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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起步的香港現代派小說創作，盡管歷經數十年和幾代作家的參與，總的看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這就是他們都把香港這座城市當作最基本的訴求對象和審美對象。那些以批判現實主義方法來從事創作的作家，對這座城市也有各自的感受和思考。他們一般習慣于把它濃縮在個別的性格、家庭或生活事件中，以提供現實確證的方式來完成表意的任務。現代派的小說創作雖然林林總總，卻更多地采用一種俯視的目光，在象征、變形和符號化的處理中去適應更有理念性的目的。這就意味著，當個別的性格、家庭或者生活事件不再吸引作家的注意，反倒是整個城市成了共同的訴求對象和審美對象時，現代派的創作方法便顯示出了優勢的一面。這種創作方法從作家這方面看則要求有更強的主觀性，從生活這方面看則要求對現實世界有更大的超越性。就此而言，作家選擇現代派的創作方法來表現他們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整體感受，就不僅是對象適應著方法，方法也適應著對象。
　　當然，這也表現為一個尋找和探索的過程。較早由昆南創作的《地的門》、劉以鬯創作的《酒徒》，雖然借助了西方現代派的一些技巧，但對生活的提煉方法基本上是傳統的。兩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一個把香港當作對立面的男人。他們對這座城市積怨甚深，卻又無力自拔；有自己的價值立場，卻又無奈地接受城市對命運的安排。昆南的《地的門》是一部帶有神魔色彩的實驗小說。作者借用后羿的神話，寫香港青年葉文海在殖民地生活的種種困頓和痛苦。神話中的后羿經受十個烈日烤灼之苦，彎弓射下九個以造福人類。小說中六十年代的葉文海卻感覺周圍有十個四方的月亮，象國家、家庭、愛情、抱負、友情、社會、宗教、教育……等等外在的機制與力量壓在他頭上。他以“射月者”的形象自許，試圖反抗這座城市加在他身上的壓迫，卻最終因摩托車失事而成了犧牲品。劉以鬯創作的意識流小說《酒徒》也同樣把香港當作對立面。主人公“我”是位有很高藝術素養和進取心的作家，但商業化的社會風氣迫使他不得不放棄理想、違背良心，在傳統與現代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念的沖突中徘徊和沉淪。“酒徒”的形象和“射月者”的形象無疑都有相當的概括力，是面對香港這座充滿矛盾的城市，用來設定他們處身于困窘之中所擺出的一種人生姿態。這兩部小說都把意旨的表達濃縮在一個主要人物之上，人物的性格還是作家所致力去刻劃的方面，同時又被置于與環境相沖突的地位上，這都是現實主義創作所慣常采用的方法。但人物面對城市所形成的基本姿態，表明性格的概括力已開始讓位于“造型”的概括力，表明作家已更注重“酒徒”和“射月者”這兩個形象的整體象征意義。而作為這種“造型”的背景，香港這座城市的整體形象便得以從中凸現出來，這才是兩篇小說所要表現的真正的主角。從劉以鬯與昆南那里，不難看出現代派小說創作開始與文學傳統相分離的軌跡。這個分離過程在日后的不斷擴大，以至形成另一條發展的線索，正是得力于他們早期那還算不上十分圓熟的試驗。
　　女作家西西的小說中有一個系列是關于“肥土鎮”的。它包括《肥土鎮的故事》、《鎮咒》、《肥土鎮灰闌記》、《宇宙奇趣補遺》等。最后，“肥土鎮”系列演變成一部以肥土鎮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飛氈》。《飛氈》中的肥土鎮包括了香港歷史發展的許多痕跡：它是個小島，華洋雜處、商業發達、有印度籍的看門人、棚屋起火、洋人書院等。在小說中，作者經常有意地從人物活動的交代中跳出來，把表現的對象轉移到整座城市上面。西西以城市作主角的小說還有兩部，這便是《浮城志異》和《我城》。和《飛氈》相比較，《浮城志異》和《我城》的情節還要弱一些，而人物原本在表意中所應承担的重要作用也變成引出城市形象的一種手段而已。它們不象《飛氈》那樣有一條城市興衰的基本線索，而只有無數的活動片斷來引出城市的各種景觀。大量的切換和分割無形中產生了拼貼的效果，使得情節發展的時間線索被一再地打斷。與此同時，內容的展開變成一種樹形結構，不斷地伸出新的枝椏，展示新的城市生活的橫斷面。在這幾篇小說中，城市成了真正的唯一的主角。西西是個很關注香港這座城市的作家。她并不太直接和正面的去思考這座城市，而是更愿意采用神魔的、童話的、幻想的寫法來把她心目中的生存環境理想化。即便是寫到人物，在西西筆下也都是那么單純和快樂，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你死我活。城市和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人們都是同樣的純凈和透明。在香港作家中，西西可以說是最富有童心的一個。這不僅因為小說中有許多帶有童話色彩的構思，更有許多富有童趣的設計。那些似乎是隨意的發揮和戲謔式的編排，讓人覺得她是帶著兒童一般的游戲感在寫小說。這自然導致了一些對小說而言本不該有的垢病，卻也從中提煉出了她看待香港這座城市獨特的眼光和心態。它顯得那樣的單純無邪，那樣的不愿意成熟。那種善良、天真、耽于幻想，好象有意地不去看透這個世道，好象寧愿欺騙自己，去虛構生活中美好的方面。也因為這樣，西西的小說才顯得不深刻，也不沉重。從六十年代開始寫小說以來，幾十年的時間過去，西西似乎一直停留在原來的經驗水平上。她以這樣的停留來保護自己的童心不受侵蝕。童心造就了她創作上的特質和風格，但也在無形中局限了她的發展。
　　較早介入現代派小說創作的幾個作家，對香港這座城市盡管有各自不同的態度和著力點，但情感趨向都顯得比較單一和極端化。這正表明了他們的創作意識還未能完全割斷與傳統的聯系，在現實經驗的提煉上依然沿襲了那種力求純凈的辦法。這之后，從整體的發展情況來看，作家對香港這座城市的審美態度日漸顯得復雜和多元。越是到近年來，那種生存的困窘越是強烈，對城市的反思也越是深入；無所適從、無所依歸的情緒和尋找新的精神家園的努力成了創作的一個整體趨勢。在社會轉型時期，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種種成規和定見都變成了疑問，許多問題需要重新加以思考。與此同時，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態度也變得不那么單純和清晰了。一些作家試圖通過對城市更深入的反省來確定新的價值立場；一些作家卻在超越原本狹窄的經驗范圍，在更廣闊的視野中來反觀自己的生存環境。在這方面，也斯創作的小說《剪紙》就顯得比他的前輩更有深度和文化意味。小說采用一種復調式的平行交叉敘述，通過一個男性（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我”）和兩個女姓（喬和瑤）之間的關系來展開七十年代香港的社會圖景。喬和瑤所生活的是兩個完全隔絕又完全不同的世界。喬是個都市里的中產階級，在一家出版機構畫插圖和搞攝影；瑤則生活在有中藥店、藤器鋪的小巷，以剪紙來打發時間。喬的世界是大眾傳媒，是西方藝術，充滿當代都市生活的氣息；瑤的世界則是民間藝術，是大陸的回憶，又帶著傳統留下來的種種痕跡。而“我”就穿梭于這兩個互不干涉的世界和這兩個互不關聯的女子中間。其實《剪紙》的創新并不主要地表現在一些現代的小說技巧上（如無標點、夸張和變形等），而是對內容的符號化處理，以及通過符號化來實現象征性表達以擴大小說的審美內涵這個目的。在香港小說中，表現中西文化沖突是個常見的主題。也斯的《剪紙》有意地避開了沖突的為人所見的一面，也避開了把沖突當作悲劇根源來揭示的現實主義的簡單化的表意策略。他把中西兩種不同的文化設定在不同的社會層面上，雖然不免帶著對現實的某種程度的改造和有意強化，但這正是為許多作家所忽視的香港社會不正常的生活本質之一。而“我”奔走于這兩個社會層面和這兩種文化之間所表現出來的無所適從和內心紛擾，與兩個在文本一再的互涉和轉述所編織起來的文化之網中被摧殘的愛情故事，一道完成了小說的表意。人在不同文化交織之中的不能兩全，表現為一種沒有歸屬感的心靈困頓。在《剪紙》中，也斯借助香港這座中西文化交匯和沖突的現代都市，來提出對都市、文化、人的生存這些更抽象、更有普遍性的問題的思考。從這方面看，《剪紙》在香港的現代派小說中無疑達到了相當不錯的精神高度。與也斯在不同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兩難處境相類似，屬于新生代的陳寶珍在《找房子》這篇小說中所要表達的實際上是同一個精神問題。這篇小說記述了兩個不同的女性在尋找屬于自己的房子時相似的生存難題。這兩個女性，一個是離婚的女人回到自己的娘家；一個雖然沒有離婚，卻不得不在丈夫離家時和公婆住在一起。兩個女性都處在成年女子一種不算正常的生活狀態里。她們似乎都面臨著類似的處境：在那個不屬于自己的房子里不約而同地成了一個“他者”。那個離了婚的女子表面上看似乎得到了自由，卻失去了她正常的角色地位；那個沒有離婚的女子表面上看似乎保有正常的角色地位，但卻失去了自由。小說結束在這樣的一段話上：“這時，城市平凡的街道上，半新舊樓宇之間，走過平凡的你我，各自尋找適合自己的房子。”兩個女性就這樣消失在她們尋找自己房子的矛盾和焦慮之中。陳寶珍的這篇小說明顯帶有女權主義思想的影響，但從找房子的象征意味中還是概括了香港人對這座城市的獨特感受，能引發人們對都市背景下的一般生存空間的諸多聯想。
　　都市人的彷徨、無依，以至失去了生存的根基，最終使一些精神的先覺者把他們的視野投向另外的一些方面。也斯的夫人吳煦斌的小說集《牛》有了更主動的實際行動。小說集中的短篇大都存在兩個基本的地理學意義的空間，這就是自然和社會。人物總是在這兩個空間來回穿行，不斷出現又消失，離開城市，走進大自然。在這些人物中，最常見的是一種沉默不語的男人。沉默是她的小說中最基本的意象。一方面是這些男人都不愛說話，另一方面是故意地不去表現他說話。也許正因為言語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工具，所以非常少的交談便使得小說不必在人與人的關系中來展開，而個人的獨處又總是與自然的景觀融為一體。人在與大自然的交流中學會了沉默，人也在沉默中變成大自然的一部分。這種沉默很容易讓人把它看作是被大自然塑造的結果。而在他們的身邊，吳煦斌又總是設計各種對沉默的男人感到好奇和神秘，被感動和被吸引，甚至追隨著他們而去的男女。這些更帶有都市生活色彩的人在作品中相對被動的姿態，以及他們對那些沉默的男人迷醉一般的追隨，無疑構成了吳煦斌小說中十分清晰和強烈的意識指向。而且幾乎一無例外地指向了大自然。當然，人物的走進大自然并不一定有具體的目的。或者應該說，吳煦斌是故意地不涉及到具體的目的。但也正因為目的的不具體，前因后果有意地交代不清，反倒表明了大自然和人之間超越現實利益的種種本質關系，比如自然的秩序和法則、人對自然的態度、人的自然本性、自然對人的報復等等。所以吳煦斌筆下的大自然并不總是柔美的，而且顯得格外的狂野、神秘和隔絕。她賦予大自然以超現實的生命，表現人物對山石草木的獨特感覺，往往帶給人神秘感和畏懼感。作者甚至會采用超現實的寫法來更充分地表現大自然的意志和力量對人的精神征服。特別是在香港這個狹小而又現代的大都市中，吳煦斌小說的審美價值取向其實從一個側面表現出她對這座城市的態度。與吳煦斌相類似而值得一提的，還有另一個新生代的作家董啟章的小說《安卓珍尼》。這篇小說的副標題是：“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它敘述女主人公離開丈夫給她安排好的安逸生活，而跑到森林中去尋找一種只靠雌性即可單性繁殖的動物斑尾毛晰。整部小說的情節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大量的有關斑尾毛晰的生物學知識介紹；一是女主人公在尋找斑尾毛晰的過程中和她的丈夫、小姑和森林中一個沉默的守林人之間展開的關系。從表面上看，《安卓珍尼》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女權主義的小說文本。圍繞著女主人公的這兩個男人，一個是成功的商人，舉止文明卻以語言的暴力來統治她；一個是粗野的守林人，基本上不說話，卻用肉體的暴力來統治她。她只和丈夫的妹妹建立深厚的感情，并一塊去尋找一個沒有男人，卻可以擁有她們共同的孩子，可以讓她們生存下去的地方。意味深長的是，這個地方恰如“不存在的物種”斑尾毛晰那樣，也是不存在的。而更富有象征意味的則是，就在守林人強暴她的那個瞬間，女主人公看見了斑尾毛蜥正在向她注視。“在安卓珍尼身上，我看見自己的命運。”無論是在哪里，她都沒有辦法逃脫男權社會的統治。小說的深刻之處，就表現在作者不是一味地簡單地為女權主義唱頌歌，而是在為女性的生存辨護的同時，也看到了這種前衛意識的局限，由此使讀者更進一步去思考整個人類的命運，以及擺在他們面前的種種生存難題。董啟章在抒寫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態度之同時，也在更一般的意義上超越了香港狹小的經驗范圍，這是《安卓珍尼》在藝術上最值得重視的地方。
　　而當著在香港找不到自己的“房子”時，也是屬于新生代的女作家黃碧云對香港的逃避卻表現為另一種方式。第一部小說集《其后》收入了黃碧云的八篇小說。《其后》中的大部分小說都是一些遠離香港去飄泊的故事。這其中，《愛在紐約》是頗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說中四處彌漫著的那種飄泊感在情節的不同維度和層次中展開。主人公宋克明交往的三個女性始終給人的印象都是居無定所，四處游蕩，在克明的生活中不斷地介入和逸出。而作為敘述者的宋懷明也從德勒斯·德薩斯飛到紐約投奔哥哥宋克明，又在經受了一番內心的創痛之后由紐約飛往洛杉機。當然小說寫得最有力度的還是主人公宋克明內心無所依傍的那種飄泊感。宋克明的內心飄泊是一個香港人在美國的基本感覺。這種飄泊隱含著黃碧云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態度。飄泊不是旅游，不是撈世界，而是主動地割舍和生養的城市那種物質和精神的聯系。然而香港的過去又活在人物的內心深處，以母親的半綹發之類的形式維系著。既避之又趨之，逃到遠遠的地方去作無盡的思念，這就是黃碧云式的獨一無二的生存經驗。冥冥之中，黃碧云心中似乎一直有一股揮之不去的對香港這座城市的怕意和恨意，這在第二本小說集《溫柔與暴烈》中表現得更強烈。對于恨，在黃碧云的筆下也照樣寫得十分平和。恨也象愛那樣，不是什么情感的需要和流露，作者更多地是把它歸之于因為逃離城市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其后》的精神狀態是茫然和漠然，是漂泊感和分離意識；《溫柔與暴烈》中的精神狀態則是長期的飄泊無依給心靈造成的傷害，是各種精神病狀，是破壞性和毀滅感。兩部小說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脈絡便在這里了。
　　從西西對香港那種童心般單純的愛和劉以鬯、昆南對現實的不滿，到黃碧云、董其章在逃離香港之同時所積累下來的復雜情感，不管呈現在作品中的內容多么色彩紛繁、形態各異，這些現代派作家都把香港這座城市作為他們最基本的訴求對象和審美對象。人物不再以他們的性格和命運去承担過份沉重的表意任務，而大都成了抽象的符號，分別代表著有關城市生活的諸多本質或者作家對城市的種種感覺。不同的作家有他們自己的“香港情意結”。這個“情意結”概括了他們的身世和經歷，容納了他們最基本的心情意緒。而當他們試圖從現實的生存中超越出來，去提煉自己對這座城市的基本感覺時，不難發現一個趨勢：這就是隨著城市本身的發展以及與之而來的在香港人心靈中的投射，他們的態度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而且努力地在感性和理性的不同層面上超越香港狹小的地理范圍和經驗范圍。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是，這些現代派作家都不愿意采用困在圍城中去看香港的創作視角，也不愿意停留在對香港的滿腹牢騷和憤憤不平上。由生存的困窘所引伸出來的那種內心無所依傍的感覺，反過來使他們從香港之外的其他地理空間去尋求新的精神歸宿。于是小說中共同的尋找和飄泊的主題，便既包含著被作家提煉出來的一種內心感覺，又成了他們為爭取更踏實的生存所采取的實際步驟。與此相聯系，越出香港也便不僅是主題表達的需要，更是他們自覺地克服創作的局限，在題材范圍的擴大中去改變原本過于狹小的視野和經驗結構。當大自然和世界的其他都市被包容到他們的作品中時，可以看出他們的一種努力：這就是把目光投向香港之外，把目光拉高，以便用一種超拔的姿態來俯視，看出一些對香港人的生存而言是更本質的東西。
　　
　　
　　
小說評論西安42～4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顏純鈞19991999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42～4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顏純鈞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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