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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論F


　　對經濟學和人口學的評論

　　自經濟學誕生之日起，就在研究第八章所討論的問題。可以說，科學的經濟學是始于1681年，此年威廉·配第（他是牛頓的同事，年齡比他稍大，也是皇家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對倫敦城迅速發展的原因著了迷。讓大家感到驚奇的是，他發現它已發展得比巴黎和羅馬加在一起還大，在一篇題為《人類的成長、增加和成倍增長》的論文里，他解釋了為何更大的人口密度會引起更廣泛的勞動分工：
　　每一種制品都會被分成盡可能多的部件。在制造手表時，假如這人造齒輪，那人造發條，另一個人鐫刻表盤，這個表就會比全部這些工作由一人來做更好更便宜。
　　我們還發現，在城鎮以及大城市的街道，所有的居民幾乎在做著同樣的生意，那些地方特有的商品便會比其他地方更好更便宜。此外，如果某地制造著一切類型的制品，那么從這里駛出的船只就會一下子用許多各類物品裝滿它的船艙，所裝載物品足以同它為了得到這些商品而必須前往的港口相比。
　　配第還認識到，“人少才是真正的貧困；有八百萬人口的國家會比領土相當而人口只有四百萬的國家富一倍；就承担著重大責任的統治者而言，他為更多的人服務，會像為較少的服務一樣出色”（1681／1899：Ⅰ，454-55，1927：Ⅰ，43）。這些一般性的觀點顯然是經由曼德維爾（1715／1924：Ⅰ，356）傳給了亞當·斯密，如第八章中所說，他注意到了勞動分工受著市場規模的限制，人口增長是國家繁榮的關鍵。
　　雖然經濟學家從早先的時代就十分關注這些問題，近來的人類學家卻沒有對道德進化（這當然是幾乎永遠難以“觀察的”的事情）給予足夠的注意；不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幼稚表現，還有社會主義的偏見，都在使人們沒有信心追求進化論的解釋。不過我們發現一位杰出的社會主義人類學家，在研究“城市革命”時，把“革命”定義為“共同體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組織中進步性變革的積累，它是由受到影響的人口之顯著增長引起的，或是伴隨這種增長”（柴爾德，1950：3）。在赫斯科維茨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重要的見解，他說：
　　一方面是人口規模與環境和技術的關系，另一方面是它同人均產量的關系，為研究這種給既定人口帶來經濟剩余的結合提出了最大挑戰……
　　大體上說，最小的社會生存壓力也最大。相反，在出現了專業化——這是提供的商品超過維持所有人生活所需數量的基本條件——的較大的群體中，享受社會閑暇才成為可能（1960：398）。
　　經常被生物學家（如卡爾-桑德斯，1922；溫-愛德華茲，1962；索普，1976）說成是限制人口的主要機制，同樣可以被視為增加人口的機制。甚至更好的情況是，由于它利用了可能由一時的人口過量造成的任何危害所帶來的一切好處，即維持更多人口的新機會，因而也是調整人口數量使其與領土承受力做到長期均衡的機制。自然在一個方面和另一個方面有著同樣的創造力，人的大腦可能是一個最為成功的結構，它使一個物種在能力和規模上超過了其他一切物種。

哈耶克 2013-08-23 09: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