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負》補論B 人類交往問題的復雜性

簡體傳統

補論B

　　人類交往問題的復雜性

　　雖然自然科學家有時好像不愿意承認人類交往問題有著更大的復雜性，但是這個事實本身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不止一個人看到了。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在1877寫道，“自然科學”這個詞經常“以多少受到限制的方式，用來指這樣一些科學分支，它們所研究的現象屬于最簡單最抽象的一類，而那些更為復雜的現象，譬如在生物中觀察到的現象，則受到了排斥”。最近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劉易斯·阿耳瓦雷茨強調說，“其實物理學是一切科學中最簡單的科學……但是在遠為復雜系統中，譬如像印度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還沒有哪個人能夠確定改變現狀的最好方式”（1968）。
　　隨著我們進入這些復雜的現象，簡單的因果解釋中的機械方法和模式會變得越來越不適用。具體地說，決定著許多高度復雜的人類交往結構的關鍵現象，即經濟價值或價格，就不能用簡單的因果理論或“普遍性”理論加以解釋，而是要根據大量獨立因素的共同作用來解釋，而這些因素的數量之大，使我們根本別想哪個人能夠加以觀察或操縱。
　　只有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提出一種對市場過程令人滿意的解釋，亞當·斯密在很久以前，就用他的“看不見的手”這個比喻對它做過說明。盡管仍然有著比喻性的、不盡完美的特點，它卻是對這種自發生成秩序的過程做出的第一個科學解釋。相反，穆勒父子除了根據過去發生的少數事件進行因果判斷外，再沒有別的方式理解市場價值的決定因素，這種無能的表現，就像許多現代“自然科學家”的情況一樣，妨礙了他們對自我調控的市場過程的理解。對邊際效用理論的基本真理的了解，又因為詹姆斯·穆勒對李嘉圖的主導性影響以及卡爾·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被進一步拖延。在這些領域尋找單一因果解釋的嘗試（由于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及其學派的決定性影響，在英國甚至拖得更久），一直持續至今。
　　在這件事上，大概約翰·穆勒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很早就使自己處在社會主義的影響之下，并且因為這種偏見而在“進步”知識分子中有了巨大的號召力，樹立起了自由主義領袖和“理性主義圣人”的聲望。被他引向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數量之多，大概任何哪個人都無法相比：費邊社最初基本上就是由他的一群追隨者組成的。
　　穆勒持有一種教條主義信念：“在價值規律中，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有待現在或將來的作者加以澄清”（1848／1965，《全集》：Ⅲ，456），這就堵死了他理解價格指導作用的道路。這種信念使他相信“對價值的思考只能涉及（財富的分配）”，而不是它的生產（同上，455）。穆勒假定，只有由過去少數可觀察事件引起的有著機械的因果關系的過程，才能算是符合自然科學標準的合理解釋，這使他對價格的功能視而不見。由于穆勒的假定長時間發揮著影響，使20年以后當“邊際革命”到來時，產生了一種爆炸性效果。
　　不過這里應當提到，在穆勒的教科書出版六年之后，H．戈森，一位幾乎被完全忽視了的思想家，已經預見到邊際效用學說的出現，他認識到了大規模生產對價格引導的依賴，并且強調，“只有建立起私有財產制度，才能找到在既定條件下決定每種商品最優產量的標準。
　　……盡最大的可能保護私有財產，肯定是人類社會延續最為重要的必要條件”（1854／1983：254-255）。
　　雖然穆勒的著作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我們大概還是應當原諒他，因為他是如此迷戀一位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女士——在他看來，因為她的死，“這個國家失去了它最偉大的心靈”，她——用他的話說——“懷著高尚的公共目標，始終如一地把完美的分配公正作為最終目標，那意味著一種在精神和實踐上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狀態”（1965，《全集》：XV，601；另見哈耶克，1951）。
　　不管穆勒的影響可能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在今天仍然想從單一的因果角度，把高度復雜的交往秩序解釋成機械現象，而不是一種使我們有可能對高度復雜現象做出解釋的自我調控過程的原型。不過應當提一下，正如約齊姆·雷格（在他為龐-巴威克討論馬克思剝削理論的文章的西班牙文譯本所寫的導言里，1976）指出的那樣，馬克思在學過杰文斯和門格爾的著作之后，似乎完全放棄了對資本的進一步研究。果真如此的話，他的追隨者顯然不如他本人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