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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8月初，毛澤東對來訪的赫魯曉夫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后，很窮，一窮二白。以后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8]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確實是毛澤東認為值得驕傲的事情。
　　在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期間，毛澤東看到了一些令他興奮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權利報》載文說，“大躍進”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義”，“中國巨大的革命發展不僅對中國人民，而且對于全人類都有著重大的意義。”瑞士勞動黨書記范桑著文說，中國“這種空前干勁的結果”，向人們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的“新的時間表”。還有文章寫到，中國發動廣大群眾參加生產建設，“是一個真正的發明、一個有革命性質的技術發現，它將完全改變不發達國家的前景”。對于這些材料，毛澤東批示：“印發。極好看。請小平即刻處理。”[9]在這種氛圍中，當陪同赫魯曉夫訪華的原駐華蘇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對中國是否能實現鋼鐵生產指標表示懷疑時，引起中國領導人的普遍憤慨，[10]就不會令人奇怪了。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毛澤東的驕傲情緒感染了許多人。據國務院外事辦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當中，有如下說法：“以蘇聯為首的提法應改為以蘇中為首”，“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以蘇聯為首只是表現在經濟建設實力上”。有人認為“蘇聯的七年計劃不夠躍進，應該給蘇聯提意見催他們前進”，甚至還有人說“我們中央的負責同志放到哪個國家都能當主席”。[11]針對這些問題，中共中央下發了關于糾正驕傲現象的指示。毛澤東在指示中加寫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對清楚，可能有說得過分之處。不管怎么樣，暴露了這些錯誤，可以引以為戒，使壞事變成好事。總而言之，1958年，我們的成績是偉大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分不清這個主次，就會犯錯誤。但既然是缺點錯誤，而且涉及對外，性質嚴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12]看起來，批評驕傲自滿，毛澤東并不情愿。對于赫魯曉夫在二十一大報告中的暗中指責，毛澤東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因為考慮到中蘇之間的分歧在當時還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暫不理會，看看以后再說。我們之間是有分歧的，但現在不要說。”[13]
　　結果，毛澤東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經濟形勢的逆轉和各級干部普遍的檢討。
　　對于1958年形勢的評價，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亂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躍進，偉大勝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情況不同，確有大躍進。一切浮夸現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實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現象以外，里頭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就是確有大增產”。[14]不過，中共其他領導人則更注意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
　　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見越南經濟代表團的談話中就提到，中國在建設過程中也有不少的錯誤和缺點。[15]1959年6月8日，在與駐華社會主義國家大使們會談時，外交部長陳毅承認，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設過程中，破壞了各個經濟部門的計劃性和按比例發展的原則。[16]6月17日，周恩來會見扎夏迪科時承認：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定得高了，因為制定計劃時沒考慮客觀條件和國家的現實能力；到1958年底，國家經濟發展已出現嚴重困難，一些國民經濟部門之間已出現比例失調。周恩來說：繼續采用大煉鋼鐵式的群眾運動方式來發展工業是不行的。現在“已經完全清楚，小型傳統礦井和冶煉爐是不可能成為現代冶金工業發展的基礎的”。周恩來請求向赫魯曉夫和米高揚轉達：他是不對的，他過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屬，請原諒他以前的夸口。他還保證說，今后將會更加深刻地進行自我批評。周恩來還說：“開始大躍進運動之后，我們曾經請求蘇聯擴大設備供應，并請求盡快提供這些設備。但是，當設備運來之后，才發現我們無法安裝它們，因為我們沒有相應的配套設備，因此，這些運來的設備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我們思想比較混亂，不能將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設項目上。我們當然應該為此而道歉。”[17]6月26日，周恩來接見蘇聯專家時，盡管強調“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績是偉大的”，但同時也承認“大躍進”在速度、平衡和質量三個方面存在著缺點和錯誤。[18]
　　顯然，中共黨內對于1958年的形勢是有兩種不同的估計和評價的，廬山會議實際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這就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杰作評頭品足的人。然而，毛澤東剛剛在7月16日向會議印發了彭德懷的意見書，怒氣未消，7月19日便連續看到兩份關于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6月20日編印的《否定和懷疑1958年大躍進的若干論點》一文，文章介紹了天津市部分黨員的看法，主要是認為全民煉鋼“得不償失”，“勞民傷財”，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帶來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國駐蘇大使館7月2日給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報告。報告說，最近在蘇聯部分干部中，相當普遍地流傳著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對成績避而不談，專講毛病，其結論是中國黨犯了錯誤。報告建議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對外作出說明和解釋。毛澤東沒有答復，只是批示將這兩個材料印發會議各代表。[19]7月27日，毛澤東又不動聲色地批準印發了一個材料，材料上說，中共江西省委黨校5月份以來展開討論，有近半數的學員認為：“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是“人為的產物”、“早產兒”，中央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左’傾思想的復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20]又過了一天，當秘書胡喬木送來赫魯曉夫在波蘭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講話后，毛澤東再也無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所送材料中轉引的《紐約時報》的評論很可能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赫魯曉夫先生這番話所引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關于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的爭論是否——像許多專家所認為的那樣——已經結束，而赫魯曉夫先生只是在回顧過去。另一種看法是，意見分歧仍然存在，赫魯曉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場。這次對農民的講話顯然并不是打算作為一篇重要演說的，但是它今天在報紙上的出現顯然是得到了這位蘇聯領袖批準的。”[21]蘇聯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7月29日，毛澤東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會議代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臺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如果要垮臺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么。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志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個科學原則當作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批示發出后，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將上述文件批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22]看來，毛澤東此時不僅把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掛起鉤來，而且已經決心向赫魯曉夫發起進攻，從而將中蘇之間的分歧公布于眾了。
　　8月15日和16日，毛澤東已經把廬山上爭論的問題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23]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更指出，“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一開始就惡毒地攻擊我們黨的總路線，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最近時期，他們利用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某些暫時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點，加緊了他們的攻擊。我們黨內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政治綱領、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這樣的重大時機，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著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動了對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攻擊的矛頭，是針對著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針對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因此，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斗任務。”[24]
　　但是在毛澤東看來，僅僅反擊黨內右傾分子是不夠的，要把中國的經驗傳播到世界，就必須批駁莫斯科的謬論。8月19日，毛澤東致信幾位秀才，要求他們下到各省去認真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其目的是“破蘇聯同志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25]9月4日，毛澤東接連致信胡喬木和吳冷西，考慮10月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赫魯曉夫關于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越處于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曉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贊揚和宣傳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某些人的軍”。[26]
　　此時莫斯科也沒有閑著，9月6日外交部、中聯部送來了蘇聯經濟學碩士格洛托夫所寫的《論集體農莊所有制的發展前途》一文。毛澤東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馬、恩、列思想，并且連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體農莊的高級形式這一觀點也否定。總之，作者認為公社無論何時都是有害無益的。”[27]這種情況顯然更刺激了毛澤東的戰斗情緒。9月12日劉少奇送來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給《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寫的一篇文章《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許多暗刺的，是批駁外國同志的，是否適當？請您核定!”這里的“外國同志”當然主要是指蘇共領導人。毛澤東大悅，批示：“看過，很好。”又說：“可以這樣寫，不寫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第19期轉載了這篇文章。[28]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第三次來華訪問，雙方領導人會談時發生了嚴重爭吵。蘇聯人感到，對中共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批評。赫魯曉夫氣憤地說：“我們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們使用‘以蘇聯為首’的套話，另一方面，你們不讓我們說一句話。我們談論的是什么樣的平等？”[29]盡管爭論主要是圍繞對外政策進行的，但毛澤東頭腦中考慮的還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以至10月4日在東郊機場為赫魯曉夫送行時，毛澤東仍然大講特講“大躍進”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人民群眾如何創造了“人民公社”，與蘇聯歷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國的人民公社有哪些優越性等等。[30]
　　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蘇聯仍然是朋友，“中蘇根本利益，決定這兩個大國總是要團結的。某些不團結，只是暫時的現象，仍然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
　　[31]所以，赫魯曉夫回國后，毛澤東立即接見了蘇聯代辦安東諾夫，并向他說明，“既使我們之間存在著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暫時的。”“事實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問題上我們之間始終是一致的。”[32]但是，毛澤東又認為，“赫魯曉夫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于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后他將完全破產(八年之后)。”而能夠糾正這些錯誤的，只有中國共產黨，因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33]
　　此時的赫魯曉夫與毛澤東有著同樣的心態。一方面，11月11日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對周恩來說，他接到國內指示，讓他通知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蘇中兩黨之間對重大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任何原則性的分歧。至于一些個別問題，經過雙方討論和充分交換意見，也不存在了。因而，蘇共主席團決定，把上次在北京舉行的會談記錄燒毀。[34]另一方面，12月18日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蘇斯洛夫就蘇聯黨政代表團之行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寫了一個報告，對中蘇分歧的狀況做了充分的說明以后，報告指出，“問題的實質在于，中共領導近來出現了對自己的成績和能力估計過高，夸大中國社會主義關系成熟程度的傾向”，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之后，中國被目前取得的成績“沖昏了頭腦”，“表現出驕傲和自大”。報告認為，“上述中共在內外政策方面的錯誤和缺點是由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狀況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內部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但實際上最重要的決定是由個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觀主義的，在不少情況下根本是沒有經過慎重考慮的。”報告最后強調，“我們同中國共產黨人的友誼，同中國人民的友誼，不僅對我們兩黨兩國來說重要，它對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也是必需的。為了這一崇高的目的，我們必須做出一切努力，在堅持我們原則的條件下克服我們相互關系中出現的困難。”[35]
　　兄弟兩個誰都不愿分家，可誰都要在這個家做主，那么就看誰的主張更符合這個家庭所崇尚的理念，并且得到家庭其他成員的認可了。所以說，中蘇之間一場是非之爭的論戰遲早是要到來的。自1959年10月的爭吵以后，中蘇雙方都開始宣傳各自方針、政策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在蘇聯出版的《蘇中友好》雜志上開始轉載《真理報》、《消息報》和蘇聯其他報紙上的一些社論和文章，而其中闡述的觀點明顯地是與中共立場相矛盾的。[36]中國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言論及其隨后對印度的訪問，使中共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正在追求與西方達成妥協，并將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決定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對赫魯曉夫的反華也要準備必要的反擊。[37]問題只是爆發這場論戰的導火索將如何點燃。
　　如前所述，導致毛澤東決心向莫斯科公開宣戰的原因，是蘇聯領導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懷疑、蔑視和批評，但毛澤東放出的第一炮卻集中在一些純粹的理論問題上。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共中央組織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的列寧的道路前進》和中宣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這三篇文章系統闡述了中共中央對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戰爭與和平、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評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直指蘇共中央。[38]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曉夫，批評“戴維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帳”。[39]緊接著，中共領導人又在世界工聯會議期間公開提出并宣傳，在一些基本理論觀點上與蘇共有重大分歧。[40]
　　為什么毛澤東沒有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個中共自認為是發展了馬列主義并為社會主義陣營作出榜樣的問題上向莫斯科發動進攻呢？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慮。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就中蘇關系問題講話時指出：我們在處理中蘇關系問題時，要嚴肅、慎重地對待，一定要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41]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蘇共指責的問題上展開論戰，因為那將是一次為自己辯解的防御戰而不是進攻戰。其次，無論人民公社還是“大躍進”，都是蘇聯曾經嘗試過的做法，[42]在這方面挑起爭論，中國沒有優勢。最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畢竟還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沒有得到社會主義陣營大多數同盟國的認可。但是，一方面，毛澤東需要社會主義陣營，更需要領導這個陣營，而沒有蘇聯，也就無從談起社會主義陣營。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須旗幟鮮明，因為只有掌握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人才有資格領導社會主義陣營。所以，毛澤東決定在關于革命與戰爭這些理論問題上與蘇共論戰，并堅信可以說服之，或者戰勝之。
　　毛澤東心中的目標是要為世界社會主義各國樹立一面趕超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旗子，是要中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表率和榜樣。然而，在莫斯科看來，北京發動的這次理論攻勢是向蘇共領導并得到中共承認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蘇共中央書記科茲洛夫事后報告說：“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錯誤我們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形式屬中國內政，所以我們做得很有分寸，有禮貌，認為不能在我們的報刊上公開批評這些錯誤。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這些問題是中共內部的事，我們不打算干預它的國內政策。中共領導人實際是想讓我們在自己的報刊上宣揚他們的錯誤觀點，以便把他們未經生活檢驗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形式強加給其他國家。我們當然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轉載類似的材料會造成混亂，把我們的人民搞胡涂。我們沒有與中國同志在這些問題上展開論戰。但是，當問題涉及到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時，當我們處在中共領導以其觀點公開對抗我們整個運動的事實面前時，蘇共中央認為必須就這些問題同各兄弟黨交換意見。”[43]于是，出現了蘇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中共代表團的場面。[44]在理論上壓服中共失敗后，赫魯曉夫決定在經濟上繼續向中共施以顏色，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45]
　　就這樣，中蘇兩黨的內部分歧演變為公開論爭，黨際關系的矛盾演變為國家關系的惡化，中蘇同盟終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研究員發表于《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1期，發表時編輯作了較多刪減，現恢復原稿
    [1] 沈志華、于沛編著：《蘇聯共產黨九十三年——1898-1991年蘇共歷史大事實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524頁；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系編年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頁。
　　[2] 1958年夏秋，毛澤東因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問題訓斥了赫魯曉夫，又在未通知蘇聯的情況下突然發動炮擊金門戰役，使得中蘇關系多少有些緊張。
　　[3] 《赫魯曉夫回憶錄》，馬貴凡譯，《中共黨史資料》，總第71輯，第200-205頁。
　　[4] 丁明整理：《回顧和思考——與中蘇關系親歷者的對話》，《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頁。
　　[5] 《內部參考》1959年第2831號，第19頁。筆者對譯文略做修改。
　　[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31-232頁。
　　[7] 值得注意的是，兩個月后，在蘇聯外交部為赫魯曉夫訪華而準備的背景報告中，特別提到，“中國朋友雖然對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在總體上給予積極評價，與此同時卻幾乎沒有提到赫魯曉夫同志報告的理論部分，并且認為那些部分僅僅是基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實踐的。”而且認為，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頭腦發熱”，是違背馬列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準則的。見1959年9月15日齊姆亞寧給外交部的報告。CWIHP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170-185。
　　[8] 《葉子龍回憶錄》，第215頁。
　　[9] 長春市檔案館，全宗1，目錄1-11，卷宗60，第175-181張。
　　[10]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704-705頁。
　　[11] 長春市檔案館，全宗1，目錄1-12，卷宗48，第8-15張。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1-43頁。
　　[13] 《十年論戰》，第191-192頁。
　　[14] 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01，目錄12，卷宗116，第52-64張。
　　[15] 參見胡長水：《對“大躍進”的深刻批評與總結——記薄一波廬山會議前關于“大躍進”問題的數次講話》，《黨的文獻》2001年1期，第70-74頁。
　　[16]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9，п.443，лл.240-248，轉引自Б.Т. 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 Москва, 2000，с.272。
　　[17] 1959年7月2日斯卡奇科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ЦХСД，ф.5，оп.49，д.243，р.8931，лл.1-8；АВПРФ，ф.0100，оп.52，д.10，п.443，лл.179-186，轉引自Б.Т.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262。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38-239頁。
　　[1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66、367頁。
　　[2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87-388頁。
　　[21] 長春市檔案館，全宗1，目錄1-11，卷宗60，第237-238張。
　　[2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90-391頁。
　　[2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47-448、451-453頁。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507-509頁。
　　[2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62-463頁。
　　[2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504、506-507頁。后來《人民日報》沒有發表赫魯曉夫的講話，但立即刊登了另外兩個通訊。
　　[2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511頁。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527-528頁。
　　[29] 1959年10月2日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的會談記錄全文，參見Переговоры　Н.С.Хрущё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октября　1959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2，сс.94-106。
　　[30]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493頁。
　　[3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599頁。
　　[32] 1959年10月14日安東諾夫與毛澤東的談話備忘錄，ЦХСД，ф.5，оп.49，д.235，лл.89-96。
　　[3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601-602頁。
　　[34]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267-268頁。
　　[35] 1959年12月18日蘇斯洛夫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ЦХСД，ф.2，оп.1，д.415，лл.56-91。
　　[36] АВПРФ，Ф.0100，оп.53，д.11，п.454，лл.221-223，轉引自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с.299。與中國出版的《中蘇友好》雜志相同，《蘇中友好》雜志也是分別以俄文和中文相應地在蘇聯和中國發行。
　　[37] 《十年論戰》，第252-253頁。
　　[38] 見《紅旗》，1960年第8期；1960年4月22日、23日《人民日報》。
　　[39] 1960年5月21日毛澤東與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年5月28日毛澤東與耶斯佩森談話記錄。
　　[40] 1960年7月13日科茲洛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蘇聯駐華使館提供的另一個文件講述了1959年以來中共加緊與各國共產黨接觸，試圖“排擠蘇共并取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的活動。見1960年9月10日關于中共與兄弟黨關系的資料，ЦХСД，ф.5，оп.49，д.327，лл.218-233。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74頁。
　　[42] 公社的問題自不必說，就是“大躍進”一詞也并非中國人的創造。早在1930年代蘇聯大搞工業化時期，普遍使用的口號就是“大躍進”（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中央編譯局的著名蘇聯史專家鄭異凡在1950年代就讀于列寧格勒大學，他告訴筆者：在工業化時期，蘇聯人最熟悉的口號之一就是“大躍進”。至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急性病，蘇聯在1920年代也犯過。列寧曾設想通過電氣化道路，在10-20年的時間里，使俄國走向共產主義。他說，現在15歲的這一代人，就能夠看到共產主義社會，也要親手建設這個社會。參見《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1頁。
　　[43] 1960年7月13日科茲洛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
　　[44] 詳見閻明復：《彭真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1-86頁。楊尚昆：《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頁。
　　[45] 蘇聯駐華大使館致中國外交部的照會全文見：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1996/1997, pp.249-250。
 

沈志華 2013-08-28 10: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