物品對不同的人的相對效用可以做出區分，這個事實并沒有為比較它們的絕對數量提供最起碼的基礎。即使人們在他們個人打算為不同的效用付出多少成本上取得了一致，但是“集體效用”并不代表一個可以發現的物品：它就像集體意識一樣飄渺，充其量只能是個象征。我們時常斷定，某件物品對別人比對我們本人更重要或更不重要，這個事實并沒有提供任何理由讓人相信，效用在人和人之間有客觀的可比性。
　　當然，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學打算加以解釋的活動，涉及到的不是自然現象，而是人。經濟學的價值在于，它是根據物品在具體環境中滿足需求的適宜程度，對物質事實做出解釋。因此可以說經濟學（我現在更樂意稱之為“交換學”。見哈耶克，1973）是一門元理論，它是有關人們為解釋如何最有效地為不同目標而發現和利用不同手段的理論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無須奇怪，自然科學家在面對這樣的論證時，時常發現自己處在一片陌生的領地上，或這些時常讓他們吃驚的經濟學家，更像是哲學家而非科學家。
　　邊際效用理論雖然是一項基本的進步，但它最初卻隱而不彰。這一思想在英語世界里最容易看到的早期闡述是由杰文斯提出的，在他英年早逝之后，由于阿爾弗雷德·馬歇爾這位支配著學院派的權威不愿意脫離穆勒的立場，也是由于杰文斯惟一的杰出追隨者威克斯第德處在非學院派的位置上，使這種思想一直不被人理睬。這一理論在奧地利的共同發現者卡爾·門格爾算是比較幸運，他找到了兩位極有才華的學生（龐-巴威克和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繼續他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個傳統，終于使這種現代經濟理論逐漸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得到普遍的承認。它強調了它所說的經濟價值的“主觀”性，從而為未經設計而從人類互動關系中產生的結構提供了一個解釋范式。不過在過去40年里，因為要在假定為可計算的各種事物或統計數字中間尋找因果關系的“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使它的貢獻黯然失色。我承認，這些因果關系有時也許可以指出某些模糊的或然性，但是它們肯定不能解釋引起這種或然性的過程。
　　然而，由于這種認為宏觀經濟學既可行又有用的謬見（它大量采用數學，因而肯定會打動那些對數學一竅不通的政客，它也確實是和出現在專業經濟學家中間的魔術表演最為相似的東西，這也鼓勵了那種謬見），因此許多支配著當前的政府和政治的意見，仍舊是以對價值和價格之類的經濟現象的幼稚解釋為基礎，這種解釋徒勞地想把它們當作與人的知識和目標無關的“客觀”現象。它無法說明貿易和市場在協調大量人員的生產努力中所發揮的作用，或是正確地估計到它的不可缺少性。
　　在市場過程的數學分析中沾染的一些習慣，甚至經常讓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迷失方向。例如，喜歡提“現有知識狀態”，喜歡把在市場過程中活動的人所能利用的信息稱為“數據”或“現有的”（甚至用“現有數據”這種詞組），這種做法常常使經濟學家假定，這種知識不但以分散的狀態存在，而且它的總和可以由某個頭腦加以利用。這掩蓋了競爭是個發現的過程這一事實。一些對市場秩序的論述中作為有待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的，其實根本不是市場中任何人的問題，因為在這種秩序中市場所依靠的起決定作用的實際環境，是任何人都無法知道的，問題不是如何利用作為一個整體的現有知識，而是如何讓任何哪個單一頭腦都不知道也無從知道的知識，以其散布在四處的形式，能夠被許多相互交往的個人所利用——這不是行為者的問題，而是試圖解釋這些行為的理論家的問題。
　　創造財富不僅僅是個物質過程，也不能用因果鏈來解釋。對這種活動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任何頭腦都能掌握的客觀的自然事實，而是千百萬種分散的不同信息，它們結晶為價格，以此引導人們進一步做出決定。當市場告訴一個企業家以某種方式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時，他既可以服務于自己的利益，也能為總量（以其他大多數人采用的相同計算單位為準）做出比他采用其他方式所能做出的更大的貢獻。因為這些價格向市場參與者透露了全部勞動分工所依靠的關鍵性的隨機條件：不同資源——不管它是生產其他產品的工具還是滿足人類需求的工具——相互之間的實際可轉換（或“可替代”）率。就此而言，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可以利用的量是沒有意義的。這種有關不同物品之可用總量的“宏觀經濟”知識，既無可能也無必要，它甚至沒有什么用處。對由大量不同的、有著形形色色組合方式的商品所組成的總產量進行測算的任何想法都是錯誤的：它們對人類的目標的等價物取決于人類的知識，并且只有當我們把物理量轉化成經濟量之后，我們才能著手評估這些問題。
　　對產量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以及對生產特定數量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對具體資源分別有所了解的千百萬個人，如何在不同的地點和時間，通過在各種可能性中做出選擇，把這些資源組合在一起——如果對價格揭示出的不同要素的相對稀缺性無所了解，那么就這些可能性本身而言，沒有一個能被稱為最有效的。
　　理解相對價格對資源最佳利用的決定性作用，關鍵的一步是李嘉圖發現的比較成本原理。關于這個原理，路德維希·馮·米瑟斯正確地說，應當把它稱為“李嘉圖協作定律”（1949：159-64）。價格關系告訴企業家在什么地方收益會超過成本，因而把有限的資本投進特定的項目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信號把他引向一個不可見的目標，即遠方不為人知的最終產品消費者的滿足。

　　知識分子對經濟學的無知

　　了解了貿易和有關確定相對價格的邊際效用解釋，是理解一種秩序的關鍵，而養活現存的人口數量全靠這種秩序。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應當了解這些事務。知識分子對這一問題普遍采取鄙視態度，卻妨害了這種理解。因為邊際效用理論所澄清的事實——即每個人利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通過他的選擇做出貢獻，能夠使滿足共同體的需求成為他們每個人的獨特任務——無論對原始人的頭腦和盛行不衰的建構主義，還是對明確的社會主義，都是格格不入的。
　　不夸張地說，這種觀點標志著個人的解放。個人主義精神的發展要歸功于技能、知識和勞動的分化（見前面第二、三章），而發達的文明就是建立在這種分化上。當代經濟史學家如布羅代爾（1981－1984）已經開始明白，被人瞧不起的中間商鉆營利潤，然而正是他們，使現代擴展秩序、現代技術以及我們目前這種人口規模成為可能。不受群體精神的擺布而受自己的知識和決定指引的能力，就像這樣做的自由一樣，是理智發展的結果，而我們的感情依然不能徹底順從這種理智。雖然一個原始群體的成員很愿意承認德高望重的頭領更為高明，但是他們的同伴若是知道一種方法，不須明顯費力就能得到別人只有辛勤勞作才能得到的東西，他們是會憎恨這個同伴的高明之處的。為了個人或私下的收益而隱藏和利用有利的信息，被認為是不光彩的，或至少是不夠友好。專業化成為利用種類繁多的信息資源的惟一方式的時代已經很久了，這些原始的反應卻依然如故。
　　這種反應今天還在繼續影響著政治意見和行為，阻礙著最有效的生產組織的發展，鼓舞著社會主義的錯誤希望。在為人類提供生活資料上，貿易的貢獻一點也不比生產少，認為人類應當厚此薄彼，由此造成了一種非但無益，反而使政治態度受到歪曲的局面。
　　對貿易作用的無知，最初是導致懼怕，在中世紀導致了不明真相的管制，在相對較晚的時代，它在更好的理解面前做了些讓步，而現在這種管制卻又以一種新的偽科學形式被復活了。它試圖用這種形式為技術官僚操縱經濟提供借口，而當它不可避免地失敗之后，又助長了對“資本主義”的現代形式的猜疑。不過，當我們把注意力轉向更深入的秩序形成過程時，事情似乎變得更糟了，因為這些過程，即支配著貨幣和金融的過程，比貿易更難以理解。

　　對貨幣和金融的懷疑

　　當面對發達文明中為貿易提供了基礎的最抽象的制度時，因為不相信神秘現象而產生的偏見，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這些制度對個人行為起著最一般、最間接、最遙遠和最不易察覺的調節作用，它們雖然是形成擴展秩序不可缺少的，然而卻傾向于隱匿自己的引導機制不被人察覺：即貨幣以及建立在貨幣上的金融制度。以貨易貨一旦被間接的貨幣交換所取代，易于理解的事情便消失了，由此開始了一個人與人之間的抽象過程，它大大超出了最聰明的個人的認知能力范圍。
　　貨幣，即日常交往中的“金錢”，在不被人理解的事物中莫此為甚，大概也和性一樣，是最嚴重的非理性奇思怪想的主題。它同時既讓人想入非非和困惑不解，又令人深惡痛絕。涉及到它的文獻，很可能比討論任何其他一個主題的都多；瀏覽這些文獻，不免使人與那些作家產生共鳴，他們在很久以前便宣布，若論讓人發瘋，以這個主題為最，雖愛情也不能相比。《圣經》上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提摩太前書》，6：10）。不過有關它的矛盾心態大概更為常見：錢同時既表現為自由最強大的工具，又表現為最邪惡的鎮壓手段。這個得到最廣泛接受的交換媒介，喚起了人們無法理解的過程給他們帶來的一切不安，他們愛恨交加，熱切向往它的某些作用，卻又憎惡另一些與前者密不可分的作用。
　　但是，貨幣和信用制度的運行，同語言和道德規則一樣，是最抵制充分理論解釋的自發秩序之一，并且仍然是專家中意見嚴重分歧的來源。甚至一些專業研究人士也不愿屈從于這樣的見解：細節肯定會逃脫知覺的范圍，整體的復雜性使人不得不滿足于對自發形成的抽象模式的說明，這種說明不管多有啟發性，也無力預見任何具體結果。
　　貨幣和金融不只讓研究者心煩。就像貿易一樣，并且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它們仍然不斷地讓道學家們疑竇重重。這種普遍有效的工具，具有以最隱蔽的方式達到和操縱最大數量的各種目標的威力，道學家對它疑慮重重，自有其若干理由。首先，人們隨時都可以看到許多財富在得到利用，而貨幣的用途對某個人自身或別人所產生的具體或特定的作用，常常是難以察覺的。其二，即便它的一些作用是可以察覺的，它也是既有可能用于行善，也有可能用來作惡。因此，它這種超乎尋常的用途多樣性，使它對自己的主人非常有用，也使道學家對它生出更多的疑心。最后，運用錢財的技巧，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收益，就像商業一樣，好像脫離了體力勞動或公認的功績，它甚至無須和任何物質基礎打交道——例如“純粹紙上交易”的情況。如果說，手藝人和工匠令人懼怕，是因為他們改變了物質的形狀，生意人讓人害怕，是因為他們把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屬性變成了價值，那么錢商對一切經濟制度中最抽象、最非物質的東西所做的改變，豈能不讓人對他們產生更強烈的懼怕？這樣我們就到達了一個過程的至高點，在這個過程中，可感知的和具體的事物日益被形成行為規則的抽象觀念所取代：貨幣及其制度似乎是處在值得稱贊的和可理解的創造性體力勞動的疆界之外，在這個王國里，對具體事物的理解力失效了，定規矩的是不可理解的抽象因素。
　　因此這個問題既讓專業人士困惑，也冒犯了道學家：他們都驚恐地發現，整個事情異乎尋常地膨脹，超出了我們所依靠的觀察和控制事件過程的能力范圍。好像一切都已失去控制，或者像德國人更為生動的說法，ist uns uber den Kopf gewachsen（腦袋不管用了）。這句和錢有關的話如此鮮活甚至夸張，這沒有什么好奇怪的。大概仍然有不少人相信，就像西塞羅在說到老卡托時（DE OFFOCIIS，Ⅱ：89）告訴我們的，放債如同殺人一樣可惡。斯多噶學派的羅馬追隨者，如西塞羅本人和塞內加，對這些事情的確表現出更多的理解，但是對于由市場決定的貸款利息的流行看法，卻很難說更令人滿意，盡管這種利息在把資本引向最有生產力的用途上是如此重要。于是我們仍然聽到“金錢關系”、“不義之財”、“貪得無厭的本能”以及“商販”行為，等等（對所有這些現象的解釋，見布羅代爾，1982b）。
　　但問題并沒有因為這些粗俗的諢名而消失。就像道德、法律、語言以及生物有機體一樣，貨幣制度也是自發秩序的產物——并且同樣易于受到變異和自然選擇的影響。不過，在所有自發生長的形態中，貨幣制度的發展也是最不令人滿意的。例如，幾乎沒有人敢說在過去70年左右的時間里，它們的功能已經有所改善，因為，一種一直建立在金本位上的、本質上自動運行的機制，在專家們的指導下，已經被任意的國內“貨幣政策”所取代。不錯，人類從貨幣中得到的經驗，為對它表示不信任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但這并不是因為普遍相信的理由。這樣說吧，選擇過程在這里受到的干涉，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進化選擇被政府壟斷所阻礙，它使相互競爭的實驗失去了可能。
　　在政府的庇護下，貨幣體系已發展得十分復雜，但是在各種不同的手段中，幾乎沒有私人實驗和選擇得到允許，因此我們依然不十分清楚好貨幣應是什么樣子——或它能好到什么程度。這種干涉和壟斷也不是新近的發明：它的出現幾乎和錢幣被用作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一樣古老。貨幣雖然是自由的人民相互合作的廣泛秩序中不可缺少的要件，但幾乎從它誕生之日起，政府就在十分無恥地濫用它，從而使它成了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中一切自我調整過程遭到扭曲的首要根源。政府管理貨幣的歷史，除了少數短暫的幸運時期外，歷來就是一部不斷欺詐行騙的歷史。在這方面，同在競爭中供應各自貨幣的任何私人機構所能做出的事情相比，政府一直表現得更加不道德。我在別處曾經建議——因此不打算在這里再做說明——假如取消政府對貨幣的壟斷，市場經濟也許會更能發揮它的潛力（哈耶克，1976／1978，1986：8－10）。
　　不管情況如何，我們這里的主要問題，即對“錢上的考慮”不竭的反感，是建立在對貨幣作用的無知上，而正是這種作用，使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和市場價值的一般計算成為可能。要想讓相互合作擴展到人的知覺范圍以外，從而擴展到可確認的、能夠當即視為機會擴大的現象范圍之外，貨幣是不可缺少的。

　　對利潤的指責和對貿易的輕蔑

　　我們這個時代的beau esprits（才子們）——即我們一再提到的、在前面幾章已打過交道的知識分子——提出的反對，與原始群體中的成員的反對并沒有什么不同。有鑒于此，我傾向于把他們的要求和愿望稱為“返祖現象”。深陷在建構主義偏見中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市場秩序、貿易和貨幣中發現最該加以反對的事情是，那些生產者、商人和金融家，他們所關心的不是相識者的具體需求，而是對成本和利潤的抽象計算。然而他們忘了——或是沒有學過——我們剛才一再闡述的那些論證。正是對利潤的關心，使資源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它使能夠從其他商業活動中獲得的各種潛力有了最具生產力的用途。境界甚高的社會主義口號是：“為用途而生產，不為利潤而生產”，從亞里士多德到伯特蘭·羅素，從艾爾伯特·愛因斯坦到巴西大主教卡瑪拉，我們發現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還常常對此有所補充：這些利潤是“以他人為代價”得到的）。這個口號暴露出一種無知，它不知道生產能力是如何由不同的個人使其成倍地增加，因為他們能夠接觸到不同的知識，而這些知識的總和是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也無法集中到一起的。企業家如果是在提供生產另一些工具的工具，而這些工具又會為另一些人提供服務，如此等等——也就是說，如果他是在服務于多種多樣的最終目的，他在自己的活動中就必須超越已知的用途和目的。大多數生產者為了更有效地給他們不認識的人的需求提供服務，需要的只是價格和利潤。它們是搜索工具，就像望遠鏡是軍人、獵人、水手或飛行員擴大視野的工具一樣。市場過程為大多數人提供著物質和信息資源，為了得到他們想得到的東西，他們需要這些資源。因此，那些在找出以盡量少犧牲其他目標的方式達到特定結果方面一竅不通的知識分子，卻嘲笑別人對成本的關心，比這更不負責任的事實在不多見。獲得巨大收益的重要機會和具體情況下需要付出的努力不成比例，知識分子被這種現象氣得兩眼發黑，其實只是因為有此機會，才使這種實驗的努力成為可能。
　　因此很難相信，凡是對市場有正確了解的人，會誠心譴責對利潤的追求。鄙視利潤是因為無知，是因為這樣一種態度，如果我們愿意，我們可以贊賞禁欲主義者有這種態度，這世界的財富中微小的一點便可以讓他們心滿意足，但是如果以限制別人利潤的方式來落實這種態度，卻是一種自私的行為，因為這等于把禁欲主義強加于人，當然也是對一切人的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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