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集思想文論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

簡體傳統

中國改革已進行了２０年了，但中外改革成敗的比較研究嚴格地說還是在９０年代蘇東劇變后才真正開始的。因為在那以前,所有前計劃經濟國家的改革無論微觀上有何不同，宏觀上都屬于所謂的體制內改革。而９０年代前蘇聯東歐國家走上了另一條改革之路，這與我國就形成了比較。這些年來，無論政治、文化方面的比較怎么樣，從經濟上講中國雖遇到不少問題，但總的來說一直處于增長期；而蘇東諸國則都出現了“Ｕ”型曲折，有些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文尼亞等）在短暫陣痛后即進入了持續增長，另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則危機延長而且回升乏力，但轉軌初期經濟下滑則是共同的。這就使國內外都盛行著中國成功而東歐失敗（至少是不如中國成功）的評論。但對成敗的原因分析則各有不同，就國內而言明顯地可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從蘇東劇變起到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巡。當時盛行“姓社姓資”之說，認為中國改革姓社，所以成功，而蘇東改革姓資，所以失敗了。這種說法迄今也未消失，但影響已急劇下降了。
鄧小平南巡后經濟改革又興，而“不爭論姓社姓資”已成主流聲音，于是認為中國、東歐改革不是方向之別而是速度和順序之別的觀點盛行。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改革是漸進的，摸著石頭就過了河，而東歐改革是激進的，一步沒邁過壕溝就摔慘了。還有人看到中國在許多方面（如辦特區及優惠外資）其實比東歐更“激進”，于是把漸進激進之別修改為存量增量之別，說中國搞的是增量改革，所以成功，而東歐一來就搞存量改革，所以失敗了。及至去年十五大與今年“兩會”之后，我國改革也日趨“激進”，并且指向了國企等“存量”，于是上述諸說漸衰，而新的解釋模式又應時而生。
有人作“俄越改革比較”，認為休克療法其實不壞，越南行之頗見奇效，而俄羅斯行之則不靈，關鍵在于越南保持了鐵腕強權，所以物價說漲就漲，工人說攆走就攆走，國企說給誰就給誰，誰也不敢說個不字，于是改革便能順利到位。俄國則不幸搞了所謂民主，失業一高，福利一降，就議會里吵社會上鬧，政府下不了手，“休克”到不了位，故而陷入困境。顯然，這里講的是越南，實際所指是很清楚的。
有人則倡交易成本之說，認為東歐搞的是“公共選擇”式改革而中國搞的是“雙方交易”，而公共選擇之成本大于雙方交易，這就是中國成功而東歐失敗之原因。還有種說法是：東歐搞的是“向后看”的改革，老要糾纏工人創造的積累怎么算、“非法”的沒收怎么賠等“過去的問題”。而中國搞的是“向前看”的改革，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過去的問題”不管它，而只求面向未來，所以成功了，云云。
這些說法在駁論方面有些道理。“漸進激進”或“存量增量”之說并不能揭示中國改革的真正得失。在許多領域（如對外資的優惠和在勞資關系中的資方優勢）中我國實際上遠比東歐更“激進”，而變公社為家庭農場這樣一場涉及我國８０％人口的變革，難道不正是典型的存量改革么？我國改革中成效最著的不正是這些領域的改革么？
但這些說法的立論是不能成立的。無論“揚越抑俄”、“揚‘雙方交易’抑‘公共決策’”還是揚“向前看”抑“向后看”，其實質都是一個：鐵腕寡頭強行處置公共資產而不顧社會公正，改革就能成功；若是講什么公共決策、起點平等、民主量化、歷史欠賬——一句話，若強調改革的公正性，就會加大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使改革失敗。我以為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這種看法都是站不住腳的。
交易成本理論是當代經濟學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這一理論只適用于已確定的交易方之間的交易過程，而不能用于交易方的確定。說白了：這個理論首先是支持“交易”而反對“搶劫”（憑權勢強占）的，它只能比較各種交易方式的成本，而不能比較交易與搶劫的成本。科斯的一個經典說法是：工人為什么不自己到市場去出賣產品和勞務，而要受雇于企業？就因為企業這種組織形式能降低交易費用。科斯并沒有這樣提問題：如果把這些工人都抓起來進行奴隸制生產，根本不讓他們有討價還價的權利，“交易費用”會不會更省？這并不是荒唐的假設，因為Ｒ·Ｗ·福格爾等人曾證明，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在成本與效益方面并不比北方自由經濟差。但是無論科斯還是福格爾，都不會用“交易成本”來為奴隸制辯護。應當說，這并不僅僅是出于道義上的限制，而且也是學理上的邏輯使然。因為，有規則的交易與無規則的搶劫之間即使在技術意義上也是無法比較“成本”的。
舉例言之，如果甲乙二人在市場上反復講價而仍達不成交易，于是甲干脆拔出刀來把乙給搶了，這是否會使“產權轉移”的“成本”降低呢？無疑，如果乙束手任搶，也許會的，但若乙也拔刀相抗，那“成本”可就不堪設想了。換句話說，如果把強權因素引入“交易”，那么由于無法規范預期，“成本”也就無法比較。可見即使是“不道德的經濟學”，因技術的理由也不能把“交易成本”用在這種場合。有人宣稱：由公共資產的看守者在不受監督的條件下監守自盜是一種“交易成本最低”的私有化方式。即使不作道義上的反駁，人們也會問：你憑什么斷言“公共”會對此一聲不吭，任憑看守者做這種“無成本交易”呢？
因此，如果說２０年來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就不能用“姓社姓資”、“漸進激進”來解釋，那它就更不能用“以不講公正來減少交易成本”之說來解釋。如果說搞了半截子“休克療法”的俄羅斯盡管療效不佳，但比“漸進”的烏克蘭境況還是要強，那末在同屬“激進改革”的諸國中，更民主也更講起點平等的波蘭、捷克等國又比俄羅斯的效果更好。這表明改革的比較研究不僅不能支持反改革論，也不能支持寡頭改革論。
如果不玩弄抽象概念而是就走向市場化而言，那么所謂公正在增量改革方面就意味著更多的自由，在存量改革方面就意味著更多的起點平等。在這兩個方面中國２０年改革都是有經驗的。在增量方面，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程度實際上超過許多東歐國家，私企發展的空間也日益擴大，雖然仍有官營壟斷、外資超國民待遇、勞資關系不平衡（有民間商會而無民間工會）等問題，但“自由的公正”在發展并顯示著正面效果則是無疑的。在存量方面，我國廢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過
公共選擇，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認可的方式實現了農民走向市場時大致的起點平等。而農民之所以主動發動改革，也是由于舊農業體制即使在計劃經濟范圍內也顯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種“由國家控制而由農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經濟，既不同于真正的集體經濟，也不同于國家控制、國家承担責任的城市國營經濟，共同體的束縛功能極強而保護功能缺失，只有“父權”而無“父責”，這即使在共同體本位的價值觀下也是極不公正的。這種只是為了取得原始積累而管制農民的體制在前蘇聯雖也存在過，但他們在原始積累過程完成后，工業已停止了對農民的
“抽取”，從１９６６年蘇聯集體農莊實行“有保障的工資制”起，其體制已變為如城市國企一樣的“國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經濟，擺脫共同體的束縛就意味著失去共同體的保護。就這個意義而言，蘇聯的農業與我國的國企都比我國的人民公社體制要公平些。多數東歐國家農業體制與１９６６年后蘇聯類似，而且原始積累時期更短（捷克、東德等工業化國家基本上沒有此時期）。少數東歐國家劇變前就沒有搞過農業集體化，如前南斯拉夫與波蘭，那里的農業劇變前就是個體農場農業，但國家從６０年代后為了增加“社會主義吸引力”仍出資為農民建立了退休、免費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換言之，舊體制對農民有保護而很少束縛，那里的農民就更談不上主動改革了。
總之，中國經濟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農村改革（不僅是農業改革，號稱“從無到有”、“從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鄉鎮工業是我國改革工業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它也是從大包干產生的后續變革），而農村改革之成功，一不是靠“漸進”，二不是靠“不動存量”，而是由于兩個因素：一是改革前農村體制特別不公正（既相對城市體制、也相對蘇聯東歐農業體制而言），二是改革過程較好地體現了公共選擇、起點平等。如果中國農民像國企或蘇聯農民那樣被國家管起來但也包下來了，或者像波蘭農民那樣國家不管卻也包下來，中國農
民就不會有那種由“管而不包”逼出來的改革沖動。而如果農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為起點，而是開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長的私人莊園并把農民一腳踢出去，或變為莊園里的長工，那農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從廣義契約——廣義公正的角度講，人們放棄自由是為了獲取保護。而共同體在實行束縛的同時也就承担了保護義務。擺脫這樣的束縛是要付出代價的。而我國的公社只有束縛卻無保護，擺脫它的過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見的“無代價的進步”。套用馬克思的話說，農民在這一過程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得到的卻是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而且這一機會（以土地為載體）在他們中的初始分配又較均等，他們何樂而不為？顯然，這樣一場類似“帕累托改進”的變革得以實
現，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響（城市里接受“市場文化”的影響不比閉塞的農村更多嗎？），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經濟民主”，而就是由于擺脫不公正的沖動與公平的要求。
反過來說，我國改革由于忽視了公正原則而受阻的教訓也很多。以住房改革為例，本來住房作為消費品，其“私有化”并不像生產資料私有化那樣有意識形態障礙，我國改革前沒有合法的私營工廠，但私房一直就有的。從操作來說，住房私有也不像生產資料私有那樣涉及到經濟過程中要素配置機制重構的復雜問題。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國企私有化困難重重，爭議也很大，但他們的住房改革多很順利，爭議也少。如俄羅斯的國企改革泥足深陷，問題不少。但他們以抽肥補瘦、
返還欠賬為原則搞的住房改革卻很成功，早在１９９３年底僅經過兩年的變革就已使私房率達到５５％～５６％，已達西歐國家水平。而東歐一些國家如保加利亞，早在舊體制下就承認低工資下的住房返還原則，規定勞動者工齡積累到年限后就可擁有所分住宅的產權。而我國的住房改革久拖不決，關鍵并不是什么“觀念”問題，而就是公正問題。有些地方按“補房不補人”的原則搞“誰占誰有”式的房改，在半賣半送的低價下又加之以工齡折扣不按絕對值而按所占房價百分比計，占房越多得利越大，未分到或分房不足者卻得不到應有的補償。一部分人借房改侵吞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積累并要把后者拋向已被公款購房潮和原始積累時期的壟斷性暴利因素雙重刺激下價格奇高的“商品房市場”。這樣的房改能沒有“阻力”嗎？如今政府提出以補人不補房的“貨幣分房”來取代“誰占誰有”，正是看到了前一階段房改中的弊病。如果這一原則能得到公正的執行，“觀念”是不會構成障礙的。
企業改革的問題也是如此。在“窮廟富方丈”的同時讓工人空手“下崗”，或者強迫工人出錢為“窮廟”填補窟窿，再或把“窮廟”粉刷一下上市騙錢，都會造成嚴重的不公正。而農村改革的經驗、日本戰后解散財閥時的“證券民主化”經驗與當代波蘭、捷克等國的轉軌經驗都表明，“以起點平等原則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規則公平原則找到最終所有者”是解決進入市場時產權初始配置問題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講起點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選擇。存量資產既然是公共的積累，那么無論是“分”是“買”還是“送”都不能不考慮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個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權益。東歐尤其是前東德不少“爛攤子”企業是采用象征性價格“送”掉的。但這種方案都經過工會同意并以強大的工會力量保證“送”的條件（職工就業等等）得以落實。如果不是這樣，“送”就行不通。
增量領域“自由的公正”與存量（主要指農村）領域“起點的公正”是我國改革取得成就的關鍵。而把“起點公正”推廣于其他存量領域（如住房、國企等）則是我國今后改革成敗的關鍵。目前我國以國企為代表的存量經濟問題成堆，但從一些指標看尚未出現東歐國家改革初期那種大滑坡的局面。這成為一些人全盤否定“激進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實，這里除了一些深層問題尚被掩蓋乃至尚在積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國與蘇東改革前體制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制都是在落后的農民國家里發生革命的結果，帶有Ｊ·Ｒ·希克斯稱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征，但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制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從列寧欣賞福特利、泰勒制，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制。該體制與規范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哄大嗡的農民戰爭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志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余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
中國則不然，那里建立的更多的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勿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之“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制與蘇聯的一長制、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掛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只知“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經濟學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飯。中國的“小而全”“山散洞”與蘇聯強調優化分工……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于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因此，中國一方面在“計劃經濟”方面還有極大的改進余地，不像蘇聯那樣已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中國改革前期與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復蘇式管理）；另一方面中國本來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也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蘇東那樣從理性計劃陷入“無市場無計劃”的轉型陣痛的問題。這一切使中國的改革具有某種“落后的優勢”。
但我們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我們如今的成就與他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表明我們如今干得比他們好，勿寧說是表明我們過去干得比他們差：我們的公社不如他們的農莊公平，而我們的命令經濟不如他們的計劃經濟有效率。但他們當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盡頭，我們也就不能只吃“落后優勢”的老本。我們如今還在用“全國托拉斯化”的思路來解決重復建設、山頭經濟的問題，這無可非議，“專家的計劃”畢竟比諸侯們的競賽更講配置效率。但人家沿這條路走到底也不過如此，我們又能在這條路上再走多久？應當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極不公平來反襯的公平改進和以“運動經濟”的極無效率來反襯的效率改進都有時效限制。如今國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說遠高于文革時期，但國企的困境都遠甚于那時，同時權錢結合的原始積累也形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這一切都表明改革進程已進入了又一個臨界點，是走向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還是陷入“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平”的怪圈，就看我們此時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