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說中的的儒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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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汪曾祺小說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一,汪曾祺小說中儒道佛思想的體現。二,儒道佛思想共同構成汪曾祺小說中和諧之美。三,汪曾祺的人生閱歷、文化修養、創作思想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關鍵詞 汪曾祺小說 中國傳統文化 儒道佛思想 和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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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小說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筆者試就儒道佛思想在其小說中的表現、意義及其成因作系統的論述。
      一
  儒道佛思想對汪曾祺小說的影響,作家自己認為,影響最深的是儒家思想。他在《我是一個中國人》一文中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影響。我接受了什么影響?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禪宗?都很少。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1〕儒家思想在其小說中表現如下。
  (一)剛健自強的人生態度。突出表現在《落魄》和《故人往事·如意樓和得意樓》。這兩篇寫的是生意場上的事情。前者寫抗戰時期內地一家小飯館里一位精明能干的南京人和一位自甘報棄的揚州人;后者寫胡老板的自信自強和吳老板的萎靡不振。通過對兩類人物的描寫,鮮明地表現了作者對南京人和胡老板的贊同,對揚州人和吳老板的鄙視,表現了儒家“一個人要興旺發達,得有那么一點精氣神”的積極的人生態度。
  (二)“義以為上”的價值觀念和由此形成的崇高的人格氣節。《徙》中寫小學教員高北溟身處惡境,卻不茍合于世。他面對世俗的壓力和權勢的排擠,始終保持著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清高方正的品格。為了恩師的遺稿能被刻印,他省吃儉用,甚至不惜犧牲愛女的前途。在《故鄉人》中,寫王淡人以行醫為生,卻免費為窮苦的鄉人看病治病;家鄉發大水,他冒著生命危險救治鄉人,全然不顧個人安危。《故里三陳·陳泥鰍》中,寫陳泥鰍“也好義,也好利。”她救死尸討價還價,救活人則不計報酬,救上來的人一無所有了,他連姓名也不問,還把自己的積蓄無償地周濟孤寡老人。這種尚義精神是儒家義以為上思想的表現。在《雞毛》、《撿金子》以及《故里雜記》中的《李三》和《魚》等篇,則斥責了見利忘義的卑劣行為,從反面表現了“以義為上”的主題思想。
  (三)對仁愛思想的表現。對儒家仁愛思想的充分體現構成了他的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歲寒三友》表現的是朋友間的艱苦與共。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為人善良,熱心公益,從不做傷天害理的事。王瘦吾和陶虎臣在靳彝甫要資助的時候,慷慨解囊,為其湊足出門求生的路費;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瀕臨絕境時,毅然變賣了三塊愛如性命的田黃石章。這種相濡以沫之情,真是感人至深。《故鄉人》中的“釣魚先生”王淡人更具一顆博大的仁愛之心。他不但以一技之長扶危濟困,且主動為一破落的無賴子弟免費治疽,還供他飯食大煙。他心里想的只是“不給他治,他會死的”。這種友愛親仁精神在汪曾祺小說中有著多方面的表現,父母子女之愛,兄弟姐妹間的愛,夫妻之愛,未婚男女之愛,師徒之愛,朋友之愛,同事之愛。這種仁愛精神充溢在作品的字里行間,匯成為作品的主旋律。
  道家思想對汪曾祺小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小說人物生活態度的曠達超脫,適性得意。《徙》中的談甓漁和《鑒賞家》中的季táo@①民都有濃厚的出世思想。他們都是地方名士,卻不諳世故,一個閉門讀書,一個在家作畫;一個連錢都不會數,一個最討厭世俗的應酬。談甓漁為人“無貧貴賤,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都談得來”;季táo@①民與果販葉三結為至交,同室論畫,視為知己。這種率性而為,曠達超脫的人生態度不僅見于談、季這樣的地方名士,也體現在眾多下層人物身上。《歲寒三友》中的窮畫師靳彝甫雖然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卻“活得有滋有味。”他種竹,養花,放風箏,斗蟋蟀,賞田黃石章。《雞鴨名家》中的余老五在辛勤勞作之余,總是提了那把其大無比細潤發光的紫砂茶壺,在街上閑逛,聊天。還有《安樂居》中的酒客們。《大淖記事》中的挑夫們,以及《職業》中的小學徒等,在艱苦的生活面前都保持著通達樂觀,不為物累,怡然自適的開闊胸襟。至于《故鄉人》中的王淡人的面河垂釣,“一庭春雨,滿架秋風”般的閑適淡泊和《打魚的》里的打魚人的平平靜靜,則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道家的致虛守靜,返樸歸真。還有《云致秋行狀》,寫云致秋順境、逆境能處,能進退。遇強力能迂回而進,遇挫折能委曲求安。這是老子謙下不爭,以柔弱勝剛強思想的體現。
  汪曾祺小說也反映了一些佛教思想。《復仇》、《幽冥鐘》兩篇,其題材或直接取自佛門,或與佛門緊密相連。前者寫一個復仇者由立志復仇到放棄復仇的故事。作品雖以《莊子·達生》中的“復仇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為題記,實則表現了佛家的慈悲思想。后者寫承天寺夜半的鐘聲。作品通過寺中救度眾生的菩薩、相貌清癯的和尚和柔和悠遠的鐘聲等意象,表現了佛門救苦救難的思想。《螺螄姑娘》則通過一個種田人的遭遇,表現了佛家善惡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的現世報應觀念。汪曾祺小說還表現出一種禪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受戒》寫荸薺庵這一佛門圣地,“無所謂清規,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和尚們可以唱情歌,可以有相好的,可以娶妻生子。他們經常打牌,玩銅蜻蜒套雞,從不知道有什么束縛,更不知道有什么規矩。他們只是按照清凈無染的心性做著各自想做的事情,從中感受著生命的歡樂。這種恬淡自如的生活方式正體現了中晚唐以后禪家的“不生思慮,直指本心”的“見性”之法。
  綜上所述,可見汪曾祺小說深愛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其中既有儒家對人生的積極追求,剛健自強的生活態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遠大的理想,又有佛道的隨心任性,清凈無染的思想和佛門的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博愛之心。構成了一個和諧人生。
      二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儒道佛思想共同影響著汪曾祺小說,其中有對立因素的統一,也有非對立因素的協調,共同構成為和諧的人生。對立因素的統一主要體現在儒家的入世與道家的出世之間。汪曾祺小說中人物多具儒家的入世思想。他們對沉重的人生抱著積極樂觀的態度,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努力向上,經世濟民。一旦理想破滅,便往往由入世轉為出世。《歲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精明強干,各自經商,期望發財。然而,現實無情地粉碎了他們的理想:王瘦吾的草帽廠被擠垮了,陶虎臣的炮仗店被迫關了門。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靳、王、陶相約來到了酒樓上,要在一醉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脫;《徙》中的地方名士談甓漁,累考不進,便無意仁途,每日只是閑散街頭,抽煙喝酒,傍花隨柳,言談舉止,全無約束,大有魏晉狂士的味道。這類人物是在理想破滅后由入世轉為出世的,這種轉換有較明顯的變化。體現在更多的人物身上,這種入世與出世的相互對立的人生態度則似乎本來就是統一和諧的。《雞鴨名家》中的余老五也勤勞,也閑散。炕蛋期間,他兢兢業業,一絲不茍,使出了渾身解數;炕蛋之后,便提了茶壺,在街上逛來逛去,閑聊,喝酒,吃茶,自在得愜意。《故鄉人》中的王淡人一面治病救人,仗義疏財,一面面河垂釣,淡泊得超脫。《打魚的》里的打魚人每日在風浪中張帆捕魚,內心卻平平淡淡,既無興奮也無憂愁。還有《安樂居》里老酒友們,《故人往事》中的戴車匠、老白,無不集辛勞勤懇與恬淡逍遙于一身,入世與出世就這樣和諧地統一在他們的生活中。
  達成這種和諧的原因,除了創作主體的因素之外,與儒道思想各自的特質相關。儒家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經世濟民的偉大抱負,“仁者愛人”的社會倫理道德準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生觀念以及其它種種對人生的規范都過于強調了個體生命的價值和作用,卻往往掩蓋了生命本身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于是,當人的理想與現實世界發生沖突的時候,人生的痛苦和個體生命的渺小便自然地凸現出來,此時,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在理想和修養的支撐下以身抗衡顯然是不現實的,而道家卻以超然自適、清凈無為的生存方式承認了生命本體的內在價值。這樣,人便由積極的入世濟世轉為消極的出世避世,這就是談甓漁王瘦吾們由儒而道的原因。
  毫無疑問,道家的出世避世成了理想失落后的人的心靈的一種價值補償,但是,它在汪曾祺筆下的人生世界中并沒有作為一種完美無缺的生存方式而出現,否則,出世必將代替入世,這顯然不是汪曾祺筆下的人生。這是由道家自身特質決定的。我們知道,道家將“道”推至宇宙本源的地位,而道創生萬物依循的是自然而然的法則。因此,“自然”便作為一種規則在道家思想中占有至高的地位,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那么, 道家的人生哲學也只能是自然無為了。這種人生追求的極境,是超越人世的孤獨與泯滅情感的冷漠,即《莊子·大宗師》所謂:“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己乎”的境界。這種孤寂清虛的人生很難為一般人視為幸福。顯然,在汪曾祺筆下,入世與出世都沒有被作為一種理想的人生方式而占有獨尊的藝術地位,他尋找的是一種更理想的人生。克爾凱戈爾說:“要是一個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多少有點意思,而不是象動物那樣,壓根就不曾仰望過什么,要是一個人想使自己的生活充實,而不是把自己交給有若浮云一般東西,不是急不可待地讓自己為過眼煙云的幻象所惑,也就是說,既不使自己的生活百無聊賴,又不無謂奔忙,那么,就必得要有某種更高的東西存在。”〔4 〕在汪曾祺小說的人生建構中,這更高的東西就是入世與出世構成的和諧。他筆下的人物,熱愛生活卻不執著于功名利祿,淡泊超脫卻又沒有對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慨嘆,瀟灑通達卻不對著人生談空說無,返樸歸真卻不忘人間的是非美丑。一方面,他們有熱情,有活力,渴望實現一己的價值;另一方面,他們又達觀安命,“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丑窮。”〔5〕儒家給他們以信念和努力,道家又給他們以自由和解脫, 人生由此呈現為一種美,和諧的美。
  非對立因素構成的和諧主要見于人與人之間的仁愛和對現實生活的超脫。儒道佛各自的思想體系中都具有強烈的仁愛精神。孔子講“仁者愛人”,“泛愛眾”,孟子講“親親,仁民,愛物”;道家雖然沒有正面提出友愛精神,但其絕巧棄智,柔弱無己,自然無為的人生哲學卻正可以形成現實中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諧;而以涅pán@②為最高境界的佛教,實質是以救人離苦為目的。其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慈悲喜舍,普度眾生的救苦救難精神,正顯示了一顆博大的愛心。三者的影響形成了汪曾祺小說中的愛的和諧。在這個“小民百姓”的世界里,人們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平靜地生活著,他們沒有過多的奢望,也沒有過多的悲傷,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溫厚、友善、熱情、真誠。朋友間的相濡以沫,夫妻間的同甘共苦,父子間的慈愛孝順,鄉鄰間的同舟共濟。就連那位代父復仇的負劍者,心里也盛滿了愛的溫馨。也愛秋天的山花,愛井邊打水的小姑娘,愛她的白發的母親,也愛廟里敲磬的和尚。這種愛終于化解了他內心的仇恨,心靈由此獲得了自由與和諧。
  汪曾祺小說的人物對現實生活的超脫而形成了和諧是可以理解的。道家以為理想的人生應該是清靜無為的。佛教主“空”,認為執則為妄,萬物是空。《中論》偈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既然世界為空為無,那么人的努力也是虛幻不實的,是“妄念”,是“錯用心”,于是,消極避世,忍辱無諍,清凈寂滅便成了佛家最高生活原則。積極入世的儒家與出世似乎沒有任何聯系,然而,儒家的價值追求不僅不否定人已物我的和諧,而且以為和諧是一種美。這種和諧與道家的清靜無為和佛家的適意自然不無相通之處。《論語·先進》記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顯然體現出一種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人生審美情趣。它與佛道的清靜無為、適意自然一起,構成了汪曾祺小說中的人物對現實生活的超脫。這是一種充滿著和諧之美的生活境界,此中的人確有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澄明的心境,一種充滿了詩意的恬淡自適,一種擺脫了名利羈絆后的輕松自由。這種超脫的和諧美在《故人往事·收字紙的老人》中達到了極至:“化紙之后,關門獨坐,門外長流水,日長如小年……老白活到九十七歲,無疾而終。”此中的生命已超越了時空,與天地萬物同一,進入了無心無念的化境。
      三
  汪曾祺的人生閱歷、文化修養和創作思想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響。
  汪曾祺出身于江蘇高郵的一個書香之家。祖父有功名,父親極富生活情趣,種花養鳥,斗蟋蟀,畫在當地有些名氣。汪曾祺十八歲以前在家鄉度過。家鄉有很多寺廟,他小時常到寺廟玩耍,在廟里看過釋迦牟尼、觀音菩薩和其它佛像,看過廟里的廣庭大樹,看過和尚做法事,敲擊法器,唱“嘆骷髏”。他還在鄉下的一個小庵里住了幾個月,認識了一個小和尚和小英子的一家。他對家鄉的喪禮、放荷燈等風俗頗感興趣,還看過銀匠店的銀匠制作小羅漢,畫匠畫“家神菩薩”,竹匠做草子,以及布店門上的一副對聯。國文教師高北溟的清高正直,鄉人的勇敢和樂觀也留給了他很深的印象。儒道佛思想深刻影響著童年時期的汪曾祺,對他的人生觀的形成和日后的創作有重要影響。《受戒》、《大淖記事》和《徙》等篇,寫的幾乎完全是這段生活的見聞。此時他雖未成年,但已初具樂觀和仁愛之心。他在憶及這段生活時說:“街里的人對挑夫是看不起的……但我真的從小沒有對他們輕視過。”〔6 〕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汪曾祺主要受到沈從文的影響。沈從文是個具有抒情氣質的作家,他用微笑注視著世界,用博大的愛心來擁抱人生。面對著當時農村社會的正直樸素的人情美的消失殆盡,做人的義利取舍是非辨別的日趨泯沒,和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庸俗的人生觀,他執意描繪著湘西這片美的土地,歌頌著這片美的土地上的人的善良樸素和正直純粹,將熱情寓于恬靜,沉重融入樂觀。他是一位兼有入世和出世之心的作家,是詠嘆著天地間的大的和美的詩人。可以說,他對生活的樂觀和摯愛影響了汪曾祺整個人生和創作態度。汪曾祺提及沈從文時,總是離不開他的博大的仁愛精神,說他是位“仁者”,有“仁者之心”,對祖國的山河草木“用一顆藹然仁者之心愛著。”故而他的人生和創作態度一直是樂觀的積極的,這是一種儒家精神。汪曾祺還曾具體談到沈從文對他的影響:“我在舊社會,因為生活的窮困和卑屈,對于現實不滿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讀了一些西方現代派的作品,對于生活形成一種帶有悲觀色彩的尖刻、潮弄、玩世不恭的態度。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發覺了這點,在昆明時就跟我講過;我到上海后,又寫信給我講到這點。他要求的是對于生活的‘執著’,要對生活充滿熱情,即使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也不能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一無可為”。〔7 〕此時的汪曾祺正處于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形成時期,創作也剛剛開始,應該說,沈從文對于汪曾祺思想和創作的影響是起了決定作用的。解放后,汪曾祺又有當右派,下放勞動,文革等經歷。用他的話說:“中國的各種運動,我是一個全過程。”〔8 〕雖然經歷坎坷,但其親民思想和樂觀精神沒有變。他說:“我筆下的小民百姓,沒有壞人,因為我不愿去寫他。這跟我儒家的思想宗旨有關。我下地勞動,艱苦受難,也還是那么回事,捱過了。”〔9 〕這種寬厚仁愛通達超脫正是儒道的思想品格。
  汪曾祺還在其他方面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例如,他喜愛風俗畫。諸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圖》、《踏歌圖》、《貨郎圖》,清代的《鬼趣圖》、《老鼠嫁女》,他都很喜愛。因此,在他的小說中出現了眾多風俗畫面,以至有些評論者徑稱其為“風俗畫作家”。汪曾祺認為風俗是民族情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生活中詩情的外化,是抽象的民族情感的具象。他說“我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10〕顯然,他是從美學的角度來理解風俗的內涵的。風俗體現了一個民族對生活摯愛樂觀和從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悅,體現了一個民族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其核心是人生的藝術性。其中包含著濃厚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又如,中國筆記小說對他也產生深刻的影響。《世說新語》、《夢溪筆談》、《容齋隨筆》,以及歸有光的名篇等等,他都喜愛。其中,歸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事”尤其受到他的推崇。
  在創作思想上,也可見其受到儒家文藝思想的深刻影響。他注重文學創作的社會效果。他說:“我有個樸素的古典的中國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過去有人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者先是社會的得失……一個作品寫出來放著,是個人的事情;發表了,就是社會現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對讀者負責。”〔11〕在這種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下,他強調作者要熟悉生活,更強調作者“必須有思想,有自己的思想。”“對于生活,對于生活中的某一種人或事,總得有自己的看法。”〔12〕汪曾祺重視作品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也追求一種純樸和諧之美。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13〕“我要把它寫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詩意。”〔14〕這是怎樣的美呢?他在《我是一個中國人》中這樣說:
  我很喜歡《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我以為這是一種很美的生活態度。
  我欣賞孟子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我認為陶淵明是一個真正的儒家,“暖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呔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我很熟悉這樣的充滿人的氣息的“人境”,我覺得很親切。
  可見,他追求是一種純樸和諧和具有勃勃生機的生活境界。這是一個充滿生命活力的世界,一個率性而為沒有束縛的世界,一個安靜和樂沒有紛爭的世界,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以儒家為主流,儒道佛精神共同構成的一種藝術的人生。*
  注釋:
  〔1〕〔6〕〔7〕〔10〕〔11〕〔12〕〔13〕〔14 〕汪曾祺《曉翠文談》第38、10、129、108、26—27、34、4、24頁, 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3月版。
  〔2〕慧遠《三報論》。
  〔3〕《老子》第25章。
  〔4〕克爾凱戈爾《宗教的激情》, 轉引自劉小楓《拯救與逍遙》第2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莊子·天地》。
  〔8〕〔9〕汪曾祺《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見《上海文學》1988年4期。
                  (責任編輯:陳軍)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勹加缶
  @②原字為般加木
  
  
  
廣東教育學院學報廣州41-4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江/石杰19961996 作者:廣東教育學院學報廣州41-4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林江/石杰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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