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２年，中國的教育制度開始按照蘇聯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場全國性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轟轟烈烈地展開來。已有七個學院的浙江大學，進行了一番調整后，僅剩下一個工業大學。這個在中國教育史上書寫了無數輝煌并享譽國內外的綜合性大學，宣告解散，作鳥獸散的浙江大學的教師、教授開始在上海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南京大學和廈門大學重找位置、歸宿。束星北也面臨著選擇。遠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極力催促老朋友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物理所任職。　　１９５０年４月，王淦昌應錢三強的邀請，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并同吳有訓、錢三強、彭桓武、何澤慧（１９１４－）等共同籌劃建設近代物理研究所（１９５３年更名為物理研究所）。　　１９５１年，錢三強被任命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王淦昌、彭桓武被任命為副所長。錢三強因兼任了所外的很多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實際上完全由王淦昌主持。　　１９５２年，中國科學院開始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與近代物理研究所密切相關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將被列為中國科學院十一項重點工作的第一項。王淦昌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所的第一個五年計劃……①這個時候，王淦昌非常希望束星北能夠和他一起共謀大業，可是束星北以中國科學院人才濟濟無須他去添贅為由，謝絕了王淦昌邀請。有人稱，束星北不去北京，主要是中國科學院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人，在他眼里，那些人屬于“政治學者”，所謂“政治學者”是指學術造詣不深卻熱衷政治并活躍于政界的人物。與此同時，山東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廈門大學也向束星北發出了邀請。束星北選擇了山東大學。　　山東大學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良好的學風和科學自由民主的傳統。還有著其它高等學校難以相比的優美的海洋環境和濃濃的殖民文化色彩。“青島之地勢及氣候，將來必為文化中心點，此大學關系甚大”。②“山大的環境可以說是中國惟一的，背山面海，實在是適于研究學問的地方”。③山東大學一直是學者教授們夢想所在。　　一個大學如同一個人一樣，山東大學的“個性”充滿了教育家楊振聲、趙太侔等多任校長的風格。他們大都是學貫中西：既受過現代西方文化與科學的薰陶，又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和儒學風范，因而山東大學早在３０年代起，師資力量、教學設備、管理制度的建制和規模上，都臻于成熟完善。３０年代的山東大學除去與全國高等院校相同建制外，還形成了自己獨到的特色——文理合一。這一點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贊許：“山大還有幾點特色，是其它各大學少有的……第一，文學院與理學院合并為文理學院——因為文理不能劃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許多課目，過去都劃在文科里，現在卻都歸為理科了；如果文理兩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學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東西，理科的學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課程。所以，山大合并來辦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兩學院都在一起來辦——我們知道工與理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應用，理就是工的基礎，兩個東西是不應分開的。現在山大將兩院在一起來辦，自然很經濟，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績的。第三，是農學院能按照本省的農業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來改良和發展本省的農業，這也是非常適宜的”。④　　１９３４年秋季，王淦昌從德國留學回國后，馬上就被聘為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盡管他在山東大學僅有兩年的執教與科研生涯，可是山東大學的治學、管理和學術水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山東大學設在海濱城市——青島，風光秀麗，氣候宜人，得天時，占地利。校長趙太侔是留學美國的戲劇文學家，辦學熱忱，處事穩重，屬于學者治校的類型。學校設有由教授組成的校務委員會，討論決定各項重大興革和決策。這既發揮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又體現了民主管理學校。那時學校規模不大，有文、理、工三個學院七個系，學生也不多，但教師陣容比較齊整。記得文科有張煦、老舍、洪琛、沈從文、游國恩、蕭滌非、孫大雨等等著名學者，多是當時學界之彥。理科有黃際遇、任之恭、鄭衍碖、何增祿、王恒守、郭貽誠、王普、湯騰漢、傅鷹、劉咸、童第周等等專家，又都各有所長。工學院雖是新建，也聘有唐鳳圖、尚津、周承佑、張聞駿等一批知名教授。這個教師陣容，和全國著名大學相比，實無遜色，可以代表那時山東大學的學術水平。　　三十年代山東大學的學風，較為嚴謹篤實。教授一律担任課堂教學，效果顯著，或可符合“名師出高徒”之諺語。對學生要求很嚴格，注重質量，實行學分淘汰制，所以學生都肯勤奮攻讀，刻苦上進，形成濃郁的學習風氣。科學研究工作，更是學校活動中必不可少的內容，記得每周一的“總理紀念周”會上，向例由教授輪流作學術講演，各系的學術報告會或討論會，從不間斷，全校呈現出學術空氣濃厚，學術思想活躍的喜人景象。師生動手編印的各種科學和文學刊物，甚受學術界的歡迎。學生進入高年級后，均須選定專題，由教師指導進行獨立研究，以培養學生思考能力和開拓精神。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的兩年中，中山文化教育基金會舉行全國大學生自然科學競賽，山東大學物理、化學、生物三系參賽的學生，成績都名列榜首，為學校贏得了社會聲譽。那時畢業的學生，如臧克家、汪志馨、郭質良、莊孝、張致一等等，都已是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學者，由此可以窺見山東大學的教學質量。⑤    

 

束星北所以選擇山東大學，顯然是這里“背山面海”的環境和對“將來必成為文化中心點”的期望。　　但是他眼前的青島，已完全不是老舍、沈從文、梁實秋筆下的青島，王淦昌給他描繪的山東大學的學術氣氛已無從感覺。撲面而來的是沸沸揚揚的政治熱浪和諸多的與學術無關的嘈雜的喧囂。很長時間里，他不知如何是好。　　與其它老牌或知名的大學相比，山東大學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有一個顯著的區別：華東大學與山東大學的兩校合并。通常那些老牌或知名的大學，在新政權軍事接管后，大學的基本教學或研究人員變化不大，而合并后的山東大學，不僅是人員的變化，內部結構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而，在以后的運動或改造中，政治氣氛尤濃，力度尤大。這是因為華東大學同山東大學完全是兩種環境和體制下產生的學校。　　華東大學是革命與戰爭的產物。它的前身是臨沂山東大學和華中建設大學。臨沂山東大學建立于抗戰勝利，國內革命戰爭初露其端的１９４５年８月，目的是為國內革命戰爭培養有用之才。其實臨沂山東大學只是一個適應戰爭與革命之需的政治速成班。臨沂山東大學的老師大都是革命營壘里有些文化的文職干部，也有一些“棄暗投明”的國統區知識分子和進步開明人士。生源以解放區年齡１８歲至３０歲的青年為重點。也吸收一部分從敵占區過來的進步青年。（吸收敵占區的青年也是當時生源的重點。為了爭取敵占區的青年學生入學，學校專門選派優秀的戰士，潛入青島濟南等城市宣傳策動青年入校。上海，南京一些城市的地下黨也常介紹一些青年學生進入臨沂山東大學。）既然是適應戰爭與革命“速成班”，便沒有春雨潤物的天長日久，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從轉變人的思想頭腦出發。換句話說，“速成班”的任務和目標，就是為軍隊培養優秀革命干部和革命戰士。大學學習課程大都是：《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史》、《論聯合政府》、《論人生觀》等社會科學和哲學課本。其實，“速成班”是一個地道的軍營，所不同的是它參戰的機會少一些，讀書時間比正規軍多一些，歌唱得多一些，小戲演得多一些。　　華中建設大學是在華中黨校的基礎上創辦的。１９４４年冬，抗戰勝利指日可待，為了解決解放區和各方面革命干部的匱乏，中共華東局決定建立一個為抗日戰爭勝利后適應各方面需要的革命干部大學。大學根據革命需要只設民政系、財經系、文藝系和一個高級干部班。各系的頭目都由華中局的高級干部兼任。　　１９４５年華中建設大學首屆招取的學生共４００人左右，民政系招收的是區鄉干部（實際上大部分是鄉干部），財經系招收的是多少有點文化的地方和部隊中的業務干部，文藝系學生多數是來自上海、南京等江南的一些學生。高干班的生源是部隊里正團級工農干部，也有很少一部分縣級干部。學校師生干部生活為供給制：一天一斤大米，衣服、鞋子等一應生活用品全部由公家統一發給（臨沂山東大學的衣服每年兩單一棉，從最高領導到戰士全都吃一樣的大鍋伙食，后來專為教授開設了小灶）。大學的教育以改造世界觀轉變頭腦為主，它在很長一個時期里沒有明確的學制和課程布置，每日的課目便是一些領導輪換登臺演講形勢和黨的政策，過一段后就開始講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課堂就是每次行軍安頓下來的村頭路旁田邊或者曬麥場，講完后便是小組討論。學習之余便幫助老鄉翻地種菜或排練簡單的配合戰時需要的文藝節目。華中建設大學與臨沂山東大學的形式基本相同，也屬于適應戰時的“速成班”。它的出發點僅僅是為了給解放區培養輸送用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革命干部。“雙十協定”后，大學的眼光比以前遠了一些，它不僅為革命和戰爭培養干部，還開始培養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才了。“速成班”設立了畜產、造林、農化和紡織、土木工程、應用化學等等專業課程。有了正規大學的初步框架，師資力量也有了較高的要求，大學于是頗費周折地從國統區請來了一些先生、教授。招生規模和形式也是按正規大學進行的。雖然學生沒有按既定的計劃招來，辦正規大學的意圖已經很明確了。可是隨著國共戰爭重開，“雙十協定”的名存實亡，僅按正規路子辦了一年功夫的華中建設大學又回到老路上，其培訓宗旨更為明確，“速成”速度也更快了。一般情況下，學員從入學到畢業，期限僅為四個月。在國共戰爭的頭三年半的時間里，兩所大學就為地方和部隊輸送了四千多名干部和戰士。這部分人到了建國之后，不少人都成為新政權重要部門的骨干力量和主要領導人。　　１９４８年４月，華東部隊，攻克了國民黨的魯中重鎮——濰縣城。山東除濟南，青島幾個孤立的城市還被國民黨占據著，全省已成為解放軍的天下。為了迎接勝利，適應華東新解放區的需要，中共華東局決定以臨沂山東大學和華中建設大學的經驗為基礎，建立一所為革命勝利培養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思想覺悟高的革命干部學校——華東大學。學校設置大學預科部和臨時研究班。預科部招收高中肄業和中學畢業生，學期一年；研究班招收高中畢業生和大學肄業的青年學生，學期為二到三年，待遇一律實行供給制。學生生源多數為昌濰當地新解放區的初高中生，再就是山東省和蘇北老解放區的青年學生，小學教員，還有一部分從國統區跑過來的進步青年。大學的教育基本與臨沂山東大學和華中建設大學相類似。教學大綱明確表示：大學就是以提高政治覺悟，堅定革命立場為己任。課程大都是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社會發展史和自編的中國近代史。時事政策為必修課：有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論，聯共黨史等等。    

 

１９４９年初，解放軍取得了淮海、平津兩大戰役的決定性勝利，欲乘勝渡江南下。因而急需大批干部隨軍南下。剛剛要坐下來喘口氣的華東大學學員又開始在“服從祖國召喚，接受革命考驗，堅持自覺自愿，為中華民族做貢獻”的口號下，隨軍南下了（報名的有兩千人，占華東大學所招收學員的百分之九十，實際批準的為一千五百多人。）。接著又要成立南下工作隊，又先后抽調了二百名學員充實有關軍政部門，也就是說，大學才創辦了半年，就將還沒有坐穩屁股的大學生全都送了出去。一個空殼又開始迅速地向里填充人員。當然也是有點饑不擇食的。于是學校很快地從全國十三個省市也包括國統區的十幾所學校臨時招收了兩千多名學生。直到解放前夜，華東大學仍沒有擺脫“速成班”的教學形式和訓練模式。　　直到建國之后，華東大學的“速成與短訓”歷史才告結束。可是它的班底不可能一夜之間改變性質：沒有教材，也沒有校舍，也極少自然學科，師資基本是革命干部與政治教員。因而華東軍政委員會的秀才們想到合校這個一舉兩得的法兒：合校既能馬上解決速成班向正規大學的過渡；又能夠解決對舊大學的領導與管理問題。１９５０年９月，華東軍政委員會主任饒漱石以華東軍政委員會名義致電政務院轉中央教育部申明其意。中央教育部有關負責人稱：山大與華大合并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任饒漱石同志堅決主張的，而且早有準備，因此我部應予批準。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８日，一千多華東大學的師生浩浩蕩蕩地開進了青島，全國最大的革命大學與舊大學的合并史拉開了序幕。⑥　　華東大學與山東大學，一個是戰火中誕生并適應與解放戰爭需要的短期干訓班，一個是有著悠久歷史傳統與文化積淀的正規大學。兩所大學，歷史不同，文化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教育制度和組建方式也不同。將兩種完全不同的學校硬性地合并起來，這在中國教育史上還沒有先例。奇跡是可以創造的，特殊的年代，要奇跡誕生，奇跡就會誕生。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日，華東大學與山東大學正式合校，３月１９日兩校在一片歡騰的歌聲中舉行了合校后的祝捷大會，就任山東大學校長不久的華崗提出了“事理兼顧，舍異求同”的合校方案并宣布３月１５日為校慶節的決定，遷并處理委員會主任彭康用皆大歡喜來形容兩校合并的成功。會上一個突發奇想的學生將一個用松枝野花編織的桂冠戴到了華崗校長的頭上，這質樸而美麗的賀禮使華崗笑了，⑦這個細節給祝捷大會增添了些許暖意和情趣。盡管會場始終處在一種高昂與熱烈的氣氛中，兩個學校的人不時相互招手致意，一起熱烈鼓掌祝賀兩校的合并，卻無法撫平堆積在“老山大”心頭上的憂慮。他們大都清楚，兩校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與差異，而這個差異是無法用掌聲和美麗的言詞來消彌的。　　建國初期，在同類大學中，山東大學的政治運動搞得尤為轟轟烈烈，政治氣氛尤為濃厚，這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全國高等學校統一進行的“政治大課”，山東大學搞得極有聲勢。顯然與兩校合并的“基礎”有關。　　山東大學政治大課學習制度是在思想整頓的基礎上開展起來。１９４９年６月２日，青島解放，軍管小組接手山東大學后，為了使全校師生認清形勢，了解共產黨的方針政策，便采取了不定期的時事政策報告會。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新成立的國家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的“華北及京津１９所高等院校負責人會議”，討論高等教育的改造方針，明確“對高等教育應進行堅決的和有步驟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務于國家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課程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加強政治課的學習”。⑧根據會議精神，校委會決定建立學校學習委員會，院系成立分會，制定學習計劃，確定學習內容，編班分組，定期講授，學生列必修課，計學習成績。從而將“大課”形成制度。　　自１９４９年冬季開始，由羅竹風〈軍管會成員、軍管會下設的黨總支和青年團團委書記〉講《新民主主義論》，并聘請在青島療養院療養的黨的理論家華崗講授《社會發展史》和《共同綱領》的文教政策。每個星期六下午為政治大課的學習時間，一般不得占用，每兩周講課一次，分班組討論一次，各分會及時匯報。為了推動學習和交流經驗，校委會還決定自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起將油印的《山大生活》校刊改為鉛印，每周出版一期，重點報道學習動態及學習理論的心得體會，同時也報道學校的重大新聞、校委會決定以及有關興革事項，充分發揮校刊的指導作用，這一階段的政治大課學習，一直延續到全國院系調整前的１９５２年秋天。⑨１９５２年９月院系調整后，山東大學進入了一個穩定的發展時期。學校的黨組、黨委合一，由華崗担任黨委書記，崔戎、武杰任副書記，委員較以前也有增加，設常委主持黨委的日常工作，黨委的職權擴大了，成為學校的領導決策機構。新組織的學校黨委認為，要把山東大學建設成為一所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學，在千頭萬緒的工作中，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廣大師生的頭腦。只有這樣，才能以嶄新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破除人們的舊傳統、舊思想和舊觀念，從而使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的師生，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思想也獲得真正的解放。在此基礎上，學校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跟上時代的步伐，開拓前進。因此，１９５３年初恢復因院系調整暫停的政治大課的制度，重新組織學習委員會，由華崗校長、童第周和陸侃如副校長分任正副主任。校學委會決定，在全校教師和干部中（實際學生也參加），進行為期一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的學習，由華崗担任主講。⑩    

 

那是個激情燃燒的時代，大學師生大都有著強烈的了解學習政治的熱情。他們渴望了解上面的政策、精神、意志，當然也渴望了解學習馬列主義。華崗順勢而為。他將自己對馬列的博學，詩人的激情和哲學家的雄辯熔為一爐，使山東大學的政治熱潮，熊熊燃燒。　　華崗（１９０３－１９７２）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杰出而優秀的才子，也是最早加入革命組織的中共黨員之一。早在１９２４年華崗就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１９２５年入黨并到上海担任了團滬西區委書記，不久便被任命為江浙兩省聯合省委宣傳部長。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因江浙聯合省委進行了改組，分設浙江和江蘇兩個團省委，華崗担任了團浙江省委書記，負責恢復和重建浙江團組織。不久，江蘇團省委遭到破壞，華崗又調任團江蘇省委書記，并兼管團上海市委的工作，隨后調任團順直（河北）省委書記。　　１９２８年５月，華崗受共產黨的委派隨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還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同年１０月在上海担任了團中央宣傳部長，并主編團中央的機關刊物《列寧青年》。　　１９２９年３月，華崗離開了團中央，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組織局宣傳部長和華北巡視員。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新華日報》在漢口創刊，華崗担任了總編輯。在此期間，華崗因抵制王明路線和家長式統治，受到長江局負責人王明的排擠、打擊直至撤職。可是他卻日益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重視。１９４３年，周恩來將他派往云南做龍云等人的策反工作，此間結識了潘光旦、李公樸、聞一多、吳晗、費孝通等文教界著名知識分子。１９４５年９月，毛澤東由延安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建國”的談判，華崗被專門召至重慶，担任中共代表團顧問，參加談判。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往南京，華崗隨周恩來到了上海，担任了中共設在上海的上海工作委員會工委書記。１９４８年春，華崗身體欠佳，被秘密送往香港治病。中國解放前夕，華崗應召從香港搭船回來，他原計劃著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北京。因吳淞口遭到飛機轟炸，船只得駛向青島，華崗便留在了青島。當時，山東大學初被接管、合并，千頭萬緒亟待一個既有革命資歷和實踐經驗，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領導來主持。中共山東分局和當地的一些負責人把目光盯上了華崗，應中共山東分局的要求，中央同意華崗留在青島工作。　　在黨內，華崗的才華是無庸置疑的，早在１９２９年，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組織局宣傳部長和華北巡視員期間就撰寫了《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中國大革命史》，這部書被認為是中國史學上，詳細論述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歷史的惟一著作。一年之后，華崗在上海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并由上海華興書局出版（系英漢對照譯本）。１９２０年陳望道首次翻譯了《共產黨宣言》，華崗是共產黨歷史上第二個翻譯者。以后，華崗陸續寫出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社會發展史綱》、《蘇聯外交史》、《中國歷史的翻案》、《五四運動史》、《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等著作。在黨外，華崗也有一定的統戰經驗和同“舊知識分子”打交道的能力。因而，經過反復協商（周恩來專門為此事同華崗交換了意見），華崗作為最合適的人選，成為接管合并后的山東大學第一任校長。　　一個新型大學的工作很多，千頭萬緒從何做起，善抓“牛鼻子”的華崗認為，大學教育的核心問題是培養目標的問題，要培養適合形勢需要的治國人才，必須以新的教育體系代替舊的教育體系，因而首要的問題是解決思想、世界觀的問題：“教學改革，科學研究，學校建設等等，都是依靠人來進行，而人又是受思想支配的，學習馬列主義，改造人的世界觀，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緩的。” 華崗在大學建立了學習委員會，在各系設立了學習分會，要求在全校范圍開展辯證唯物主義的學習。他親自担任主講，每兩周報告一次，討論一次。“華崗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參照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中的觀點，將理論寓于社會進步、科學發展、研究成敗、工作得失常見的具有真情實感的事例，生動具體，說服力強，大受歡迎，引起了青島市有關部門的重視。每次講課，校外許多人蜂擁而至，能容納四千人的廣場擠得坐不下，成為青島一大盛事。他每次講三個小時，一年講三十五次，聲波越市界、省界，變成文字出現在報刊上……”　　很多人顯然對這種“政治氛圍”頗不適應，特別是“過來人”，感到“經史子集”、解惑授業、師生相承的教育之路突然截斷了。大學是什么，大學是“社會拿出血汗換來的有組織的學術機關之一”。它應當“以學術增加人類的幸福來報答他們！”（山東大學老校長楊振聲語）可是山東大學的道路離他們的感覺越來越遠：“政治大課”、“知識分子改造”、“三反五反”等運動迭起，許多配合形勢的新人新事更是層出不窮：一份學術性很強的校刊——《文史哲》問世了，這份以馬克思思想作為統領的雜志，很快就以其深度和新意引起了毛主席和很多黨中央領導人的重視；工農速成中學開天辟地頭一回建立在大學校園里。以創造了聞名全國的“郝建秀工作法”的全國勞動模范郝建秀成為速成中學的第一屆學員，深感榮幸的山東大學派遣著名文學家陸侃如兼任速成中學的校長。以期那些“識字班”的學員們迅速地變成既有革命思想又有文化的勞模；兩個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小人物向他們的“紅學”祖師爺俞平伯開戰了。最初小人物的文章只是發在校刊《文史哲》上，可是它被敏銳的大人物發現了，一篇初衷也許只是學術爭鳴的文章，便成為兩種思想，兩條路線斗爭的排炮。小人物運用馬列觀點批判俞平伯非馬列觀點的文章馬上就在《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上轉載了。大人物成了由黨培養起來的革命的文化戰士的有力的臂膀。兩個小人物自己當時也沒有弄明白，他們的一篇文章會有這么大力量，竟能夠掀開中國知識分子學術思想政治化的新的一頁；社會上的政治活動也搞得沸沸揚揚，校園再不是“深宅大院”，它與社會遙相呼應。    

 

與他人比較起來，束星北對這種“政治氛圍”的反應更為強烈，他時常在一些場合發表自己的不滿：“學生不是政治家，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那就應該去專門培養政治家的學校。”　　束星北還曾聯合過一些教授到黨委去提些意見，可是教授們臨陣退卻了。一次偶然的機會，束星北與華崗遭遇了，兩個皆恪守信念與原則的人，將兩種不同的觀念、思想的交鋒演化為一場軒然大波。　　劉洪賓（青島職工業余大學（現為青島技術職業學院）教授，五十年代初為山東大學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與華校長第一次見面就劍拔弩張，我沒想到。本來，我以為兩個人一定會成為朋友的。　　在物理學界，束星北的才華無人能及，而作為黨的代表，華崗德才兼備，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識分子，因而，深受知識分子擁戴。束先生一來山大，我就有意將兩人引為相知。　　華崗雖不了解束先生，但對他的名氣和在中國物理界的地位還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來就被安排到魚山路３６號教授別墅大院。３６號別墅大院，只有學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資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６００多元。有一個時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職薪水，他一度拿到８４０元。８４０元，肯定為山東大學之最，這么高的薪水，讓學校大為詫異，為此學校有關部門專門向高教部請示，高教部認為過高，下文要山東大學削減，束先生卻據理力爭，最后折衷了一下，減到７２０元，即使是７２０元，在高等學校里也屬最高之例了。從這也可以看出，華校長對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從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領導打交道，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說要把他介紹給華校長，他便欣然允諾，這足可以說明他對華校長是很有好感的。　　華校長住的是一幢紅瓦黃墻的德式洋樓，在青島龍口路四十號。他的家有個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條用貝殼鑲了邊的鵝卵石小路，夾在百日紅，紫荊，迎春和丁香之間，小路的鵝卵石和貝殼都是華崗在海邊撿來的。華崗還喜歡養花弄草，這樣的情趣，在其他領導人那里，很少能見到的。那時候，山大的師生，誰都可以走進華崗的家門，只要他在家，你一準會受到熱情接待。　　剛坐下來，氣氛還是友好親切的，華崗先問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況，束先生也很客氣地問及華校長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談到了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談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狹義相對論，華崗也談到了自己的歷史，談到在香港期間打過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華崗很快就將話題談到了“本行”：哲學。華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課影響很大，一直為山東大學引為驕傲，聲勢弄得很大，不但青島很多單位來旁聽學習，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來取經。因而，華崗對他的“專業”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聯系到辯證唯物論上。　　也就是這個時候，氣氛發生了變化，束先生直載了當地對哲學的意義表示質疑。他說他不否認哲學和科學有一定關系，但是哲學是哲學，科學是科學，兩者完全是兩回事，所謂關系也只是方法上的關系。他說自己在德國游歷期間，曾對哲學發生過興趣，研究過一陣子康德、黑格爾，可是最終他還是放棄了。哲學畢竟更多的是“虛幻”的東西，當人們對自然世界的現象不能做出明確解釋時，就需要哲學出來，哲學和宗教、神學聯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覺里，華校長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當作一種糊涂認識。華校長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辯證唯物論又是他的拿手好戲，因而，等束先生說完，華校長便開始正本清源。他的觀點和思路和上大課的講演一樣，講到哲學的來源，講到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然后講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最后的結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華校長的說法，他認為，不管誰的理論，都屬于哲學，哲學是抽象的東西，不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真理只有一個，就是發現和證明，如門捷列夫的化學原素周期表、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兩個人你一句我一言地爭論起來，華校長反復強調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是具體的真理，是一切科學的科學。束先生則認為世界上不存在這樣的哲學。哲學說到底就是白馬非馬，這樣說也可以，那樣說也可以，不能解決具體問題，而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學都是很具體的，是要解決客觀世界的各種問題的。兩人越爭越兇，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誰大誰小”較起真來。華校長說：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科學的科學，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學，而束先生說：哲學就是哲學，物理學就是物理學，各分各的賬，誰也管不著誰。兩人簡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鬧得不歡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個佳話的，沒想到兩個人就此結下疙瘩，從此戰火不斷，到最后，學術爭論演變為政治斗爭。我不敢說，這次見面導致了束先生另樣的命運，但他每況愈下的境況卻肯定與此有關。　　束星北回來后，思前想后，便將華崗同山東大學的政治氣氛聯系到一起。他認為，山東大學之所以是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華崗。于是便將自己的認識和思想逐一列項寫了一封長信寄給華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卻也雜有不少情緒（束星北本身就是個很情緒化的人），他將黨的理論基礎稱為政治說教，將辯證法稱之為“辯術”。他認為，哲學說到底是空談，這樣說也對，那樣說也對，一點實際問題也不解決，而自然科學或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科學，它能夠解釋和解決自然現象的諸種問題，可以用精確的數字來計算物質。“我最初就是學哲學的，在德國時期我學過，因為這個路子走不通，不解決實際問題，后來我就開始學習物理和數學了。”    

 

束星北對華崗的辯證唯物論是統管一切科學的科學更是不認賬，他認為：“哲學不獨不能管自然科學，也不能管物理學，其它科學也不能管。”“哲學應該和自然科學分家。”　　華崗是公認的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在他心目中，辯證唯物論神圣無比，因而他認為，一切離開辯證唯物論的科學家最終都要成為反動的或唯心主義哲學的俘虜：　　為什么辯證唯物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研究自然、社會思維——世界一般法則的科學？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關于自然和社會科學底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于被壓迫和被剝削群眾的科學，是關于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頁）。而辯證唯物論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人類思想一切寶貴成果的最高綜合和發展。　　華崗不會允許有人對共產黨神圣的理論進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認為像束星北這樣的老知識分子，是從另一個時代過來的，思想意識囿于傳統的封建的舊東西，難免會產生些糊涂認識。這些舊的東西在老知識分子中間又不是孤立的，因而，華崗想通過對束星北的“征服”，來“以點帶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課”中，他時常結合著形勢將束星北的一些“錯誤觀點”提出來理論一番。　　但是華崗受到了空前的挑戰。他在“上面”講，束星北就在“下面”以書信的方式來強調自己的觀點和信念，束星北又連續寫了兩封長信加強闡述自己的理論和觀點：針尖對麥芒，毫不相讓。后來，華崗便以《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為題，從辯證唯物論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系；現代物理學的新發現及其哲學意義；批判物理學中的唯心論；物理學的發展方向五個方面，系統地進行了分析。以此來證明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的真理”。而離開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進唯心主義泥坑。　　我們在學習辯證唯物論的過程中，曾經遇到一些疑難問題，其中特別是討論到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關系問題的時候，竟有個別物理學教授表現出很不虛心的態度，公然認為“辯證唯物論不是普遍真理，不能應用到物理學領域，特別是物理學中的微觀世界，完全受到自由意志所支配，根本沒有什么客觀規律可說，也不是辯證唯物論所能解決”。有人居然公開聲言“自然科學應該和哲學分家”，要求辯證唯物論不要“過問”和“干涉”自然科學，尤其不要“過問”和“干涉”物理學。我們不難看出在這種聲言中所包含的根本意義，這在實質上是唯心論者對于辯證唯物論的一種反攻。全部科學史已經給我們證明：任何一個揚言拒絕辯證唯物論的自然科學家，都存心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引進唯心論。事實上凡是責罵進步哲學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成為最丑惡的哲學體系的奴隸或俘虜。　　我們知道，自然科學是研究自然現象及其運動和發展規律的科學，自然現象并沒有什么階級性和黨派性，所以自然科學本身也就沒有什么階級性和黨派性，因而自然科學也就不能成為社會的上層建筑。我們可以說有封建階級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有資產階級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有工人階級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但是，我們不能說有什么封建階級的化學、數學和物理學，不能說有什么資產階級或工人階級的化學、數學和物理學。然而，自然科學本身顯然不是上層建筑，雖然沒有什么階級性和黨派性，但自然科學必須被自然科學工作者所掌握，才能發生作用，而自然科學工作者既然生活在階級社會里，就不能不帶上階級的烙印。這樣一來，自然科學本身雖然沒有階級性，但它不能不和一定的階級發生關系，不能不和其他上層建筑發生關系，并且必須要受到一定的宇宙觀所指導，才能發生作用。因為自然科學離開了思維便不能前進一步，要思維就必須有思維方法，而任何一種思維方法都不能逃脫宇宙觀的支配。恩格斯說得好：“不管自然科學家們高興采取怎樣的態度，他們總還是在哲學的支配之下。問題只在于他們究竟愿意某種壞的時髦的哲學來支配他們，還是愿意由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歷史及其成績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形式來支配他們。物理學，當心形而上學呵！”……一切自然科學都不能沒有哲學宇宙觀的指導，物理學當然不能例外。……　　華崗的文章重申了辯證唯物論的不可懷疑不可動搖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階級性（從而也就認為它是有階級性的）尤其是華崗在哲學和物理學的特殊關系一章中，對伽利略、笛卡爾、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家做出的評述與分析，讓束星北無法容忍，在華崗的筆下，牛頓和愛因斯坦兩位束星北最為敬仰的科學家，一個被貶為“狹隘的、片面的經驗論”，一個被劃為“唯心論”。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筆來對華崗進行“回敬”：“哲學說到底就是玄學，我主張理論應該有用處，而不是白馬非馬。”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也好，辯證法也好，是有階級性的，而物理、化學、數學等科學是沒有階級性的，兩者不存在誰大誰小，誰主誰次，誰管誰的問題，這是其一；其二哲學就是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而辯證法也只是一種方法，不是一切科學的科學，也不能說離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標，就會無所作為，因而不能過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這樣的話，牛頓、愛因斯坦、琥爾也包括華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養出來的科學家巴甫洛夫都沒有受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也沒有用唯物主義辯證法來武裝，不是照樣成為世界大科學家嗎？” 束星北的“文章”，自然無處發表，他就用口頭發表，兩個人的“矛盾”從此大白于天下。    

 

劉洪賓：　　其實，華崗的人品和修養是很受人稱道的，他不但受到黨內人士的稱道，也深受舊知識分子的欽佩。有些人將華崗時代的山東大學稱為黃金時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東大學的領導，對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的理解和愛戴，無人能同華校長相比。華校長曾多次講過，老知識分子是大學最寶貴的財富。那些既有學識又有名氣的專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個生活發生問題，華校長一定會親自過問的。外語系一位老教授家里子女多，妻子又患重病，他知道后，便遣人將補助費送到他的手里；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化學教授，對國產的兵營式宿舍住不習慣，他便專門從校外為他租了一幢西式洋樓。他尊重知識，愛護人才，有時甘冒政治風險。張維華是個國學底子深厚的老先生，調至山東大學之前任齊魯大學文學院院長。又是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管理委員會委員。“三反”“五反”運動，原校領導做了個推論：既然此人曾是“庚子賠款”的管理會委員，一定會有貪污行為。于是便追“老虎”追到山東大學。華校長將那些來抓“老虎”的人擋在了門外：你們不會否認山東大學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吧。既然山東大學和齊魯大學都是共產黨的天下，你們何不將張先生的材料轉過來，由我們按著上面的政策來處理呢？張維華得救了。　　華校長本身就是個黨內高級知識分子，常年在“白區”生活，使他結識了很多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他認識他們，也知道怎樣同他們合作。因而在他身上嗅不到那種“江山是俺們腦袋掛在褲腰上打出來的”的那種“占領者”和“統治者”的自卑又自負的氣味。　　但是束星北卻觸動了他的根子，觸動了大是大非問題。他當然不會作出讓步。那個時候，華崗是代表時代的，他的思想觀點自然為多數人接受、擁戴，不過束先生的思想觀點也有一批聽眾，當然這些聽眾多為舊山大的老知識分子。他們表面上不會給束先生幫腔，心下卻覺得束先生講得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他們普遍對熾熱的政治之風感到不安，不知道大學要被引導到什么地方去。　　束先生與華校長的“論戰”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華校長主講的“大課”上，當他不點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糊涂觀點認識，強調馬列主義哲學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時，束先生也站起來當眾喊道：自然科學第一，馬列主義哲學第二。　　有人稱，束星北栽到了華崗手里，或者說，造成他另一種命運的源頭始于華崗，這顯然是誤解，華崗從不以權勢壓人，也從不隨意給人扣政治帽子，即使一些已被劃到敵人營壘里的人，他也不會輕易舉起致人死命的拳頭，一般情況下，他會放一放，抻一抻，寧可讓時間來說明問題。可是華崗又是個有信念講原則的人，同老一代共產黨人一樣，信念、原則是他們的生命，比鋼鐵還要堅硬。這一點清楚地寫在他的革命經歷特別是遭劫后的經歷中。　　華崗在山東大學的校長職務只担任到１９５５年，這一年秋，他在全國開展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肅反運動中落馬。在全國的肅反運動中，山東黨內在康生的領導下，開展了對所謂“向明反黨集團”的斗爭。華崗過去曾與向明一同蹲過監獄，有牢獄之交，解放后兩人都在青島工作，頗有接觸。向明事發，華崗因不肯昧心揭發而被劃進“向明反革命集團”，并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華崗被青島市公安局逮捕，后改為“隔離審查”。在青島關押了兩年。１９５７年華崗被押送北京，到１９６５年，整整審查了十年，卻始終沒有查清“罪證”。但最后還是加了罪名判處了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公民權七年，送到濟南山東省監獄關押。“雙膝未臏當知足，可酬熱血換文章”（華崗詩），在隔離審查和關押期間，華崗以驚人的毅力寫出《規律論》、《美學論要》、《列寧表述“辯證法十六要素”試釋》、《自然科學發展史略》、《老子哲學的偉大成就及其消極面和局限性》等近百萬字的文稿。　　華崗與束星北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人，卻演繹了極為相同的命運。華崗并沒有因他曾經的地位和忠貞而稍獲寬恕。在隔離關押中，華崗飽受了肉體與精神的折磨，以致造成了多種疾病，被監獄遣送回家治療。他的家人在他落難后便從原來的別墅遷出，擠在一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為了家人的生存空間，也為了不在政治上牽連家人，他在家住了不到一年，病體尚未好轉，便又回到監獄。他自己要求返回監獄的時間是１９７２年春節前夕，回到監獄后幾個月后（５月１７日），便病死獄中。華崗盡管受盡折磨，貧病交加，飽嘗世態炎涼，可是據山東省監獄看守稱，至死，他的信念與原則也沒有動搖。　　１９７９年由于胡耀邦的過問與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審理了華崗的案件。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正式批準為華崗平反昭雪。不久，中共山東省委決定，恢復華崗的黨籍和政治名譽。　　如果說，華崗的信念與原則堅硬如鐵，束星北的信念與原則也是堅不可摧，兩個人在大是大非上都不會稍加退讓。大學一些對兩人的人格和品質深為愛戴敬仰的老教授們，頗感遺憾，曾多有調解撮合，卻不能稍緩兩人鋼對鋼鐵對鐵的越來越猛的碰撞。束星北對那些真誠勸解的人回答道：我或許認為他是個好人，是個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歸好人，原則是原則。華崗則認為：好人的概念基本與認識是平行的，一個沒有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信仰且對此缺乏基本認識的人，是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的好人的。    

 

注釋：　　①《王淦昌先生傳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學貢獻》，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　第２４６頁。　　②１９２９年８月３日蔡元培致吳敬恒（雅暉）函，載臺灣《山東文獻》　第六卷第三期。　　③蔡孑民（元培）先生在國立山東大學成立四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詞，　載《國立山東大學周刊》第８５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４日。　　④蔡元培先生在國立山東大學成立四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國立山東　大學周刊》第８５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４日。　　⑤王淦昌《往事回顧》代序，《悠悠歲月桃李情》，中國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頁。　　⑥以上均據山東大學校史第三章第一節臨沂山東大學的創建；第二節　臨沂山東大學的學風；第三節在華中地區創辦的華中建設大學；第　四節華東大學的組建；第五節向新型正規化過渡的華東大學；第五　章第一節：山大華大合并。　　⑦據《華崗傳》，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３９頁。　　⑧《中國社會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９－１７０頁。　　⑨《山東大學校史》，山東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１９１頁。　　⑩同上２０２－２０３頁。　　紜{1}據《華崗生平簡介》，《華崗文集》，山東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１至４頁。　　紝{1}《山東大學校史》，山東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３５頁。　　紞{1}據《華崗傳》，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９頁。　　紟{1}《揭發束星北的反動思想》束星北檔案資料散裝卷。　　紡{1}劉洪賓采訪錄，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紣{1}束星北檔案資料散裝卷。　　紤{1}同上。　　紥{1}華崗：《辯證唯物論和物理學》，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第五頁。　　紦{1}同上，第一頁。　　紛{2}《揭發束星北的反動思想》第２頁，束星北檔案資料散裝卷。　　紜{2}同上。　　紝{2}劉洪賓采訪錄，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紞{2}據吳富恒《華崗校長的生平》，《悠悠歲月桃李情》中國文史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７—４８頁。　　紟{2}據劉洪濱采訪錄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２日。　　ＳＨＵ ＸＩＮＧ ＢＥＩ ＤＡＮＧ Ａ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